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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別八字

解夢佬

43歲的新西蘭跨性別舉重運動員勞雷爾·哈伯德參加女子舉重87公斤級項目,并將于8月2日與我國選手李雯雯、汪周雨同臺競技。消息剛剛放出,很快就沖上了熱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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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別舉重運動員參賽公平嗎?至少國際舉重聯合會和國際奧委會都確認她符合各項參會標準。2015年,國際奧委會修改章程,正式允許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奧運會。參賽資格指南中對跨性別女選手睪酮水平做出了詳細規定,比如:既往12個月內血清中總睪酮維持低于10納摩爾每升,等等。哈伯德符合相關規定,也由此成為了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奧運會的“第一人”。

盡管如此,爭議聲并沒有因此休止。有專家指出,該指南幾乎不能抵消經歷過青春期的男性的生物學優勢;有媒體分析,哈伯德在“性別轉換”之前曾是男子舉重運動員,但在國際賽場上的成績平平,2017年參加女子組比賽后,先后在各類比賽中摘得“六金一銀”;比利時參賽選手安娜·范貝林亨也通過媒體發聲,她尊重性少數群體的權利,但哈伯德參賽對于其他女性選手而言有失公平。

在參賽是否公平的討論之外,跨性別群體的困境也再次浮現出來。在現有規則還待完善的環境下,跨性別者可以和其他人一樣,在體育賽場上同臺競技嗎?更重要的是,相較于其他的性少數群體,跨性別者是少數派中的少數派,不僅在生活中受到外界的排擠和歧視,甚至也得不到其他性少數群體和女權主義者的支持。本期讀刊分享與跨性別者相關的事實、觀點與爭議。

是“她”還是“他”?

性別麻煩,是誰搞錯了?

最近引起爭議的新西蘭女子舉重運動員哈伯德,在2017年重回賽場之前,接受了5年的激素療法。復出時她曾接受過新西蘭國家廣播電臺一個簡短的采訪,哈伯德談及她參與舉重的初衷,與塑造自身男性氣質不無關聯。早在1998年,當時還被稱為“他“的哈伯德在新西蘭青年105公斤級比賽中,以抓舉135公斤、挺舉170公斤、總成績300公斤打破了新西蘭記錄。換句話說,出生時被指定為男性的她,曾努力適應這個將她困住的性別框架,作為一個男人而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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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蘭女子舉重運動員哈伯德。

扮演一個“正常人”,是很多跨性別者長期經受的日常。“不是男人,就是女人”,傳統的二元論性別分類方法也是一種人為的創造,多數人,特別是順性別群體或許不會對這種簡單粗糙的分類多做他想。然而對于跨性別等多元性別群體來講,“作為”、“成為”一個社會主流接受的“男人”或“女人”,可能是他們每天乃至一生的困惑與掙扎。

“跨性別”(transgender)是一個近年來流行的說法,學界對于“跨性別”的內涵和外延無法給出一致意見,跨性別的性別身份光譜多元化、時刻處在變化與流動中。總體上來講,在討論中,跨性別越來越被作為一個總稱(umbrella term)。

“跨性別”挑戰傳統性別分類的同時,包容性強,廣義上,它可以容納所有及任何不適用、溢出二元論性別的假設的性別身份認同。日常生活與社交媒體上,一個人是不是跨性別取決于ta個人的對于自身性別的認知與選擇。一個“跨兒”,同時可能有不止一個性別身份認同,ta可以同時是任何一種常規、非常規性別,比如男人、女人,性別酷兒、非二元性別、流動性別、易裝者、變裝皇后等等。在跨性別群體中,并非人人都追求通過激素、手術等等進行性別確認(舊稱“性別重建”),其中一些人對于自己的生理性別或無異議,但是他們或會在衣著、言談舉止、個人稱謂等等方面追求有別于出生時的生理性別、同時有別于主流或社會范式的性別表達。

2019年,世界衛生組織發布新版《國際疾病分類》,不再將跨性別歸于精神障礙(mental disorder)的范疇中。然而時至今日,一些地方仍然沿用了“性別認同障礙”這一舊稱。一個跨性別者想要拿回對自己性別的解釋、成為自己的第一步,即是成為一名醫院或相關機構認證的“精神病人”。

人口學對于跨性別群體的了解仍有限,原因一是學界對于“跨性別”的定義與標準都不明確;不同于一刀切的傳統二元論性別標簽,“跨性別”的內涵寬泛,常在變化之中。國際上對于跨性別人口的統計數據多來自于北歐、北美等發達國家,由于統計方法與對“跨性別”定義的差異,數據浮動范圍較大;以美國為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威廉姆斯研究所2017年最新報告預估跨性別人口在總人口中的占比為0.6%,這個渺小的數字背后是140萬形形色色、活生生的人。

另一方面,跨性別作為一個被邊緣化的人口群體,在社會中常常是隱身的。有些已經完成了性別確認的跨性別人士可能會選擇徹底地封存自己過去的性別身份;又有些人并不能等到這樣的一天:跨性別群體、特別是其中的青少年,自殺率遠高于人口平均;有調查指出至少五分之一、至多近半數的跨性別者曾嘗試自殺。

這種隱身蘊含著頗多無奈,一方面主流社會難以“寬容”跨性別群體“做自己”;另一方面跨性別身份讓他們輕易成為性侵害與施暴的對象,一旦被標注為“少數派”或“異類”,麻煩接踵而至。互聯網的廣泛傳播、媒體在某一時間點的高密度報道,容易給人們一種錯覺,仿佛跨性別人士“入侵”了人們的生活,然而很難說對于跨性別群體的曝光、審視與評論到底是滿足了誰的獵奇。跨性別群體以及學界近些年對于影視界片面化的利用、展覽跨性別的生活與經歷也有很多批評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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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霸王別姬》劇照。

飽受非議的“變性人”:

“成為自己”的過程有多難?

和覆蓋面更廣的“跨性別”(transgender)相比,另外一個曾經常用于描述跨兒的詞是“變性人”(transsexual),這個說法出現得更早;歷史上,這個詞匯曾是稱呼跨兒的歧視性用語,現在在一般討論中較為少見。但是,至少在英文語境中,跨性別群體中的有些人會選擇沿用這個詞語,以強調自己“變性”而非寬泛的跨“性別“的身份。

“變性”,更強調對人生理性別的區分,它的含義更窄,某種程度上,它更符合人們對于性別以及跨性別群體的理解與想象:ta們 “生錯性別”、被困在性別錯位的身體里,最簡單直白的解釋即是,她出生時被醫院依據生理特征注冊為男性,但是她的自我認知為女性,而后她可能會通過手術、激素、申請更改官方文件中的注冊性別、在人際交往中使用“她“代指自己等等,以匹配自己“是”一個女性的認知。身為一個女性,她希望能夠在社會層面也被認可為女性。他們或更多感受到對于自身出生時生理性別的排斥與不適,更希望最終轉變為“另一種性別”,脫離出生時被指定的性別及性別稱謂,而最終成為鏡子另一面的“他”或“她”。當完成轉變時,一些人會完全脫離、摒棄“跨兒”身份,成為新的“他”或“她”。

但是成為理想的鏡中之我,進行并完成轉變的過程荊棘遍布。性別確認(gender affirmation)過去也被稱為“性別‘重置’(gender reassignment)”,很顯然,后者提出的視角仍是從主流性別假設出發的,人們逐漸開始用前者代替后者,以示對跨性別當事人的尊重。性別確認的手段包括激素、手術、心理咨詢等等,較為理想的醫療介入開始時間在青春期前;對于很多人來講,這是一生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夢想。

單就手術來講,每一次手術的開銷在幾千到幾萬美元不等,長期固定藥物則每年開銷至少上千美元。其中的一些項目有可能申請醫療保險報銷,然而醫療保險本身就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同時即便購買了醫保,保險拒絕跨性別者的報銷需求也屢見不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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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查爾斯·霍頓·庫利著,華夏出版社2015年版。社會心理學家查爾斯·霍頓·庫利最早提出了“鏡中我”的理論,他認為,人的自我認識主要是通過與他人的社會互動形成的,他人對自己的評價和態度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鏡子”。

很多人甚至沒有機會去思考、規劃這些,當他們主動或被動“出柜”為跨性別者時,可能最終淪落街頭,失去一切與社會的聯結。萬一有幸開始性別確認的過程,在醫療系統里等待著跨性別者的可能是比他們更茫然無措的無經驗的醫療系統、性侵害、言語與肢體暴力、或者直接吃閉門羹。如果他們有幸克服了種種困難開始、完成了性別確認,此后還要應對手術和藥物等帶來的短期或長期副作用,例如更高的中風、癌癥風險。由于醫療體系對跨性別人群的關注與研究最多可以算是在起步階段,更令人擔憂的或許是一句“副作用尚不明朗”。而即便一個跨性別者完完全全跨到了鏡子的另一面,申請在法律文件與政府官方記錄上更改性別又是另一場馬拉松:以美國為例,申請者可能需要支付費用、提交醫生證明、法院證明等等,州與州之間,規定的多寡、明確性,以及實際操作難度有很大的差異。

僅僅是為了“成為自己”,作為少數派的跨性別群體在經濟、社會關系、身心健康方方面面要承受順性別多數派難以想象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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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2日,加拿大演員艾倫·佩吉(Ellen Page,曾參演《朱諾》、《盜夢空間》、《X戰警:逆轉未來》、《水果硬糖》等電影)在推特上發布長文,對外宣布自己的跨性別身份,且將名字改為艾略特·佩吉(Elliot Page)。

弱者看向更弱者,

跨性別群體的同盟在哪里?

一方面要應對風險、生活保障的缺失與不確定性,另一方面還會遭遇社會性、系統性的誤解與歧視,無論跨性別個體的意愿如何,作為群體,他們不得不卷入、參與到政治活動與爭議中。

2020年,特朗普政府曾試圖對美國平價醫療法案(又稱“奧巴馬醫療法案”,因其在奧巴馬在任期間推出)做出修訂,修訂的焦點在法案中的第1557小節,這一節中規定醫療機構不得因為一個人的性別——包括性別身份認同與性取向——而歧視他們。特朗普政府做出的修訂旨在將“性別”框定為出生時指定的生理性別。這最終可能會導致跨性別群體同LGBTQIA+群體等少數派,在尋求醫療服務的時候遭受歧視,同時難以尋求法律支持。

雖然同樣為少數派,跨性別群體在LGBTQIA+這個表述中也常常出現,但在表達政治訴求過程中,跨性別群體與其他性別、性向少數派,并不總是同道而行。跨性別群體對于自身的性別身份、社會性別表達有多樣化的理解與需求。同樣的,對于自身的政治身份認知、選擇與誰結盟,跨性別群體的內部也有不同聲音。有些人和其他性別、性少數派站在一起,同時也有人不把自己看作是性向少數派的一員:原因是,在他們看來,跨性別的關注點在于性別身份而非性取向,并且跨性別者并非都是性向少數派——跨性別者同時也可能是性向多數派即異性戀。此外,遺憾的是,即便是在LGBTQIA+這個已經是少數派的群體里,仍然會有少數派中的少數派,跨性別群體在少數派內部仍可能受到歧視與欺凌。

曾經當人提起少數派時,更常見的縮寫是“LGBT”,如今“少數派”中的差異更多樣化,例如“LGBTQIA+”這個長長的縮寫里包含了女同性戀(Lesbian),男同性戀(Gay), 雙性戀(Bisexual),跨性別(Transgender), “酷兒”(Queer),間性(Intersex),無性戀(Asexual)及“其他”,其中包括了泛性戀、非二元性別、流動性別、兼性、雙靈,等等。可以看到,這里既有描述性別身份又有描述性取向身份的詞匯。

在這些少數派之外,又另有一個“A”,“ally”——“同盟”,性少數群體的同盟并不需要“是”少數派,他們自己可能是來自順性別異性戀的男男女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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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性少數平權運動的推進,“性少數群體”的含義越來越多元。

跨性別群體與女權主義者,

矛盾在哪里?

女權主義者群體里,不乏本身是跨性別的研究者與性少數派、跨性別群體的“同盟”。不過在最近的一些關于公共設施,特別是學校洗手間的使用權爭論中,跨性別群體似乎有時被推向了女權主義甚至是女性群體的對立面。流行文化與社交媒體平臺上,人們用“TERF”這個縮寫代稱對于恐懼、排斥跨性別群體的女性。

“TERF”(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m)——“排除跨性別的激進女權主義者”(又被稱為“排跨基女”),這一稱謂最早出現于2000年初,提出這一概念的順性別女權主義者希望通過這種細分將自己與排跨陣營分開。而被稱為“TERF”的群體如今排斥這一稱謂,她們更多稱自己為“性別批判”(gender critical)女權主義者。這一群體與現代女權主義理論的對話較少,相對來說,她們更強調生理性別,以及其對于“女人”、“女性體驗”的塑造作用;在這基礎上,她們在討論、批評跨性別女性時,會特別強調她“跨”性別的身份而不承認她的“女性”身份。相對的,她們也會更推崇傳統性別認知、分工與表達。一個人的身份非常復雜,性別、性取向未必會在所有時刻都是塑造一個人身份的核心;在社會學、女性主義研究等學術界,跨性別群體常常作為研究對象出現,近年來,隨著跨性別群體更敢于出現在公眾視野內,社會恐跨、排跨情緒也不斷升級,不乏有學者開始站出來正面回應這一問題。有學者指出,“TERF”/“性別批判女權主義者”在公共討論與政治活動中,經常訴諸于自身“正統”的女性身份,將自己塑造為(因為生理性別而天然的、無可奈何的)“弱者”,需要保護以免于受到“男性”的傷害。

英國知名作家J.K.羅琳針對跨性別群體的發言,讓她也被劃歸進“TERF”的一邊。作為順性別異性戀女性,她從一個自我認知的“真女人”與家暴幸存者的角度闡述了跨性別者——特別是跨性別女性,帶給“女性”的恐懼與不公平。雖然她的行文中,實指的是在傳統兩性結構中,在高位者的男性給女性帶來的普遍恐懼與暴力,但是在她的表達與闡述中,現實中的施暴者隱身了,跨性別女性被踢出她本可歸屬的女性共同體,并成為了張冠李戴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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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著名作家J.K.羅琳,《哈利·波特》系列小說作者。(更多相關內容詳見:J.K.羅琳遭“郵包炸彈”死亡威脅,回應稱這只會增加她的作品銷量;被哈利·波特粉絲網站“開除”,J·K·羅琳是“自食其果”嗎?)

弱者看向更弱者,受害者同時成為了無知無覺的施暴者——經常成為爭議焦點的跨性別女性,不僅僅和順性別女性一樣可能遭受男性暴力,她們還遭受著來自順性別女性的言語、身體暴力;特別是那些女性氣質不夠明確的跨性別女性,她們更易被邊緣化、被歧視與無故指摘。“男子氣概”、“女性化”等等社會性別表達,和一個人所在的社會文化環境緊密相關;怎樣才算是一個社會認可的男人、女人在不同時代、不同文化中都會有不同的闡釋。

和跨性別的遭遇類似,同性戀、其他任何非異性戀的傾向與行為都曾被歸類為病理性表現。“少數派”,在社會文化中長期存在。或許該轉換思路,認識到多元性的可能,接受人的復雜性;如果人類描述性別的語言、對于性別的定義與認知是后天的發明,那麼或許不斷分類、創造單一固定的標準并試圖排除異己才是問題所在。

“人人參與”的理想背后:

競技體育中被強調與被忽視的性別

實際上,哈伯德不是第一個、也不是唯一一個參加國際重要體育賽事的跨性別人士。她更不是第一個在重要賽事中遭受外界對她性別質疑的女性。在對于跨性別群體有無“資格”參與或不參與某個項目,承受最多關注的往往是跨性別女性,特別是不符合傳統女性氣質期待的女性,攻擊的重點往往在于她們不夠“女性化”的外貌身形,或是出類拔萃(換句話說,“女性不應達到”)的成績。這一點上,似乎對于“女性”性別身份的預設與“女性氣質”的期待,超越了跨性別身份;即便是生而為女、自我認知又是女性的運動員,也難以避免遭受人們對于她性別的質疑與奚落。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學者亦指出,“恐跨”是厭女癥表征的一種。在“恐跨”、“排跨”的語言中,限制了對于女性的定義同時否定了女性的能動性與行動力,女性再次被套進一個女人“應該如何”的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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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雷爾·哈伯德。

現代奧林匹克開創以來,對于女性的性別審查從未停止;1968年以前,女運動員需要赤身裸體列隊被檢查,以確認她們有足夠的女性特征被認可為“女人”。作為職業選手來競技的她們,卻要脫光衣服、遭受陌生人對于她們女性身份的凝視與品評。在運動員們與社會活動人士持續抗議聲中,1968年之后,奧委會轉向更現代化的科技,比如激素、基因檢測等等,但是在賽場上的性別歸類從未停止。更早前女性被排除在競爭之外,不被準許參賽,運動場不屬于女人。這背后的邏輯迎合了一個“女人”理應是弱者,如果她能在高水平的競技賽場上大放異彩,展現出歷來被認為是一個“男人”才有的能力,那麼她的性別身份就應該接受質疑與審查。

然而“不是男人,就是女人”的二元論劃分方法,在科學上也并不能站住腳。奧組委通過激素、基因來劃分男性、女性的方式,遭到了很多運動員與醫生的詬病——誰是男人,誰是女人,劃分標準是什麼?當前的激素測試,將很多天生激素水平高的女運動員也劃分在“女人”的分類之外;在贊嘆有些運動員天賦異稟,比如傲人的身高、超長的臂展等等的同時,又有些女運動員生來的生理優勢成為了她們不夠“女人”的罪證。基因測試也存在同樣的問題——人類在出生時的“性別”或者更準確來說“性別特征”就很多元,有些人生來帶有男性基因但是性別呈現為女性,有些人生來就既是男人也是女人。僵化的標準從未對應人類的現實。跨性別運動員的困境只是例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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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跨欄選手Maria Martínez-Patiño。

1988年漢城奧運會賽季,西班牙跨欄選手Maria Martínez-Patiño,因為沒有通過奧委會的“女性”鑒定,被禁止參賽,基因測試顯示她有y染色體,盡管她看起來和其他任何“標準女人”并無不同,她也一直以女性身份生活、參賽。30年后,南非跨欄運動員Caster Semenya面臨同樣的問題。除此之外還有曾在女性田徑場上表現優異的Dutee Chand、Santhi Soundarajan,或許還有更多人早早就被拒之門外,不得不放棄體育夢。

《奧林匹克憲章》中提到奧林匹克精神包括保障人人都有參與機會而不受歧視困擾;不無遺憾的是,在實際操作上,多年來,單在性別身份這一點上,通過人為制造標準,許多運動員需要克服競技水平之外的困難才能站在起跑線上。有些爭論的焦點在于跨性別運動員,或說超出傳統性別標準的運動員在競技中有“天然”優勢,如果這點為真,跨性別運動員應該人人滿貫,在女性運動中,力壓其他任何“女”選手。現實并非如此,同時尚無任何決定性證據表明睪酮水平與運動員的競技水平緊密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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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跨欄運動員Caster Semenya。

“生理決定論”對運動員們,特別是女運動員或是一種無形的侮辱,一個運動員能夠站在賽場上、超越自我,背后是日復一日的訓練、持續的經驗積累、一場場比賽中的技能磨練與提升。競技體育需要付出常年的努力,這一過程中,需要很多經濟社會資源支撐。對于女性運動員、女性參賽的項目持續性的忽略、輕視,運動員得不到足夠資金、優秀的教練與良好的訓練環境,是競技體育中的頑疾;提升這一方面的公平性,應比花更多資金與精力審查運動員的性別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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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22歲的哈伯德離開舉重賽場,2017年,她重返賽場。2018年一場比賽失誤手臂骨折,幾乎斷送了她的職業生涯;新西蘭選送她作為5名參戰東京奧運舉重賽事的一員時,哈伯德在致辭中感謝人們對她的支持和鼓勵,幫助她戰勝傷病重回賽場。

身處輿論風暴的中心, 哈伯德發聲很少,對于外界的聲音,她沒有給出過多回應。2017年復出時那場不足10分鐘的采訪中,主持人曾問到她對于外界對于她性別身份的過度關注與質疑作何感想,她的回答平淡,和諸多在職場中的男人、女人一樣,她說她無意改變世界,她只是想做她自己,做好她該做的,專注于她的舉重事業——

“我就是我。我無意改變世界。我只是想做我自己,做我該做的。”(I am who I am. I’m not here to change the world. I just want to be me and do what I do.)

“我真正能做的也只有專注、舉起這重量。”(All I can really do is to focus and lift.)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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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graphic and psychosoci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resilience among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5(10), 2108-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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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er, S. C., & Labuski, C. M. (2013). The demographics of the transgender population. I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the demography of sexuality (pp. 289-327). Springer, Dordrecht.

Pearce, R., Erikainen, S., & Vincent, B. (2020). TERF wars: An introduction.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68(4), 677-698.

WHO (2019). ICD-11: Classifying disease to map the way we live and die. https://www.who.int/news-room/spotlight/international-classification-of-diseases

RNZ (2017, December 7). Laurel Hubbard: I have to block out the criticis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JYerPYsts

撰文 | 王嘉吟

編輯 | 李永博 申嬋

校對 | 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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