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生男孩多還是生女孩多

對于性別比失衡，原新認為，中國是個人口大國，相較女性多出來的男性，數量太大，基本上是個無解的問題——“我們能做的，可能主要還是怎麼去防范由此產生的一些負面影響”。

丨原子智庫

隨著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的公布，長期以來被熱議的老齡化和性別比失衡的問題得到印證，但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則需更深入的探討。

騰訊新聞·原子智庫日前就此對話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原新教授曾擔任原人口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專家組組長十多年，是權威的人口學者。

他認為，老齡化的形勢已經無法改變，只能用發展經濟來應對老齡化——本質是經濟發展，通過挖掘新的機遇，把經濟蛋糕做大、做強，然后在此基礎之上，應對老年人問題是個民生問題：分蛋糕的問題。只有把經濟蛋糕做大了，才能為包括應對人口老齡化在內的一系列公共和民生保障，提供財富積累。

對于性別比失衡，原新認為，中國是個人口大國，相較女性多出來的男性，數量太大，基本上是個無解的問題——“我們能做的，可能主要還是怎麼去防范由此產生的一些負面影響”。

以下是正文：

老齡化帶來的壓力與風險

原子智庫：您剛談到這次
的問題中，有一個是人口結構變化。這兩天討論得非常多的是老齡化問題，有機構預測，2022中國就會進入中度老齡化，您怎麼看？

原新：對于這兩天說的明年老齡人口就有可能超過20%，我不認同。我的判斷是，別那麼絕對，保守一點說，在“十四五”期間，我國老年人口比重超過20%、進入中度老齡，“十四五”末期老年人口規模超過3個億。這是改變不了的事實了，至于具體到哪一年，早一年，晚一年，炒這個概念沒任何意義，重要的是人口老齡化正在加速，老齡正在深化，為經濟發展帶來更大的挑戰和更多的難題。

原子智庫：老齡化的持續加深，一方面會造成保障的較大壓力，另一方面也會影響經濟整體，它具體會怎樣影響經濟發展？

原新：老齡化對經濟領域的影響，主要
三個方面的壓力或者說風險。

第一，老齡化速度的加深、加快，會帶濟增長潛力下降的風險。因為老齡化不只是老年人口變化，是整個全齡人口的變化，是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它伴隨著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勞動力的價格上升。這意味著，我們傳統的靠勞動力價格低廉的出口優勢，慢慢在失去，它對未來整個經濟結構的調整以及潛在經濟增長速度降低的壓力，肯定是存在的。

第二，它會對實體經濟產生一些壓力、風險。到這個世紀中期，老年人口和老齡化水平在現在的基礎之上還會翻一番，達到5億人左右，老齡化水平將升至35-36%，伴隨著基本養老保障、基本保障的全覆蓋和未來保障水平的不斷提高，整個經濟收入中用于養老的資本就會增加，而經濟的大盤子就這麼大，用來發展實體經濟的部分就會變少。

第三，到本世紀中期，老年人口會在現在2.6億的基礎上增長到5億，占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多，伴隨基本養老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保障水平不斷提升，養老保障金、基本保障金的盤子將非常巨大。這樣一個巨大的金本的管理、保值增值、資金安全等，會給整個的金融體系帶來一定的壓力。從去年開始，養老保障金有一部分可以投向股市，這其實都是壓力和風險。

老齡化對保障的壓力，第一是基本養老保障的壓力，第二是基本保險的壓力，第三是針對失能、半失能老人長期照護保險的壓力。這三大壓力，我不想解釋得過多，即便保障、的人均標準不再提高，伴隨著老年人口翻一番，資金總量的需求也得翻一番。更何況，隨著經濟的發展，保障標準也在提升，老年人數在快速增加，老齡化對保障的壓力以及增壓是顯而易見的。

老齡化對城鄉發展的影響。老齡化對城鄉發展、對三農，也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這次普查，農村的老齡化水平比城市高了7.99個百分點。從理論上來說，生育率相對高、預期壽命相對低的農村地區，老齡化水平應該低、老齡化進程應該慢，但事實恰恰相反，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以來的歷次普查資料均顯示，農村的老齡化水平高于城鎮，進程快于城鎮。

原因很簡單，是因為數以億計的流動人口的存在——這次人口普查，流動人口總量是3.7億，其中跨省流動的1.3億。流動人口有典型的“三八”特點：8成以上
農村，8成以上流入了城鎮，8成以上是青壯年勞動力。

這樣就給農村造成了“四留守”現象：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留守婦女，留守人，加劇了農村老齡化的程度和速度。但中國是個典型的二元結構，農村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經濟準備、制度準備都不如城市，但它恰恰比城市的老齡化程度更高，農村率先迎來人口老齡化大潮，這個挑戰是更加嚴峻的。

這樣的挑戰對“三農”的影響：一是對農村發展的影響，可能會產生鄉村振興的人力和人力資本會短缺，尤其是人口流動比較活躍的農村地方；二是對農業發展的影響，勞動力的高齡化，可能影響整個農業的發展甚至糧食安全；三是農民本身的發展，農村出現人口空心化、老齡化的現象，會直接影響到農村、農民和農業的發展。

應對老齡化只能是單腿走路

原子智庫：老齡化趨勢不可避免，如何應對？

原新：首先是以及各級高度重視，把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上升為戰略。從戰略思想上來說，一要加強對老齡的認識，創新思維，加強準備。因為既然老齡不可避免、不可逆轉，而且程度還在不斷加深，那對我們來說，和以濟發展是依靠控制人口數量和發展經濟兩條腿走路不一樣，現在老齡化大趨勢不能逆轉，改變不了，只能去發展經濟，用發展來適應和應對人口老齡化和老齡。所以，單腿走路、單向行動去解決問題，困難和挑戰會更多。

針對這個情況，我的態度是，既然人口老齡化不能改變，老齡程度在不斷加深，我們應對的邏輯，第一步就是去適應它。適應的前提是，要充分認識它，明白挑戰，尋求機遇。現在中國相當一部分人——不光是普通百姓，還有決策者，制定的很多，缺乏老齡化的視野，應該盡快改變。

思維的改變，需要四個突破：一是突破人口學的思維局限，我們一談到人口老齡化，就拿人口數據、拿老年人口說問題，這固然很重要，但應該在老齡語境下討論老齡問題；

二是突破老年人思維，應對老齡化不只是老年人的問題，是整個全齡人口、全生命周期的問題；

三是突破部門應對的局限，現在一談到應對老齡化，該要找、找衛健委、找老齡委，不對！這是全、全體國民共同的問題，共同的挑戰，需要共同應對；

四是突破孤立地看待老齡化的戰略，而要把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戰略，放在整個現代化強國建設的戰略體系當中去謀劃，以一個統籌的通盤的總體觀來認識這個問題。因為人口老齡化是未來30年發展的基本國情，只能去適應它，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在這個基礎上去應對它。

既然上升到戰略，就要和其他經濟發展的戰略配套應對，設計體系。應對老齡的本質是經濟發展（怎麼樣把經濟的蛋糕做大），應對老年人問題的本質是民展（怎麼樣把蛋糕分好）。老齡結構性問題不斷加深的狀況下，經濟發展的挑戰無疑在增強，我們就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挖掘新的機遇，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把經濟的蛋糕做大、做強，為應對人口老齡化積累更多的財富儲備。

然后在這個基礎之上去應對老年人問題，讓老年人充分公平的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增強幸福感和感。試想一下，不把經濟蛋糕做大，一天到晚談論應對人口老齡化，你拿啥應對？只能是空談。只有把經濟蛋糕做大了，才能為包括應對人口老齡化在內的一系列公共和民生保障，提供財富積累。

基于這個情況，第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戰略，要充分包容人口老齡化的視野。也就是說，在人口老齡化這個不可逆轉的基礎之上，要認清楚未濟發展的基礎，未來收獲人口紅利的人口機會主要表現在：一、勞動力雖然減少，但數量依然巨大；二、人力資本的存量不斷地雄厚；三、落實老年人的延遲退休之后，老年人力和人力資本的，以及性別紅利。也就是說，未來的教育紅利、性別紅利、老年人紅利、人力紅利，尤其是人力資本紅利，都應該得到充分。

第二，科教興國戰略，還是要繼續不斷地提升全體國民的綜合素質，提升勞動力素質，提升勞動力有效利用率和有效供給。不能僅僅只看到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巨大的數字，而要繼續發展教育，讓人們能得到更好的能力、知識和技術的發展，積累人力資本。

第三，在充分就業的戰略之下，讓勞動力更加有效地就業。既要提高勞動參與率，同時更重要的是提高勞動生產率，讓每個人創造的財富更加豐富、人均能夠養活的人更多。伴隨著壽命的，要長壽紅利，讓人的生命周期當中能夠創造財富的時間更多地，這是延遲退休的根本所在。同時，就業是進入各類正規保障體系的前提，從這個意義上說，就業是最好的養老保障，是最有效的養老保障。

過去小學沒有畢業就開始進入勞動力市場，十五六歲就開始工作了，現在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9.9年，二十四五歲才開始工作，也就是說，人生中進入勞動市場的年齡延后了10年，但退出勞動年齡的時間沒有變化。而平均壽命，從上個世紀50年代制定退休制度時的40多歲到了現在的77歲，還那樣一個退休年齡，是對人的生命的一種浪費。

第四，健康中國戰略。制定的非常明確，健康要從娃娃抓起，要促進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素養和健康行動的提高。而老年人的健康，是整個生命周期的健康素養、健康行為的積累和結果。生命周期的健康條件好了，老年的健康條件自然就好了。老年人健康條件好了，老年人力的機會就增多了，養老的成本也就降低了，老年人對他人和的依賴也就減輕了。

第五，科技發展的戰略，要充分納入到未來的養老保障當中。智慧化養老、數字化養老，智能化養老，人工智能技術融入到整個老年人的生活當中，消除老年人的數字鴻溝。

第六，文化強國戰略。中國對老年人的態度，《》寫得非常清楚：成年人有撫養小孩成長的義務，同時還有贍養老年人的責任。養老、敬老、孝老的環境、家庭環境的構建和發揚光大，是中國獨有的文化的表現，是我國跟文化巨大的區別。這樣一種優秀的中國文化應該得到發揚，同時也是賦予每個人的責任。

總之，不要孤立地看待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戰略，而是要把它融入到整個現代化建設的戰略體系當中來統籌。

性別比失衡

原子智庫：男女性別比，也是這次人口普查中大家非常
的點。數據顯示，我國總人口性別比為105.07，但有學者提出，總人口性別比是個平均數表象，分人群之后，我國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和適婚人口性別比都偏高，您怎麼看？

原新：我在人口擔任過十多年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專家組組長。性別結構的失衡，主要原因是有長達40年左右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的積累。

1982年我們就發現，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離了正常值，高于出生人口性別比正常值103-107的上限值，然后一路波動攀升，到2004年達到了值121.2。2005年之后，出生人口性別比在治理的推動下開始下降，2022
年為113.5，2022
年為111.3，仍然偏高。

從80年代偏高到現在，這麼多年多生出來的男孩，如果按照平均105個男孩對應100個女孩的正常值為基礎計算，“男性盈余”或者是“女性赤字”，大概就有三千多萬——這次普查下來，總人男性比女性多了3700多萬。

但是，不能理解成將來一定會有這麼多的光棍。原因很簡單，一是不同年齡階段的性別比是不一樣的。男性的預期壽命比女性要短5歲左右，女性本來就應該多一些，但是，一般在高年齡段。

二是目前20-40歲的適婚年齡段，也就是1980-2000年出生人口性別比增長最快時期的出生人口，公布了一個數字，婚齡階段的男性比女性多了1752萬人，這是值得
的數字，會造成相當數量的男性失婚現象，成為主要的不能結婚者。

原子智庫：這是個問題嗎？

原新：它是個問題。第一，總體上男的多了3000多萬，但真正出現問題應該是在婚齡階段。無非就是兩個問題：一是婚姻的競爭會加劇，二是婚姻成本會提高，如彩禮瘋漲、結婚成本提高等——很多事實都已經證明了這個。

第二，可能會引發一些方面的問題。比如，青壯年有性方面的需求，可能會增加由性導致的。到了老年階段，按現行養老體系，既沒有伴侶也沒有后輩的這些人——在農村叫“五保戶”，在城市叫“三無人員”，都屬于養老保障兜底的人群，又增加了的養老負擔。所以，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的出生隊列，隨著年齡的增長，到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都會如期而來，這是人口發展規律所致。

因此，應該做好處理這些問題的準備。很多人說去找外國新娘，但這只能解決一小部分人的婚姻問題，大部分人是結不了婚的，而且他們主要沉積在邊遠落后地區，主體是各種能力較差的男性，所處階層相對較低。所以，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會給中國留下長時期的隱患，應該盡早認識盡早準備，盡量預防和控制負面問題的出現。

同時，還存在另外一個現象，如果說大量的男性不婚是因為先天性的缺乏與之匹配的女性人口，是被動的結果，那麼，還有一部分女性則主動選擇不婚和獨身，這更加劇了婚姻市場性別失衡現象的存在。這部分女性主要是學歷、職業、收入等都很不錯的群體，自理能力強，自主性強，根本不愿意結婚，她們與不能結婚的男性往往不在一個階層，甚至差距很大。

原子智庫：在上，性別比失衡的問題，一般有哪些解決方案？

原新：無解。人口現象是長周期，人的生命周期平均約為80年左右，出生性別比已經偏高三四十年所形成的男性“盈余”的現象，只能伴隨這批人的生命周期的結束而消失。

當然，的經驗來看，人口較少的地方，可以通過采用進口“新娘”的方式來彌補本地的“女性赤字”。比如中國，曾經也出現過30多年的出生性別比偏高，但是男性一共就多出來二三十萬人，通過新娘、越南新娘、菲律賓新娘等，基本上解決了因為出生性別比失衡而形成的婚姻問題。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3000萬的“盈余”男性或“女性”赤字，依靠出口新郎或進口新娘都只能是杯水車薪，只能解決很小一部分人的問題。

所以，已經出現的性別失衡基本上就是個無解的問題。我們能做的，可能主要還是怎麼去防范由此產生的一些負面影響。

當然，防患于未然，阻止出生性別比繼續偏高，讓出生性別比回復正常，是消除性別失衡的根本，這是解決未來性別失衡的治本之策。落實這個策略需要經濟的發展，公共的健全，尤其是老年保障制度的健全，消除男孩偏好的文化基礎，彌合男孩女孩比較利益的差距，消除選擇性別生育的沖動和需求，真正實現生男生女一樣好，出生性別比偏高現象也就自然而然會消失。就是最好的例子。（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