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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八字正部位斜上位什麼音樂的簡單介紹

解夢佬
小八字正部位斜上位什麼音樂

● 從衣著暴露、做出性感動作到號稱“線上打賞線下可約”,從連麥PK人身攻擊到“佛媛”“離媛”“病媛”各類“媛”……當前仍有不少主播在網絡平臺發布低俗視頻或進行低俗直播,以此吸引流量

● 目前法律并沒有對低俗的具體內涵進行界定,一般以公眾的通常認知作為判斷標準,比如價值導向不正確、違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違反公序良俗等

● 建議完善主播信用機制,增加網絡平臺處理權限,統一懲戒規則,建立聯合懲戒機制

□ 本報記者 韓丹東

□ 本報實習生 王意天

10月15日晚,某直播平臺,推薦頁上展示著一張大尺度的直播間封面圖。《法治日報》記者點擊進入這個名為“戴上耳機”的直播間看到,鏡頭對著女主播脖子以下,女主播穿著暴露,雙腿呈“W”的姿勢跪在鏡頭前。

在記者觀察的兩個小時里,女主播全程沒有說過幾句話,在令人浮想聯翩的背景音樂聲中,做出一些性感動作。當有人打賞時,女主播就會將嘴巴靠近鏡頭“親親”。該直播間當晚的觀看量超過了200萬人次。

這只是短視頻直播平臺中充斥大量低俗負能量內容的一個縮影。

從衣著暴露、做出性感動作到號稱“線上打賞線下可約”,從連麥PK人身攻擊到“佛媛”“離媛”“病媛”各類“媛”……記者近日調查采訪發現,當前仍有不少主播在網絡平臺發布低俗視頻或進行低俗直播,以此吸引流量。有業內專家接受采訪時建議,通過建立完善主播信用聯合懲戒機制等方式整治這一亂象。

穿著暴露語言輕佻

打色情擦邊球引流

今年10月1日,上述直播平臺發布主播違規管理辦法明確,禁止傳播、表演帶有性暗示、性挑逗等易使人產生性聯想的內容,包括:做出讓人產生性幻想的動作;帶有性暗示的撩起、拉扯衣服等動作;發出可能引起他人性欲的聲音等。

但記者最近連續多日觀察該直播平臺發現,其推薦頁中存在大量與“戴上耳機”類似的女主播頁面,點擊進入直播間看到,里面一些女主播穿著暴露、凸顯性感部位。這些直播間的觀看量動輒數萬或幾十萬。

不僅僅是上述直播平臺,記者調查注意到,很多短視頻平臺都存在主播打色情“擦邊球”博關注的情況。

北京印刷學院的小林同學是個宅舞愛好者,經常通過短視頻平臺觀看舞蹈視頻,“現在舞蹈區怪怪的,很多人都不關注舞蹈本身,反倒是穿著暴露的博主隨便扭一扭就可以獲得高點贊量”。

“只要是有挑逗刺激的,往往就能吸引流量。”在華北電力大學上學的小鄭同學說。他是一名網絡游戲發燒友,也經常看網游直播,他發現現在越來越多的女主播在直播時,衣著大膽、語言輕佻,一些留言污穢不堪,“特別容易讓旁人誤會自己在看淫穢視頻”。

10月16日晚,記者隨意點開一些網絡平臺的直播間看到,有的女主播身穿剛好裹住胸部的裸色上衣,在與其他主播PK輸掉后在直播間表演抖胸;有的女主播拿出多件抹胸讓粉絲選擇,等點贊數達到一定量后,走向鏡頭前的窗簾后面直播更衣。

一名女主播對粉絲說:“自己已被多次封號,封號后會在小號繼續直播,歡迎粉絲加其小號。”

還有直播以“線上打賞線下可約”為噱頭,鼓動粉絲打賞打榜。“來到我們直播間,這個夜里就放肆。今晚榜單的前4位可以從四位妹妹中選一位。可以滿足你線上線下任何一個過分的要求……”在一直播間里,主持人賣力吆喝著,4名女性背對著鏡頭站成一排,屏幕上的一些留言不堪入目。

記者隨后以一名女大學生的身份私信聯系了該直播間負責人,提出想要加入該團隊。對方為廣東省東莞市一家傳媒公司,負責人稱:“我們這邊是做‘女團’,女主播有無才藝均可,年齡在18歲至28歲之間,保底工資8000元,有點‘小任務’,輕輕松松上下班。”

當記者提出“線下約”有危險的擔憂時,該負責人說:“主持人在直播間的作用就是坑禮物,主播配合主持人即可。所謂線下的要求是沒有的,但是要加微信和對方聊天,沒有所謂的做污的東西。我們只是在直播間用恍惚的言語去騙禮物。”

低俗直播層出不窮

吸引流量直播帶貨

“我和老公剛辦完離婚手續,他就說出了隱情,我當時淚崩了”“辦完離婚手續,我們就去了一家離婚酒店,這是給離婚的夫婦準備最后一頓晚餐的酒店,我們吃完飯后當場抱頭痛哭”……這是一些短視頻平臺上“離媛”們共同的臺詞,她們化著精致的妝,拿著離婚證訴說自己的不幸,再發出數十條短視頻,積累一定量的粉絲后,就開始直播帶貨。

記者近日在一些短視頻平臺上搜索“離媛”二字,發現有的短視頻平臺會跳出“請對虛假人設、借機營銷行為說‘不’”的溫馨提示,有的平臺上仍然有不少以此博關注的主播、博主。

除了“離媛”外,近期社交、短視頻平臺上還出現了大量“佛媛”“病媛”“菜媛”等各類“媛”“媛媛不斷”,通過“立人設”來吸引流量。

如“病媛”指的是在網絡平臺上放出自己患乳腺癌、甲狀腺癌等患病經歷,穿著病號服拍出精致照片的女性,她們在積累粉絲后往往號稱自己已經痊愈,然后分享治療心得、推銷保健產品。

除了各類媛,網絡平臺上還充斥著各種不文明的PK直播。前網紅“鐵靠山”便是靠著在短視頻平臺上與他人直播PK罵臟話一炮而紅的,“臥嫩疊”(即“我是你爹的”)等是其直播PK的習慣用語。9月16日,“鐵靠山”被網絡平臺永久封禁。

但記者調查發現,當下連麥互罵,語言粗俗不堪的情況仍大量存在。在一系列直播視頻中,兩名主播連麥PK,侮辱性的詞語接連不斷,大量粉絲在直播間助威、點贊、送禮物。輸掉的一方往往要接受低俗懲罰。

這些低俗懲罰包括:跑步抖胸、現場脫內褲、將內褲塞進嘴里、喝超過身體負荷的水、大量吃辣醬等刺激性食品、用刺激性物品涂抹眼睛等。

還有扮丑的、穿奇裝異服的、虐殺小動物的……低俗、負能量短視頻、直播層出不窮。將臉上涂得慘白,嘴唇涂成黑色,額頭上寫著“死”字,身體隨著音樂晃動……記者搜到一些“土味”視頻,感覺無法直視。

“現在很多短視頻、直播真的是毫無下限。色情的、暴力的、扮丑的,各種各樣的,我都不敢在孩子面前刷短視頻,就怕對孩子造成不良的影響。”北京一位陳姓家長說,他的孩子上小學五年級,周末允許孩子玩一會手機,但他把手機里的短視頻App都給刪了。

對此,廣東的王女士深有同感,作為兩個孩子的母親,她特別反感刷短視頻刷到這些內容。她舉例說,現在很多主播滿嘴網絡臟話,孩子聽到了也跟著學。她希望加強對網絡短視頻內容的監管,要多傳播一些積極的、正能量的內容。

何為低俗缺乏界定

為獲流量沒有底線

為什麼網絡平臺上的低俗直播、短視頻泛濫?

在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看來,原因是多方面的,罪魁禍首就是流量變現。

他分析說,當下,網絡主播正處于二代網紅到三代網紅的拓展階段,不少網紅都是草根出生,通過一兩個短視頻或資本運作“火”了起來,他自身沒有才藝去留住流量,特別是本來就靠低俗內容“上位”的主播,只能繼續靠低俗甚至無底線、無下限來留住、獲取流量。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9月2日被全平臺封殺的網紅“郭老師”。“郭老師”曾經直播日常生活,幾乎無人問津,卻因一個浮夸吃獼猴桃的視頻爆紅網絡。后來,沒有梗的“郭老師”為留住和獲取流量,直播愈發低俗:露屁股,拿起沾著不明液體的內褲……

另外,網絡主播所簽約的MCN公司(即網紅經紀公司)也是導致低俗直播頻出的一個重要原因。

朱巍說,因為絕大部分主播一開始都是自己干,小有名氣后一般都會有MCN公司找其簽約,而每個MCN公司的KPI指標存在差異,部分公司可能為了吸引流量而要求主播在直播間做出低俗的行為。

“MCN公司就像一個中間商,一端連接著網紅,一端連接著平臺,一端連接著有各種各樣需求的公司。”朱巍說,這些公司很可能為了流量和流量變現而促成低俗直播。

實際上,各大網絡平臺也注意到了直播、短視頻存在的亂象,在近期紛紛出臺、完善直播規范,明確低俗PK懲罰,通過聲音、動作進行低俗表演等行為,對這些無下限博眼球的直播行為進行整治,采取限流、封禁等懲治措施。

湖南長沙作為網紅地,近年來吸引了不少來自全國各地的主播進行戶外直播,少數主播以低俗、粗俗等舉動博人眼球、換取流量的不文明行為引來爭議。10月12日,長沙市網信辦、市公安局等部門聯合開展戶外低俗網絡直播行為集中整治行動。

而早在2020年3月施行的《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明確,網絡信息內容生產者應當采取措施,防范和抵制制作、復制、發布含有“宣揚低俗、庸俗、媚俗內容”的不良信息。

那麼,究竟哪些行為屬于低俗的范疇呢?

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管理學院文化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鄭寧說,目前法律并沒有對低俗的具體內涵進行界定,一般以公眾的通常認知作為判斷標準,比如價值導向不正確、違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違反公序良俗,包括拜金主義、炫富、炒作緋聞劣跡、衣著暴露等。

“雖然低俗在法律上沒有明確的界定,它可以說是個人品德和道德的一種權利,但如果把傳播低俗內容作為一種吸引流量的方式,并且進一步影響公共層面,那就另當別論了。”朱巍說,未成年人尤其易受低俗內容的影響,法律對于互聯網平臺上發布、傳播可能影響這一群體身心健康的信息作出了明確、嚴格的規定。

根據新修訂的未成人年保護法,網絡服務提供者發現用戶發布、傳播可能影響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且未作顯著提示的,應當作出提示或者通知用戶予以提示;未作出提示的,不得傳輸相關信息。網絡服務提供者發現用戶發布、傳播含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內容的信息的,應當立即停止傳輸相關信息,采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處置措施,保存有關記錄,并向網信、公安等部門報告。

完善主播信用機制

統一平臺懲戒規則

針對網絡空間低俗直播、短視頻頻出的現狀,朱巍建議,要對主播的行為進行整治,要求主播按照相關規定規范直播內容。

目前,各大網絡平臺都有一些規范對主播行為進行規制。記者注意到,這些規范大多對主播的違規行為劃分了等級,并作出對應的處罰措施,包括永久封禁主播賬號、永久封禁開播、給予警告、斷流、封禁開播權限等。

“同時應該完善主播信用機制,即主播出現問題后,其信用度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朱巍說,封號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主播被封號后仍然有機會開設新賬號重新直播。

記者梳理發現,一些網絡平臺其實都建立了主播信用評價指標,提出根據主播歷史場次的處置情況,對其安全信用分進行扣除,影響分值的因素包括違規的直播場數、違規類型、違規級別等。

“但目前各直播平臺之間的主播信用值并不通用,懲戒規則也不相通,把握尺度是有差異的。”朱巍說,由此可能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比如在A平臺上禁止某位違規主播直播,而B平臺仍然允許該主播進行直播,那麼這名主播可能會把A平臺的粉絲帶至B平臺,“這樣一來,平臺或許會因為擔心用戶流失而不敢對違規主播下手”。

他建議各直播平臺增加平臺處理權限,統一懲戒規則,建立聯合懲戒機制,“即一名主播在某平臺出現問題,那麼其在其他平臺上的內容也應該一并下架,在其他平臺也不能直播”。

朱巍提醒,主播背后的MCN公司也不容忽視,應對其加強規范。

“一方面要反對低俗,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公眾表達自由的權利受到限制。因此,建立一個大多數網絡平臺都適用的底線性規則是很有必要的。”朱巍說,“例如建立禁止行為名單。”

制圖/李曉軍

來源:法治日報法治經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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