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屬龍一生有哪些劫數
在一百多前，婦女們通過不懈地爭取，了我們已經司空見慣的權利，比如權、合法勞動權等。
在這樣的節日，硬核讀書會選擇摘錄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在《巴黎評論》的訪談。或許你會對這個名字感到陌生，但如果提到近兩年根據她原著改編的大火的美劇《使女的故事》，你一定有所耳聞。兩度斬獲英國文學更高獎“布克獎”的她，一直被視作“女性”文學的領軍人。
在這篇專訪里，她用個人經驗串聯起她所關心的主題。她提到了女性書寫和“性”的關系，兩性之間的權力，寫作的靈感 等等。從她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位優秀的女性 ，如何冷靜、克制地觀察和書寫世界，并嘗試對既有規則作出挑戰。
|《巴黎評論》編輯部
摘編 | 程遲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一九三九年出生于安大略省渥太華。童年時期，她在魁北克北部的荒野之地、渥太華、蘇瑪麗和多倫多都住過。一直到十一歲時，她才完完整整地上了一年學。進入高中后，受埃德加·愛倫·坡影響，阿特伍德開始寫詩，十六歲時她決定當一名作家，六年后，出版之一部詩集《雙面佩塞芬尼》。
她的第二本書《循環游戲》（也是詩集）為她贏取了總督獎——加拿大文學更高榮譽——從那以后，她就一直是加拿大文學界的一個重要人物。
阿特伍德出版了十九部詩集：《循環游戲》（1964）、《蘇珊娜·穆迪日記》（1970）、《強權》（1971）、《你是快樂的》（1974）、《真實故事》（1981）和《無月期間》（1984）等。但她的更為出名，如《浮現》（1972）、《神諭女士》（1976）和《貓眼》（1988）。
《使女的故事》
[加]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著，陳小慰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2022 -7
《使女的故事》（1986）是她最受讀者喜愛的，描述了一個森嚴的神權，讀來令人心驚膽寒。《使女的故事》為她贏取了第二個總督獎，最近還被改編成了。
女性身份問題是經常出現在阿特伍德作品中的一個主題，女權者宣稱她的寫作是女權運動的產物。阿特伍德還在自己的作品里探討了許多和哲學議題，如加拿大對創造自身身份的努力。
訪談是在普林斯頓大學附近的一棟房子里進行的，此前阿特伍德曾在那里朗作品并演講。她親自朗讀自己的作品時和讀者對她的期待正相合——單刀直入。在兩天的時間里，小伙子們在外面打籃球、玩音樂，人們進進出出，隔壁房間的電視里播放著橄欖球賽，阿特伍德專注地一坐好多個小時，毫無猶豫地回答每個問題。她從不偏離自己的觀點，從不顯得疲憊。她就像自己書里的某個敘述者，克制，鎮定自若。
——瑪麗·莫里斯，一九九○年
本文節選自《巴黎評論·作家訪談3》
美國《巴黎評論》編輯部編，楊向榮等 譯
99讀書人·文學出版社，2022 -1
在書評里，你最有可能讀到的是偏見，性別偏見
《巴黎評論》：女人想要出版作品，是不是比男人要難？
阿特伍德：這個問題恐怕太過寬泛了。比如說，我們指的是在北歐，愛爾蘭還是阿富汗？除了性別，還有其他很多種分別。比如說年齡、階級和膚色、、血統、以前作品的出版情況及性取向。
我想我們可以改述一下，這樣問：如果年紀、階級、膚色、血統或地區、才華——不管才華這種東西是什麼吧——都相近，一個初試啼聲的女家會比她的男性對手更難出版作品嗎？從拉丁美洲女性作家——這個群體人數眾多，但被翻譯過來的了了——的經歷來看，答案是肯定的。
很多的女人要出版作品簡直太難了——比如中東或者南美的黑人婦女。其實，對于她們來說，想寫作都很難，或者說想受教育都很難。女性寫作的障礙在她們很小的時候就存在了，而且是很難跨越的障礙。
但如果我們只談北美的情況，當然了，商業出版商都想出版他們能賣掉的書。這種出版商是否會出版某本書——不管它是男人、女人還是海龜寫的——主要取決于他們認為這本書的市場認可度會怎麼樣。
我不認為存在一個反對女性作品的公開原則，或者女性作品有個公開的出版配額。一本書能不能出版，主要取決于作品本身和出版商對它的感覺。不過，現實的情況是，大多數已經面世的書仍然是男人寫的，男人評的。然后就有個評論主題的問題。在書評里，你最有可能讀到的是性別偏見，各種偏見。
《如何抑止女性寫作》中， 喬安娜·拉斯用反諷的語調，將女性 面對的偏見描寫出來。
《巴黎評論》：對于你而言，從男性視角寫作很難嗎？
阿特伍德：在我的書里，大部分“敘述者”或者說敘述視角都是女人，但有時候，我也會使用一個男性角色的視角。
請注意，我盡量避免使用“男性視角”這個說法。我既不男性視角，也不女性視角。同時使用兩種視角的作家很多，不過有些想法和態度，男人不可能有，而另外一些，女人又不可能有。所以當我使用一個男性角色時，那是因為故事中的某個東西或某個人必須如此傳達出來，或者通過女性角色來傳達的話會改變我的本意。
比如說，最近我在《格蘭塔》上發表了一個短篇，名字叫《黑暗中的伊西斯》。是講關系的，經年的微妙關系——一個女詩人和一個男人，我想這個男人對這個女人有一種文學崇拜。也寫到了這個女人是如何影響這個男人的生活的。
如果我通過這個女人來講述……從被迷戀對象的視角講述這種 浪漫迷戀的故事，會失去情感韻味。那樣會變成“在陽臺外面流連不去的壞人究竟是誰”這種故事。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巴黎評論》：你可以只閱讀文本就知道一個作家的性別嗎？
阿特伍德：有時候可以，當然，并不總是可以。英國有個很著名的例子。一個公會牧師說他總是出不了書。后來他用一個東亞女人的名字寫作，結果他的一部被維拉戈公司接受了。
敘述視角，有很多種論調。比如有些人認為，女人做不到、也不應該從一個男人的視角寫作。諸如此類。
男人對女人如何描述他們是很不以為然的，事實上，里或舞臺上最最討厭的男人，大多是男人寫出來的。族群笑話的原則似乎在此發揮了作用——男作家寫一個男人腳臭，沒有道德，吃飯時沒教養，沒問題，但如果一個女作家寫同樣的事情，那麼她肯定討厭男人。男性的自尊受到了傷害。如果她寫了一些善良的男性角色，男讀者會覺得這些角色“軟弱”，盡管男作家讓他的角色在廚房做飯就是現實的。諸如此類。
我們越來越習慣于通過封面判斷一本書。“逼真”已經成了一個重要的考慮標準。我傾向于 在創作自由這一邊。不管男作家女作家，每個人都應該按照自己的想法寫作。而且我們應該評判作品，而不是評判后勒口的 照片。
這個問題表明你把“女人”臆想成了一個固定不變的群體，以為有些男人比其他人更“善于”描寫她們。不過，我拒絕承認這個群體是固定的。不存在一個單一的、簡單的、固定不變的“女性視角”。
我們可以這樣說，好的作品，不管 是誰類型為何，都出人意料、繁復、有力、婉轉。把女人寫得都一樣或者把她們當肉家具和工具的男人，也是在描述，可能描述的還是她們的內心世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樣的作品也值得一觀。但不能把它和這個作家頭腦以外的生活混為一談。
《盲刺客》
[加]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著，韓忠華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1
所有人都在“寫作”
《巴黎評論》：作家觀察到的東西是不是和其他人不同？作家的眼光有什麼獨特之處嗎？
阿特伍德：這與我們用什麼樣的詞匯來表示事物有密切關系。愛斯基摩人，也就是因紐特人，有五十二個表示“雪”的詞。每一個詞描述的都是一種不同的雪。芬蘭語里沒有男“他”和女“她”。如果用芬蘭語寫，你得早早就將人物的性別非常明顯地寫出來，要麼通過給人物取好名字，要麼描述能讓讀者知物性別的活動。
其實我不打算回答你這個問題，因為我不知道其他人怎樣“觀察”這個世界。但根據我收到的信來看，許多“其他人”在我寫的東西里，至少認出了部分的自己，當然，他們認出的那部分自己千差萬別，因人而異。作家獨特的地方在于，他們寫作。所以他們對詞語更加挑剔，至少在紙上如此。
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所有人都“寫作”，也就說，每個人都有一個“故事”——一種個人敘述——這種敘述經常被重新播放、修改、拆解，又組合在一起。這種敘述的顯著特點隨著一個人年紀的改變而改變——二十歲時的悲劇，在四十歲時回望也許就成了喜劇或懷舊散文。所有孩子都“寫作”。（也畫畫，唱歌。）我想真正的問題在于，為什麼這麼多人都放棄寫作。我想是因為威脅。害怕不夠好。沒有時間。
《巴黎評論》：你的作品里為什麼有那麼多的暴力？《傷害》尤甚。
阿特伍德：有時候人們驚訝于一個女人居然會寫這些東西。比如說，有些人認為，《傷害》是對一個應該是男人的世界的某種入侵。
我作品中的暴力，肯定要比簡·奧斯丁或者喬治·艾略特作品里要多。在那個時代，她們不這樣寫。查爾斯·狄更斯描述比爾·塞克斯用大棒打死了南希，血噴得到處都是，但如果當時的女這麼寫，那肯定沒有人愿意出版她的書。
其實我生長在一個沒有暴力的環境中，我周圍的那些人言行舉止都非常文明。當我走進外面更廣闊的世界，暴力讓我驚駭，我比那些已經習慣了它的人要驚駭得多。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盡管鄰里之間并無暴力，但憂國情懷——你知道的，對戰爭的憂慮——無時不在。加拿大一九三九年加入戰爭，在我出生前大約兩個月。當時死亡率非常高。
《傷害》
[加]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著，劉玉紅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12
《巴黎評論》：性很好寫嗎？
阿特伍德：如果你說的“性”只是指的話——“地動山搖”之類的描述——呃，我想我很少寫這種場景。這種描述很容易變得滑稽、自命不凡或者隱喻過度。“她的就像蘋果”，諸如此類的。
但“性”不只是誰誰誰身體的哪一部分在哪兒。參與者之間的關系，房間里的家具，樹上的葉子，事前事后說的話，情感——愛的行為，欲望的行為，恨的行為，毫不在乎的行為，暴力的行為，絕望的行為，操控的行為，希望的行為——這些都是性。必須把這些事情都包括在性之內。
的衣服之后，就沒意思了，變成了牛頓力學。身體在空間、時間里的移動。很枯燥。
《巴黎評論》：母親的身份，讓你對自己的感覺有了什麼樣的變化？
阿特伍德：在我寫作生涯的早期，有一段時間，我被定格在我接觸到的一些女作家的形象里——的天才女作家，如弗吉尼亞·伍爾夫。或天才的遁世者，如埃米莉·狄金森和克里斯蒂娜·羅塞蒂。或者某種劫數難逃的人物，像勃朗特兩姐妹，她們都在很年輕時就死掉了。但你會降落到哈里特·比徹·斯托和蓋斯凱爾夫人的隊列里，她們過的都是正常生活。但喬治·艾略特沒有孩子；簡·奧斯丁也沒有。
回顧這些女作家，你會覺得一個女作家想要要孩子，想要過家庭生活似乎很難。有一段時間，我覺得自己必須在我想要的兩樣東西之間做個選擇：孩子，成為女作家。最后我決定冒個險，兩樣都要。
弗吉尼亞·伍爾夫 /
愛上一個人是一種打破自尊壁壘的經歷
《巴黎評論》：在你的許多作品里，愛和權力似乎有著非常錯綜復雜的關系——在《強權》里，愛是一種權力斗爭。你沒辦法以其他方式看待男人和女人之間的關系嗎？
阿特伍德：男女之間愛的關系的確牽涉到權力結構，因為當今，各種權力，男人都比女人擁有得更多。
在一種關系中，女人的問題是如何自己的完整性，自己的權力，在男女關系中也是如此。
愛上一個人是一種打破自尊壁壘的經歷。感覺到“宇宙意識”，感覺到失去了自我，正是這種經歷的正負兩極。你正在變得不像你自己；你正在投降——堡壘已經崩塌。但在一個并非所有東西都平等的里，可能有平等的嗎？《強權》出版十四年了，人們仍然愿意將它置于現在時態里。
我的每一本都不相同——表達了不同的情境、人物和關系。我最像家庭的書是《人類以前的生活》。這本書講述的是一個等邊三角形的關系。兩個女人一個男人，從任何一個人的觀點來看，另外兩個人的行為都有問題。但你可以沿著這個三角形游走，從各個方面來看它。作為一個人究竟有何不尋常的地方？我和一個男人的關系非常好，這種關系已經持續很多年了。
并不僅僅是表達自我的工具或者個人生活的表演。在這一點上我是相當保守的。我認為是一種看的工具——語言以及我們選擇稱之為“現實”的那種東西之間的分界面。當然，我覺得“現實”的含義非常寬泛。我在中創造人物的時候，并不想讓他們表達非常個人化的東西。我描述我對大千世界的觀察。
《人類以前的生活 》
[加]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著，鄭小倩 譯
學出版社，2011-3
《巴黎評論》：你有沒有想過寫一部，在里面，一個女人擁有一份極端重要的工作？
阿特伍德：想過，我想過這麼干。但喬治·艾略特從來沒寫過 一位十九世紀成功英語女作家的，盡管她就算一個，出于同樣的原因，我后來也不想寫這樣的了。上的特殊人物不夠典型。另外，我也不是商人。我是個體經營戶。同樣，我也不用在權力結構中打拼。我用不著在一個團里努力往上爬。
我的書里有一個成功女性。《人身傷害》中倫尼采訪的那個年輕女法官。她熱愛自己的工作——想起來了嗎？倫尼采訪她，但受不了她。曾經有個女記者——做“生活方式”版面的——她對我非常不滿，因為她覺得我沒有告訴她什麼八卦。她想知道的。最后我對她說，如果可以選擇，你希望我對你說什麼。她說，嗯，如果你說你要離開格雷厄姆，就現在，那我就有獨家新聞了，那我就可以回家在電視上看你收拾行李了。
《巴黎評論》：你是怎麼標題的？
阿特伍德：我喜歡“”這個說法，因為標題就是這樣來的。我標題，就和你在舊貨店或者路邊發現一件意外之物一樣。有時候，幾乎在我剛開始寫一本書時，標題就自己來了——“可以吃的女人”和“神諭女士”就屬于這一種。有時候，你向很多個方向凝望，但那個對的標題卻從旁邊跳到你身上。
我在閱讀 一些性質的資料，“人身傷害”就在這個時候來了。我給好幾本書暫擬過很多標題。
在“浮現”之前，我很認真地取了兩個標題，還有其他大約二十個也合適，而其中一些和最終標題差別非常大。“貓眼”這個標題我很快就得到了，鑒于中心實體的身份，我覺得必須應該是這個標題。我剛開始寫它的時候，《使女的故事》叫《奧弗雷德》。寫到一百一十頁的時候，我把標題改了。
我會寫一種類似于工作日志的東西——不是便簽，有時候我會連著寫好幾頁，以此來激勵自己，所以我還記得。我經常拿起經，一讀再讀——這是老是住酒店的結果，但也是長期形成的習慣。所以其實這個標題是 于《創世記》第三十章。我還記得，在我小時候，“使女”是經中令我困惑的那種詞匯。就像“步兵”，“使女”也是個非常古怪的詞。
《證言》
[加]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著，于是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2022 -7
《巴黎評論》：對你來說，經是一種靈感源泉嗎？我知道你曾經用幾乎算是術語的話來形容“天賦”。
阿特伍德：這種類推法讓我不是很舒服，因為涉及到了。但“天賦”是真實的。它伴隨著天命和一種獻身精神。你聽見了召喚。
《巴黎評論》：回顧過去的作品你滿意嗎？如果有可能，你會去修正一些作品嗎？
阿特伍德：我并不經常重讀過去的作品。我頂多會在自己的照片上噴點油漆，不會做其他修改。當我真的重看自己的作品時，有時剎那間我認不出這是我寫的，有時我沉湎其中，就像一個年輕人讀他自己的作品那樣。
有時我會想，我當時在想些什麼呢——然后我就想起來了。我想等我到了八十歲，我會像吃一大桌隔夜的菜那樣，重看我過去的作品，但現在，我只專注于眼前這個盤子里的東西。我說了好多食物的比喻啊！
《瘋癲亞當》
[加]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著，趙奕，陳小菲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2022 -7
《巴黎評論》：你似乎對視覺藝術非常了解。這是 于研究還是親身實踐？
阿特伍德：我猜，所有作家——或者說所有人——都有平行的人生，他們如果沒有成為現在這種人，會成為另外一種人。我原本也有好幾種人生，其中一種肯定是畫家。
十歲的時候，我想成為畫家；到了十二歲，我改主意了，想成為服裝設計師，但現實擊敗了我，我只能在課本的空白處涂涂畫畫。念大學時，我設計、印制了一些絲印海報，設計過劇目單，靠這個掙了些零花錢。
我從來沒有放棄過繪畫，但只能把它當成一個業余愛好了，不過現在我仍然會設計東西——比如我加拿大版詩集的封面。我退休之后，可以考慮做做這類事情。也許我會像溫斯頓·丘吉爾那樣，成為一個可怕的星期日畫家。我有幾個畫家朋友，我見識過那種人生的艱難之處。
畫展開幕只能喝很次的酒，吃硬掉的奶酪，畫評標題很漂亮，但內容卻和畫作沒什麼關系。諸如此類。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巴黎評論》：有沒有一樣東西，一直存在于你的心里，讓你覺得這是作為作家更大的獎賞？
阿特伍德：發表之一首詩的時候我真的很開心。從那以后，所有的事情都令人興奮，但之一次的興奮感是最強烈的。你覺得奇怪嗎？
《巴黎評論》：但我指的是更私人化的什麼東西。
阿特伍德：好，好。有一次，我在哥本哈根閑逛，你知道的，就是在一個人滿為患的商場里看看櫥窗。丹麥和格陵蘭島歷史淵源頗深，而格陵蘭住著很多因紐特人。
從街上走進來幾個穿著格陵蘭傳統服裝的因紐特舞者。他們臉著油彩，穿著毛皮衣服，模仿野獸、怪物和某種。他們是靈舞者，對人出咆哮和其他各種奇怪的聲音。他們指甲細長，嘴巴里塞著變形器——就是讓臉頰鼓出來、使表情很怪異的小木片。
這些長毛的抑或中的一個走向我，從嘴巴里拿出木片，，你是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嗎？我說是。他說，我喜歡你的作品。然后他把木片塞回到嘴里，咆哮著走進人群當中。
本文原載《巴黎評論》之一百一十七號，一九九○年冬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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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評論·女性作家訪談》
《巴黎評論》編輯部 著 肖海生 等譯
99讀書人 | 文學出版社 2022 -2
本 期 硬 聊
你讀過哪些優秀的
女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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