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神論在中西方都有悠久的傳統。在反對宗教神學的過程中，無神論匯成巨大的進步思想潮流，為人類歷史從野蠻、蒙昧走向文明、智慧做出了巨大貢獻。當代世界，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已成為兩種不同人文精神的主要代表。通過中西無神論比較，我們可以獲得許多寶貴的啟示，這對于推動中國乃至世界的文化發展、社會發展，都將產生積極的影響。
無神論作為一種進步的世界觀，一種引導人類積極向上的精神力量，對社會發展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它使人類擺脫自己制造出來的虛幻權威，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激發人們對現世幸福的追求和肯定，同時也極大地激發了人的創造能力，不僅促進了文化的發展，也促進了經濟和政治的發展。
丁郁：《中西無神論比較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引發科技革命，推動經濟發展經濟對無神論的發展具有決定作用，但另一方面，無神論的觀念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和調節著人們的經濟生活，也會促進經濟的發展。無神論世界觀本身不會創造財富，但它可以使人擺脫思想枷鎖，自由、如實地認識世界，發揮自己最大的創造力，創造出更多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
首先，無神論能夠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進而推動經濟發展。有神論是愚昧無知的產物，是經濟發展的大敵，而無神論倡導知識，反對愚昧，可以為經濟發展掃除思想障礙，提供必要的科學技術及相關知識。知識是技術和生產力的基礎。人類知識是伴隨著認識能力不斷提高和對客觀世界認識的不斷積累而增長的。當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識達到一定程度，客觀事物的規律逐漸清晰顯現時，人類按照客觀規律辦事的自覺性也得到提高。那些被證明是錯誤的認識或“知識”不再能阻擋人類進步，“認識革命”或“知識革命”的發生就不可避免，并為隨之而來的科技革命甚至是生產力革命打下基礎。
曾經在古代有過光輝貢獻的歐洲，到了中世紀則進入黑暗年代。在基督教的摧殘下，科學陷入緩慢發展甚至停滯階段。歐洲中世紀后期，哥白尼的“日心說”打破了“地心說”和“上帝創世說”的中世紀“黑暗鐵幕”，迎來了近代自然科學的獨立，并興起了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奏——“文藝復興”運動，從此揭開了世界第二次生產力高潮的序幕。無神論思想的發展，解除了科學家身上的神學禁錮，為人們自由地進行科學研究、創造發明提供了條件。可以這麼說，文藝復興運動就其人文意義而言是有限的，它更大的意義在于對科學、對生產力、對人的思想的解放。因為，一般說來，人類對客觀世界認識所發生的飛躍是科學革命；人類改造客觀世界帶來技術的飛躍則是技術革命。而科學革命、技術革命又會引起全社會整個物質資料生產體系的變革，即產業革命。在意大利興起的文藝復興運動進一步推動和誘發了英國的科學革命、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帶動了西方經濟的發展，引導西方進入發達的工業社會。
在中國，雖然沒有發生過明顯的科學革命，但無神論思潮對于推動科技發展進而推動經濟發展的事實也是顯而易見的。春秋戰國時期的無神論思潮，大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有力地促進了鐵犁、耬車、旋轉式風扇車等農業機具的發明推廣和農業、手工業、水利等技術水平的提高，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到了近代，資產階級無神論思潮的興起有力地促進人們掙脫封建神學迷信的束縛，大膽學習和引進西方科學技術，在中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其次，無神論破除迷信，為經濟發展掃除思想障礙。迷信神學人為地為人們設置了種種荒誕的禁區，處處阻礙經濟發展，而無神論則能把人們從宗教神學迷信的欺騙中解放出來，有利于發展先進生產力。
中國近現代的無神論者們對迷信風水阻礙經濟發展作了深刻地揭露。刊載于《揚子江》第二期的《風水論》一文認為，中國“不特筑室營墓必請地師，即掘井辟門，筑籬設灶，非術士親觀不敢興舉”的迷信行為，危害甚巨。不僅有因風水而涉訟，因風水而停棺，信風水而妄求富貴，從風水而廢財失業，而且“今中國地利不興，礦藏不啟，每于開礦興利之舉，莫不惑于風水禍福。阻撓百般，坐待困窮。”為了更有說服力，文章進一步指出：中國因信風水而馬路彎曲，借以斂財聚寶，而各國租界因不信風水而馬路筆直，“然其商業之繁盛較諸中國街市，不啻星球之與微生物。”[1]毛澤東在《尋烏調查》一文中揭示了鄉村“神道”對農民的剝削狀況。在各種神道當中，“寺是剝削厲害的地方。寺產都是大地主‘施’出的，施了田的大地主，叫做‘施主’。大地主為什麼施田給和尚呢？因為佛教是大地主階級利用的宗教，大地主為了‘修子修孫修自己’，所以施‘田給和尚’”。在尋烏“總計神道方面（神、壇、社、廟、寺、觀）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八，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二十”。封建神權是造成農民生活貧困的主要因素。通過破除迷信，人們開闊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找到了貧窮的根子，從而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條件。
再次，無神論批判迷信活動，客觀上起到了開源節流、積累資金的作用。陳獨秀在其《惡俗篇》一文中指出，中國一年到頭，十八省的人，為敬菩薩、打醮、做會、做齋四件事，不知道用了多少錢，耽擱了多少時日，鬧出了多少笑話。他認為，廟里的偶像只不過是“泥塑木雕”，用錢去敬神，就好像把錢丟進水里響都不響。他勸導百姓說：“那西洋人不信有什麼菩薩，像那燒香打醮，做會做齋的事，一概不做，他反來國勢富強，專欺負我們敬菩薩的人，照這樣看來，菩薩是斷斷敬不得的了。不如將那燒香打醮做會做齋的錢，多辦些學堂，教育出人才來整頓國家，或是多辦些開墾、工藝、礦務諸樣有益于國，有利于己的事，都比敬菩薩有效驗多了。”[2]陳獨秀還對迷信所產生的諸如“害身家”、“國以日貧，交通因之不便”等禍害也詳加論述，從而勸導讀者說：“信鬼而不講衛生之學，仍無救于人之死亡，不信鬼而講衛生，國因之日強，人口因之日眾也。”[3] 從人民生計出發，孫中山先生對浪費巨大財物的“祭饗鬼”等迷信活動進行了有力的抨擊。他認為：“我國人民，俗尚鬼神，年中迎神賽會之舉，十七帛燒紙之資，全國計之，每年當在數千萬。此以有用之財作無益之事，以有用之物作無用之施。此冥冥一大漏卮，其數較鴉片尤甚，亦有國者所當并禁也。”[4]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們在經濟建設中的成就是不可否認的。但是有神論的迅速傳播，不僅促進著腐敗現象，而且也帶來了不少社會問題，干擾著經濟的發展。從發展國民經濟計，宣傳科學無神論是必不可少的事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和交換的偶然性、變動性增大，流動過程復雜，市場成為支配人們行為的異己力量。市場經濟的這種復雜、模糊和不可預見性使人們對自己未來的前景和命運感到無法預料，使個人無法把握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和坐標，從而產生孤立無援和飄泊無依感。這時，人們便希望求得一個萬能上帝或至高無上的神來保佑自己，使自己在競爭中穩操勝券、保證成功。在個人的機遇隨著時代形勢而起伏不定的時候，相面、抽簽、算卦之類的東西又沉渣泛起了。激烈的商戰中，趙公元帥、關老爺、彌勒佛之類的東西又被畢恭畢敬地迎進了香煙繚繞的正廳大堂。這不僅無助于經濟的發展，反而會增加經濟發展的阻力，使之付出更多的成本。山東泰安市原市委書記胡建學，小至自己的日常起居，大至泰安市的大政方針，都得聽從算命先生的安排，居然把本應經過郊區的一條國道改線，繞到一座大水庫上，在水庫中間架起一座大橋，造成了資源的巨大浪費。人類要在自然力面前挺立起來，靠迷信是沒有用的；只有靠科學，特別是轉化為生產力的科學，才能奏效。
最后，無神論批判禁欲主義，是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宗教神學總是贊美貧困，把貧困視為美德，總是設法使信徒不受物質利益和個人欲望的影響，把人身的一切物質生活都看作是不得不有的“弊”。這種無視人的正當需求的觀念決不會把發展經濟滿足人的物質文化需要作為目的去追求，因而必然限制經濟的發展。無神論則號召人們從宗教禁欲主義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勇敢地追求自身的解放，在真實的世界中摘取“真實的花朵”，實現“現實的幸福”，因而是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
二、維護社會穩定，催生政治民主中西無神論的發展史表明，在維護社會穩定，推進政治民主方面，無神論有著重要作用。
首先，無神論能夠起到防止妖言惑眾、促進社會穩定的作用。中國古代政治文化注重社會現實問題的解決，具有反宗教神學的傳統。這一傳統，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形成了。戰國時，魏鄴令西門豹“以巫治巫”，戳穿了當地官吏與巫婆利用漳水泛濫而編造的河伯娶婦的謊言，進而改革政治，興修水利，發展生產，取得了顯著的政績。宋人呂本中《官箴》提倡：“當官者，凡異色人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以清心省事為本。”要求為官者堅決不信巫、不尚巫、不師巫，堅決不與迷信職業人員接觸。明人呂坤《治道》明確提出“禁邪教之倡”，嚴禁官巫合流，嚴懲巫書，嚴懲巫者干預政治的言行。元人張養浩《牧民忠告》主張：“當官戒巫，以義處命。”為官處理政事，應以直道為先，應以戒巫之心為先，處處警惕巫婆、神漢等人的險惡用心，努力揭露他們的欺騙本質和社會危害性。元人趙素《為政九要》認為：“為官戒巫，風化自興。”戒巫可以促進移風易俗，改善社會風尚。這是當官者的使命和責任。[5]這些既是政治官員又是無神論者的知識分子，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對神學理論和現實迷信的批判造成了極大的社會影響，對于防止妖言惑眾，促進社會穩定的意義是十分重大的。
其次，無神論反對政治天命論，為民主理念開辟道路。
民主需要公民的智慧，需要公民成為獨立思考、具有理性判斷能力的主體；而宗教神學提倡愚民政策，妄造“天命”，把當皇帝做君主說成是“神授”，而反對帝王君主則是“逆天”。人民被這種騙局所迷惑，容易受騙上當而產生迷信，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必然加固專制政治。無神論要求人們具有思想上的自主性，凡事獨立地進行理性思考，不搞盲從，不隨波逐流，這就邏輯地導出要求在社會政治生活的自由民主。從歷史上看，具有民本思想的無神論思潮的興起是反對政治天命論的理論武器。無神論促使了教權與王權的分裂，給科學、理性和教育獨立以至政治民主、社會進步等開辟道路，也為每個人的健康和全面發展創造了條件。西方國家從14世紀文藝復興開始，提倡人文主義、人本主義，高揚人的價值、人的尊嚴和個性解放的旗幟，奠定了民主文化生長的堅實土壤。其后自由平等思想廣泛傳播，深入人心，科學思想有力地沖擊了宗教神權和迷信盲從。在此后的啟蒙運動中，社會契約論、天賦人權說又沖破神學迷信的禁錮，使民主形成了至今仍在顯示其價值和意義的政治理念。
在中國古代，專制君主推行“君權神授”、政治天命論的愚民政策，處處防范“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韓非子），使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缺乏開闊的視野，扼制了群眾參與和批評政治的欲望，使得中國封建時代政治的最高境界只能是“開明專制”，而不可能有“民主自治”。辛亥革命時期，革命者們把對封建君主的批判與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實踐結合起來，把對“三綱”和迷信的批判與建立民主、人權結合起來，成為“五四”時期反封建文化的前驅。“五四”新文化運動展開了對天命神學和封建迷信的總批判，認為國家權力不是神賦予的，而是代表民意的，國家的管理者必須由民眾選舉產生。由有神論信仰者所組成的團體，也就是宗教組織，不得干預國家政治。這就為發展民主政治、保障人權和人的尊嚴提供了前提條件。
無神論還是培育民主文化的必不可少的途徑。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深刻地闡述了無神論對于新民主主義文化的重要性。他說：“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科學的。它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一致的。”[6]民主革命時期對封建神學的批判，打掉了封建地主階級為王權專制編織的神學光環，增加了人民大眾的民主意識、平等意識，為動員民眾參加民主革命、推翻封建政權、建立人民民主專政做出了重要貢獻。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成了國家的主人，但由于幾千年封建專制思想以及神權思想的深重影響，許多民眾（包括不少黨政干部）對黨的領袖產生了個人崇拜，影響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發展進程。今天，在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就的大好形勢下，我們要進一步批判神權迷信，促進社會主義民主不斷完善。
三、培育科學精神，促進文化繁榮無神論作為一種文化，它的萌芽與發展是以社會文化的一定發展為基礎的。隨著社會文化的每一個重大進展，無神論都要提高自己的水平，都要對社會文化的發展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
首先，無神論有助于人們擺脫愚昧心理，樹立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
文化的本質是人的創造，文化的發展離不開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離不開人的認識水平和實踐水平。而要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提高人的認識水平和實踐水平，首先要幫助人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樹立無神論的科學信仰。
無神論的基本要求是反對一切主觀臆造的神學迷信，老老實實地按照世界的本來面貌去認識世界，按照客觀規律去改造世界，這也是文化創造與文化發展的基本條件。
我國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化繁榮，固然是當時的經濟、政治發展的產物，但也與當時無神論思想的長足發展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正是有了西周末年以懷疑、詛咒、否定上帝（天）、重人輕神為特色的無神論思潮，有了老子、孔子等一大批思想家從傳統神學的束縛下解放出來，才導致春秋戰國時期知識分子的思想大解放，學術大發展，才出現了“百家爭鳴”的文化繁榮。
從秦漢到清代，正是因為以實踐理性為思維特色的、具有鮮明無神論色彩的儒學一直居于正統地位，無神論思想十分活躍，遏制了宗教神學迷信的發展勢頭，才使封建社會的中國文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無神論也為中國近代科學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圍。在一批倡導無神論的思想家如嚴復、梁啟超等人的努力下，近代科學方法論的三大支柱，即實驗方法、邏輯方法和數學方法陸續得到重視和傳播。
梁啟超
1915年開始的具有戰斗無神論色彩的新文化運動以更為猛烈的文化沖擊力，為近代科技在中國的發展創造了一個更為良好的文化氛圍和精神條件。當時的科學家和無神論啟蒙思想家一道，利用《科學》和《新青年》這兩個主要陣地，在進一步倡導科學知識和科學方法的同時，首次廣泛地開展對科學精神的探討和弘揚。任鴻雋在1916年《科學》第一期開篇赫然而發“科學精神論”，認為有一個“不可學而又不可不學”的東西，這就是“科學精神”。他解釋說：“真理之特征”就是“有多數之事實為之佐證”，因為科學精神必須有兩個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崇實”和“貴確”[7]。胡明復也認為：“科學方法之唯一精神”就是“求真”和“去偽存真”。“此精神直接影響于人類之思想者，曰排除迷信與盲從。”[8]科學旗手陳獨秀進而指出，在歐美文化中，“一切政治、道德、教育、文學，無不含著科學實證的精神。”科學精神就是“別是非，明真偽而已。”[9]這種科學精神的揭示和倡揚，沖破了長期以來封建專制統治的沉悶空氣和精神枷鎖，為科學進一步在中國發展創造了條件。
其次，無神論反對偶像崇拜，摒棄神學教條，有助于培養敢于懷疑的批判精神，激發大膽探索的創新勇氣。
科學思維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就是追求真理，敢于懷疑。李約瑟曾對王充的懷疑精神給予了極高評價，他說：“王充是中國任何時代里最偉大的人物之一，并非不恰當地常被稱為中國的盧克萊修。”[10]但同時我們也應該懂得，懷疑的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尋求真理起點的思想的第一步，現代科學的運用與發展不僅需要科學的批判精神，還應有其他必要條件，例如縝密的分析推理和實證主義精神。而我國傳統無神論缺乏嚴密的實驗驗證與邏輯分析，不夠嚴謹，這就影響人們對于客體進行精確的認識，堵塞了實證科學的發展道路，也限制了自然科學理論的完善和分門別類地深入發展。所以必須融會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生長起來的分析方法和實證精神，才能更好地完善科學發展之路。正如胡適所倡導的，應將這種“無征不信”的態度和“思起于疑”的懷疑批判精神蘊于科學方法論之中，注重事實和證據，求真務實，勇于探索，大膽創新，更好地發展科學技術生產力，更好地為中國現代化服務。
注釋：[1]陳獨秀《陳獨秀著作選》第 1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頁。
[2]陳獨秀《陳獨秀著作選》第 1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頁。
[3]陳獨秀《陳獨秀著作選》第 1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頁。
[4]孫中山《孫中山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頁。
[5]楊建祥《中國古代官德的反巫傳統》，《科學與無神論》，2006年第3期，第25頁。
[6]《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9頁。
[7]任鴻雋《科學精神論》，《科學》第2卷第1期，1916年。
[8]胡明復《科學方法論一》，《科學》第2卷第7期，1916年。
[9]陳獨秀《近代西洋教育——在天津南開學校演講》，《陳獨秀文章選編》，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第220頁。
[10]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轉引自歐陽雪榕《略論王充的懷疑主義——李約瑟談儒學之科學批判精神》，開封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第12頁。
（本文選自作者所著《中西無神論比較研究》第六章 “中西無神論比較的當代啟示” 第一節）
丁郁
作者簡介丁郁，1974年生，解放軍理工大學理學院副教授、哲學博士，主要著作有《中西無神論比較研究》、《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論綱》、《軍事文化與戰斗力》、《軍事主體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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