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命運束縛著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流鶯

唐 李商隱

流鶯漂蕩復參差，度陌臨流不自持。

巧囀豈能無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

風朝露夜陰晴里，萬戶千門開閉時。

曾苦傷春不忍聽，鳳城何處有花枝？

這首詩作于唐宣宗大中初年，是詩人從桂管觀察使（今廣西桂林一帶）鄭亞幕府回京以后所寫。這次回京之前，詩人在各地節度使幕府漂泊數年，他滿心期待著能早日回到長安與家人團聚，也滿心期待著自己遠離政治中心幾年后，能從牛李黨爭的漩渦中掙脫出來，也期待著此次回京以后能為執政的牛黨人士所寬宥、并得到他們的重用。

而在從南方回長安的路上，他還在那個巴山秋雨的深夜，寫下了那首溫暖世人的《夜雨寄北》，“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從這首詩中，你也能讀出詩人雖處奔波之途，卻仍對未來充滿希望、對回京以后的事業和生活充滿暢想的悅然之情。那麼回京以后的處境到底如何呢？他被掌權者排斥的政治境遇有沒有得到改善呢？所有的答案就藏在開篇這首《流鶯》詩里。

這是一首傳統意義上的詠物詩。詠物詩歷來難寫，要麼寫的有形無神，只停留在“物”的表象，讀起來既沒有生命力，也難以令人感同身受；要麼寫的刻意牽強，直白地將自己的心情附著在“物”上，讀起來既味同嚼蠟，也無法令人產生共情。而只有當詩人們與所詠之物，在某種境況下產生靈魂契合時，才能寫出“物我相忘，形神兼備，情感共通”的詠物詩來。如這首《流鶯》吧，商隱看到啼聲婉轉悅耳卻又無處棲身的“流鶯”，就像從某個鏡像中看到了他自己，像是直勾勾地看著自己被命運捶打、被世界遺棄，他憐憫流鶯，心疼流鶯，最終發現最可憐的卻是他自己。于是他提筆詠物，以“同命相憐”的心境為流鶯、也是為他自己寫下詩篇。

“流鶯漂蕩復參差，度陌臨流不自持。”首聯描述“流鶯”的處境。流鶯是指沒有固定巢穴、居無定所的黃鶯，它們沒有家，只能到處飛來飛去，有時候寄人籬下，不幾時又得飛走，猶如浮萍一般，飄蕩無依。首句的“飄蕩復參差”值得玩味，一個“復”字串聯起兩個同樣意義的詞，給人一種流鶯無法停歇、永遠飄蕩的壓迫感和沉重感，惟其飛到力竭或飛到生命的終點，這種悲劇性的命運才可停歇。商隱就是喜歡用這種“同類（或同義）重疊”的意象，將自己所要表達的情感夯入極致，比如他用“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來表達愛情的無望，用“回腸九回后，猶有剩回腸”表達自己的悲痛，用“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表達自己遠離家鄉、孤獨苦悶的心情。是可謂商隱詩中獨創的一大藝術特色。

那麼流鶯這樣縱貫一生的悲劇命運能改變嗎？它能反抗嗎？并不能！詩人在第二句給出答案。“度陌臨流不自持”，它們飛過鄉間的小道，越過激湍的河流，卻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有很多人認為“不自持”這三個字的意思是，不能自主，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來，被命運束縛著，進而暗示出詩人自己有理想有抱負卻不為當政者所容的處境。這當然是對的，也符合詩人的心境。但仔細玩味，你卻能讀出更大的悲哀。近代有學者曾指出，李商隱的悲劇，不單單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整個晚唐無數中下階層知識分子的悲劇，那是一個想要有所作為卻被迫無所作為的時代，底層文人要在那樣一個時代做出杰出貢獻幾乎是不可能的。那麼對于李商隱這樣有大才的士人來說，就真的沒一點兒進身的可能嗎？有倒是有，你要想進身，想進入朝局中心，就得改變自己的操守，去攀附當政者，與那些弄權禍國的人同流合污，你要想“欲回天地、澄清玉宇、致君堯舜”，就首先得使自己骯臟。你要想改變那個時代的面貌，首先得適應那個時代的黑暗，甚至要讓自己變成黑暗的一部分。若要想屠龍，你首先得變成惡少。這就是李商隱的悲劇和無奈，他不可能改變自己成為“惡少”，也就無法擠進權力中心，完成自己的理想了。

“巧囀豈能無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如果說首聯描寫的是流鶯的處境，那麼頷聯就開始走心了，也開始在“物我”共鳴中有了某種靈魂契合，而詩人的內心世界也就逐漸為我們打開。別看流鶯的命運是悲劇的，但它的啼聲卻是美妙的，是悠揚動聽的，它能將春心喚醒，也能在悅耳的鳴囀中給人帶來希望，這是一種期待在春天的良辰美景中有好事發生的希望。那麼真的會有好事發生嗎？未必吧！命運的根源是悲劇，那麼即使春天的美景再怎麼生意盎然，也并不是自己的佳期啊。

流鶯的巧囀，正如詩人的才華，他是那麼的想要被世人認可，被世人看重，但這良辰美景、春日佳期好似和他沒什麼關系，他的“巧囀”，他的低吟，也只能是人家奢靡生活中的點綴罷了，他永遠也進入不了核心圈子，縱使你有再深重的本意，這佳期也不屬于你！

“風朝露夜陰晴里，萬戶千門開閉時。”流鶯的巧囀啊，在春風怡蕩的清晨，在秋露降下的夜晚，在長安城千門萬戶開閉的時候，它兀自啼囀，唧唧喳喳，它是如此悅耳，又是如此落寞。這一聯的語境中就暗含著詩人“自說自話”的悲苦，無論什麼樣的季節，無論人們在做著什麼，流鶯的巧囀都像是只在唱給自己聽，像是孤芳自賞，又像是苦苦哀鳴。

“曾苦傷春不忍聽，鳳城何處有花枝？”前三聯詩人都是借著流鶯的處境，含蓄隱幽地講述自己的心境。到最后一聯，他終于在這種情感共鳴中爆發出了深重的同情，同情流鶯，也同情他自己：我本傷感于春天的凋逝，更不忍心聽那流鶯的哀鳴，然而在這偌大的長安城中，又有哪支花梢，愿意給那流鶯棲身呢？鳳城，長安別名，現在西安的北郊地區仍然被稱為鳳城。此時的商隱，同這只流鶯的境遇是如此的相似，詩人同情流鶯的無枝可棲，也正是同情自己進身無路、欲濟無舟楫的窘困。這就回答了文章開篇的問題，他從各地幕府回到長安后，政治境遇得到改善了嗎？答案是并沒有，甚至更糟了。

唐宣宗大中初年的政治形勢是，牛李黨爭經過激烈的角逐后，牛黨勝，李黨敗。大唐賢相李德裕被貶往嶺南，而經李德裕提攜起來的人也都貶謫的貶謫、罷官的罷官，而李商隱這個被認為是李黨末流的文人，也就很難再翻身了。他早年的恩主令狐家族，是牛黨的重要成員，也早已對商隱恨之入骨，不僅不會提攜他，甚至每每在關鍵時刻壓制他。而商隱唯一的依靠，他的岳丈河陽節度使王茂源，也已在會昌年間征討昭義節度使劉稹的叛亂中薨逝。用某位學者的話說就是，從鄭亞幕府回到長安后，李商隱就基本上沒有什麼靠山了。他的政治生命，就已經基本宣告結束。

于是我們再回過頭來讀這首詩，才心疼地讀出了“字字泣血”的悲痛。鳳城何處有花枝？怎麼回答詩人這叩問靈魂的一句呢？鳳城花枝無數，卻沒有一枝是你的。

時運不濟，誰悲失路之人？命途多舛，勸君多讀李商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