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16日八字

今天，12月26日，我們迎來偉人毛澤東誕辰128周年！

在那段風雨如晦的年代，他創建了一個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建設了一個先進的黨：中國共產黨！他締造了一支人民的軍隊：中國人民解放軍！他創立了一個科學理論：毛澤東思想！這一切，改變了中國近代歷史發展方向，實現了中國由弱到強、由衰而盛的偉大轉折！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今天，我們緬懷毛澤東，既要懷念他波瀾壯闊的一生，也不能忘記他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

一、毛澤東一生樂觀豪邁：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有一顆揮斥方遒的勇敢之心

毛澤東的一生，無論是求學還是革命，即使最艱難、最艱苦、最黑暗的時期，在面臨槍林彈雨的生死考驗危急關口，他都能夠自信豪邁，絕無消沉、絕無萎靡。這種強大的精神狀態，為他的人生提供了無窮動力！

毛澤東的一生，既有“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仰天長問，又有“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的浩然正氣。

17歲那年，他離開韶山外出求學，改寫了一首氣勢非凡的詩作：“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從中，我們亦不難看出少年毛澤東的抱負和胸襟。

在第一師范學習期間，毛澤東學習非常刻苦，每天早晨提前起床，進行身體鍛煉，朗讀自習。他有時到后山的“君子亭”去看書，有時也有意識地到喧鬧嘈雜的南門口去看書，專心致志，旁若無人。

“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1925年晚秋，32歲的毛澤東離開故鄉韶山，去廣州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途經長沙，重游橘子洲，感慨萬千，用一首《沁園春·長沙》抒寫出革命青年對國家命運的感慨和以天下為己任，改造舊中國的豪情壯志。

二、毛澤東一生踏實務實：“落后就要挨打”，這是他留給中國人最重要的辯證法啟示

毛澤東所在的時代是怎樣一個時代？

“幢幢華裔，將即為奴；寂寂江山，日變其色”。不堪回首，擁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到鴉片戰爭之后一步步陷入任人宰割、民不聊生的境地。

毛澤東生活在山河破碎，生靈涂炭，無數同胞被侵略者屠戮，無數個家庭分崩離析的動蕩時代。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無數仁人志士尋求救國圖存之道，渴求刺破黑暗的真理之光。

“落后就要挨打”“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毛澤東在與錯誤思想路線的一次次斗爭中，帶領革命隊伍從一次次危急關頭走了出來。

他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這實際上正是實事求是的辯證法真理。

近代中國積弱積貧，由于沒有強大的國防，成了任人撕咬的肥肉。要使新中國成為誰也啃不動的硬核桃，真正站得住、不受人欺負，就要有尖端武器。

毛澤東在1958年6月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指出：“原子彈，沒有那個東西，人家就說你不算數！那麼好，我們就搞一點。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10年工夫是完全可能的。”

后來，新中國正是有了“兩彈一星”，我們才能不受別人的“核威懾”，中國人的腰桿子才是硬的！

毛澤東留給我們的大國重器，除了原子彈，還有核潛艇。

當初蘇聯向中國提出建立“聯合艦隊”意圖控制中國海軍時，毛澤東就曾憤怒地對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說：“連半個指頭都不行！”

他氣呼呼地對這個當時最重要的盟友說：“要是這樣，你們把中國所有海岸線都拿去好了，我們總要有自己的艦隊。”毛澤東事后憤憤地說：“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

于國而言，這個世界沒有救世主，只有國家強大了，軍隊強大了，我們才能屹立世界東方；于個人而言，每個人只有更加奮發有為，更加努力，才能作出更大的貢獻。

三、毛澤東一生坦蕩無私：他心里裝著革命和整個國家，唯獨沒有他自己

那年，中央警衛局在清理毛澤東同志的遺物時，無意中發現了一個小柜子，里面裝的是毛澤東親手珍藏的毛岸英的幾件衣物，有襯衣、襪子、毛巾和一頂軍帽。

這些物品不是身邊的工作人員收拾的，他們甚至看都沒有看到過。

從毛岸英犧牲到毛主席逝世隔了26年，他是在怎樣的悲痛和寂寞中把兒子的這些衣物珍藏在身邊的？

歷史總是有太多令人心碎的巧合。當毛澤東悄悄藏起對兒子的思念時，他不知道的是幾十年前，他的妻子楊開慧，也把對丈夫的牽掛，藏在了老家房子的磚縫里。

在毛澤東1927年告別妻子之后，由于書信不通，獨自撫養3個孩子的楊開慧，把對丈夫的思念和牽掛寫成文字：“……茲人不得見，惆悵無已時。心懷長郁郁，何日復重逢。”

1959年，毛澤東終于回到故鄉。在失去了妻子楊開慧、大弟毛澤民、二弟毛澤覃、堂妹毛澤建、長子毛岸英、侄兒毛楚雄的故鄉，他寫下了那首著名的詩篇《到韶山》：“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四、毛澤東一生文韜武略：留下了一句句至今仍光芒四射的千古名句

不曾忘，他講得最震撼的一句話：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

不曾忘，他講得最樸實的一句話：為人民服務！

不曾忘，他講得最感恩的一句話：人民萬歲！

不曾忘，他講得最惜時的一句話：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有一種精神，穿越歷史的云煙，日久彌新。

有一種懷念，歷經時代的風雨，更臻醇厚。

附

毛澤東生平大事記

1893年12月26日，毛澤東誕生在湖南省湘潭縣韶山沖的一個農民家庭，童年時期（1902年－1909年）先后在家鄉韶山六所私塾讀書。

17歲（1910年）時，考入湖南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在此期間受受到康有為和梁啟超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

20歲（1913年）時，進入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預科讀書，次年秋被編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本科第八班，受楊昌濟等進步教師的影響，成為《新青年》雜志的熱心讀者，崇拜陳獨秀、胡適。

25歲（1918年）時，與蕭子升、何叔衡、蔡和森等發起成立新民學會，6月畢業后赴京，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管理員，得到李大釗等人幫助，開始接受俄國十月革命的思想影響。

26歲（1919年）時，響應五四運動，回長沙發起成立湖南學生聯合會，主編湖南學生聯合會會刊《湘江評論》，當年 10月母親病逝。

27歲（1920年）時，在上海會見陳獨秀，在長沙發起成立傳播馬克思主義和新文化的文化書社，同何叔衡等組織長沙共產主義小組，并籌建社會主義青年團。這年冬天與楊開慧結婚。

28歲（1921年）時，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任書記。

29歲（1922年）時，組織領導粵漢鐵路工人、長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罷工運動，推動湖南工人運動迅速走向高潮。

30歲（1923年）時，離開長沙到達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不久又遵照中共中央的決定回到長沙，籌建湖南國民黨組織。

32歲（1925年）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主編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刊物《政治周報》創刊。

33歲（1926年）時，主辦國民黨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任所——次年發表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34歲（1927年）時，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批評陳獨秀的右傾錯誤，譴責蔣介石、汪精衛背叛國民革命，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思想，領導秋收起義，被江西一團防局的清鄉隊抓住，押送途中機智脫險。這年10月開始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但11月即遭到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錯誤指責，被撤銷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

35歲（1928年）時，率部在江西寧岡縣礱市同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軍余部和湘南起義農軍會師，擔任兩支部隊合編成的工農革命軍（后改稱中國紅軍）第四軍黨代表、軍委書記。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主持制定井岡山《土地法》。

37歲（1930年）時，寫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闡述關于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當年8月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和中共總前敵委員會書記，9月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12月30日至次年1月3日，同朱德等指揮紅一方面軍粉碎國民黨軍第一次“圍剿”。

38歲（1931年）時，同朱德等指揮紅一方面軍先后粉碎國民黨軍第二次及第三次“圍剿”，當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人民委員會主席。

39歲（1932年）時，發表《對日戰爭宣言》。10月在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上受到“左”傾錯誤領導的打擊，會后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職務，前往福建長汀養病。

41歲（1934年）時，在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負責人緊急會議上，力主紅軍放棄原定向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被采納。

42歲（1935年）時，在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上，實際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同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軍事指揮小組。6月率紅一方面軍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西部會合。不久即同張國燾的逃跑主義、分裂主義進行斗爭，并于10月19日率領紅軍陜甘支隊到達陜西保安吳起鎮，勝利完成長征。

43歲（1936年）時，與彭德懷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渡黃河東征，起草《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呼吁一致抗日；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確定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撰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44歲（1937年）時，1月13日同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進駐延安，4月至7月，在抗日軍政大學講授辯證法唯物論，其中的兩節后來整理成《實踐論》和《矛盾論》。盧溝橋事變爆發后，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提出堅決抗戰，反對妥協退讓的方針、政策。8月25日，同朱德、周恩來聯名發布關于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隨后，指導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

45歲（1938年）時，發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講演《論持久戰》，全面分析中日戰爭所處的時代和中日雙方的基本特點，批駁速勝論和亡國論，闡述了中國抗日戰爭的持久戰的總方針。

47歲（1940年）時，發表《新民主主義論》，系統論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綱領。6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分析國際形勢及對中國抗戰的影響，指出：既要警惕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突然事變，又要力爭時局好轉。

48歲（1941年）時， 1月上旬，皖南事變發生；1月20日，為中央軍委起草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嚴正提出解決皖南事變的十二條辦法。5月19日，在延安干部會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提出反對主觀主義，闡明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8月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

49歲（1942年）時，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 在延安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發表講話并作結論；向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會議提交《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長篇書面報告，論述“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經工作總方針。

50歲（1943年）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被推定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

51歲（1944年）時，在張思德追悼會上發表《為人民服務》的講話。

52歲（1945年）時，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致開幕詞（《兩個中國之命運》）和閉幕詞（《愚公移山》），向大會提交《論聯合政府》書面政治報告，大會確定以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一切工作的指針。8月28日，赴重慶同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簽署投降書，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結束。10月10日，《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簡稱《雙十協定》）在重慶簽署；12月28日，起草《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

53歲（1946年）時，6月26日，國民黨軍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爆發。7月20日，起草《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的黨內指示；8月6日，會見美國記者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9月16日，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指示；11月18日，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中，第一次使用“人民解放戰爭”的名稱。

54歲（1947年）時，3月18日，率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撤離延安，開始歷時一年的陜北轉戰；10月，起草《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12月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會議期間，提出了十大軍事原則和新民主主義的三大經濟綱領。

55歲（1948年）時，3月23日，結束陜北轉戰，東渡黃河，5月27日，到達中共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關于戰爭、建國、財經等問題的重要報告；9月至次年1月，組織指揮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略決戰，將國民黨軍主力聚殲在長江以北；12月30日，為新華社寫一九四九年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

56歲（1949年）時，3月25日，率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進駐北平；4月21日，在南京政府拒絕接受《國內和平協定》的情況下，和朱德聯名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6月30日，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9月21日至30日，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致開幕詞，當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主持開國大典；12月16日，抵達莫斯科，首次訪問蘇聯。

57歲（1950年）時，2月14日，中蘇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6月6日至9日，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提交《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的書面報告；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策，隨后親自指導了第一次至第三次戰役。

58歲（1951年）時，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思想；5月24日，設宴慶賀《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簽訂，慶祝中國大陸全境解放；12月，發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

59歲（1952年）時，1月26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開展“五反”運動的指示（“五反”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騙國家經濟情報）；8月9日，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

60歲（1953年）時，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在板門店正式簽字；9月7日，同民主黨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談話，指出國家資本主義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必經之路。

61歲（1954年）時，9月15日至28日，出席全國人大第一屆第一次全體會議，致開幕詞《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9月28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任主席；10月19日，在同印度總理尼赫魯的談話中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應推廣到所有國家關系中去。

62歲（1955年）時，3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致開幕詞并作結論，號召干部要鉆研社會主義工業化問題，成為這方面的內行；7月3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10月29日，邀集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座談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12月16日，修改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草案，提出要大批地培養知識分子，注意吸收高級知識分子入黨。

63歲（1956年）時，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的報告；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8月22日，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七中全會，提出兩個工作重點，一個是社會主義改造，一個是經濟建設，兩個重點中主要的還是在建設。

64歲（1957年）時，2月27日，作《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提出兩類矛盾學說；3月12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宣布開始在黨內進行整風；5月15日，寫《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隨后發動反右派斗爭，發生嚴重擴大化的錯誤；11月，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蘇聯，參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祝活動，出席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會議。期間，提出15年內中國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要趕超英國。

65歲（1958年）時，3月，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成都會議，繼續批評“反冒進”，制定的各項經濟指標大幅度提高；5月5日至23日，主持召開中共八大二次會議，認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仍然是國內主要矛盾。夏秋，親自部署炮擊金門。

66歲（1959年）時，4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他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由劉少奇繼任的決議；6月25日至28日，回故鄉韶山。7月2日至8月16日，在廬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政治局擴大會議原擬進一步糾正“左”的錯誤，但在后期和接著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上錯誤地發起了對彭德懷等的批判。

67歲（1960年）時，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五風”，即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瞎指揮風。）

68歲（1961年）時，主持召開中共八屆九中全會，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這次會議正式批準了調整國民經濟的八字方針；提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將農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

69歲（1962年）時，1月11日至2月7日，主持召開中共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又稱“七千人大會”），作關于民主集中制問題的重要講話；7月至9月，在北戴河、北京先后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批判所謂“黑暗風”、“單干風”、“翻案風”，作關于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進一步發展了關于階級斗爭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的錯誤論點。

70歲（1963年）時， 2月11日至28日，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會議確定在農村普遍進行“四清”運動和城市開展“五反”運動；3月5日，在《人民日報》發表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5月，在杭州主持制定《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作為指導農村“四清”的綱領性文件；12月16日，聽取聶榮臻關于科學技術十年規劃的匯報，指出：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

71歲（1964年）時， 2月13日，召集教育工作座談會，提出改革教育體制的設想。；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2月15日至28日，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制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部分地糾正“四清”運動中“左”的做法，但錯誤地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72歲（1965年）時， 5月22日至29日，重上井岡山；11月初，批準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揭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73歲（1966年）時，3月12日，致信劉少奇，提出“備戰備荒為人民”；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對當時黨和國家政治形勢作了嚴重錯誤的估計；8月1日至12日，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會議期間，印發了毛澤東5日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鄧小平。這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志。8月18日至11月26日，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院校師生和紅衛兵。

74歲（1967年）時，1月，對上海“一月革命”表示支持，此后奪權之風遍及全國；不滿老帥“大鬧懷仁堂”；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75歲（1968年）時，10月13日至31日，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通過誣陷劉少奇并開除他的黨籍的錯誤決定；12月22日，“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在《人民日報》發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潮由此開始。

76歲（1969年）時， 4月1日至24日，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批準“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并把林彪定為“接班人”寫入黨章。

77歲（1970年）時，4月24日，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5月20日，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12月18日，會見美國友人斯諾，表示歡迎美國總統尼克松來華訪問。

78歲（1971年）時，9月13日，同周恩來等果斷地處理林彪叛逃事件。在周恩來請示要不要攔截林彪座機時，毛澤東表示：“由他去吧”；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驅逐出去；11月14日，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同志，為所謂“二月逆流”平反。

79歲（1972年）時， 1月10日，參加陳毅的追悼會；2月21日，會見來華訪問的美國總統尼克松；28日，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決定實現中美兩國關系正常化；9月29日，中日兩國政府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正式建立外交關系。

80歲（1973年）時，3月，提議恢復鄧小平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12月，提出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還提出要給賀龍、羅瑞卿、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

81歲（1974年）時，1月18日，批準轉發《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批林批孔”運動由此開始；2月22日，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談話中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7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搞幫派活動，第一次提出“四人幫”問題；9月29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為賀龍平反；10月4日，提議由鄧小平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職務；11月12日，對江青來信作批示，批評她的“組閣”野心，明確指出“不要由你組閣（當后臺老板）”。

82歲（1975年）時，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重申在本世紀內實現四個現代化，任命周恩來為總理、鄧小平等為副總理的國務院組成人員。會后，周恩來病重，國務院工作實際由鄧小平主持；5月3日，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談話，強調要搞馬列主義，要團結，要光明正大，再次批評“四人幫”；11月下旬，審閱批準《打招呼的講話要點》，錯誤地發動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83歲（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在北京逝世；1月21日、28日，先后提議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3月下旬至4月5日，北京市上百萬群眾連續幾天自發到天安門廣場，獻花圈、詩詞，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毛澤東錯誤地批準了否定事件的報告；4月7日，根據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共中央關于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和《關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7月6日，朱德在北京逝世。 9月9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