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八字角度看

( 程 佩 張其凡 暨南大學 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

提 要: 命理學的現代研究始于民國肇始，至今已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這期間，命理學逐漸走出神秘主義，完成了由 古代至現代的轉型，并走向學術化。尤其是近二十年來，一些學者開始嘗試對命理學進行多方位系統深入的研究。雖然近百年來的命理學研究碩果累累，但也暴露出后繼乏人、研究不夠全面深入等問題。

一、近百年來中國命理學研究回顧

命理術是術數的一種。它是中國古代發展起來的以一個人的出生時間為依據，以陰陽五行理論為推命方法，描寫并預 測個人命運的術數。對命理術及其文化的研究可以稱之為命理學。命理學的現代研究始于民國肇始，故其研究史不過百年。其間，已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 民國時期) 是對古代命理文獻的整理與詮釋以及命理學通論性著作的編寫;

第二階段( 20 世紀 50 年代至 90 年代) 是引入現代科學思想和方法論;

第三階段( 20 世紀 90 年代至今) ，命理學者開始從文化、社會、歷史、哲學等多角度對命理學進行深入研究。總體來看， 三個階段的研究雖時有交錯重復，但基本上還是按照上述三個階段特征來展開進行的。命理學也逐漸走出神秘主義，完成了由古代至現代的轉型，并走向學術化。

第一階段: 通論性著作的出現和命理文獻的重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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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理學開始走向通俗化和學術化

從 1916 年袁樹珊編寫《命理探原》算起，到 1949 年新中國成立，命理學經歷了從傳統到現代的第一

個轉型期，這也可看做是命理學研究的第一個階段。民國以前，江湖派和書房派長期處于分流狀態，難以互通有無。至晚清時，命理術的發展處于緩慢甚至停滯的狀態。民國建立后，江湖派和書房派漸有合流之勢。民國以前，命理書籍或體例不精、文字蕪雜，或淺陋繁復、晦澀難懂。這給它的傳承和發展帶來了巨大的障礙。

袁樹珊( 1881—1968) 對此類書籍評價道:

“……然其中有起例而無議論者，有議論而無起例者，有失之繁蕪，而不精確者，有失之簡略，而不賅博者，非惟初學難以入門，即久于此道者，亦多不明其奧義。”《序》為了使民國的命理學能夠走向大眾和科學，一些知識分子或受西方文明影響的命理術士開始將古代晦澀難懂的命理文獻逐一整理，并按照西方教材的編排方式，寫 出命理學通論性著作或講義。個別著作，甚至已經開始引用西方最新的科研成果來解釋傳統命理概念。命理學逐漸揭開神秘的面紗，開始走向通俗化和學術化。首先是命理學通論性著作的出現。

袁樹珊編著的《命理探原》原版于 1916 年，是我們今天見到的最早的一部命理學通論性著作。該書將古代命理文獻鑲嵌于綱領之中，夾敘夾議，既言之有據，又便利初學，一改過去命理書籍晦澀玄妙之風。

1935 年韋千里( 1911—1988) 出版的《千里命稿》和隨后的《韋氏命學講義》，均是以西方教材形式編寫而成的講義。《千里命稿》先論天干地支，后論五行、六親以及格局分類。該書語言精練，通俗易懂，為后世命理學通論性著作編寫之范本。

徐樂吾 ( 1886—1948) 在 1938 年完成的《子平粹言》是該時期又一本重要的命理學通論性著作。該書對用神、格局等命學核心問題闡述詳盡。在書中，作者條理清晰地闡明了選取用神的五種方法和判定格局高低的六條標準。這些方法和標準，成為后世學人斷命之準繩。該書的第六編古法論命部分，是今人研究唐宋古 法時期命理術的重要參考文獻。作者認為命理學古法時期的唐李虛中術源自五星術，“唐李虛中就五星之術而變其法，去星盤而專用年月日時，以年為主，推算祿命”，“子平源于五星，而古法論命，為子平與五星間之過渡”。《子平粹言》是命理術在新的轉型與整合時期的最重要的代表作。

潘子端( 1902— 1990) 1937 年出版的《命學新義》也是這一時期值得關注的命理學通論性著作。該書第一部分“水花集”首次將西方現代心理學分析引入傳統命理學中。潘子端借鑒了當時西方分析心理學創始人榮格( Carl Gustav Jung，1875—1961) 的性格類型學說，將其八種性格類型說直接與命理術之八格對應起來。

這種全新的闡釋，開現代命理學科學理論研究之先河。

其次是對古代命理文獻的整理和詮釋。

民國伊始，袁樹珊、徐樂吾等命學大師皆意識到古代命理文獻對現代人的學習和研究造成很大障礙，實有必要早做整理和詮釋。這一時期，徐樂吾曾先后評注多部命理學經典，包括《子平真詮評注》、《滴天髓徵義》、《滴天髓補注》、《造化元鑰評注》、《窮通寶鑒評注》。這一時期整理、詮釋出的古籍還有潘子端的《滴天髓新注》，袁樹珊校、李雨田校補的《滴天髓闡微》，韋千里校的《精選命理約言》以及他和尤達人校的《神峰通考命理正宗》。命理文獻的重新整理和詮釋，為命理學的規范、普及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事實證明，由徐樂吾、韋千里等校注的命學古籍，在之后的數十年間，逐漸成為后人學習掌握古代命理學理論知識之必讀經典。故其校釋之功，不可小覷。

第二階段: 實證和計量研究之風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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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科學思想及方法論的引入

20 世紀 50 年代至 90 年代，是命理學研究的第二個時期。由于政治及意識形態等原因的影響，命理學在中國大陸一度銷 聲匿跡，但在港臺地區，命理學的研究仍在有力地向前推進。這一時期研究的特點，是現代科學思想和方法論被逐漸引入命理學，尤其在臺灣，實證和計量研究之風盛行命理學界。

20 世紀 60 年代初，臺灣教師吳俊民( 1917—) 出版的《命理新論》是一本概論性質的命理學講義。該書首次提出實證的研究方法，開中國命理學界實證研究之風。該書的許多思想及方法頗具創新性，如提出八字年柱必須從冬至點開始更換，一改千百年來年柱以立春點更換的慣例。對于吳俊民的這一大膽變革，后人一直爭論不斷。高源、范良光、吳懷云、司瑩居士、了無居士、陸致極等術士及學者皆有回應，贊成者有之，反對者亦有之; 吳俊民還改進了陳果夫( 1892—1951) 的八字先天體格檢查表，將人八字地支所藏干與天干一同標記到表內，結合五 行四時旺衰狀況，分析其強弱分布，進而判斷該人先天疾病，并注重實證的檢驗。

《命理新論》堪稱首部探討健康命理研究 的著作。后來趙季青的《八字與健康》、鐘義明的《現代命理與中醫》( 武陵出版社，1993 年) 、陸致極的《又一種“基因”的探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 均是以實證的方法來驗證命理醫學理論準確與否，足見吳俊民對后來者影響之巨。 20 世紀 70 年代到 80 年代，臺灣新一代命理術士和學者希望以計量研究的方法使命理學研究更加科學化、精確化。70 年代陳品宏在《預言命律正解》( 大成出版社，1986 年) 中提出“實律說”，首次將計量研究引入命理學; 80 年代，何建忠在其著作 《八字心理推命學》(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1985 年) 中，自創一套陰陽計分法，規定了八字干支中的陰陽氣含數，以此來選取“中用神”; 吳懷云在《命理點睛》(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1986 年) 中提出一套計算五行力量強弱的公式。但遺憾的是，無論是陳品 宏的實律數，何建忠的陰陽氣含數計算，還是吳懷云的五行力量強弱的計算公式，都有一個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其計算的出 發點的數據來源是自由心證或由夢而得，并非科學意義上的數據。這也使得之后的計算結果難以令人信服。

其實，無論上述幾人再做出多少次試驗和計算，其付出很可能都將是勞而無獲。個中緣由，或如陸致極( 1949—) 先生所言: “……八字命理學推理的主要手段是象，象本身是模糊的，是不確定的，因此，如何能期待它得到完全精確的結論呢?”現代科學思想 及方法論的引入，為古代命理學添加了更多的現代因素，也為其研究注入了勃勃生機。但是，由于命理學本身理論系統的制約，這些嘗試并未達到預期的效果。無論是民國時期的徐樂 吾、方重審、潘子端，還是臺灣新一代的命理術士及部分命理學者，他們均希望命理學能夠早日擺脫迷信的桎梏而走向科學與理性，但時至今日，他們的這一目標也未能實現。原因何在? 張明喜先生對術數性質的認識或許有助于我們今天去理解命理學不能立于科學之林的原因: “……( 術數) 蘊涵著一定的原 始形態的科學因素和一定的科學思路，甚至還可以從其中的某些思想指向分離出一些新的科學領域，但就其現有的基本的性質特征和文化風貌來說，我們只能說它是中國古代文化復合而成的產物，為一門極想進入科學的殿堂，卻又終于徘徊于科學的殿堂之外的偽學。”

這一時期的臺灣命理學界的另一代表人物當屬梁湘潤 。60 年代至今，梁湘潤先后完成命理著作 30 余部。 他不僅校釋了大量命理古籍，而且嘗試對子平古法等命理術早期推命方法進行探討。其代表作有《李虛中命書》( 武陵出版 社，1985 年) 、《大流年判例》( 金剛出版有限公司，1986 年) 、《滴天髓、子平真詮今注》( 行卯出版社，2000 年) 、《命略本紀》 ( 中國哲學文化協進會，2000 年) 、《神煞探原》( 行卯出版社， 2003 年) 等。

20 世紀 80 年代以后，臺灣出現的命理學通論性作品不勝 枚舉，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陳品宏的《命理奧義》( 金剛出版有 限公司，1986 年) 、了無居士的《八字的世界》( 河畔出版社， 1992 年) 、鐘 義 民 的《現代命理實用集》( 武 陵 出 版 社，1993年) 、陳柏諭的《專論女性八字學》( 益群書店，1995 年) 和《四 柱八字闡微與實務》( 益群書店，1997 年) 、梁湘潤的《子平基礎概要》( 中國哲學文化協進會，2000 年) 等。總體來看，命理學通論性著作由于體例統一，內容雷同，偶有創新也多為個人體驗，難以上升至學術高度，故此類作品雖數量龐大，至今暢銷不衰，但于學術研究已價值不大。

20 世紀 80 年代后期中國大陸出現的周易熱與氣功熱，也促使了八字命理術在中國大陸的復蘇。80 年代末，洪丕謨、姜玉珍夫婦合著的《中國古代算命術》( 上海三聯書店，2006 年再版) 是中國大陸自新中國成立以后出現的第一本命理學著作。該書在中國大陸再版多次，而且在今天看來，也是一部學術質量較高的命理學通論性著作。

楊景磐的《玉照定真經白話例題解》(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 也是一部具有較高學術質量的古典命理文獻評注作品，該書也是至今罕有的專門講解古法時期命理術的著作。

這一時期中國大陸出現的命理學通論性著作還有: 邵偉華的《周易與預測學》( 明報出版社，1995 年再

版) 、《四柱預測學》( 明報出版社，1993 年再版) ，陳園的《四柱預測學釋疑》( 明報出版社，1993 年再版) ，郭耀宗的《四柱命理預測學》(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 。總體來說，大陸的這些通論性作品的質量水平遠不及臺灣的同類作品，且從事研究的命理術士和學者人數也遠少于臺灣。

第三階段: 多學科、多角度、宏觀研究方興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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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命理學研究特點

相對于命理學近百年的研究成果而言，命理學者從文化、 社會、歷史、哲學等角度對命理學進行深入研究的歷史就要短 得多。無論是港臺、大陸、還是海外，以多方位視角對命理學進行研究，都是近二十年的事情。這種多方位、宏觀的研究視角在將命理學研究領入更高層次的學術領域的同時，也避免了實證主義和計量研究將命理學帶入死胡同的尷尬。

最早以這種宏觀視野對命理學進行研究的人是美國華裔學者陸致極。上世紀 90 年代中后期，陸致極先生先后出版《八 字命理新論》( 益群書店，1996 年) 、《八字與中國智慧》( 《八字歷史81命理新論》增訂版，益群書店，1998 年) 。在上述書中，作者創新性地指出八字命造結構含有以日主和月支為主而形成的兩個網絡結構，并討論了八字命理學所包含的中庸思想、平衡哲學以及辯證智慧。進入 21 世紀，陸致極先生又以更為宏觀的視野寫出了《中國命理學史論》，該書是迄今為止唯一一本從歷史文化角度論述命理學的通史性著作，因而具有里程碑的意義。該書將傳統命理學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加以研究，用現代的觀念和語言，探討了傳統命理學發展的歷史，探尋和揭示傳統命理學發展的歷史文化原因。作者首次提出一個成熟的命理學的產生需要具備三個基本條件: 一是個人主體性意識的覺醒; 二是秦漢以來定型的中國封建的農業社會大結構; 三是世俗化的價值取向在社會上盛行。

在該書中，作者以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方法，勾勒出八字命理發展的邏輯進程、基本意象和分析方法。作者還認為，傳統命理學作為中國漫長的封建農業社會的產物，隨著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過渡，將不可避免地喪失其描寫和預測的能力。它目前正面臨著一 場前所未有的生死存亡的挑戰。如果命理學的研究和命理術的改進無法出現重大突破的話，那麼，消亡將是其不可避免的命運。～

進入 21 世紀以來，中國大陸的命理學研究開始呈現出蓬勃之勢。早在陸致極寫作《中國命理學史論》之前，中國大陸的何麗野教授就已經完成了《八字易象與哲學思維》一書。該書從八字易象的組成結構、八字易象的哲學思想以及它 對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影響等方面展開論述。何麗野教授注重八字“象”的研究，指出八字易象的發展過程是一個從形而上學思維到辯證思維，最后再到系統思維的變化過程。“本書多發前人之所未發，填補了八字易象之哲學思想研究的空白。”作者還首次指出，八字命理術是從京房易中衍生出來的術數。 它對宋明理學的本體論和人性論思想有著不可忽略的影響。 該書還從社會學的角度深入剖析命理學，認為八字命理術中的 “六親”、“十神”等概念，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經濟發展狀況和封建社會里的家庭與社會的關系。何麗野教授的上述這些觀 點，無論是哲學領域的還是社會學領域的，均具有獨到之處。

除了上面提到的何麗野教授，清華大學的劉國忠教授 ( 1969—) 也是這一時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博士畢業論文 《五行大義研究》是國內唯一研究《五行大義》的專著。《五行大義》一書雖不是命理學著作，但該書保存了眾多先秦至六朝時期的陰陽、五行思想材料，是我們研究古代陰陽五行思想的一部入門之作。以陰陽五行為推命基礎的命理術多以此書為其理論源泉，故其研究成果客觀上對唐宋命理學研究起到促進作用。劉國忠教授的《五行大義研究》，對《五行大義》的版本源流、《五行大義》在學術史上的地位以及海內外對它的研究現 狀都做了詳盡的論述。

2009 年，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唐宋時期命理文獻初探》是劉國忠教授幾年來研究成果的又一次匯總。該書的主體部分是對唐宋時期命理文獻的討論和整理。其所集文章涉及廣泛，包括中國古代術數研究現狀、《五行大義》研究、《五行精紀》研究、徐子平事跡考述以及對多篇宋代命理文獻的考辨。該書的下篇“資料篇”中，作者參照宋代命理文獻《五行精紀》等著作，整理出《李虛中命書》、《直道歌》、《五行要論》等一批宋代命理文獻。唐宋時期命理文獻荒蕪雜亂，命理學歷史撲朔迷離。這一時期的許多問題，諸如李虛中術的產生過程、徐子平事跡及其子平術的淵源、唐宋命理文獻的考釋等，在此之前都還沒有人給予充分的關注，更不要說深入的研究。劉國忠教授第一次廣泛的回應了上述學術問題，并做出了相當的貢獻。因此，我們可以說，《唐宋時期命理文獻初探》不僅是本世紀以來，亦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大陸出版的有關唐宋時期命理學研究的最高水平著作。它的出 版，為后人研究唐宋命理學起到了奠基性作用。

這一時期中國大陸學者中研究領域涉及命理學的還有張榮明、黃正建、林立平、趙益、董向慧等。張榮明在《方術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第二章“命理術起源及形成的考證”中，詳細考釋了古代命理術的許多基礎，諸如五行生克、四時五行盛衰、五行寄生十二宮、干支配五行等的產生過程。在判斷出這些小系統的誕生時間后，作者方在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獻中尋找記錄古代命理術的蛛絲馬跡。其論證過程層層遞進，富有邏輯性。

黃正建在《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一書中，列舉出敦煌文書中祿命術類文書 22 件。其中部分晚唐五代宋初之文書已涉及到干支知識、推祿法、推驛馬法、五行刑、沖、合、害法等命理術的基礎知識。這些文書雖然提供的信息有限，但對于唐宋命理術的研究不無益處，值得學人們的注意。

林立平在《神秘的術數: 中國算命術研究與批判》一書的第六章“命學典籍評述”中，詳細點評了十幾本有影響的古代命理學文獻; 在第八章 “算命術的產生與發展”中，作者論證出命理術產生于漢代的結論。趙益則從新、舊《唐志》及《隋志》等古典術數文獻的對比研究中考釋命理術的形成與發展歷程。

董向慧博士所著的《中國人的命理信仰》，該書視角新穎，是一部社會思想史著作，主要從社會學角度分析中國人的命理信仰。值得一提的是，董向慧博士還曾撰文首次披露了載有古代徐子平、徐大升事跡的重要文獻《濯纓亭筆記》和宋代子平術重要文獻《子平三命通變淵源》，這為后人研究子平術早期歷史提供了重要線索。早在 2009 年，劉國忠教授曾撰文《徐子平相關事跡辨證》，判定徐子平的事跡及地位的傳說皆屬子虛烏有，指出這些傳說 本身是一個“層累地造成”的學術謊言。之后董向慧博士在新發現的史料的基礎上，特刊文《徐子平與“子平術”考證——— 兼與劉國忠先生商榷》回應劉國忠教授的論點，認為古代關于子平術傳承的傳說是可靠的，只是它隱秘相傳的歷史，使很多學者對其真實性產生了懷疑。這也是筆者目前僅見的國內兩篇專門探討子平術早期產生發展歷史的重要論文。

二、研究的不足及其原因

命理學的學術史已近百年。本世紀以來，中國命理學研究更呈現出喜人的成就。部分著作開始從社會、歷史、文化、哲學 等多方位角度來審視中國古代命理學。這為今后命理學的研究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是，我們也應看到當前存在的不足與嚴重問題。首先是目前從事命理學研究的學者數量極為有限。總體來看，命理學研究長期由兩大主流人士把持，一是受現代文明影響的命理術士，二是長期從事命理學研究的學者。前者可看作江湖派之延續，后者則是現代之書房派。兩種人士時而交錯，其研究亦有所互補，但總的來講還是有一定區分領域。

術士之研究重在介紹命理術( 主要是明清時期子平術) 之推命方法以及近代以來對其理論的一些改進和應用成 果，即主要限于術的研究; 學者之研究旨在考證命理術之產生、 發展演進之歷史，以及命理學所涵蓋的哲學、社會學等知識。 二者相較，顯然前者的貢獻較為有限。命理學的發展主要還是 依賴命理學者的研究。

但是，以近二十年學術史的回顧來講， 真正提到的專門研究命理學的學者不過十位，且其中一部分人因為各種原因目前已遠離命理學研究工作。命理學研究人數過少及后繼乏人的狀況十分明顯。

其次，這些學者雖然為命理學的發展做出許多開拓性貢獻，但其研究成果還不能視為非常充分，不少領域的探討只能 算是淺嘗輒止，如在李虛中術的產生過程、唐宋時期命理術的分析、子平術的產生及早期發展狀況、早期命理文獻的整理與校釋等方面，目前來看還非常薄弱。

最后，當前命理學與其它術數的合作研究還很不夠，命理學之研究應放在整個術數學研究的基礎之上。命理術屬于中國古代眾多術數的一種。它雖然有其自身的特點，但也與眾多 術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舉例來說，早期命理術的產生發展過程中就吸收了不少星占學與擇吉術的內容。宋代出現的子平術也吸收了當時盛行的火珠林法的六親配置法則等內容。 研究命理學之學者，如果不對古代其他術數有大體的了解，恐怕難以深入其研究。當然，這就要求學者們具備精深的術數知識以及宏觀的學術視野。可是我們幾輩學人由于歷史、文化、 政治等原因并不具備這些素質。甚至可以說，當前的大多數學者，對于術數知識一無所知。這對今后命理學研究的進一步開展無疑是個巨大的障礙。

總體來講，中國命理學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這一點在中國大陸表現得尤為明顯。中國學術界對包括命理學在內的術 數學缺乏研究，這種狀況自 20 世紀以來便一直存在。造成這一現象的深層次原因，一是自五四以來我們對中國古代陰陽五 行思想給予的批判與否定。梁啟超認為，“陰陽五行說，為二千年來迷信之大本營”( 《陰陽五行說之來歷》) 。近代以來， 隨著人們接受了西方的科學文化思想，陰陽五行思想漸被國人所拋棄; 二是建國以來我們反對封建迷信，禁止社會上各種算命活動，這種視算命為落后封建迷信的觀念至今對人們影響很大。雖然今天我們并沒有禁止命理學的研究，但不少學者還是對其有偏見。一些想做命理學研究的學者也怕被扣上搞封建迷信的帽子。況且在今天的學術界，研究命理學的學者很難申請到科研基金，其研究成果也難以發表在高水平的學術刊物上。這些因素，最終導致了我們今天對命理學研究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