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子年是哪一年
1928年-1938年的前門。
，五朝古都。千年興衰，說不盡的風云往事。
有人發現了一個規律：從1900年開始，每隔12年，也就是每逢農歷子年，在，就會發生一系列轟動全國乃至影響世界的大事，令國人悲喜交加，嗟嘆不已。
2008年，一位名叫陳虎的學者總結說：
“1900年(庚子年)鬧洋子；1912年(壬子年)興；1924年(甲子年)鬧兵變；1936年(丙子年)鬧小子；1948年(戊子年)迎；而后的幾個子年，熱就更多了，直到2008年（戊子年），中國舉辦了，才算是真正的舉國狂歡，普天同慶。”
我們現在要說的，是1936年的，以及那個年代在這個城市與一位大學生——后成為將領劉秉彥有關的故事。
那時的叫做北平，而此時的北平已不再是一國的首都。自1928年6月，國民北伐勝利之后，城失去了中國首都的地位，更名為北平。大批的機構，也隨之裁撤或被遷往長江之濱的國都。
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路上有立誠銀號,同泰祥,福利銀號。
電視片《子年》里這樣解說道：
“告別了們的喧囂，北平城安靜下來，成為北方乃至全國最重要的文化中心。這里大學云集，大學數量在全國名列前茅。這里擁有全國書最多的圖書館——北平圖書館，每天開館時間長達八小時以上，讀者可以在此閱讀珍貴的典古籍和新出版的書刊報紙。1936年全國出版日晚報共375種，在北平編輯出版的就有48種，高居全國首位，北平的文化可見一斑。”
那時的北平，還是一個老百姓可以安居樂業的城市，物價低廉，謀生容易。
老梳大辮子的姑娘和穿旗袍的。
鄧云鄉先生在《舊京散記》一書里，這樣回憶了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北平市民生活：
“如果一個人沒有沾上嫖賭抽的毛病，愿意找一個事做，規規矩矩，踏踏實實地賣力氣，哪怕是去拉人力車，或是給人當老媽子，也能掙夠一家人的飯錢，過上個安穩的日子。同學的哥哥在紅北師大附小當級任老師，月薪七八十元，家里太太做飯，帶小孩，還養著讀初一的弟弟。一家四口，住在四間西式紅磚北屋，一間東廂房的小獨院中，安安靜靜，優優雅雅地過日子。”
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北平商販。
這是1936年的北平，貌似祥和平靜，卻因為瀕臨日本侵略者的虎口狼牙邊上，實際上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保定學子劉秉彥，就是在這一年的四月來到北平城的。
他已從保定育德中學畢業。在此之前，劉秉彥害了一場嚴重的傷寒病，那是1935年10月到12月間。他先是在保定西關的司羅醫院住了半個月，出了院回校上課，病情復發，又住進南關的法國醫院。
稍好一些，便被一位遠房叔公——劉冸水先生的老伴接到保定后街的家里療養。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發了“一二九”運動。六七千名大學生涌上街頭 ，沖破阻攔，匯集新華門前，要求對日作戰，武裝保衛華北，收復東北失地。黨史稱：這是地下黨發動的救亡運動，目的在于迫使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之后，這場運動繼續發酵，聲勢浩大，并迅速蔓延至全國多個城市。
“一二九”運動中演講的北平女大學生。
正在保定親戚家養病的劉秉彥，從每天的報紙上了解和 此事。
“草木凋零，寒風凜冽，一個在垂淚，凍住了國民的心。”“華北之大，已放不下一靜的書桌！”
報紙上這些充滿感性的語言，使劉秉彥內心受到強烈震動，“我躺不住了，時常回學校打聽消息。但是育德中學很沉靜，直到學生南下保定，我跟著看了他們的街傳，還有在保定市府門前的，才決定先回家去，然后再想辦法去北平。”
北平一二九 現場。
劉秉彥在蠡縣潘營村和全家老少一起過了春節。
此時，這個大家庭的掌門人仍是業已年邁的祖父。
那時候人們普遍結婚早，農村人家更是這樣，劉秉彥雖然在保定讀書，但在兩年前他剛滿18歲時，也由長輩做主為其包辦了一門親事。
女方大他一歲，識文斷字，家境殷實，娘家在博野縣東曲村，距離潘營村二十多華里，是當地一位鄉生的女兒。這位醫生在清末中過秀才，因科舉廢除便改行行醫，受文化與陳舊習俗的影響，曾經逼著女兒纏過小腳，后來又放了足，但足部已變得畸形，行走很不利索。
劉秉彥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對這種包辦婚姻并不滿意，然而他又是劉家的長孫，不能不順從于某些傳統的束縛，況且他當時正在上學，尚未具備獨立自主的能力。但是這種順從抑或妥協，畢竟難以給婚姻帶來真正的幸福和長治久安。十幾年后，已然在陣營里百煉成鋼的男主人公，終于為這段姻緣劃上了句號，毅然決然，不再回頭，守在家鄉的女主人——其后半生亦為此忍受了難以言說的痛苦。
這既是那個時代許多舊式婚姻的悲劇，也是建國初期那批功臣將領和進城，處理家庭及個人感情問題的一個縮影。
這是后話。
再說劉秉彥1936年初在家鄉度過的那段日子，小兩口的生活相對平靜，但是他和家中長輩的關系依然不睦。在外念書的時候，他有時也會思念家鄉，惦記家里的親人，想念這平原的景物。但是一回到家，看到長輩們過著那種叫人窩心的生活，他就按捺不住離開的沖動，渴望遠走高飛。
母親早逝，空有一肚子學問的因抽大煙而自暴自棄，雖然被祖父逼著從縣辭職回了家，卻還是游手好閑，無法頂門立戶。他本為此常常自嘲感嘆：“打從元朝，跶子就把讀書人列為‘十儒九丐’，到現在什麼朝代咧？還不是百無一用是書生嗎！”
眼看著名牌大學畢業的長子變成了這樣，一生未曾見過大世面的祖父痛心疾首之余，便認定這是在大城市洋學堂書讀太高給害的。所以，當長孫劉秉彥在保定育德中學讀到高二時，老人就不讓家里再出學費了。
我上學家里反對，更激發了我繼續深造的決心，到北平念大學，然后找個好職業，是我那時主要的想法。因此又在育德中學下功夫死讀書一年。一方面我是受過十三年資產階級教育的舊，也在追逐個人前途；另一方面我也在時代大潮裹挾下，參加了‘左聯’和‘反帝同盟’等群眾性的活動，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舊、舊家庭、舊制度的不滿情緒，所以思想上并未得到徹底的改造。
這是幾十年后的期間，身為高級的劉秉彥蒙冤入獄之后，所寫的《 我的歷史問題的檢查交待》，其中的一段文字。相信是他當年地向黨交心的真實思想，并多少帶有某些自虐式反省的意味。至今讀來，不免令人產生一種難以名狀的感慨。
現在，劉秉彥要去北平上大學，祖父堅決不同意，并冷冷地撂下話來：“高中都畢了業咧，還要怎麼著啊！你要上大學，家里絕不會再供你了，你非要去，那就自個兒想辦法找職業掙錢吧。”
就這樣在家拖延了三個多月，直到過了清明節，平原上的綠油油的小麥開始孕穗了，劉秉彥才匆匆走進這春天的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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