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陵墓（墳墓）特別是帝王級的陵墓，保護措施相當嚴格，是不能亂動的。如明、清兩朝律例，挖墳掘墓者“斬立決”。不要說挖了，就是進去看看，都可能遭殺頭之災，“挖祖墳”的念頭是一絲不能有的。不只如此，還要祭拜、修繕，如在清代，康熙、乾隆下江南路經南京時總不忘去拜謁明孝陵。如今在孝陵享殿前門基址上的“治隆唐宋”碑，就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第三次下江南時所題。朱元璋在建了大明王朝，當上皇帝后，同樣不忘過去的君王，要一一祭奠，還給漢高祖劉邦專敬了一杯酒；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雖然是民主時代的文明領袖，依然承繼規矩，率眾民國大員去祭拜明孝陵。
帝王陵一向是神秘的，屬“禁地”，連陵區周邊的圍墻都是靠不得的，牛羊也不會讓放。中國帝王陵的選址到底神不神呢，其實不神，差不多都離不了一個共同的標準，即“龍、穴、砂、水、山，無美不收，形勢理氣諸吉咸備”。
具體說起來，內容就復雜了，在執行時忌諱很多。“風水說”是用于諸如住宅、廟宇這些人類活動場所選址，但在傳統“陰陽”學說左右下，人死了是去陰間，是到另一個世界生活了，所以要“事死如事生”，陵墓的選址不能馬虎，就是民間人們在給逝去親人安葬時，仍要講風水。而帝王陵選址的好壞，直接影響國運、江山的興亡，格外受到重視，選址不慎被帝王殺掉的風水先生不在少數。各帝后妃陵寢的選址和營建也是這樣，無不考慮龍、砂、穴、水、山、明堂、近案和遠朝的相互關系。期望背后龍山重崗、開屏列帳，陵區負陰抱陽。左右護砂，環抱拱衛，溪水分流，藏風聚景。近案似幾，遠朝如臣，使建筑物前后對景，遙相呼應。當自然山川條件不能十全十美時，就人工加以修，補、填、挖，把自然和人文有機結合在一起，造就出一個理想的“人造”風水寶地。
清代帝王陵寢選址、規劃時的“天人合一”觀念，承繼的是明朝的一套，其首倡者是開國皇帝朱元璋。在中國都城中，南京的都城城墻是不規則布局的，到過這座世界目前保存最好、最長的都城墻的人會發現，墻體都是傍山依地形順勢而建，城墻帶景象優美。如依傳統的“中軸線”理論，方方正正，就不會有“鬼臉照鏡”這樣的“金陵四十八美景”。朱元璋為自己選擇陵地址時，也追求陵與自然和諧統一，“遵照典禮之規制，配合山川之形勝”。元璋與歷代皇帝一樣，宗法禮制，崇尚祖先。不同的是，朱元璋更迷戀，對陵址選擇的講究到了苛刻的地步，以此求得風水佳境，賜福朱氏子孫。
中國歷史上的帝王陵寢制度，是在明朝完備起來的，明朝的帝王陵分布在四處，即葬朱元璋祖父母的盱眙“祖陵”、葬朱元璋父母的鳳陽“皇陵”、葬朱元璋的南京“孝陵”和北京的“十三陵”，這些陵所在都是“風水寶地”。
面積達30多平方公里的鐘山風景區，幾乎就是當年明孝陵的整個范圍。在這處龐大的帝陵區域內，設計者將整座鐘山以及部分水面作為重要的“風水”景觀，一齊納入孝陵的建筑規劃設計中，從而實現了“因山為陵”、“天人合一”的中國帝陵建筑傳統和文化理念。
鐘山古稱“龍山”，早在江東末年，已被諸葛亮、孫權等政治家視為“龍蟠”之地，朱元璋作為大明開國之君，更不會放過這塊寶地，自然會擇金陵“龍脈”為葬地。后來，孫中山、蔣介石都選擇此地為自己的歸宿，也是因為鐘山是風山寶地之故 朱元璋選擇在鐘山之陽建造陵，鐘山之陰建陪葬功臣墓，南北對應，尊卑昭然，這完全符合古代“風水”要義。
鐘山有東、中、西三峰，在風水上稱“華蓋三峰”，而以中峰最尊，孝陵恰好處于中峰之南玩珠峰下，而最早將這塊地盤視作風水寶地的是梁代高僧寶志和梁武帝蕭衍；
在孝陵之西，有一座小山，人稱“小虎山”，從風水地貌上分析，正處于孝陵之右的“虎砂”位上，與孝陵之東的“龍砂”之象左右對列；這座如屏的小山就是孝陵風水中的“案山”，
西南方向的前湖及逶迤南下的“鐘山浦”也具有靈動的“朱雀”風水特征。這樣孝陵陵宮及寶城就具備了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風水“四象”，加之孝陵的三道“御河”都呈左向右流淌的形勢，這種水在風水上稱“冠帶水”，自然形成，十分難得。
在明、清帝王陵的擇址上，表現最為明顯。整個陵區以昌瑞山為界，以北稱”后龍”，是龍脈來源；陵區以昌瑞山為靠山，東側的鷹飛倒仰山為青龍；西側的黃花山為白虎；南部的形如覆鐘的金星山為朝山；遠處的影壁山為案山；馬蘭河、西大河二水環繞屈曲流過，環抱有情。
清東陵是“山環水繞、負陰抱陽”的風水格局。青山環護，形成了拱衛、環抱、朝揖之勢，實為不可多得的風水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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