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費算命男人后腰長記什麼意思

解夢佬 2023年11月26日 19:21

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19年第41期，原文標題《中國人的“心”痛》，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如何讓病人接受自己的疼痛是“軀體化”障礙，是宣武醫院神經內科大夫閔寶權的難題（王旭華攝）

藥物之外

宣武醫院神經內科大夫閔寶權的門診和我觀摩過的其他門診都不一樣。小小的診室里擠下了近10個人。給病人例行開藥的兩名助手坐在最遠頭的電腦桌旁，還有六七個心理咨詢師在診室內外進進出出。閔寶權看病，先讓咨詢師給病人問診，從病情開始聊，家庭狀況、個人經歷都問個遍。而后，咨詢師先匯報，閔寶權再面診病人。這樣的門診，從周五下午1點開始，往往要看到晚上八九點。但這是閔寶權從醫20多年，摸索出來的最有效率的辦法。

“一個病人如果心臟不舒服，他會去看心內科，胃腸不舒服就去消化科，眼睛總是干澀會去眼科，這些都很明確。但軀體化障礙主要是不確定部位的疼痛比較多。這種情況下，大家就會想到來看神經內科了。”閔寶權告訴我，曾經有一個月，他把在專家門診看的大約400個病人都做了統計，發現單純心理問題的占50%左右，28%既有器質性問題，又有心理問題，只有22%的人是單純器質性問題。考慮到來看專家門診的病人大多數已經就診了很多醫院，排除了明顯的器質性問題，閔寶權又粗略估計了一下普通門診的情況，在那兒，病人們沒有選擇，遇上哪個大夫就看哪個。結果是：“到我們神經內科來看病的大概一半人或多或少有心理問題。有些人情緒低落，和抑郁有關；有些人失眠，各種擔心，可能和焦慮有關。”過去，閔寶權看門診，遇到有情緒障礙的患者，也會開些相關的藥物，可是他發現，很多時候，病人心里的結不解開，藥物治不了根本。2008年，他干脆嘗試組建了一個咨詢師團隊。

閔寶權的嘗試建立于一個大背景之下。30年前，醫學界發現，傳統的生物醫學模式讓醫學的目標局限于“治病”而非“治人”，已經無法解決臨床上遇到的許多問題。“生物－心理－社會”三者結合的新的醫學模式開始被倡導。臨床醫學和心理學相結合成為一種發展趨勢。閔寶權告訴我，現在不少醫療機構都注意到這個問題，光是今年，到目前為止，他已經受邀到全國各個醫院給醫生們做了30場培訓。

大津秀女是閔寶權心理咨詢團隊的總督導，為許多慢性疼痛患者做過心理咨詢。對于器質性疾病所致的慢性疼痛病患來說，心理咨詢治療是為了減少病患對藥物理療和手術等止痛治療的依賴性，最終使病患回歸到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中去。她曾接待過一名55歲的男性來訪者，他因車禍外傷致使后腰和下肢疼痛11年。了解他的就醫經歷就會發現，如果他掛的是一號難求的專家門診，或花高價找海歸專家看特需門診，那麼在他接受治療后，疼痛會有大幅度的減輕，雖然該專家的處方只是基礎的治療，以前也在普通門診做過。他的兒子告訴大津秀女，一次他故意給爸爸一片藥，說是沒有副作用的強效鎮痛片，服后爸爸就一宿沒喊疼，其實那只是一片復合維生素。

心理治療的第一步是經過評估，使用放松訓練的方式，比如呼吸放松和冥想放松，減輕疼痛癥狀。放松是一種綜合的生理反應，醫學心理學研究認為，放松可以普遍降低交感神經系統及代謝活性，起到減輕疼痛的效果。

一個月以后，來訪者的疼痛得到了控制，可以重新上街買東西了。但是，他并沒有因為疼痛的減輕而減少對止痛治療的依賴。盡管不那麼疼了，他仍像癥狀最嚴重時一樣，每天在家臥床平躺，三餐要在床上支個小桌子吃，一次不落地用理療儀和貼膏藥。他拒絕按照醫生的醫囑減藥，為此還跟妻兒發火。

在咨詢中大津秀女發現，來訪者這麼做是源于對疼痛癥狀加重的恐懼，醫生曾經說，殘存的疼痛還有加重的可能性。于是，心理治療使用了認知行為療法，“認知”是調整固有的看問題的不良角度——幫助他看到，過度治療并不能預防疼痛加重，反而可能起到反作用，關鍵是要找到科學的預防疼痛加重的方法；“行為”是在生活中減少不良的行為，如長期平躺不下地，同時增加良性行為，如散步和外出人際交往。在來訪者、醫生、家屬和咨詢師的共同努力下，這位先生在半年以后重操舊業，恢復了英文翻譯的工作。

大津秀女還有一位來訪者是年近五旬的女性，患有全身不定部位疼痛已經8年了。她的疼痛來得不同，沒有任何損傷，也查不出任何器質性的問題，是典型的軀體化障礙。“無論對何種原因所致的慢性疼痛患者來說，他們的疼痛感受都是真實存在的。”大津秀女說，“從心理學角度來看，所有因為心理的原因所導致的包括慢性疼痛在內的軀體不適，都是有其‘獲益機制’的。舉例來說，小孩子考試前夕心因性腹痛，通過腹痛的癥狀，孩子的考試焦慮得以排解，這是癥狀的原發性獲益。而通過腹痛，孩子獲得了爸媽的照顧和零食玩具，這是繼發性獲益。首先，我需要創造一個安全而放松的談話氛圍，鼓勵她更多地表達，在收集信息后給予心理評估診斷。”

很多病人的患病都與其早年經歷有關。來訪者的哥哥在她4歲的時候去河里游泳溺水身亡，從此父母開始對她過度保護，她上初中了都不讓其獨自燒開水。后來她一路順風地上了大專，畢業后在機關做文職工作，丈夫是大學同學，性格儒雅。受到童年陰影的影響，她遇事易沖動焦慮，偶有失眠。8年前，兒子以優異的成績考入美國的重點大學，目前準備讀博還未回國。兒子離家后的兩個月，她忙著給父母搬新家，一切如常。但家里的事情都忙完了，她卻逐漸出現了全身不定部位疼痛，而且越來越嚴重。

大津秀女分析，任何心因性疾病的發生發展，都有它的內因、外因和持續因，對于這位女士而言，內因與她焦慮敏感的人格特征有關，而人格特征又是與成長經歷密不可分的；外因，是兒子出國；癥狀的持續因，是內在、外在原因目前還都存在的情況下，慢性疼痛的癥狀對她來說是有原發和繼發獲益的。最初，這位女士否認家庭關系讓她感到焦慮，只是說，每次聯系兒子都是自己主動，有時候約三次視頻兒子才答應一次。她還感念生病后丈夫照顧得細致入微，談到這里淚流不止。

大津秀女讓她展開聯想：“……我看見我老公的大衣，我幫他拿到干洗店，又幫他拿回來，兒子的衣服也是我洗的，我要手洗，洗衣機洗不干凈。”大津秀女問：“這是什麼時候的事？”“以前都是這樣，但現在……”她說，“我看到兒子的臥室空著，我覺得很空虛，以前我忙兒子忙老公，現在兒子不在家，老公也不用我忙什麼，他喜歡自己干不用我插手。”“這令你有什麼感受？”“我感覺不好，憑什麼他們都活得那麼好，現在就我不好了。”“你說你生病以后老公照顧得細致入微？”她擲地有聲：“是。”“看來，疼痛讓你獲得了一直奢望的東西。”當核心問題浮出水面，來訪者不再嘮叨疾病癥狀了，積極地開始調整家庭關系，安排中晚年生活。

房間里的大象

閔寶權說，高明的內科醫生，一定是洞察人性的行家里手。臨床經驗多了，他有時像是個算命先生，能一下子道破病人疼痛的玄機。來找他看病的慢性疼痛患者有不少是青少年。一個14歲的男孩來就診，主訴雙手掌間斷火辣辣地疼，右側明顯些，考試前會明顯些。閔寶權檢查了手掌的針刺覺，沒有異常。他猜測這多半和家庭關系有關：家長懲罰孩子一般打左手，右手要留著寫作業。他笑笑問道：“看來左手替右手受過了，經常挨打的應該是左手吧？”話一出口，男孩輕輕點點頭，淚水就一下子流出來了。實際上男孩的成績已經非常好了，是爸爸媽媽望子成龍心切，過于焦慮。孩子心里知道爸媽也是為他好，無力反抗，壓力只能通過身體生病來表達。

一名護士，主訴腰疼劇烈，不能平臥，也不能趴下，夜間只能坐著睡覺。她沒有其他病史，影像學診斷也沒有器質性問題。面診的時候，閔寶權用手摸了摸她的后背，沒有局部紅腫硬結，可碰到腰背部的任何一個點，都會增加她痛苦的感受，四肢腱反射卻又完全正常。閔寶權心里已有九成把握了，問：“怎麼臥都不成，怎麼坐都不成，現實中會有誰讓你有這種感覺？” 護士面帶小孩子般的委屈，一邊眼淚嘩嘩流，一邊聲音提高八度：“我們護士長！她罵我了，說我大笨蛋！”心理咨詢師和她聊了20多分鐘，在15分鐘左右的時候她就能平臥了。

閔寶權觀察，現在生活條件普遍好了，但人和人之間的對比差距更強烈了，有不少病人的痛苦都是源于心理失衡。多年前，他接診過一個50歲左右的男子，從頭到腳沒有一處感覺舒服。閔寶權把他妻子請出診室，開門見山地問：“您身體沒病，病在心里。說吧！心里有什麼不痛快的事？是工作上的，還是感情上的？”病人一愣，幾秒鐘之后，一聲長嘆。原來他和大學同班同宿舍的同學畢業后同時分配到同一個公安局的同一個部門。如今，同學已經是市局的局長，自己還是設備科的科長，只要一上班他就覺得有壓力，抬不起頭。閔寶權問他：“您怎麼可能和他一樣？你倆的先天條件一樣嗎？家庭出身一樣嗎？成長環境、成長經歷一樣嗎？除了在大學同班同宿舍，你倆的學習成績一樣嗎？脾氣、性格、為人處世、工作態度一樣嗎？后來的戀愛經歷一樣嗎？人際關系網絡一樣嗎？這麼多的不一樣，您怎麼可以僅僅因為是同學同事就要求自己必須和人家一樣呢？按照老兄您的思路，國家領導人的同學豈止是抑郁啊，都該去自殺了吧？”病人又愣了一下，突然哈哈大笑：“我難受了好幾年，吃了好幾年藥，白吃，沒用！大夫，您不用給我開藥了，我現在就已經不難受了！”

去年，美國芝加哥退伍軍人醫學中心（Jesse Brown VA Medical Center）精神醫學系行為健康部主管醫師張道龍和克勞迪奧·阿爾特曼（Claudio Altman）到北京參加宣武醫院組織的“臨床醫生與心理咨詢師國際標準規范化培訓”。這兩位參與編寫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的專家提到，如果一個社會普遍認為有心理疾病就是弱者、瘋子，這個社會軀體化障礙的發病率就會很高。問題情緒將通過身體的不適表現出來，因為軀體疾病能夠避免社會偏見。在這樣的社會里，人們也不知道該如何表達自己的心理感受。在南美，軀體化障礙的發病率10倍于西方社會。中國也存在類似的情況。

這種對心理和情緒問題的回避根深蒂固。英語中有個短語叫“房間里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指一些非常顯而易見的，可是卻一直被忽略和回避的問題。回到閔寶權的診室，心理問題和情緒障礙就是這頭大象。盡管來找他看病的病人很可能已經在數家醫院排除了器質性問題，也可能很清楚這位專家的專長是軀體化障礙，但真要讓病人和家屬們接受，疼痛雖然是真實的，但主要是因為抑郁和焦慮，需要服用精神藥物，接受心理咨詢，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像之前那位設備科科長那樣能夠頓悟的聰明人少之又少。

有一個病人在網絡上咨詢閔寶權，說自己產后全身疼痛。閔寶權告訴她，她的情況要考慮是軀體化障礙。對方立刻不樂意了：“我是一名精神科護士，我知道自己是什麼問題。有些醫生，診斷不出病因就說人家是心理問題。”閔寶權不氣不急：“有這種可能。”

在門診，閔寶權有時候會討個巧。實在說服不了的病人，先給開抗焦慮、抗抑郁的藥物，復診的時候，他們對醫生產生了信任，往往更能敞開心扉，接受診斷。跟閔寶權出門診那天，一名60多歲的男性病人一進診室就感謝大夫：“吃了您的藥，這段時間真的見好。”這位先生渾身多處疼痛，在另一家三甲醫院神經內科按照周圍神經炎治了整整一年，完全無效。閔寶權后來告訴我，初診的時候，他判斷病人是軀體化障礙，想讓心理咨詢師尋找病因，然而，病人否認自己有任何煩惱。心理咨詢師連催眠的手段都用上了，病人全然拒絕進入情境。

這回，服用抗焦慮藥物后，有了疼痛減輕的感受，病人再次見到大夫，一下子就把自己打開了。閔寶權幫他一點點梳理自己的家庭關系。原來，病人和兒子的關系一直很緊張：他年輕的時候工作繁忙，對兒子有很強烈的虧欠心理。兒子結婚多年，沒有生育，他心里很急，又不知道該如何與兒子溝通。閔寶權再一細問，去年7月，病人和兒子因為這個問題曾經大吵了一架，就是那次吵架的第二天，他在洗衣服的時候發現手開始疼痛起來。問診結束的時候，病人又主動傾訴了自己的另一個不愉快：他家里兄弟姐妹四個，為了老母親的贍養問題，哥哥和弟弟妹妹鬧得很不愉快，把派出所都驚動了。他害怕起沖突，于是一個人把開銷承擔了起來。

“這個病人好在有醫從性。”閔寶權感嘆。有些病人對藥物有些了解，對診斷心里抗拒，讓醫生很是為難。“他們會說，我這頭疼，你憑什麼給我開抗焦慮的藥？我沒問出心理上的具體原因，所以只能解釋說：你試一下。于是有病人就說，拿我當小白鼠試驗那可不行。”閔寶權坦言，如果是這樣，自己沒有辦法治病。病人更不樂意了：你是專家還沒招兒？我找你白看了！遇到這種情況，閔寶權自認水平有限，請病人把號退了。

另一難題是，在診室里，病人往往是家屬陪伴而來的。如果軀體化障礙的成因涉及家庭關系，即使病人本人認可診斷，問題也會變得復雜起來。

我在閔寶權的門診見到了一個從外地來求診的男孩。男孩馬上上高二，主訴長期劇烈頭疼，嚴重的時候會痛到嘔吐。閔寶權診斷，男孩并沒有器質性問題，而是緊張性頭疼，是因為壓力過大導致的。

心理咨詢師從男孩那里得到的信息證明了這種判斷。男孩的父母都是農民，深信知識改變命運，對孩子照顧得無微不至，唯獨對學習要求很高。男孩的哥哥已經考上不錯的大學，被立為他的榜樣。孩子現在就讀當地的重點高中重點班。這所學校有兩個校區，僅一個年級就有5000人。閔寶權發現，在當地就診時，醫院已經給孩子開出了抗焦慮的藥物，他感到，孩子真的要好起來，藥不是關鍵，父母必須給他減壓。他建議孩子和父親當天下午分別接受一次心理咨詢。可是，在診室里同意接受咨詢的父親，出門就反悔了，他告訴心理咨詢師，不覺得自己有問題。

等一家人再回到診室的時候，閔寶權沒有給孩子開新藥方，讓一家人回家再“調整調整”，希望孩子的父親能夠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沒想到，孩子沒言語，家屬們的情緒噌的一下上來了。孩子父親的憤怒非常樸實：“我們一家人跑了一千公里來找你，你連藥都不給開一個！你是什麼專家？”最后溝通的結果，是閔寶權給孩子換了藥。當然，還是抗焦慮的。“吃了這種藥，多久能見效？能不能好？”孩子的父親再三追問。

本文來源于《三聯生活周刊》2019年第41期，點擊下方商品卡可購買本期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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