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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續冬（1974.10.30 — 2021.8.22），原名胡旭東，民間人稱“胡子”，1974年生于重慶。1991—2002年，胡續冬求學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和西方語言文學系，獲文學博士學位后留校，2002年起執教于北京大學世界文學研究所。研究領域和方向包括：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現代主義以來的世界詩歌，拉丁美洲文學。

刺點

中元節那天，我一直在剪片子，直到次日清晨。剪輯室老有股異味，估計是皮皮豬尿的，一只去年疫情高峰期同事撿來的貓，多少保留了它做流浪貓時的不羈傳統。剪輯師統子不堪其味，買了臥香，點燃后平放在盒子里那種。

對我來說，這股異味算不了什麼，我曾在臨終關懷醫院拍攝過兩年紀錄片，什麼味兒沒聞過？但鬼使神差的，我將香一支支地豎在指間，斷斷續續燃了一夜。迷信的統子拿中元節禁忌勸我還被奚落。

這樣的燃香之舉此前不曾有過，現在看，就像一場無意識的祭奠。23號，當胡續冬去世的消息從手機中射來，我也在剪輯室，驀地一瞥鋪滿心如死灰的香盒，儼然一具小小的棺槨。這是第一個“刺點”。

“刺點”是羅蘭·巴爾特分析攝影時發明的一個概念，另一個是“意趣”。后者好理解，指一張照片的文化內涵或人文情趣，它會激發人們好奇的欣賞與探究的熱情。刺點有些玄妙，是那種被偶然捕捉到的不刻意為之的細節，從照片中箭一般射出來，刺中“我”。它會干擾（削弱或加強）意趣，并帶來刺痛之感。

胡續冬的寫作，是我們這一代詩人中最意趣盎然的，他以一種孫悟空的活力、韋小寶的狡黠、莫莫王的豪情、饕餮的胃口，逍遙狂歡于中西雅俗之間，不過他的詩缺少刺點。現在好了，他用死亡給他的詩一一補上了。

將刺點的概念移用在詩歌或生活的討論中，可能是錯誤的，但一個該死的噩耗把我們像電影一樣流動的生活突然定格成照片，借用羅蘭·巴爾特的話說，“時間被卡住了脖子，停滯了”。

從書架上取下《水邊書》，胡續冬二十年前的處女集，其中那首《水邊書》早已刻畫好我此時的心情：

水已經被記憶的水泵

從巖縫抽到逼仄的淚腺：

我深知在水中養傷的一只波光之雁

會怎樣驚起，留下一大片

粼粼的痛。

2003年9月29日胡續冬赴巴西前夜把詩集贈送給我，扉頁上題寫的“曉宇吾弟永念”，我當時覺得像古典詩人一樣矯情，現在看，“永念”的每個筆劃都是刺點。

《水邊書》，胡續冬的第一本詩集，收錄了他寫于1994年至2001年的詩歌作品。圖片由文章作者提供。

從書架上取下《愛在瘟疫蔓延時》，胡續冬寫于新青年網站時期的一部詩集，薄薄51頁，卻十分出色。那時他還沒有將才情完全沉溺于流浪貓、灶臺與女兒的世界里，那些在“新青年”諸友影響的欣悅與焦慮下產生的詩篇，強悍奇詭，兼濟天下。他寫反戰詩，追憶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社會風尚，批判大學體制，處理“非典”疫情……筆下滿滿的人間情懷。胡續冬有肝疾，在同一代詩人繼續追求語言和生活雙重冒險的時候，他早早寫下“肝臟深處軟弱的追悔”，并將“頤養天年”作為網絡簽名檔。所以當“非典”肆虐，他比同儕更關切“疾病的隱喻”，及其對日常生活、世道人心糟糕的改變，自覺地用詩歌抗衡這種趨勢。

《愛在瘟疫蔓延時》一詩跟馬爾克斯的同名小說一樣，均起筆于氣味，煞尾于愛。而那首為我所寫的《錦囊》，表達了疫情對詩心的戕害，于今年讀來仍有啟示意義，只是“錦囊”也是刺點，典出短命的李賀。

《愛在瘟疫蔓延時》是胡續冬創作于“新青年”網站時期的一部詩集。圖片由文章作者提供。

教師與詩人

26號上午，老友路一夫開車，載我去八寶山。低低的云，連綿成山脈，跟西山混淆在一起。青天白日里，猛然浮現一輪月痕，用胡續冬《月亮》里的詩句來形容就是：“像凝結了的煙霧，／讓一切快樂的事物顯得模糊”，又像“小小的皺褶，硌得我的眼睛生疼”。然而寫下這些精彩詩句的詩人，再也不能把月亮“加工成充氣娃娃，然后苦練肺活量，給它／吹足了氣，開始琢磨：是先奸后殺／還是先殺后奸？”不要被他的淫邪嚇壞，這不過是一個詩人“語不驚人死不休”的修辭策略。讓胡續冬真正費心琢磨的，是如何突出重圍，顛覆中國的詠月詩傳統；至少，讓充氣娃娃入詩。他是最早給予充氣娃娃詩歌待遇的詩人，除了《月亮》，還寫過《成人玩具店》。充氣娃娃之于胡續冬，一如腐尸之于波德萊爾，首先意味著先鋒的美學意識。我想起來，我的婚禮是胡續冬主持的，他還送了一個充氣娃娃，被我扔在洗手間，把當時借住在我家的流馬嚇得一聲慘叫。

我還是第一次去殯儀館。我們怎麼可以在這種地方送別胡續冬？我們了解那里的設施與流程，儀軌和氣氛，連死亡如此的極端事件都會淪為庸常。

轉念一想，對于胡續冬，這樣的安排反而夠魔幻，夠反諷，夠陌生化。何況，他不是擅長從日常生活發現或發明詩意嗎？這里給出的正是人生盡頭的日常生活。他不是喜歡呼朋喚友的熱鬧嗎？這肯定是他呼朋喚友生涯中最熱鬧的一次。他不是熱衷于插科打諢大放厥詞嗎？如果他來參加自己的葬禮，又會有怎樣的浮生胡言？

遠遠的就看見禮堂門口的挽聯：“出中入西，卅載未名孜矻擢才俊；以詩為馬，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

能寫出這幅挽聯的，當屬胡續冬的知音。上下聯分別對應著胡續冬一生中最重要的兩個身份：教師和詩人。上聯很學院范兒，還有生僻字，顯得博學高雅；下聯既詩意又通俗，一如胡續冬的詩風。

“出中入西”往小里說，指胡續冬求學于中文系，執教于外院。往大里說，它化用了日本明治維新的口號“脫中入西”，或西方來華傳教士的策略“納中入西”，立場又與之不同，它是“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主動選擇的一條求知路徑。而三者均提示我們，文明的本質在于交流融匯，唯其如此，才能產生文明對文明的知音、文明與文明的愛意、本土文明的活力，乃至孕育新的文明，而不會落入“文明的沖突”。胡續冬本人便是文化交流的歡喜使者，他的寫作更是文明薈萃的極樂結晶。這是胡續冬對于當今世界的啟示意義，我們看到，某種封閉與敵意的情緒就像新冠病毒一樣，正在不同文明間滋長彌漫。

“卅載未名”容易理解，胡續冬1991年負芨北大，于未名湖畔求學教書整整三十年。著書立說自古被稱為“名山事業”，所以“未名”也流露出對胡續冬英年早逝學術未克大成的惋惜。

“孜矻擢才俊”用典精準。“孜矻”，勤勉不懈，出自寫下著名的《師說》《進學解》的韓愈；“擢才俊”典出葛洪《抱樸子·擢才》。二人都是大學者、教育家，其作品對后世影響深遠，屬于“名山事業”的典范，與之相比，胡續冬自是“未名”。作為老師，胡續冬既有韓愈諄諄教誨的熱忱，也有葛洪奇談怪論的妙趣，故深受學生喜愛。不過他對儒家師道尊嚴那一套很排斥，對道教天師被奉若神明的把戲更是厭惡，所以他又是一個最不像老師的老師。韓愈入世，葛洪出世，而胡續冬在出世入世間模棱兩可實屬兩難。這些年，天下又逢大變局，昔日好友好些都面目陌生起來，友情為天下裂，尚不如相忘于江湖，而胡續冬帶娃喂貓、灶臺煉丹，未必不是一種獨善與歸隱。

“以詩為驢”

“以詩為馬”化自海子的《祖國（或以夢為馬）》，一篇表達以詩歌為志業的浪漫宣言。但我覺得，不如改成“以詩為驢”。這樣更具胡式幽默，且有詩為據。前面提到的《錦囊》這樣寫道：“在懷揣錦囊的夢中騎著野驢闖蕩／是一門古老的技藝。”遙遙呼應李賀的騎驢覓詩，以及陸游的“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不過與古典詩人截然不同，胡續冬騎的是一頭“野驢”。馬是俊美、高蹈、剛健、浪漫的象征，無數詠馬名篇也都佐證和強化了這一點。作為馬的反面形象，驢是丑的、喜劇性的、世俗性的，它還意味著臭脾氣（“驢脾氣”）、懶散（“懶驢上磨”）、淫邪（“潘驢鄧小閑”）、愛浪游（“驢友”）……而胡續冬的寫作，就是“騎著野驢闖蕩”，不忌猥瑣、不避鄙俗、不改淫邪地去建構土鱉詩歌樂園。

“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大家很熟悉，是Beyond《海闊天空》里的歌詞。胡續冬確乎如此。但細究起來，他的少年和青年時代，十分“不羈放縱”，可在執教燕園的近二十年里，他是“從心所欲不逾矩”，不要說對女學生或其他女士的輕薄與性騷擾了，他連個緋聞都沒有。這個以淫邪之氣著稱的家伙，把“不羈放縱”都留給了詩歌，立身處世，謹守道義。

無論海子還是Beyond主唱黃家駒，都英年早逝，令人悲惋，這才是下聯的深心，在表面涵義之外，傳遞了濃郁的悲劇色彩與悼亡之意。好在詩人歌者，會擁有超越生命的生命。海子在無數讀者的閱讀中一次次復活，有井水處，就有人傳唱黃家駒的歌謠。祝胡續冬一路順風。“出中入西”，匆匆去往西方極樂世界；“以詩為馬”，久久漫游未來讀者心頭。

最讓我動容的挽聯出自康赫，當代最杰出的中文小說家，盡管在小說界始終默默無聞，卻很早就贏得了詩人們的高度認可。他也是我在新青年網站結識的朋友。我們八字不合，每次聚會都不歡而散，有時甚至到了動手的程度。可下次見面又會把酒言歡，毫無芥蒂。康赫現在說，若不是馬驊胡續冬請他來“新青年”工作，讓他攢了點錢付了一套小房子的首付，他在北京都沒地方住。但胡續冬活著的時候，康赫可沒少說刻薄話。胡續冬也一樣，把渾身的小說才華都用在了說小話上。

康赫的挽聯惜墨如金。上聯：胡續冬；下聯：康赫。省略一切修辭，無視任何規范，就是兩個名字比肩而立。這是死生相對的鴻溝？還是穿越生死的友情？自挽還是招魂？名字既是毫無意義的符號，也是意義無限的抒情，康赫在寫給馬驊的文章里說，“我不能追認我的朋友，他的名字以外的一切，因為我追之不及”。

我決定從今往后不再解讀任何一副對聯了，以此作為對胡續冬的紀念，我希望用這種方式把未來歲月里讀到的對聯，都變成刺點。

送別

康赫說：“胡續冬的人氣可真旺。”的確，追悼會頗有Beyond演唱會的陣勢，這還是在疫情又起之際。將來我死了，紀念我的人，是否比胡續冬多呢？但肯來現場送別的，估計不及他的十分之一。不管怎樣，一下子看到那麼多好久不見的老朋友，哪怕在殯儀館，也仍然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隔著口罩，大家互相辨認著，悲欣交集地寒暄，又欲語還休地陷入沉默。幸好有口罩，可以掩飾各自的表情。

我本來已經從康赫的挽聯中平復下來了，跟幾個朋友在禮堂外聊天，一邊看士兵將擺放骨灰盒的鶴形手推車緩緩推走。光昕走過來打招呼，我隨口問他最近忙啥呢？

“沒忙啥。馬上開學，帶娃。”

我被這句話刺中了，淚水又奪眶而出。我想到總是忙著開學和帶娃的胡續冬，再也不能開學和帶娃了。

一個多小時后，排隊的人才漸漸少下來。我走進隊伍里，康赫和流馬也過來了。我們緩緩移動，胸前都別著一朵難看的白花，一路經過臺階下康赫孤零零的花圈和臺階上層層疊疊的花圈。

禮堂里，胡續冬生前的一些視頻和照片循環播放著，以一種生動活潑的形象，代表他歡迎大家的光臨。意大利歌曲《貝拉喬》取代了哀樂。這是個胡續冬也會喜歡的蜜點。

《貝拉喬》是曾流行于東西方的老牌左翼歌曲，出現于二戰后，卻被視為反法西斯運動的產物。隨著南斯拉夫電影《橋》于1970年代末在國內上映，其主題曲《貝拉喬》的中文版《啊朋友再見》風靡大街小巷。對于七零一代，它不僅是難以磨滅的共同記憶，更是關于友情、正義，斗爭、尤其死亡的迷人的啟蒙教育。我第一次接觸海德格爾“向死而生”的概念，腦海里出現的就是這首歌曲。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間，一名意大利樂手在自家陽臺上用薩克斯吹奏《貝拉喬》，引發歐洲許多城市居民效仿，這首歌于是又火了，由反法西斯歌曲搖身一變，成為超越國界鼓舞人心的抗疫戰歌。

可以說，《貝拉喬》見證了半個多世紀以來寰球風云的滄桑巨變，并深深參與其中。它也伴隨著湖北十堰一個小男孩長大成人，參與建構了他的價值觀和人生態度，最后成為在他葬禮上響起的反對哀傷的哀樂，讓前來送別的朋友，即使身處靈堂，也忍不住跟著輕輕哼唱。

棺槨前的文字，出自胡續冬的女兒刀刀，不忍卒讀。我摘下口罩，鞠躬，繞行，就像電視上看到過的那樣。但都走到棺槨盡頭了，居然看不見胡續冬。我踮起腳尖，傾身探望，卻看到一個陌生人，一個胡續冬見了也會生氣的陌生人：西裝革履，似睡非睡，無比嚴肅，化了奇怪的妝——就像個贗品。雖然涌出的淚水緩解了這種印象，我還是不想看這個提示我真跡已毀的贗品。但我馬上意識到，最好再多看一眼，即使這樣一個贗品，很快也會灰飛煙滅。

阿子一一答謝著吊唁者，甚至還安慰別人。我們聊了幾句，她突然問我：“你怎麼不戴口罩？”

“難道我跟他見最后一面，還要蒙著面嗎？”我說。

如果送別儀式就這樣結束，顯然不夠“以詩為馬”，不夠“不羈放縱”，更缺少一個“愛自由”的高潮，能讓大家把郁結的悲憂慘愴之氣好好抒發一下。

臨近中午，許秋漢與胡續冬的弟子們，還有其他一些認識不認識的朋友席地而坐，幾把吉他、一腔懷念，就把北大草坪音樂會搬到了八寶山。這里寸草不生，但離恨恰如野草，鋪滿花崗石地面。歌聲中或有魂兮歸來，尚未離去的人們都被這塊磁石吸引過去，紛紛加入這臨時的烏托邦。

胡續冬太熱愛草坪音樂會了，以至于他在《草坪音樂記憶》中悍然宣稱：“一所沒有面積足夠龐大的草坪的大學是一所失敗的大學……而一段沒有傲氣酒氣腥臊氣草莽氣雜糅的草坪音樂記憶的求學經歷，則一定是一段失敗的求學經歷。”他之所以如此熱愛草坪音樂會，還不單單因為它的社交功能，最重要的是，在胡續冬眼里，它就像“神六”一樣，可以“把低眉順眼的心境發射到一個俯瞰寰宇的狷狂的高度”。

胡續冬肯定喜出望外。他在棺材里憋屈了那麼久，就像參加一個他必須正襟危坐在主席臺上的冗長會議，現在終于可以在草地上撒點野了。

一個我不認識的哥們遞過來一個礦泉水瓶子，我有些詫異。他說，“白酒”。這就對了，一場生死大趴怎麼能沒有酒？我們輪流喝著，像老朋友一樣，把刺點喝成了蜜點。胡續冬去哪了？管他呢。反正二十年來但凡酒局，這家伙都是個缺席者。但我們總要告別吧，我向不遠處的照片舉起瓶子，深深地喝了一大口。“啊朋友再見，啊朋友再見，啊朋友再見吧再見吧再見吧。”

雪花白，清風笑，八寶山這片墓地，也是未名湖這片海洋，我的手機緩緩掠過每一個身影，他們或立或坐，都是思念的姿勢，因為這里的每一雙眼睛，都看到過你的嬉笑怒罵，所以這里的每一雙眼睛，都有你詩歌中的慈悲流溢。

2021年9月4日于七棵樹。

作者 | 秦曉宇

編輯 | 青青子

校對 | 李世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