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國哲學家、社會思想家 和“思想系統的歷史學家”。他對文學評論及其理論、哲學、批評理論、歷史學、科學史（尤其醫學史）、批評教育學和知識社會學有很大的影響。福柯主要從歷史發展的維度，關注知識與權力的關系——權力怎樣通過話語權表現出來，并配合各種規訓的手段將權力滲透到社會的各個細節中去，比如監獄制度、性問題等。
本文是福柯為伽利瑪（Gallimard）出版社所出版的文集撰寫的導言，這一文集以總醫院與巴士底獄中監禁者的檔案為材料，撰寫了《癲狂與文明》的福柯也參與到了這些檔案的整理中。李猛教授以Paul Foss和Meaghan Morris的英譯本為基礎，參考法文原文，將之翻譯為中文，以饗中國讀者。
福柯所關注的不是那些有著輝煌業績與崇高聲望的歷史人物，也不是那些看似沒有名譽但以另類的方式留下了他們的傳說的惡貫滿盈者，而是那些真正的無名者，如今，我們只能夠通過檔案獲得有關他們一生的只言片語，而這些記錄的留存只能夠通過他們與權力的偶然而短暫的交鋒實現。
這些留存在監禁-王印文書中的記錄被福柯視為一個尚不成熟的開端。在這里，基督教式的轉瞬即逝的懺悔以文書的形式被記錄下來，而權力機構還沒有獲得醫療機構、新聞媒體等中介來規訓它的臣民，從而使得人民直接面對著國王的身體，將卑劣低下充滿暴亂的生活以儀式性的矯揉造作的語言扭曲地呈現出來，以獲得權力對他們訴求的支持。這一轉型也預示著未來文學的發展方向，即坦言那些不可坦言的私人隱秘。
正如福柯概括的，《無名者的生活》“更多體現了在騷亂、噪聲和悲哀中權力對生命的作用，以及從中產生的話語”，福柯關注的，是每一位如那些被記錄在案的人一樣無名的人，權力通過話語對于他們的生命與生活的塑造與影響。
福柯：無名者的生活李猛 譯 王倪 校
這本書，從哪方面來看，都不是一本歷史書。挑選哪些文本組成這本書，著重的是我自己的口味，我的快樂，一種激情、笑聲、震驚，某種恐怖或者其它情感，這些情感如此強烈地保持下來，也許到今天我也很難有理由說，發現它們時的最初激動已經逝去了。
這是一本生存的選集。其中包含的生活，只有寥寥數行，或者短短幾頁，無數苦難，重重艱辛，卻凝聚在片語只言中。短促的生活，只是出于偶然才有機會留在書本或文獻中。他們也是榜樣（exempla），但與那些在生平業績被閱讀時會光芒熠熠的圣賢相反，他們與其說提供了有待深思的教訓，不如說是一些短促的效果，這些效果的力量轉瞬即逝。在我看來，"故事"（nouvelle）這個詞最適合用來稱呼這些文本，體現它們涉及的雙方面的特征：敘述一閃而過，事件卻確有其事；正是因為在這些文本中講述的諸多事情都濃縮在短短的文字中，人們才不知道貫穿這些生活的力量究竟是來自栩栩如生的詞語，還是在這些文字周圍碰撞的那些暴烈的事實。這些獨特的生活，歷經了一些我弄不清楚的偶然事件，變成了一些奇異的詩，因此我才將這些文本以一種標本圖譜的方式匯集在一起。
有一天，我在國家圖書館，閱讀一份十八世紀初撰寫的拘留記錄，我相信就在此時，這個念頭浮上腦海。甚至，這個念頭出現時，我讀到的可能就是下面這兩條記錄：
“
米朗（Mathurin Milan），1707年8月31日被送入夏朗德醫院："他一直向家庭掩飾他的瘋狂，在鄉間過著一種不明不白的生活，官司纏身，毫無顧忌地放高利貸，讓自己貧乏的精神步入那些無人知曉的道路，相信自己能夠從事最最偉大的事業。"
“
圖扎爾（Jean Antoine Touzard），1701年4月21日被送入比凱特城堡："背教的教士，四處煽動，可能成為罪大惡極的罪犯，雞奸者，只要有可能就會變成一個無神論者；這實足足是一個十惡不赦的惡魔，如果放他自由，還不如鎮壓他。"
我發現很難準確地表達我閱讀這些片斷以及許多其它類似文字時的感受。這些印象中，無疑有一個方面可以說是"生理的"。但這麼說，又好象還會有什麼其它印象似的。我承認，這些"故事"經歷了兩個半世紀的沉默，突然冒出來，要比那些我們通常所說的文學更能觸動我的心弦，而我即使在今天也不能說出，那些打動我的究竟是這種古典風格的美（只寥寥幾句就展現了一個完全微不足道的悲慘生活），還是這些生命中的過度（excess）。這種過度，混雜著樸素的頑固與兇惡，人們可以在那些打磨得象石頭一樣的文字中，感受到摧毀與頑強。
很久以前，我曾經用與此類似的文獻寫過一本書。這些微不足道的生活，在那些毀滅它們的簡短文字中被化成了殘骸灰燼。當我碰到這些文字時，我感到震動。而這種震動，甚至在今天，我仍然能夠感受到。而我之所以會寫那本書，無疑正是出于這種震動，夢想在一種分析中恢復這些生活的力量。但由于缺少必要的才華，我才會長期專注考慮進行這種分析；就是要把握這些文字的貧乏枯燥；我努力探尋它們的存在理由，它們涉及了哪些政治制度和政治實踐；我打算弄清楚，為什麼在一個象我們這樣的社會中，"滅"（étouffés, suppress，這個詞就仿佛是指制止一聲叫喊，撲滅一場大火或悶死一只動物）一個惡名昭著的僧侶或一個異想天開、顛三倒四的高利貸者，曾一度變得十分重要；我想知道，為什麼要如此熱切地防止貧乏的精神步入那些無人知曉的道路。但是，那些最初推動我的熱情依舊沒有被觸及。而既然也許不能把它們納入到理性的秩序中，既然我的話語不能恰如其分地表達它們，就讓它們保持我最初經歷它們的樣子，難道不是最好的辦法嗎？因此，一有機會，我就想到要編選這樣一本文集。這本文集，既不是出于什麼匆忙的考慮，也沒有什麼明確的目的。長久以來我一直想在出版這些文本時，進行系統有序的編排，給出一些初步的解釋，哪怕只讓這些文本展現一種最低限度的歷史意涵。鑒于我馬上要談到的原因，我放棄了這種想法；我決定只是簡單地匯編一批文本，標準就是在我看來它具有多大的強度；每篇文本，我加上一些基本情況的說明；而我安排這些文本的方式（在我看來，是一種遺憾最少的方式）就是保持每篇文本的效果。我的局限迫使我僅限于展現選文中簡約的抒情。
圖為福柯
因此，這本書不會令歷史學家滿意，更不用說其他人了。難道這本書是一本純屬主觀的任性之作？我寧愿稱這本書為一本平常之作或游戲之作，只是多少有一些自成一體的怪癖。也許對于有些人來說，這是一回事兒。但事實上，我相信，那位異想天開的高利貸者或是同性戀教士的詩，自始至終，對我來說，都是一個樣板。正是為了重新發現象這樣閃耀著光芒的生存狀態，象這樣的"生活的詩"（life-poem），我給自己規定了一些簡單的規則：
應該考慮的是確有其人的故事；他們的生存狀態應該既模糊不清，又充滿不幸。講述他們的故事的篇幅要盡可能短，只有幾頁，幾行就更好了。 這些敘述不僅僅構成了奇聞軼事，而且以某種方式（因為這些講述是申訴、告發、命令或者報告）還真的在他們的生存、不幸、狂熱和難以確定的瘋狂所構成的微不足道的歷史中發揮了作用。 在他們的言語和生活所產生的震撼中，應該再次帶給我們一種夾雜著美與恐怖的效果。不過，這些規則的主題可能顯得有些武斷，我必須再進一步做些解釋。我希望這本書涉及的都是一些真實生存過的人；人們應該能夠找到書中描述的這些事發生的地點和時間。不過除了人物的名字之外，這些簡短的故事經常沒有告訴我們任何其它的東西，而這些短促的描述可能充斥著錯誤、捏造、不公正、夸大其詞的地方，但在它們背后，總是有過一些人，他們活過，然后又死去，歷經了苦難、邪惡、猜忌與喧嘩。因此，我排除了所有那些可能出于虛構，或者類似文學的文本：文學創造的黑暗英雄形象，從來沒能象我眼前的這些鞋匠、逃兵、小販、掮客或云游僧人那樣熱烈，盡管所有這些人都易怒、可惡，或者既可憐又可鄙；而之所以這樣，無疑就是因為我們知道他們確實存在過。同樣，我也刪除了所有可能屬于回想、追憶、再現之類的文本，盡管它們也在講述現實，但卻是從一種觀察、回憶、好奇或者取樂的角度出發，保持與這種現實的距離。而我堅持，這些文本總是應該與現實保持一種關系，或者說是無數種可能的關系：這些文本不僅涉及了現實，而且它們就在現實中發揮了作用；它們應該在真實故事的戲劇場景中扮演了一個角色，它們應該成為施加報復的工具，解決仇恨的武器，一場戰斗中的插曲，能夠表達絕望、猜忌、哀求或命令的手勢。組成這本書的并不是那些最忠實于現實的文本，如果那樣做，就是從文本再現現實的價值的角度來進行選擇了；我選擇的那些文本，都在它們談及的真實生活中發揮了作用，而反過來我們會發現，無論這些文本多麼不準確、浮夸或虛偽，文本本身也滲透著真實的生活：話語的這些碎片拖帶著它們參與的現實的碎片。人們在本書中將要讀到的并不是一些人物肖像的匯編，這里收集的文本是圈套、武器、叫喊、姿勢、態度、計策或陰謀，而在其中，詞就是工具。真實的生命就是在這些簡短的句子中"演出"；我這樣說并不意味著，這些文字再現了那些真實的生命，而是說，事實上，正是在這里，至少部分決定了這些生命的自由，他們的不幸，經常還有他們的死亡，在所有的時候，都決定了他們的命運。這些話語確實影響了他們的生活；實際上就在這些詞中，他們的生存歷經險惡，不知所終。我也希望書中的人物本身不引人注目；沒有什麼東西會注定讓他們聲名顯赫，他們也不具有任何確定無疑的，可以辨認的輝煌特征，無論是出身、財富或圣德，還是英雄行為或者天賦英才；他們應該屬于那些注定要匆匆一世，卻沒有留下一絲痕跡的千千萬萬的存在者；這些人應該置身于不幸之中，無論是愛還是恨，都滿懷激情，但除了那些一般被視為值得記錄的事情之外，他們的生存灰暗平凡；不過，他們在某一刻也會傾注一腔熱情，他們會為一次暴力，某種能量，一種過度的邪惡、粗鄙、卑賤、固執或厄運所激發。在同輩人的眼中，或者比起他們平庸無奇的生活，這些都賦予他們以某種輝煌，震懾心靈或者令人憐憫。我一直搜尋的就是這些具備某種能量的粒子，這些粒子微不足道，難以分辨，但他們的能量卻很巨大。不過，我們要想有機會遭遇這樣的事情，也必須得有一束光，至少曾有一刻，照亮了他們。這束光來自另外的地方。這些生命本來想要身處暗夜，而且本來也應該留在那里。將它們從暗夜中解脫出來的正是它們與權力的一次遭遇：毫無疑問，如果沒有這次撞擊，對他們匆匆逝去的短暫一生，不可能留下片紙只言。權力埋伏在那里，守候著這些生命，監視著它們，追蹤它們，權力也會關注它們的抱怨和小打小鬧，哪怕只是偶爾；權力的爪牙還會襲擊它們，在它們的身上留下權力的烙印。也正是這樣的權力，催生了這些文字，讓我們有機會窺見這些生命：或是因為有人自己向權力呈言，用這些文字來告發、申訴、懇請或哀求；或是因為權力想要干預，然后用寥寥數語來裁決或者宣判。所有這些生命，本應注定活在所有話語不及的底層，甚至從未被提及就銷聲匿跡。它們只是在這次與權力稍縱即逝的接觸中，才得以留下自己的痕跡，短促、深刻，象謎一樣。因此，根本不可能重新捕捉它們處于"自由狀態"時的本來面目；只有當它們落腳在權力游戲和權力關系所預設的滔滔雄辯、出于戰術考慮產生的片面之辭或者奉命編造的謊言中，我們才能把握它們。
圖為福柯所著《瘋癲與文明》
人們對我說：就象你，總是不能跨越這條界限，跨越到另一邊，傾聽并且讓別人聽到來自別處或下面的語言；總是同樣的選擇，總是關注權力，關注權力所說的或是權力促使人們說的。那些生命正在那里談論著自身，為什麼你不去聽聽？――但首先，如果這些生命不曾有一刻與權力相撞擊，激發它們的力量，除了這些處于暴力或獨特的不幸之中的生命，難道真有什麼別的東西一直在那里等待我們？畢竟，命運表現為與權力的關系，要麼與權力并肩作戰，要麼對抗權力，這不正是我們社會的一個根本特征嗎？生命最熱烈的點，能量積聚的地方，恰恰就是它們與權力沖撞的地方，與權力斗爭，努力利用權力的力量，或者力圖逃避權力的陷阱。在權力與那些最平凡無奇的生存之間往來的這些片紙只言，對于后者來說，無疑就是曾經給它們樹立的唯一的紀念碑；這些文字正是投射到這些生命上的充滿了喧嘩與騷動的短促光芒，它穿越時間，甚至使我們也有機會看到這些生命。
簡單地說，我想要將一些殘跡收集在一起，創造一部描述這些面目不清的人的傳奇，它的基礎就是身處不幸或盛怒中的人們與權力交換的這些文字。我之所以稱它們是"傳奇"，是因為在這些文字中，和所有的傳奇一樣，既可以說是虛構的，也可以說是真實的。不過模棱兩可的原因和通常的傳奇正好相反。無論傳奇中現實的核心是什麼，那些傳奇人物或事跡最終總不過就是傳奇中講述的那些事情。傳奇中傳誦的那些豐功偉績，它們的主人公到底是否真的存在，卻無關緊要。即使確有此人，傳奇加諸這個人身上如此多的奇聞，渲染了如此多不可能之事，以致于最終或者幾乎可以說，他根本就不曾存在過。而且如果他純屬虛構，那麼傳奇將這些流傳已久，眾口一詞的敘事與講述他的故事聯系在一起，也使他具有了一個似乎存在過的人才具有的歷史深度。而讀者在書中將要讀到的文本里，那些男男女女的生活，已經只剩下了那些對他們所做的簡短描述：除了幾句話之外，沒有保留下任何東西，可以告訴我們他們是什麼樣的人，他們做過什麼事。在這些文字中，正是稀少（rarity），而非冗長，使真假無關緊要。他們在歷史中屬于無名之輩，沒有在什麼事件中大顯身手，或者身居顯要，更不曾在身后留下值得一提的事跡，在這些文字岌岌可危的庇護之外，他們沒有任何容身之所，也將不會有。而當借助這些談及他們的文字，我們觸及了他們，他們帶給我們的現實的跡象，也并不比那些來自《金色傳奇》 或一部探險小說的人物更強。他們僅僅剩下了在這些言辭中的生存形式，這將這些不幸之人或惡棍流氓變成了一些半虛構的存在。這些人甚至幾乎要消失得無影無蹤，但也不知幸或不幸，出于巧合，這些文獻被重新發現，從而使這些談及他們或他們談及自身的片語只言留存下來。一部黑暗的傳奇，但更是一部貧乏的傳奇，保留到我們今天只剩下一個人某日的言談，或者一次不期而遇。這部黑暗的傳奇還有另外一個特征。它的流傳方式與那些裝點著根深蒂固的必然性，歷經了連綿不絕的路徑的故事不同。就其本性而言，它沒有傳統；只是通過一系列斷裂、漫漶、遺漏、交叉和重現，這部傳奇才到了我們手上。從一開始，它就和偶然的際遇聯系在一起。最初，一定是許多機緣湊巧，才會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讓權力的目光，及其爆發出來的憤慨，落在這些最不引人注目的個人身上，關注他平庸無奇的生活，以及最終看來不過爾爾的缺點。盡管當局或各種機構無疑致力于消除一切亂子，但就象一次擲骰子，純屬偶然，才喚起當局或各種機構的警惕，羈押了這里提到的這個人，而不是另外一個人，是這里出現的丑惡無恥的僧侶、被遺棄的婦人、酗酒成癮的狂躁酒徒、嗜好爭吵的商人，而不是他們之外的其他許多人，那些人惹下的亂子并不比他們少。而且，在無數散失的文件中，是這份而不是其它許多文件，到了我們手中，被我們重新發現和閱讀。因此，在這些無足輕重的人們與我們這些和他們一樣無足輕重的人之間，沒有任何必然性的關系。沒有任何東西一定使他們，而不是別的什麼人，突然從陰影中現身出來，帶著他們的生活與不幸。我們也樂于看到（如果你愿意的話），在這種機遇中存在一份補償：使這些絕對毫無榮耀可言的人們突然從如此眾多的死亡中現身出來的偶然際遇，也使他們能夠再次亮出他們的姿勢，依舊展現他們的憤怒、他們的苦惱或他們不可壓制的固執的散漫，這些也許補償了他們為權力的耀眼光芒所照射（盡管他們平庸無奇、無名無譽）而帶來的不幸。
圖為福柯所著《規訓與懲罰》
這些仿佛根本就不曾存在過的生命，只是因為與權力相撞擊才有機會幸存下來，而這個權力本來只希望清除他們、或至少抹消他們的痕跡。正是許多偶然的際遇合在一起，才使這些生命能夠在我們這里重現：而我想要在這本書中收集的就是這些無名者稀少的殘跡。有一種假的無名譽（infamy），Gilles de Rais, Guilleri或Cartouche，Sade和Lacenaire這些恐怖形象或惡棍就享有這樣的名聲。表面上他們是無名譽，但正是因為他們在身后留下了令人憎惡的回憶，人們相信他們犯下了無數惡行，引發了嘆為觀止的恐怖，所以這些人實際上是光輝的傳奇的主人公，哪怕他們名聲的來由與本應造就一個人輝煌形象的事情正好相反。他們的無名譽，只不過是一種普遍性的名望（fama）的某種樣態。但是，那個背教的教士，那個迷失在無人知曉的道路上的貧乏的精神，這些人才是嚴格意義上的無名者；在今天，他們只是借助那些旨在將他們貶得一錢不值的幾句可怖言辭，才得以一直存在于人們的記憶中。而機遇希望，留存下來的是這些片紙只言，而且只是這些片紙只言。他們重返了這個真實的現在，而方式與他們原來被逐出這個世界的方式湊巧一樣。要尋求他們的另一幅面貌，或者在他們身上臆測出另一種輝煌，毫無用處；他們只不過就是那些希望毀掉他們的力量留下的簡短言辭：不多也不少。這就是嚴格意義的無名，既沒有混入曖昧的丑聞，也沒有產生私下的崇拜，沒有摻雜任何榮耀。
我清楚地意識到，可能有一種無名者的宏大匯編，收集了來自各個時期、各個地方的痕跡，比起這種龐大匯編，本書下面選編的文本，平庸、狹隘、有些單調。它關注的文獻，幾乎都出自1670年至1770年這一百年的時間；而且來源相同，都是些檔案：監禁所和警察，給國王的請愿書和王印文書（Lettres de cachet）。讓我們假定這只是《無名者的生活》的第一卷，而此書能夠拓展到別的時間和別的地方。我之所以選擇這段時期和這種類型的文本，是因為我對它們耳熟能詳。但如果說，我對這些文本的偏愛歷數年而不衰，并且在今天我又再次返回到這些文本上，那是因為我懷疑在這些文本中存在一個開端，無論如何是一個重要的事件，在這里，政治機制與話語效果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這些17－18世紀的文本，是一道光芒，特別是如果你將它們與后來的警察或行政管理方面那些陳詞濫調相比；借助一個句子，它們能夠展現一種輝煌，一種暴力，而至少在我們的眼中，這種輝煌或暴力，與這些事情的微不足道或者人能夠迷途知返，但卻全無效果，現在窮途末路，惟寄望太子殿下。這就是一個悲苦之人的處境，他斗膽讓其哀聲上達圣聽"。或者另一回，是被遺棄的乳母以四個孩子之名要求逮捕她的丈夫，"這些孩子從其父那里除了行為不端造成的可怕榜樣以外，可能別無所得，王太子殿下，您的圣鑒應該使這些孩子幸免于這種摧殘他們的教育，使我和我的家庭能夠幸免于恥辱與惡名，將我和我的家庭從這個不良臣民的勢力下解脫出來，他只知損害社會的利益。"人們也許會發笑；但我們不能忽視這一點：文本的修辭之所以顯得矯揉造作、裝腔作勢，只是因為文本用這種修辭來處理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在我們眼中，權力做出反應的方式再克制不過；但是盡管存在這些反差，在這些文本的詞句中還是劃過一道閃電，讓我們有機會看到權力的決策；而且如果說這些決策的莊重不是從它們懲罰的對象的重要性那里獲得權威，也至少因為它們強加責罰時是公事公辦的。
如果要監禁一個四處流浪的算命婆，那是因為"她無惡不作，為所欲為。她多年來一直欺詐公眾，愚弄公眾，蠱惑公眾，卻一直逍遙法外，因此，立即將一個如此危險的婦人遞解入獄，使公眾不再深受其害，既符合正義，又慈悲仁善"。或者關于一個輕浮放蕩的年輕人，"他是一個浪蕩不敬的惡魔……慣于從事各種惡行：流氓無賴、頑梗不化、暴躁易怒、濫施暴力，甚至連蓄意謀殺親父都干得出來……總是和一些最低賤的妓女廝混。無論人們怎麼說他流氓無賴、荒淫放蕩，他都無動于衷；他只是象惡棍一樣，輕狂一笑，使人們知道他是鐵石心腸，讓我們理解，他不可救藥"。只是因為最輕微的胡鬧，一個人就已經屬于可惡之列，或至少陷入了痛斥和咒罵的話語中。比起尼祿或Rodogune，這些不道德的婦人或不服管教的孩子，毫不遜色。古典時代的權力話語，是對權力陳辭的話語，它造出了惡魔。為什麼這部日常生活的戲劇會如此浮夸？基督教就曾主要圍繞告白（confession）安排把握生活平凡之處的權力：有義務用語言來剖析日常生活中細枝末節的世界、平庸無奇的過錯、甚至覺察不到的毛病，一直追到你紊亂不清的思想、意圖和欲望；在坦白（avowal）儀式上，言說的那個人講的就是他自己；借助對一件事的言談來抹消這件事，但同樣，也取消了坦白本身，因為它必須保持隱秘，除了悔悟（repentance）和悔罪之外，沒有留下其它任何痕跡。基督教統治下的西方世界發明了這種令人震驚的約束，它強加在每個人的身上，讓他們說出一切，以便抹消一切，以一種不間斷的，孤注一擲，窮根究底，巨細靡遺的低語來表述那些最微小的過失，但這種行動本身卻在表述的那一刻就壽終正寢了。對于許多世紀以來的千百萬人來說，過錯必須以第一人稱的方式來告白，用一種稍縱即逝，但卻出于義務的悄聲低語。
圖為博斯所畫《愚人船》
然后，大概從17世紀末的一個時刻開始，這一機制為另一種運作方式不同的機制所包圍，后者壓倒了前者。這是一種行政管理機制，而不再是一種宗教安排：一種記錄（registration）的機制，而不再是一種請求寬恕的機制。不過，針對的目標卻沒什麼兩樣。至少有一部分是相同的：將日常生活納入話語之中，調查那些無關緊要的違規活動和亂子的微末世界。但在這里，坦白不再扮演基督教曾經給它保留的顯赫角色。因為這種古老的框架，以前一直是以局部化的方式運用的程序，從這時起卻將被系統地予以利用：告發、檢舉、查問、報告、使用探子、審訊。而一切以這種方式說出的東西，都將被以書寫的方式記錄下來，積累，并構成卷宗和檔案。懺悔坦白時單獨的聲音，即生即滅，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在抹消自身的同時也抹消了越界；而接續這種獨白的是多重的聲音，這些聲音將自身儲存在巨大的檔案堆中，并借助這種方式持久地確立下來，成為無休止地增長的記憶，記住了世界上所有的過錯。不幸和不軌的微小過失不再借助坦白中幾乎難以聽見的隱秘傾吐上達天聽；而是在地上，借助書寫的痕跡積累下來。這就在權力、話語和日常生活之間建立了一種完全不同的關系，一種頗為不同的管制日常生活，闡述日常生活的方式。這樣就誕生了一種日常生活的新的"演出"。我們已經熟悉了這種工具最古老，但卻已經很復雜的形式：包括請愿信、王印文書或者國王發布的命令，各種不同方式的監禁，警察報告和裁決。我不想重新追溯這些早已為人熟知的事情的來龍去脈；我只想探尋其中的某些方面，它們能夠說明為什麼這些事情如此富有激情、令人驚異、帶有一種美，也正是這些方面有時使這些稍縱即逝的形象生色，而對于我們這些遠遠瞥見的人來說，在這些形象中出沒的那些窮困的懇求者，具有了無名者的面貌。王印文書、囚禁，無所不在的警察，所有這些平常只是讓人們想起一種絕對君主治下的暴政。但我們必須真正理解，在什麼意義上，這種"恣意妄為"（arbitraire）是一種公共服務。"敕令"（ordres du roi）只是在一些非常罕見的案例中才會以出乎意料的方式，突然自上而下地降臨，標志著君主的憤慨。
絕大多數時候，這些命令是應某些人身邊的人的請求，針對這些人發布的結果，這些出面的人包括他們的父母、某個親戚、他們的家人、他們的子女，他們的鄰居，有時是地方教區的牧師或者某個有影響的人；當人們懇請對這些人采取行動時，好象他們犯下的是什麼十惡不赦的重大罪行，應該遭到君主的責罰，盡管實際上不過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家庭糾紛：夫妻之間的打罵、揮霍財產、利益沖突、年輕人不服管教、流氓無賴或濫飲縱欲，以及所有那些無足輕重的不軌之舉。王印文書，自稱是為了在正規的司法渠道之外，專門用來表達國王監禁某個臣民的意志，而它實際上回應來自下面的要求。不過，王印文書并不自動地聽從提出要求的人：要在發布王印文書之前進行一項調查，旨在裁判要求的是非曲直；借助調查來確定這個縱欲者或那個醉鬼，對這次暴力行為或那項放蕩之舉，是否真的應該監禁，在什麼條件下，多長時間：這一調查是警察的一項任務，警察為了完成這項任務要匯集各種證詞、探子的匯報和所有那些令人生疑的悄聲低語，它們使每個人的周圍都一團迷霧，面目模糊不清。監禁－王印文書的系統僅僅是一個相當短暫的插曲：它持續的時間不到一個世紀，而且僅限于法國。不過，對于權力機制的歷史來說，它很重要。它并非確保王室的恣意能夠在生活中最具日常色彩的部分以自發的形式爆發出來。相反，它確保這種權力沿著復雜的環路，在要求與回應這一整套游戲中得以分布。這是一種絕對主義的濫權？也許是；不過不是指君主單純濫用他自己的權力，而是指每個人都可以利用巨大的君主權力，為自己所用，滿足他們自己的目標，反對他人：這是一種對君權（sovereignty）機制，一種既定的可能性的處置方式：一個人只要足夠聰明，懂得采用它，讓它的效果偏向自己的利益，就可以掌握它。這就產生了一些后果：政治的君權轉而將自身安置在社會肌體最基礎的層面上；從臣民到臣民（有時問題涉及的是地位最低賤的人），家庭成員之間，鄰里關系，商務利益關系，職業同行的關系，對頭，愛憎交加的關系，從這些關系，人們可以確定，這種政治權力具有絕對主義的形式，它的資源超出了傳統的權威和服從的武器；每個人，只要他知道如何玩這個游戲，對另一個人來說他就會成為令人恐怖的、無法無天的君主：治人之人（homo homini rex）；一整套政治網絡與日常生活的網絡交織在一起。但一個人必須首先占有這種權力，哪怕只一會兒，為它提供渠道，發動它，讓它偏向自己想要的方向；一個人要為了自身利益采用這種權力就必須"引誘"它；這種權力，同時成為人們貪求的對象和引誘的對象；因此，人們想要這種權力，而人們也在同等程度上畏懼這種權力。這樣，一種無限制的政治權力對日常關系的干預就不僅成為可以接受的，人們習以為常的，而且是人們迫切渴望的，并同時也變成了一種普遍流傳的恐懼的主題。這一趨勢逐漸打開了傳統上與家庭聯系在一起的共存關系或依附關系，交由行政和政治來控制，對此人們不會感到驚訝。同樣平常的是，以這種方式在激情、暴怒、悲慘或卑劣中發揮作用的國王的肆意無度的權力，盡管有用處，或者也許恰恰是因為它有用處，才成為詛咒的對象。那些利用王印文書的人和授予這一文書的國王，由于二者的共謀關系，都陷入困境之中：前者越來越喪失他們傳統上對行政管理權力有益的力量；而后者，由于每時每刻都和如此眾多的仇恨詭計混雜在一起，也變得令人痛恨。我認為，正如肖利厄公爵（duc de Chaulieu）在《新婚夫婦的回憶錄》（Mémoires de deux jeune maries）中所言，法國大革命在砍掉國王的頭同時，也砍掉了每位一家之父的頭。眼下，我希望人們記住的就是：借助這種請愿、王印文書、囚禁、警察構成的配置，出現了無窮無盡的話語，它們貫穿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盡管采用了一種和坦白完全不同的方式，但也是要掌握那些無足輕重的生命所犯下的微不足道的過錯。沿著相當復雜的環路，權力的網絡捕捉到那些鄰里的爭端、父母與子女的口角、家庭內部的誤解、酗酒縱欲、當眾爭吵和許多隱秘的激情。就好象出現了一種無所不在的巨大召喚，要將所有這些亂子，將每一種微小的痛苦不幸都付諸話語。一種不知道有任何界限可言的低語開始膨脹：通過它，個人行為的偏離，恥辱與秘密經話語交付到了權力的手心中。瑣碎的東西不再屬于緘默的領域，不再是風言風語或是短暫的招供。那些平淡的事情、無足輕重的細節，含混之事與微末之輩，毫無榮光的日子以及普普通通的生活，構成它們的所有東西，都能夠而且必須說出來。如果能夠寫下來，那就更好了。這些東西，都成為可以描述，可以記錄的，就象它們被一種政治權力的機制所貫穿一樣。長期以來，只有貴族的編年史，才值得人們用不帶嘲諷的口吻來講述；只有血統的傳承、出身與英雄事跡才賦予一個人進入歷史的權利。而如果說有時確實有些卑賤之輩會得享一種榮耀，那也是借助了某件異乎尋常的事情，這件事要麼圣潔輝煌，要麼罪大惡極。但只有當權力毫不松懈的目光逐漸駐留在那些毫末之間的亂子上，人們才開始在日常生活的秩序中發掘有待揭示的秘密，才認識到，從某個方面來看，那些無關緊要之處也不容忽視。這樣，話語的一種巨大可能性誕生了。至少，某種日常生活的知識（savoir）是導致它的一個原因，而且伴隨這種知識，出現了一種西方社會用來掌握我們的姿態、我們的存在方式和行事方式的可理解性框架（grid of intelligibility）。但是要實現這一點，君主的無所不在，無論是真實的，還是虛擬的，都應該是必不可少的；對于任何那些要懇請國王頒發王印文書的人，都應該設想他對所有這些苦難都仿佛身臨其境，對那些哪怕最無關大局的不太平之處也相當關注；他肯定應該具有某種無所不在之體，四處現身。就其最初形式而言，這種有關日常生活的話語完全是面向國王的；它針對國王發言；它不得不潛入權力的巨大典禮儀式中；它必須采納儀式的形式，借助典禮的符號。這些瑣碎平庸的東西，只能在一種國王的形象到處出沒的權力關系中，在他的實際權力或幻象般的潛在權力出沒的權力關系中，才能被言說，被書寫，被描述，被觀察，被勾劃，并被評價。由此，產生了這種話語的獨特形式：它采用是一種夾雜著詛咒和祈求口吻的雕琢語言。
這些日常的小故事，講到每個人，用的都是講一種不同尋常的事件才有的夸張腔調，這樣才會引起君主的注意。必須用華麗的修辭來裝扮這些瑣碎的事務。以后，無論是在沉悶的治安管理中，還是在醫療或精神病的卷宗里，都不會再發現這種語言效果。在這些文本中，有時，一座輝煌的言語大廈只是為了復述一次卑微的惡行或是一個小詭計；有時，幾句簡短的句子就把一個可憐人打垮，然后就又使他浸沒在他的暗夜中；或者，又會出現以懇求的謙卑口吻對不幸進行的漫長復述：講述平庸生活的政治話語只能是莊重的。但在這些文本中，還出現了另一種反差效果。關押某個人的要求經常是由社會地位非常卑微的人提出來的，他們不會寫字，或者不善文字；當寫給國王或貴族時，憑借他們淺陋的學識，或者由多少能夠勝任的書手來代筆，他們能夠盡其所能地創作那些他們認為必不可少的措辭和起承轉合的程式，而且還夾雜著笨拙、激烈的詞語，粗暴的表達，無疑他們認為加上這些語言，會使他們的請愿書更有力量，更真實；結果是，在莊嚴但又不相關聯的句子中間，緊挨著那些不可理解的詞語，就會爆發出一些粗野、笨拙，不雅的說法；與那些不得不說的儀式性語言交織在一起的是不耐煩、惱火、憤怒、充滿激情或滿懷怨恨，以及忤逆之辭。一種震撼人心的野性激情，以其自身的講述方式出現，打亂了這種矯揉造作的話語的規則。在一份文本中，比恩費的妻子這樣說道：她"冒昧地向殿下誠惶誠恐地指出，這個該死的馬車夫比恩費，霸道極了，將民婦往死里打，他快把家底倒騰光了，頭兩個妻子都被他害死了，第一個妻子死時肚子里還懷著孩子，第二個妻子傷透了心，被他折磨得奄奄一息，他虐待她，使她越來越瘦弱，甚至幾乎把她掐死……他甚至想把第三個妻子的心烤來吃，其它的事兒就更崩提了；殿下，我跪拜在您的腳下，伏請圣恩，仁慈為懷，讓我得享公義，因為我的性命岌岌可危，我會一直禱告帝，保佑您健康平安…"。
圖為全景敞視監獄設計圖
這里，我匯編在一起的文件是同質性的；而且它們很可能顯得單調乏味。不過，所有文本的效果都來自其中的反差。在復述的事情與講述的方式之間的反差；在那些申訴和懇請的人與全權支配他們的人之間的反差；在提出的問題的細微秩序與用來運作的龐大權力之間的反差；在儀式和權力的語言與狂亂和無能的語言之間的反差。這些文本看上去就象是拉辛（Racine）、波舒埃和克雷比榮寫的；但這些文字充滿了一種民眾的騷動、不幸、暴烈和通常所謂的"粗鄙"，大概沒有哪個時代的文學會喜歡這種東西。這些文字使乞丐、窮苦老百姓或者就是平凡之輩現身在這幕希奇的戲劇中；在這幕戲中，他們拿腔作調、慷慨陳詞、矯揉造作；在戲中，他們裝扮在一大堆修飾品的背后，但除了這套行頭，他們又有什麼辦法使自己在權力的舞臺上引人注目呢？有時，他們使人想起一群破爛的江湖藝人，他們身披一些花哨的服飾，這些華麗的服飾盡管以前曾風行一時，但此時卻顯得俗氣、破敗，他們想這樣就能在有錢的公眾面前表演，博得一笑。
只是在這樣的場合，在那些決定他們生活經歷的位高權重者面前，他們表演著自己的生活。他們就象塞利納小說中的角色，想著讓凡爾賽宮中的王公貴族聽到他們的聲音。會有一天，這些反差效果慢慢都消失了。在日常生活層面開始運作的權力將不再是那個既身臨其境又遙不可及的君主，他無所不能但又反復無常，是一切正義的來源，也是所有誘騙的目標，一身兼具政治的原則與巫術的效能；權力將變成由一套精細、連續的分化網絡構成，在其中，各種各樣的司法、治安、醫療和精神病治療機構相互銜接。而在新的權力中成型的話語，就不再采用老式的矯揉造作的戲劇性語言；而是在一套自稱基于觀察的中立性語言中得以發展。那些瑣碎平庸的事情，將會交由有效但卻灰暗的管理框架、新聞報導框架和科學框架來進行分析；只有遠離這些框架，如文學，才會探求這些事情的輝煌一面。在17、18世紀，人們仍然處在粗鄙野蠻的時代，所有這些中介當時尚不存在；那些不幸的可憐人，他們的身體幾乎就直接面對國王的身體，他們的騷動幾乎就直接面對國王的儀式；雙方并沒有任何共同的語言，只有叫喊與儀式之間的撞擊，要被講述的亂子與要遵循的嚴格形式之間的撞擊。對于我們這些從遙遠的時代回頭觀看的人來說，正是在這里，日常生活第一次出現在政治問題的符碼中，出現了一些奇異的閃光，一些令人眩目，給人留下強烈印象的東西，但此后，所謂"事務"，社會新聞或案件從這些人和事中脫胎而出，這些閃光就會銷聲匿跡。這里的文本記錄了一個重要的時刻：一個社會將各種言辭、語句和構思起承轉合的順序以及語言的儀式"借貸"給那些無名的大眾，以便讓他們能夠講述他們自己，而且是公開地講述他們自己。這樣的講述同時具有三個條件：這一話語是面向明確界定的權力配置的，并進入這一權力配置的流通之中；它展現了以前很少為人察覺的生存基礎；從這些激情與利益的卑下戰爭中，給權力提供了君主干預的可能性。事實上，如果和這種話語相比，丹尼斯的耳朵不過是一種簡陋的小機器罷了。如果權力的運作只是去監視、窺探、竊聽，去禁止和懲罰，那麼要摧毀權力，肯定非常簡單容易；但權力還在激發、唆使、生產；權力不僅僅是眼睛和耳朵；權力還產生了言語和行動。無疑，這種機制對于構成新的知識（savoir）來說是重要的。而在一整套新的文學體制中，它也并非格格不入。我并不是說王印文書意味著出現了一種以前未被認識到的文學形式，但是說在17世紀末18世紀初，話語關系、權力關系、日常生活的關系和真理的關系以一種新的方式交織在一起，而文學恰好也躋身其中。寓言（fable），從詞義上看，就是值得寓諸語言的東西。在西方社會，長期以來，日常生活要進入話語，其中必須充斥著寓言式非同尋常的東西，并因此發生變形，才有可能；必須由英雄業績、功勛、探險、神意或恩典，可能還會有惡貫滿盈的罪行，使日常生活脫離它自身；日常生活不得不帶上一種不可能之事的印跡。只有這時，日常生活才會成為可以講述的。這樣，就將日常生活置于常人所不及之處，作為教訓，作為榜樣發揮作用。敘事越是遠離平常的東西，它的影響就越強，就越有說服力。因此在這出由非同尋常的榜樣（fabulous-exemplary）構成的戲中，根本之處就在于真假無所謂。而如果湊巧有人來講述現實生活的平庸之處，那只可能是為了造成喜劇效果，講述這種生活只會令人發笑。自17世紀以來，西方目睹了一整套講述默默無聞生活的"寓言"的誕生，而這種寓言禁止采用以往非同尋常的腔調。只有從不可能出發，從嘲諷出發，才能復述那些平凡世界。一種語言藝術誕生了，它的任務不再是歌頌不大可能發生的事情，而是使那些沒有顯現的――那些不可能顯現或不得顯現的――事情顯現出來：要講述真實生活中最根本，也就是最細枝末節的部分。同時，當設置好一套配置以迫使人講述"卑微者"（infime），講述那些不能講述自身的人，講述那些毫無榮耀可言的人，講述那些"無名者"（infame），一種新的律令就逐漸成形了，它用來構成人們可以稱為倫理的東西，一種西方的文學話語內在的倫理：它的儀式功能將漸漸消失；它的任務將不再是彰顯力量、恩典、英雄業績或能力方面輕易可見的輝煌，而是著手尋覓那些最難察覺的，隱藏最深的，在顯示和講述時最難以啟齒的事情，最終也就是嚴格禁止，最不體面的事情。自從17世紀以來，一種旨在全面展現生存的最暗淡、最日常一面（盡管有時也是要揭示最莊重的命運形象）的新命令勾劃了文學發展的趨勢，因為正是從此，這種文字開始成為現代意義上的文學。因此，這種話語不僅僅是一種特殊的形式，一種與形式的根本關系，而我寧愿稱這種話語的制約為道德性的，這正是它的特征，它的巨大運動也因此傳遞到我們身上：有義務講出最平常的那些秘密。文學本身并不足以囊括這種龐大的政治，這種龐大的話語倫理；當然也不可能將這種話語完全化減為這種倫理；但它正是在這種倫理中找到了它的位置，它的存在條件。從這里，就產生了這種話語與真理和權力的雙重關系。當那些非同尋常的寓言只能在一種真假難以確定的情況下發揮作用，文學卻在一種確定的非真理（non-truth）的情況下確立了自身：它明確以虛構的面目出現，但同時卻致力于產生它自身的真理效果，人們也會這樣看待它；在古典時代，賦予自然風格和模仿的重要性，無疑就是表述文學的"忠實"（en vérité）功能的最早方式。從那時開始，虛構代替了寓言，小說拋掉了傳奇風（romanesque）的羈絆，并且只能通過擺脫這種風格才能發展自身。因此，文學構成了西方迫使日常生活寓諸話語的龐大制約系統的一部分；不過，它在這種系統中占據了一個特殊的位置：決意尋求隱藏起來的日常生活，跨越各種界限，粗暴或陰險地暴露秘密，取代各種規則和法典，促使人們講述不可坦言的東西，因此文學傾向于置身于法律之外，而無論如何它的任務就是要負責丑聞、逾越和造反。比起任何其它形式的語言來說，它一直是"無名譽者"的話語：它的任務一直就是要說那些最說不出口的：最糟的，最隱秘的，最不可容忍的，沒有羞恥的。多年以來，精神分析與文學之間彼此迷戀，現在從這一點看，緣由就非常清楚了。但我們一定不要忘了，文學的這種獨特位置不過是某種權力配置的一個效果。在西方，這種權力配置滲透了話語的整個安排和真實的各種策略。打一開始，我就說，我希望人們把這本書中的這些文本當作如此多的"故事"來讀。無疑，這走得太遠了；這些文本都沒法和契訶夫、莫泊桑或詹姆斯哪怕最無關緊要的敘事相提并論。這些文本既非"準文學"，亦非"亞文學"，它甚至算不上一種文體的雛形；它更多體現了在騷亂、噪聲和悲哀中權力對生命的作用，以及從中產生的話語。《曼儂·列斯戈》 就復述了一個這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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