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玄學溯源。民國小學大師黃侃先生曾撰有《漢唐玄學論》一文，因為篇幅不大且又兼涉經學，向來不為講魏晉玄學的人所注意。不過，也正因為有上述的特點，從漢、魏學術史的角度看《漢唐玄學論》，又能有別于一般偏重玄學本身的論述，而于學統一面見出漢、魏學術思想的沿革。值得注意的是，黃侃先生在文章中提到了與玄學興盛有關的三部典籍：論吾土中世玄學之書，以三偽書為最懿。其思想突駕前人，而啟辟后來之途徑者，不可忽也。這里的三偽書，指的是《列子》、偽《古文尚書》和《孔叢子》。《列子》屬道家典籍，后人斥為偽書，至今仍聚訟紛鄉云，眾說不一。倒是偽《古文尚書》和《孔叢子》兩書，一般的看法是由曹魏時期的經學家王肅所偽造。王肅學承東漢經學家賈逵和馬融，偏于古文經學的一派。這就啟發我們從古文經學的一面去深入研究玄學的出處。
西漢的學術，除了道家黃老之學仍維系著自己的一脈單傳外，基本上是儒家經學一統天下。漢初，便有《五經》博士的設立。從漢文帝到漢宣帝，《詩經》有齊、魯、韓三家，《書經》有歐陽生和大、小夏侯，《禮經》有大戴和慶普，《易經》有施讎、孟喜、梁丘賀和京房，《春秋公羊傳》有嚴彭祖和顏安樂，先后立于學官，儼然為儒學的正統。這些經文本子，用的是當時通行的隸書，而大義則由師徒父子口耳相傳而來。到了西漢末年，圍繞五經的典籍產生了今、古文的沖突。本來，所謂今文，即指上述的隸書文本，而古文，則為散在民間、藏于壁中，用漢以前的古文寫定的文本。但事實上，古文經學的興起，不僅僅是與今文
經學所據經文的文字字體不同，而且經文的字句、篇章等等也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兩者的學統不同，宗派不同，因而從基本觀念到整個的詮釋體系都有所區別。這樣，在儒家獨尊的局面中，居然在儒學內部先起了變化，今、古文經學兩派，由攻訐、辯難而至于相互融攝，已然伏下了儒學衰敗的隱患。
起初，今、古文經學恪守各自的畛域，并行而不相混淆。東漢末年，經學家鄭玄廣學博聞，轉益多師，兼通了今、古文經學。有見于當時兩家的互相問難，鄭玄以古文經學為宗，參合今文經學為輔，遂成一家之言。其時，學者正苦于今、古文家法、師法的駁雜繁難，遂翕然相從而師事鄭玄。這結果，便如清代經學家皮錫瑞所說的：鄭《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鄭《書注》行而歐陽、大小夏侯之《書》不行矣；鄭《詩箋》行而魯、齊、韓之《詩》不行矣；鄭《禮注》行而大小戴之《禮》不行矣；鄭《論語注》行而齊、魯《論語》不行矣。（《經學歷史》）由于鄭玄學宗古文經學，所以盡管他先學了今文經學的京房《易》，但自己注《易》時仍本諸民間費直一派的古文經學。聯系曹魏時期，名士荀爽、王弼注《易》，均承襲費直古文《易》的系統，或者可以看出兩者間的隱晦、曲折的聯系。更重要的是，在觀念上，今文經學家偏于經，強調儒家經學的神圣性和不變性；古文經學家則偏于史，側重對經學作歷史的理解。由這一面看，從古文經學的興起至鄭玄以古文經學為宗參合今、古文經學，竟是不期然地于兩漢大一統儒家政治中激起了一圈不大不小的漣漪。湯用彤先生曾在《王弼之周易論語新義》一文中指出：魏晉經學之偉績，首推王弼之《易》、杜預之《左傳》，均源出古學。今學本漢代經師之正宗，有古學乃見歧異。歧異既生，思想乃不囿于一方，而自由解釋之風始可興起。（《湯用彤學術論文集》，第264頁）湯先生由兩漢今、古文經學的歧異推至魏晉自由解釋的風氣，見微知著，允為一代大師。到了曹魏時期，隨著東漢政權的瓦解，兼以曹氏父子喜好形名法術，經學果然衰落了。魏明帝時，司徒董昭上疏稱：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三國志?魏志?董昭傳》）另一位士大夫杜恕也上疏說：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三國志?魏志?杜恕傳》）至此，作為政治原則和道德規范的儒家思想已不復往日的統攝力量，理性遂有更進一步尋找宇宙、社會和人生依據的要求。正始玄學的興起，便是自覺地順應了這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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