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命說三和落平是什麼意思

解夢佬 2023年11月25日 00:39

文馬路天使

逃離流水線、做二休五，廣州制衣村工人翻身了嗎？

元宵節過后，連接著鷺江村和康樂村的鷺江西街人群涌動。

這里是廣州海珠區著名的制衣村。提著大號塑料袋的男女匆匆走過，載著幾米高布料的三輪車穿插其間。說話聲、協警吹哨聲、鳴笛聲、工廠機器的咔噠咔噠聲，組成了一首混亂又不失和諧的交響曲。

進入這里，猶如掉進另一個空間。/攝影：鐘智

最令外來人驚奇的景觀，是主干道兩旁長達1000多米的“招工長廊”。神情疲憊的廠老板們坐在自帶的小板凳上，舉著用硬紙板、A4紙做成的招工牌，癡癡地等工人停下腳步前來詢問。

為了搶工人，他們甚至開出了“月薪過萬元、日薪700元”的條件。即便如此，招工仍舊困難。誰也說不清楚從什麼時候開始，老板要上街擺攤、被工人挑來挑去。

在這里，老板和工人看起來并不會有明顯差別。

工人們厭倦了日復一日的流水線，轉而當起了做二休五的臨時工。面對招工若渴的老板，他們絕不放低要求，“便宜的不做、復雜的不做、長期的不做”。

廠老板們紛紛抱怨工人“太懶”，都是“被慣壞的”，“干一天拿一天工資，錢花完了再找事情做，沒有責任心”。

每天都有一群臨時工坐在康樂橋邊嘮嗑、等活兒。

有人說，廣州康樂村的臨時工，就是深圳三和大神的升級版。

逃離流水線

做二休五，工資日結

珠江南畔，鷺江地鐵站下車，沿著新港西路往西，步行15分鐘即可到傳說中的廣州“制衣村”康樂。

從一個不起眼的入口拐進去，即可看到連成一片的握手樓。這里是大多數外來務工人員居住的地方，是制衣村的“后勤處”。抬頭往天上看，樓與樓之間只剩一條縫隙，一絲陽光從中溜出，與錯綜復雜的電線糾結在一起。

仿佛從白天進入黑夜。

黃斌的出租屋，就是這些握手樓的其中一間。房間里對著墻壁的窗戶形同虛設，光進不來。去年雙十一前，他在一間廠里做了大半個月，沒日沒夜地趕了一批貨，賺了幾千塊之后，黃斌便繼續過上了“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的日子。

七八年前，黃斌和幾個工友因受不了工廠忙時沒日沒夜趕工、閑時沒工資發的現狀，辭職了。幾個人都沒打算再做固定工，轉而自己拉活兒，幫做不完訂單的工廠趕工，工資日結，做完一單就休息。從那以后，他成了一名雷打不動的臨時工。時間自由，不用在廠里耗著。

如今，康樂村里六七成的制衣工，都是像黃斌這樣的臨時工。

黃斌經常到“招工長廊”去晃悠，遇到合適的，就上前詢價。“做整件嗎？給多少？”黃斌熟練地擠到人群里層，接過老板手中的成衣抖了抖。老板邊答邊回了個手勢，“5塊，很簡單的這個”。黃斌搖搖頭，顯然是未談攏。

老板們手上一般都掛著要做的樣衣給工人看。

黃斌心里有一桿秤。去年受疫情波及，制衣廠不敢“押單”，到了年末情況好轉，工廠訂單陡增。為了趕工，老板們開的工錢自然就上去了。日子一天天過去，黃斌并不放松要價，更不打算做固定的長工，“大不了就在家躺著”，這是做臨時工的心理素質。

相對的，招工是個耗時間的活兒。3天以來，制衣廠老板娘麗琴一無所獲。她把招工的牌子放在腳邊，看著人群發愁。過年前，麗琴剛接到了兩三千件的訂單，現有的5個工人根本忙不過來。

麗琴的車間有100多平米，最多的時候能容納20個人同時工作。在康樂村，遍地都是麗琴家這樣中小規模（以下）的廠子。老板并不舍得雇一個專門招工的人，“不自己招人誰招人”？

在麗琴的招工黑板上，有一行字格外突出：長工優先，夫妻優先，有單間。這里的老板們普遍偏好招夫妻工，“夫妻一起來工作的，穩定，不容易辭職”。開廠10年來，麗琴明顯感覺招工越來越難、越來越貴。

“夫妻車位”應運而生。

事實上，近10年來，珠三角甚至是沿海地區的制造業，總因為“用工荒”而掀起爭搶工人的大戲。去年，疫情原因，制造業的“用工荒”達到頂峰。

麗琴把這一切歸結于工人們的懶惰。她攤開手上的一件森系的襯衫，“你看這麼簡單的衣服，一件8塊錢都沒人做”，長工招不到，就連臨時工都不好招。

面對外人對“月薪一兩萬”的好奇詢問，黃斌笑著說，“老板的話你也信”。所謂高薪是拼時間，早上9點上班到晚上12點，每天起碼干夠15個小時才能拿到一萬多的工資。過了三十歲就扛不住了。

那天晚上，招不到工的麗琴回到車間，和丈夫還有其他5位工人一起通宵趕工。在康樂村，老板并不比臨時工快活多少。麗琴夫婦從底層制衣工做起，好不容易存下一筆錢，在村里包下一個小作坊當老板，卻發現比打工時更焦慮了。

這里的小老板們，流水線的每個程序幾乎都會。

今年開春，麗琴的工廠終于迎來了大量訂單，可“商家也都很精明，拼命壓價。現在是旺季，就算現在有10個工人，搭上自己和丈夫，每個月28天不眠不休地干，扣去房租、水電、工錢，一個月可能就3萬元的利潤。可現在的康樂村，旺季的時長不到5個月。”

在康樂村這場招工大戰中，似乎沒有贏家。

好歹是個“手藝人”

2005年寒假，還在湖北監利老家上初三的黃斌決定輟學。

從廣州賺到了第一桶金的裁縫老鄉“衣錦還鄉”，15歲的黃斌覺得他們“穿著時髦，連談吐也不一樣了”。春節過后，黃斌拿著家里人給的兩百塊錢，跟隨老鄉來到了廣州康樂村。

一開始跟著師傅從學徒做起，沒有工資，包住不包吃。腦子聰明、干活麻利的黃斌一年后成功進了康樂村的一家制衣廠。那時候，裁縫是一門手藝。進工廠，先考試，“老板給你一塊布，看你能不能車一個圓，看你車的線整齊不整齊”。

參與高端的成衣定制，對黃斌來說，是遙不可及的夢。/ 圖源 pexels

黃斌堅信手藝和奮斗的神話。走進康樂村，他第一次看到，這麼多衣服在制衣廠流水線齊刷刷運作的聲音中誕生，他本能地想象自己也能靠雙手創造點什麼。

這也是整個康樂制衣村的神話。上世紀90年代，一群從海印橋底的布料小販輾轉來到中山大學南門對面擺地攤，把生意越做越大。著名的“中大布匹市場”逐漸成型。

從隔壁布匹市場載著布料回來的工人，坐在由兩三米高的布匹堆成的座駕上，宛若游街的“國王”。

緊臨“中大布匹商場”的康樂村，因為便宜的租金和“沒人管”的狀態，吸引了大量外來者。不到10年時間，這里發展出了制衣流水線——裁剪、縫制、熨燙、印花，沒有這里做不出來的衣服。

中大布匹市場就像康樂村的“供血心臟”，商家前腳在布匹市場挑完面料，后腳就到康樂村的工廠下單。不到一天時間，衣服即可做完，然后發往全國各地。

巔峰的時候，這里總共容納著超過15萬的外來務工人員。

2009年，做了幾年衣服的麗琴夫婦向老家親戚借了十幾萬塊錢，也加入了康樂村的制衣大潮。麗琴還記得，村子里就像個不夜城，整夜燈火通明，特別是旺季時，大小車間里人和機器共譜財富之歌，“那時候聽著機器的聲音，就感覺到錢正在嘩啦啦流進口袋”。

一開始，康樂制衣村貨源多樣、訂單靈活，相比起大工廠的繁復龐雜，更具備競爭力。可正因為如此，這個制衣村也遲遲未能形成“工整”的流水線。在這里，多數工廠只負責按照打好板的樣衣進行加工，技術和原創能力并沒有跟上。

偌大的工廠里只有五六個人。

大批不穩定的訂單，培養了大批臨時工人。做完一批，下一批是自己不熟悉的工藝，只能重新進入臨時工市場，繼續找自己熟悉的活兒干。

這幾年，隨著工廠越來越多，房租隨之水漲船高，制衣廠利潤被攤薄。而“小作坊”的模式始終太過“簡單粗暴”，康樂村的制衣業也很快顯露疲態。

黃斌的失落，嵌在廣州制衣村的失落里。當初他信奉的手藝，早已隨著制衣廠的衰弱而貶值。如今，機器比十幾年前先進，工廠不講究技術，只拼年輕和時間。他覺得自己猶如“上了賊船”，除了做衣服別的什麼都不會，想改行都難。

車間里年輕人很少。

近些年來，黃斌聽說一些從前的工友轉行做了外賣員。根據《中國新聞周刊》一篇報道，2020年上半年，美團與餓了麼累計新增的超200萬外賣騎手中，有近三成來自制造業工人。但他自己始終拉不下臉面，“好歹是個手藝人”。他的理想轉行是做點小生意，可至今一點積蓄也沒有。

今年31歲，黃斌自嘲“光棍”一個。“從前做衣服女多男少，好找對象。現在做衣服的多半是男生。”時間太長了身體扛不住，而“女生金貴”，轉行去做服務業更容易。

最近幾天，廣州連綿的梅雨天來了，到處像粘著一層汗，掛在頭頂的衣服怎麼都曬不干。黃斌早已習慣了這種黏糊糊的生活。

日漸模糊的故鄉

在康樂村待上整整一下午，再從里面出來，會有種恍惚的不真實感。

康樂村里的一切，小作坊、算命攤子、超大福彩店、三輪車、面包車，隨處丟棄的布料、生活垃圾......混亂野蠻地攪作一團。站在一座廠房的四樓往東北方向望去，不遠處，廣州豪華CBD珠江新城靚麗的燈光猶如未來世界投來的驚鴻一瞥。

來廣州15年的時間，黃斌很少出去逛，他對半小時腳程外風景優美的濱江東路不感興趣；珠江對岸有什麼靚麗夜景，他也無動于衷。他更習慣的，是手機屏幕那一方7英寸的世界。他的朋友圈相冊里，轉載著各種獵奇新聞，唯獨沒有他自己。

燈火通明的濱江路像是另一個世界。/ 圖蟲網

黃斌已經四五年沒回過湖北老家了。提起家鄉，他言語中透露著淡漠，“回去了人家抱孩子的抱孩子，談事業的談事業，我一個打工的人，什麼都沒有，故事也沒有”。

黃斌腦海里，湖北老家的形狀越來越模糊，反倒是這個城中村，到處都是湖北老家的痕跡。這里有各種湖北面食、湖北人開的菜市場，甚至是湖北的算命“半仙兒”。只要不太挑剔，出門右拐就可以用8塊錢解決一頓飯，也能隨便拉上幾個湖北老鄉嘮嗑。

幾百米長的街道，就有三四個算命攤。

廣州、或者說這個制衣村，是目前唯一能包容下黃斌的地方。只是，要在這里真正安家，對黃斌這樣的“外來務工人員”來說卻不大可能。買房落戶不用說，就連房租也貴了起來。黃斌租住的不見光的一室一廳，今年房租已經漲到了1400元。兩年前，湖北老家父母也來到這里討生活。盡管如此，他仍舊把住的地方稱作“宿舍”，而不是“家里”。

廠老板麗琴夫婦也有這種感覺。當年，夫婦倆把10歲的兒子留在老家，考慮到在老家能上好的中學，在廣州則希望不大。而六七年前，掙到第一桶金的他們做了一個錯誤的決策，把錢拿回家蓋了房子。沒想到這些年來，老家越來越蕭條，而在廣州，他們至今未置一地，“現在更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