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看配偶是外地的

澎湃新聞記者 李季

【編者按】

2011年至今，我國生育政策已從“雙獨二孩”發展到“全面三孩”。歷經10年嬗變，“讓不讓生”已不再是問題，取而代之的是“想不想生”和“生了怎麼養”。

回顧政策歷程，10年間，從2011年的“雙獨二孩”，到2013年的“單獨二孩”，再到2016年實施“全面二孩”，2021年放開“三孩”，這表明政府提高人口生育水平的決心。事實上，生育背后還有諸多復雜的社會因素相互牽扯，“說生就生”并不容易。

基于此，澎湃新聞推出“生育的細節”系列報道，精選國內外新刊發的人口研究，將后人口轉型時期人們的生育決策及行為置于“顯微鏡”下，以人為本，探究細節。

今天，本系列推出第八篇，關注帶孫“老漂族”，離開家鄉后，老人們過得好嗎？

在前不久召開的浙江省“兩會”期間，浙江省人大代表、溫州市工業科學研究院高級工程師胡揚五建議，為符合條件、到子女所在地帶孫輩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提供異地社保醫保等同城居民待遇和租房補貼，以鼓勵年輕育齡夫妻生育。該項建議收獲諸多網友點贊支持。

不難理解，生育決策的背后，是對養育壓力的衡量。在中國式家庭文化的支撐下，隔代撫養很大程度上成為普惠性托幼設施缺失的補位。祖父母輩提供的養育支持，成為了諸多年輕父母育兒的堅實后盾。

2021年6月發表的《家庭隔代撫養文化、延遲退休年齡與勞動力供給》一文對4839個樣本家庭分析發現，隔代撫養文化對家庭生育率具有正向影響；平均而言，孩子主要由祖輩撫養的家庭，孩子數量比其他類型家庭多0.228，生育率大約高出16%。

在此背景下，我國產生了大量隨遷“老漂族”，他們離開家鄉，來到子女打拼的城市，承擔起照顧孫子孫女的重任。現能查找到的全國性數據來自于原國家衛計委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6》，報告顯示，我國流動老人將近1800萬，其中專程來照顧晚輩的老人比例高達43%。

近年來，越來越多研究聚焦于“老漂族”的身心健康、社會支持和社會融合，研究發現老人們的隨遷生活中仍有諸多問題待解。在實地調查中，這些不辭辛勞的老人們過得怎麼樣？社會和家庭應該為他們做些什麼？

一位老人帶孩子在雨中散步。本文圖片 人民視覺 資料 圖

“隔代撫養”為提升生育率做了哪些貢獻

在學界，由祖父母輩撫育孫輩通常被稱為“隔代撫養”。 隔代撫養在中國家庭代際關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越來越成為影響生育意愿、家庭生育決策乃至中國生育率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后，有學者提出，隔代撫養已升級為影響生育的“核心自變量”。

發表于2017年的《青年兩孩生育意愿及其子女成本收益分析》一文，通過對天津市女青年生育意愿的調查檢驗了二孩生育意愿的成本與收益，該研究發現，家中有老人幫忙照料能顯著降低婦女生育的成本，是“家庭生育二孩的基礎條件”。

事實上，一直以來隔代撫養都在中國社會都有著深厚的實踐基礎。2019年2月發表的《隔代撫養的測量：現狀、困境與改進——基于中國生育（率）研究的視角》一文記載，在江蘇生育意愿的調查中，基于2007年和2010年的跟蹤數據顯示，實現了生育第二個孩子意愿的家庭中，91.3%的婦女其父母、公婆都幫助他們照料了子女。

從老年群體的角度看，撫育孫輩已經成了眾多老年人生活的重要部分。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ARLS）2015年數據顯示，51—80歲的中老年人中有40.19%參與照顧孫子女，其和配偶過去一年平均花費2446.89個小時用于照看孫子女。

那麼，老年人的付出究竟對促進生育起了多大作用？

2021年6月發表于北大核心期刊《經濟研究》的《家庭隔代撫養文化、延遲退休年齡與勞動力供給》一文對4839個樣本家庭分析發現，隔代撫養文化對家庭生育率具有正向影響；平均而言，孩子主要由祖輩撫養的家庭，孩子數量比其他類型家庭多0.228，生育率大約高出16%。

杭州樣本：超2成帶孫祖輩存在心理障礙

現能查找到的“老漂族”全國性數據來自于原國家衛計委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6》，報告顯示，我國流動老人將近1800萬，其中專程來照顧晚輩的老人比例高達43%。

由此可見，中國家庭對隔代撫養有強烈依賴。

據澎湃新聞2022年1月20日報道，在不久前召開的浙江省“兩會”期間，浙江省人大代表、溫州市工業科學研究院高級工程師胡揚五提交了《關于鼓勵有能力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到城鄉帶娃的建議》。

胡揚五表示，相關部門應出臺政策，鼓勵有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從異地到年輕雙職工家庭所在地帶娃，要為符合條件的帶娃祖輩提供異地社保醫保、公交出行優惠等便利，使其享受同城居民待遇；同時，為其提供租房補貼，以鼓勵年輕育齡夫妻生育。

那麼，已遷居至浙江帶孫的祖輩近況如何？2021年12月發表于《健康研究》的《不確定壓力視角下隔代撫養對杭州市祖輩心理健康的影響分析》一文，以問卷方式調查了杭州市976名參與隔代撫養的祖輩，聚焦于其心理健康狀況。該研究調查對象中非當地祖輩超過6成。

該研究采用分層抽樣法和便利抽樣法，根據《2019年杭州市主城區各區生產總值總量排行榜》選取杭州市經濟發展水平高、中、低各1個城區，每個城區隨機選取2個社區，共計6個社區作為本次調查的研究場所。共發放問卷1002份，回收有效問卷976份，有效率97.4%。在參與調查的祖輩中，非當地人611人，占到62. 6%。

該研究使用中文健康問卷（Chinese health questionnaire，CHQ-12）用于心理障礙篩選。結果顯示，祖輩CHQ-12篩檢的心理障礙率為22.1%。

研究者認為，該研究發現祖輩心理障礙率為22.1%，高于浙江省社區人群的報道（18.5%），可能（由于）與一般人群相比，祖輩需將時間用于照顧孫輩，因而減少了與他人的相處，加劇了自身的孤獨感。

該研究還發現，經濟狀況良好的家庭能夠通過雇傭保姆、家政服務等方式減輕祖輩育兒壓力，有利于提高其生活滿意度、減輕抑郁癥狀。此外，隔代照料強度合適與否也可直接影響祖輩的生活滿意度，研究中近一半祖輩每天花費7-12小時照顧孫輩，易忽視自身健康需求，從而影響其心理健康。

“老漂族”如何增進身份認同

作為老年流動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老漂族”的社會融合問題一直是學界關注的重點。2021年6月發表于北大核心期刊《社會保障研究》的《抑制還是促進: “老漂族”的隔代照料對身份認同的影響》一文，聚焦于隔代撫養對“老漂族”身份認同感的影響。

研究發現隔代照料會抑制“老漂族”身份認同感的產生，但建立居民健康檔案、參與同鄉交往或社會活動，對“老漂族”的身份認同起到了促進作用。

該文認為，對于“老漂族”來說，身份認同是指獲得“當地人”、“城市居民”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實際上，提供隔代照料的“老漂族”受到戶籍制度的限制，附著其上的福利制度有所缺失，因此，該群體在行為和心理上存在“漂泊感”。

該研究所用的“老漂族”人口數據來自 2017 年全國流動人口衛生計生動態監測調查。該調查涵蓋 31 個省份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包含目標個體樣本169989個，其中男性樣本 87871個，女性樣本82118個。該研究將“老漂族”的流動原因，分為“養老”和“照顧孫輩”兩種。

在帶孫“老漂族”中，女性占65%，這說明女性老年人群更可能成為家庭照料的主要提供者，幫助承擔“家庭責任”。帶孫“老漂族”的平均年齡為62.63歲，其中42%的人群教育程度為小學及以下，總體受教育水平不高。

該研究通過構建回歸模型，對“老漂族”隔代照料與身份認同之間的關系進行探討。回歸結果表明，隔代照料行為對“老漂族”的身份認同有顯著的消極影響。

就性別差異來看，“老漂族”的隔代照料對女性的身份認同感有顯著的負向影響，但是對男性的負向影響在統計意義上并不顯著。這說明，女性“老漂族”更不易審視自身的“社會人”角色，積極的社會融入感較低。

就婚姻狀況差異來看，有配偶的“老漂族”隔代照料行為對其身份認同產生顯著負向影響。值得關注的是，部分承擔隔代照料的“老漂族”與配偶異地分居，他們可能面臨更大的精神壓力。

該研究提出，是否在本地“建立居民健康檔案”既能從一個側面反映官方是否賦予流動人口居民權利，也能體現其對老年人健康問題的關注程度。因此，該研究又將“建立居民健康檔案”作為社會支持變量加入模型，發現建立居民健康檔案的“老漂族”比沒有建立的“老漂族”更易獲得身份認同感，這可能是由于建立居民健康檔案是政府行為，政府在身份確認方面影響力更強。

基于研究結論，該文建議，應正視“老漂族”作為老年流動人口在適應城市生活過程中的無助感，不能將其主動承擔的代際照料責任視為理所應當，家庭的經濟支持、精神慰藉不僅可以緩解隔代照料行為帶來的認知壓力，更能體現我國“反哺式”養老的傳統美德。

該文同時提出，建立完善的社會支持網絡是增進“老漂族”身份認同感的重要一環，應以提升“老漂族”的生活質量為目標，精準施策，切實滿足該類人群異地生活中的養老、就醫等公共服務需求。

責任編輯：蔣子文 圖片編輯：沈軻

校對：張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