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春八字擇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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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一直具有“南下北上”“東出西聯”之利。

獨特的自然資源稟賦、交通區位，為河北商業發展提供了天然便利，自古至今，孕育出重要的商道、商幫和商品集散市場。

歷史上，連通中俄的國際商道張庫大道上，溝通南北的“黃金水道”大運河上，都有河北商人的身影。

聲震東北的“呔兒商”、走南闖北的武安商幫、隨時代成功轉型的高陽布商等，是近代河北商業的重要代表。

依托地方傳統特色產業，皮毛之都辛集、藥都安國等地，成為聞名全國的商品加工和集散市場。

商道、商幫和市場，共同勾勒出河北近現代的商業圖景。

商道：遠去的駝鈴與帆影

張家口大境門長城。這里曾經是“張庫大道”的起點。（資料片）

張庫大道：連通歐亞的國際商道

1885年，一本極其重要的論著在倫敦出版。

這本書中寫道：“俄國和中國的茶葉貿易可能是1792年開始的，茶葉由陸路用駱駝和牛車運抵邊防要塞長城邊上的張家口。再從那里經過草原或沙漠、大戈壁，越過1282俄里到達恰克圖……”

這本書就是《資本論》第二卷。書的作者是當時已經去世的卡爾·馬克思，書稿由他的好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整理出版。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的張家口到恰克圖的這條貿易運銷路線，就是形成于清朝的著名國際商道——張庫大道。

張庫大道，南起張家口，途經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清代名為庫倫），直至俄蒙邊境的俄國城市特洛伊茨科薩夫斯克（清代名為恰克圖，時屬中國），全長1400多公里，相當于北京到長沙的距離。

據當時資料記載，從張家口到庫倫，馬隊行進40天以上，牛車需要60天，春冬兩季運輸主要靠駱駝，大約35天，之后渡河到恰克圖。

這樣一條連接中蒙俄的國際貿易運銷線路是如何形成的？

“這條道路漢代就有，但一直以驛路、干道的形式出現，而以商道聞名，是在明清時期。”張家口歷史文化研究者劉振瑛說。

明代隆慶五年（1571年），明朝與蒙古俺答汗實現和議，開展茶馬互市，為這條國際商道形成奠定了基礎。

茶馬互市，是蒙古人與漢人的物資交易大會。

交易地點設在當時宣化府所轄的張家口堡、新開堡、獨石口堡等五處地點，每年夏末秋初舉辦，歷時半月。蒙古人帶來馬、牛、羊、駱駝、皮張等畜牧產品，與漢人以貨易貨，換取綢、布、茶、糧、鐵鍋等生活物資。

不過，茶馬互市在貿易形式、持續時間上，與清代張庫大道上的貿易有很大不同。

“茶馬互市主要是蒙古族人定時定點來張家口貿易，而清代張庫大道的貿易形式，是清朝商人去往庫倫、恰克圖，俄羅斯商人來到張家口，是雙向往來販運的長途貿易。另外，茶馬互市的貿易量也無法與清代相比。”劉振瑛說。

真正推動張庫大道成為國際貿易運銷線路的，是清政府對俄國實行了開放的貿易政策。

清雍正五年（1723年）中俄簽訂《恰克圖條約》，條約確定兩國商人可在中俄邊境恰克圖進行貿易。

“張庫大道如果只停留在張家口到庫倫之間，就只是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國內商道。而向北延伸到恰克圖，才是它正式成為國際商道的關鍵。”劉振瑛說。

1728年，中俄商人在恰克圖進行了首次換貨貿易，張庫大道正式延伸到恰克圖，成為一條國際商道。

自此，張庫大道上中俄貿易的繁榮持續了一百余年，也讓張家口成為京津冀一帶對恰克圖貿易的物資集散地和儲運基地。

1892年12月5日，張家口元寶山。

來自俄國的旅行作家阿·馬·波茲德涅耶夫從恰克圖出發，經過庫倫，在這一天到達了張家口。他在日記中寫下了他初到張家口的所見所聞：

“在一個初來的旅行者看來，現代的張家口……至少要從城墻以外一俄里半的地方算起。在元寶山谷地的崖坡上鱗次櫛比地排列著貨品充盈的店鋪，它們的老板主要是和到張家口來的蒙古人做買賣的北京商人和老西兒商人；在張家口經商的俄國人的住宅以及他們的茶葉堆棧也都集中在這里。”

這段見聞，最終收入了波茲德涅耶夫的《蒙古與蒙古人》一書中。

俄國商人可在張家口建行棧，是在清光緒七年（1881年）獲準的。在此之前的清同治二年（1863年），清政府允許俄國商人直接到中國內地采購茶葉，中俄之間由定點貿易轉為販運貿易。

這樣的貿易開放政策，讓許多俄國商人賺得盆滿缽盈。

波茲德涅耶夫在書中感慨；“俄國人往來于張家口已有二百多年，俄國公司在這個城市進行商業活動也有三十多年，有幾十個人就是在張家口賺了幾十萬盧布，現在作為百萬富翁而離開了這里。”

為什麼政策一旦放開，張庫大道就迸發出巨大的商業活力？

這與張家口所處的地理位置直接相關。

“張家口地處華北平原、黃土高原、蒙古高原的結合部，是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匯處。從漢代的寧城互市、遼代的壩上榷場，到明代的茶馬互市，張家口歷來都是長城內外各民族互市的地帶。清代，蒙古被納入中國版圖，長城不再是漢民族和北方少數民族的阻隔，張家口南北的貿易需求被充分釋放。”劉振瑛說。

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清代的政治經濟政策，讓張家口成為當時中國北方僅次于天津的繁華商業城市，成為“華北第二商埠”。

而在這條國際商道上扮演最重要角色的，無疑是商人和商品。

究竟是哪里的商人在這條商道上做生意，都販運什麼物資？

2021年8月20日，張家口博物館，“萬里茶道”展廳。

展品中有一份簽訂于嘉慶二十年（1815年）的盟約。

訂盟人是三位商人——來自山西汾陽縣22歲的郭清華、山西孝義縣19歲的孫咸寧和河北張家口18歲的高鶴。

三人在盟書中約定：“今我等三人同在此城貿易……若是協力，同重于義氣，亦能與古人并肩，今擇桃園花開之吉日，而祝曰：‘今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俱要效古人之風，不可半途而廢，久后若有三心二意、口是心非、利己損盟者，天厭之，天厭之。’”

這個山西商人與張家口商人“桃園三結義”的故事，正是在張庫大道經商的眾多商人齊心協力、互利共贏的縮影。

山西商人，組成了張庫大道上資本實力最雄厚、最活躍的商幫，他們一般以整批大宗貨物的批發貿易為主。

除此之外，還有拿著國家俸祿的旗人組成的“京幫”，聯手經營的束鹿（今辛集市）、深州、饒陽、南宮等地商人組成的“直隸幫”，小本經營的蔚縣、陽原、懷安、萬全、涿鹿商人組成的“本地幫”。

除了國內商人，外商也匯聚張家口。

清末民國初年，設在張家口的外國商行總數達到了44家，如英國“德隆”“仁記”“商業”“平和”，德國“禮和”“地亞士”，美國“茂盛”“德泰”，日本“三井”“三菱”，還有法、俄、荷蘭等國的商行。

清代到民國初年，張庫大道貿易日益繁榮，這從張家口商戶數量的變化可以直觀反映。

清初張家口商戶只有約80家，道光年間（1821年—1850年）260家，同治年間（1862年—1875年）1027家，而民國初年達到鼎盛時期，有1500多家，經商人數達3.5萬人，占當時張家口總人口的一半，最高年貿易額達1.5億兩白銀。

張庫大道的商幫不但人員構成多元，販運的商品種類也十分豐富。

“大小商幫用從內地購來的綢緞、米面、茶葉、瓷器、馬鞍、銅鐵器具等，到蒙古草原交換回馬、牛、駝、羊、皮張和貴重藥材鹿茸、麝香等，用茶葉、生煙等從俄國商人那里換回羽紗、毛氈、天鵝絨等。”劉振瑛說。

20世紀初，張庫大道百余年的繁榮戛然而止。

1905年，俄國西伯利亞鐵路竣工并與中國東北的中東鐵路接軌，依靠駱駝牛馬的傳統運輸方式，被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鐵路取代。1929年國民政府與蘇聯斷交，張庫大道上的貿易被迫全部停止。

國際國內形勢的風云變幻，讓曾輝煌繁榮的張庫大道走入了歷史。

大運河滄州段兩岸綠意盎然生機勃勃。（資料片）

大運河：溝通南北的“黃金水道”

2021年2月1日，農歷臘月二十，泊頭市。

在勝利橋南約200米的大運河河道內，幾名施工人員正冒著嚴寒，將一根根木樁打入淤泥之中。

這并不是普通的河道施工現場，而是一場爭分奪秒進行的搶救性考古發掘。十幾天前，清淤施工隊在這里挖出幾塊巨大木板，經文物部門判定是沉船遺骸。

發掘工作隨即展開，先在沉船周圍打一圈木樁，圍繞沉船插入木板，在船底部插入鋼板，將沉船整體吊裝上岸，移入室內細致清理。

一艘長16.5米的明代商船隨著清理一點點露出，隨船出土的還有醬釉罐、龍泉窯青瓷罐、黑釉燈盞、定窯白釉碗等10余件完整瓷器和部分碎瓷片。

“船上既有產自浙江龍泉窯的瓷器，又有產自河北定窯的瓷器，這是當時中國大運河貨運南北的縮影。”滄州市文物保護研究中心負責人鄭志利說。

中國大運河，世界上最長的人工運河，總長3200公里，世界文化遺產。在我國古代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它是連通中國南北最重要的商道。

大運河河北段，全長530多公里，約占中國大運河全長的六分之一。

這530多公里的河道，不是同時建成，建造時間從東漢204年的人工運河“白溝”開始，到1293年京杭大運河全線貫通為止，前后歷經1000多年。

1293年，大運河經歷了一次“截彎取直”的重要改道。

改道前是隋唐時期修建的隋唐大運河，從余杭（今杭州）經洛陽北上至涿郡（今北京西南），洛陽以北段稱永濟渠；改道后，運河不再經過河南，而是從山東開鑿新河道，直接連通北京，稱京杭大運河。

表面看，大運河河北段線路變動不大，只是微調：邢臺臨西至天津的永濟渠，依然是后來京杭大運河的主線。臨西上游的永濟渠，雖變身為京杭大運河支流，但仍是冀南通往京津的水上要道。

然而，這次“微調”對河北意義重大。它直接提升了河北段大運河的商業地位——因為元代京杭大運河最北端的城市北京，從北部邊塞重鎮變為國都。

元代定都北京后，河北成為畿輔。京杭大運河河北段成為這條溝通南北“黃金水道”的重要河段。

2021年10月9日，滄州東光，謝家壩。

站在運河河道內，長218米、高5米、厚3.6米的謝家壩，給人一股堅不可摧的雄偉氣勢。

距離謝家壩不遠處，是新建成開館的謝家壩水工智慧博物館。館中一張謝家壩壩體剖面圖，清晰展示了大壩的內部構造。

謝家壩，也被稱為糯米大壩，它的壩體是由灰土加糯米漿逐層夯筑而成，夯土下面是毛石墊層，毛石墊層下面的地基要打入柏木樁，使大壩牢牢抓住大地。

謝家壩一帶，地處運河急彎險段，水流湍急，歷史上曾多次決口，但自從清末修筑謝家壩后，這一河段再也沒有出現決堤。

事實上，在大運河修建的漫長歲月中，新修或加固大壩、修建水閘或泄洪的減河、清理河道淤泥，日常的運河維護工作從沒有停止過。

為什麼歷朝歷代都要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疏通維修河道，保障大運河的暢通呢？

最重要的，是一筆經濟賬——在古代水運運輸成本遠低于陸路運輸。

明代寶坻縣令袁黃曾在《皇都水利》中寫道：“運白糧自蘇松至張家灣凡三千七百余里，自灣抵京僅六十里，而水運之舟價與陸運之車價略相當，是六十里之費抵三千七百里之費也。”

糧食從蘇州一帶運至天津張家灣的運河水路是3700余里，而從張家灣陸運進北京城才60里，但兩者運價幾乎相當。

水運的成本優勢顯而易見。

水運不僅運量大、成本低，受氣候影響也更小。古代沒有柏油路，遇到雨雪天氣，道路泥濘，車馬難行，而惡劣天氣對水運影響較小。

其實，在南北運輸中，除了陸路運輸和運河外，海運也是一種選擇。

元朝定都北京后，實行的就是“海河并行，海運為主”的方略。

但海運受季風和洋流影響很大，南方船只只能在春夏季節北上，然后在秋冬季節南下。雖然運輸速度很快，但受季風影響，通航時間只有半年多。而且，由于氣象預報系統不完善，海運的風險要大于運河，一旦遇上惡劣天氣，便有船毀人亡的風險。

因此，權衡海運和運河航運的利弊，加之明代采取封關禁海政策，運河航運徹底取代海運成為中國南北水運大動脈。

2012年8月16日，滄州博物館，“大運河北”展廳。

“邯鄲、邢臺、衡水、滄州、廊坊……”站在展廳入口的中國大運河線路圖前，一位游客自南向北，數著大運河流經的河北5座設區市。

在5座城市里，滄州是唯一一座大運河穿主城區而過的城市。

這并非偶然。事實上，如今滄州市區位置的選擇，和大運河的興建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

隋代大運河的開鑿使得滄州成為南北往來的要沖、水旱兩路的咽喉。之后，兩岸商賈云集，滄州城依運河而興旺昌盛。

“元末明初，位于運河東岸的滄州舊城開始衰敗，臨近運河的長蘆鎮依靠貫通南北的運河漕運，逐漸成為新的地區經濟、政治、文化中心。”曾參與大運河申遺工作的鄭志利說。

據《明史·地理志》記載：“滄州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五月徙于長蘆。”

長蘆，位于大運河西岸，今天的滄州城，就是在長蘆鎮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繁忙的運河航運上，主要流通著哪些商品？

京杭大運河，在明代又稱漕河。漕糧，明清兩代，是大運河上最重要的貨物，每年都有約400萬石漕糧經滄州運至北京。京杭大運河也成為明清時期國家的經濟命脈。

不過，漕糧運輸是官方行為，南北民間物資的貿易往來，才是激發大運河活力的最大力量。

2021年9月21日，滄州。

正值金絲小棗收獲的季節，滄縣高川鄉北馬坦村果農張文榮早早來到自己的棗園，開始和雇工們一起打棗。

她拿著手中的細竹竿，游走在樹枝和樹葉之間，似乎沒費多大力氣，一顆顆小棗就紛紛散落在地上。張文榮彎下腰，把它們一一拾進筐里。

通過現代物流的高效運輸，不久之后，這些有著獨特風味的金絲小棗，將出現在中國20多個省（市、區）的大型超市和東南亞、韓國、日本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

事實上，早在幾百年前的明清時期，滄州棗就依靠運河南下北上，打開了南北市場。

“滄州棗最早的市場，在滄州城西大運河西畔，在明末清初已經有一定規模，通過運河，北上京城，南下江浙閩粵，是遠近聞名的運河特產。”鄭志利說。

曾經通過大運河南下北上的，不止水果。

北方的小麥、棉花、磚石、生鐵、糞肥、皮毛、煤炭，南方的稻米、絲綢、茶葉、瓷器、鹽、竹器、木料……大運河這條“黃金水道”，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最大程度上實現了中國南北互通有無。

商幫：近代河北商業的代表

上世紀20年代，“呔兒商”在哈爾濱開辦的大羅新環球貨店。（資料片）

“呔兒商”：更懂東北

2021年8月4日，吉林長春。

在亞泰大街以東、東四馬路和惠工路之間，有一條長約五六百米的商業街。

在這條并不算寬闊的小街上，商鋪鱗次櫛比，來往的行人熙熙攘攘。街邊的路牌上，赫然寫著三個字：“樂亭街”。

記者隨機進行詢問，大多年輕人并不知道樂亭街因何而得名。而幾位上了年紀的當地老人，則能清楚講出樂亭街的來歷：100多年前，有許多來自河北樂亭的商人居住于此，這條街便因此得名。

此外，因當年這些來自樂亭及周邊地區的人說話帶有口音，當地人便送給這些樂亭商人一個昵稱——“老呔兒”，這條街此前也被叫作“老呔兒街”。

河北和吉林并不接壤，樂亭和長春相距數百公里，兩地如何產生聯系？樂亭商人為何能在此留下如此深刻的烙印？

這一切，還要從近代冀商最重要的商幫之一——“呔兒商”的崛起說起。

“呔兒商”第一代東北“商業淘金者”的代表，是生于清朝道光年間、挑著貨郎擔走街串巷賣針頭線腦的長途販運小販——劉新亭。

《樂亭縣志》記載，樂亭劉家祖籍河間府，明萬歷年間遷入樂亭劉石各莊。早年間，劉家是地道的莊稼人，靠幾畝薄田支撐家業。

“劉新亭是個眼光敏銳的商人，他聽說當時東北的龍灣（今吉林農安）一帶正在招墾開荒，當地非常缺乏農具和日用品，于是就用大車從家鄉收購了大量鋤板子、土布和棉花運往龍灣，再運回東北的關東煙、麻和糧豆等產品，到京畿等地去賣。”樂亭縣文史專家李榮亭說。

隨后的10年間，劉新亭借此獲利數百萬吊，為劉家的興盛奠定基礎。

經過數十年奮斗，到光緒十五年（1889年），劉新亭的3個孫子分家時，劉家在東北和關內開設的商號已達30余處，包括大車店、榨油坊，并辦起了錢莊。

到清末民國初年，劉家的生意北到黑龍江，南到上海，覆蓋了大半個中國。

隨著1898年關內外鐵路（后改稱京奉鐵路）的開通，冀東與東北之間的交通更為便利，樂亭商人得以在東北站穩腳跟，并快速擴張。

1906年，吉林省成立吉林商務總會，董事19人中，有9名是河北樂亭人，可見當時“呔兒商”在當地的重要地位。

1907年，長春商務總會成立，第一任會長王獲人便是樂亭人。國民黨統治時期，長春有人倡議成立“樂亭同鄉會”，當時在長春的樂亭人約有5萬，占當時全市總人口的7%。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同樣在東北經商的晉商，地位逐漸被“呔兒商”取代。

為什麼以劉新亭為代表的“呔兒商”，能在東北發展壯大？

“首先是地緣優勢，‘呔兒商’的大本營樂亭與山西相比，不只是地理位置上的靠近，語言文化風俗習慣等方面的共性更強。劉家到了第三代，將更多的商業資本投入東北，已經能對東北各重鎮的商業行情做出預測。”河北省冀商文化研究會副會長趙明信說。

可以說，“呔兒商”更懂東北。

在民國時期經濟發展的黃金十年（1927年—1937年），又一位“呔兒商”在東北寫下傳奇。

1927年8月8日，哈爾濱。

這一天，一家名為“同記”的大商場在哈爾濱開業，場面火爆。商場面積1000余平方米，門口一扇高4.7米、寬7.4米，從比利時定制的櫥窗，號稱全國最大，一時成為市民的“打卡地”。

定制這扇櫥窗的，是同記商場的老板——武百祥。

今天的哈爾濱人，大多已經不熟悉這個名字。但提起同記商場，在哈爾濱幾乎無人不曉。在哈爾濱流傳著一句話：“沒逛過‘同記’就不算到過哈爾濱。”

同記商場當時的營業許可執照，現在收藏于東北抗聯博物館，為國家一級文物。

武百祥，樂亭“呔兒商”中民國時期的代表商人。

20世紀20年代，武百祥在哈爾濱創辦的同記商場和大羅新環球貨店的開業，是東北三省民族商業發展的標志性大事。

新一代“呔兒商”繼承了老一輩商人的吃苦耐勞和商業眼光，更在當時學習西方的大環境下，表現出極大的改革勇氣。

1919年，“同記”從美國購進現代紡織設備，研究上海的名牌襪子，創造自己的襪子品牌“白熊牌”。

白熊牌襪子采取新奇的營銷方式，宣傳人員抬著七尺高的大白熊模型，敲鑼打鼓，沿街游行，一路散發廣告單。

這種今天看來司空見慣的推廣方式，在一百多年前令人耳目一新，同行爭相效仿。

這一時期，“京東第一家”劉家已經到第五代經營者，他們也改變經營模式，從以錢糧業為主改為商業、金融、工業并舉。

劉家的“益發合”，是新中國成立前吉林省規模最大的民族工商企業，鼎盛時期流動資金就達400萬銀大洋，有大約500名工人。

“益發合”旗下的益發錢莊與交通銀行合資設立的益通銀行，是當時東北第一家接近現代銀行組織的銀行。

1936年，武百祥的“同記”與劉家的“益發合”學習借鑒國外工商業先進經驗，帶頭推行股份制改革，成為分部眾多、地域廣闊、工商并舉的股份制大企業。

“九一八”事變后，隨著日軍對東北經濟控制的加強，樂亭商人在東北經營的商業開始衰敗沒落。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民族工商業全面蕭條，“呔兒商”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武安市伯延古鎮內的四合院式古建筑。100多年前，武安商幫的傳奇故事曾在這里發生。河北日報記者王思達攝

武安商幫：南綢北藥

2019年10月9日，邯鄲武安，伯延古鎮。

“各位東家、掌柜的一路辛苦，里面請……”隨著“大管家”一聲開場白，武安市伯延古鎮實景劇《商幫歸來》拉開帷幕，再現150多年前武安藥商兩大家族的經商故事和家國情懷。

伯延古鎮，地處武安市城南，至今鎮上有徐家莊園、房家莊園、王順莊園等150多座清末、民國老建筑，是武安商幫商界傳奇的見證。

作為冀商商幫的重要組成部分，“武安商幫”在清末民初曾創造巨大輝煌。

“武安商幫最大的特點是‘一縣之地獨為幫’，成員所屬地域范圍小，幾乎全部都來自武安，這與大多數商幫都以跨越行政區劃的片區形式出現非常不同。”冀商文化學者董培升說。

為何地處北方重農抑商傳統社會的武安人，會走上經商之路？

“武安人經商之路，最初是被太行山區窮困匱乏的自然耕作條件逼出來的。”研究“武安商幫”多年的邯鄲市文化學者安秋生說。

武安，地處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太行深山之中，山岳地貌幾乎占武安總面積的一半，另一半是丘陵，土地貧瘠，難以耕種。

窮則思變。武安人沒有墨守成規，早在明嘉靖年間，為了養家糊口，武安人就紛紛走出大山從事商業貿易。

武安商幫從明末興起，至1956年公私合營為止，歷史跨越300余年。

2021年8月15日，武安博物館。

博物館中，一件當年武安藥商最常用的老物件，放在精致的木盒中，許多參觀者卻難以一下叫出它的名字。

戥（děng）子，一種小型桿秤，是古代專門用來稱量分量小的貴金屬、貴重藥材的精密稱量工具。

這件展品，是武安博物館籌建征集館藏時，武安上團城鄉下團城村一位村民捐贈的。

生活在大山里的武安人，常年與草藥打交道，所以興起于明朝中后期的武安商人，起初就是以販賣藥材為主。

今天，我們已經無法知曉這桿戥子曾見證了武安商人怎樣的創業路，但“五架小車下關東”，已成為講述武安商人到東北開疆拓土的經典故事。

冀商中，闖關東的不止“呔兒商”，武安商人也是一支重要的商幫力量。

最初因為地緣相近，販賣草藥起家的武安商人，主要在河北安國、河南沁陽兩大著名藥材集散地之間販運藥材。清乾隆年間，武安人深感在競爭激烈的內地市場難有大發展，于是決定到還是商業藍海的東北去闖蕩。

最早踏上黑土地的武安商人，是龍泉村的武氏五兄弟。

他們走的是往返長達兩千里的藥材販運之路：從保定安國購買藥材，再到遼寧沈陽銷售，再把東北“關藥”人參、鹿茸、防風子、五味子等運回內地。

“五兄弟每人推一輛獨輪車，因為路途遙遠，他們總要帶上多雙布鞋，穿爛一雙再換一雙接著走，沒有五六雙鞋，到不了目的地。”安秋生說。

盡管路途艱難，但關內外藥材差價讓五兄弟獲利頗豐。幾年之后，他們在沈陽設店經營，改行商為坐商，藥號“臨泰”。

“臨泰”藥號在沈陽的設立，是武安商人在關外扎根經商的起點。

“五架小車闖關東”的成功，極大鼓舞了武安藥商。自此，武安商人投資重點轉向關東。

武安在東北的經營達到頂峰，是在清末民國初年。

“當時，關內百姓大規模移民東北，移民區缺醫少藥，武安藥商抓住機遇，移民聚集到哪里，他們就把藥鋪開到哪里，逐步形成‘凡是冒煙的地方，都有武安人在賣藥’的規模。”

武氏家族的“臨泰”藥號在東北規模最大，“連鎖店”眾多，黑龍江哈爾濱的“德泰恒”、沈陽的“德泰興”、哈爾濱阿城的“恒泰德”、吉林公主嶺的“德泰祥”等，都是武家產業。

2021年9月10日，邯鄲武安，武安廣場。

廣場北端，矗立著九根高大的文化柱，每根文化柱都用浮雕的方式，鐫刻著一段令武安人引以為豪的歷史。

在第七根文化柱上，雕刻著四個醒目的大字：“南綢北藥”。

“北藥”，指武安藥商在東北的藥材生意，而“南綢”，是武安商人在南方的綢布生意。

綢布，是“武安商幫”主要經營的另一個行業。

“武安商人的綢布生意，從安陽、鄭州、開封，一直開到蘇州、上海。另外，在太原、西安等地，也有不少綢緞莊，太原歷史上最早的‘宏順德’綢緞莊，就是武安人開的。直到今天，蘇州仍保存有武安綢布商人當年修建的武安會館。”安秋生說。

據史料記載，1934年，武安的人口為377515人。其中在外商家1950家，從業25000余人，僅在東北就有商家1500家，從業20000余人。武安商人的經商范圍，按照現今的行政區劃，至少在18個省（市、區）以上。

“九一八”事變后，由于關內關外的交通阻絕，加之中醫中藥在人們的生活中漸漸退居次要地位，武安商幫的傳奇悄然落幕。

高陽縣即將豐收的棉田。 張志武攝

高陽布商：轉型樣本

2021年7月21日，高陽某紡織公司縫紉車間。

隨著機器的不斷運行，一條條數米長的半成品毛巾，正在流水線上快速裁剪。

短短1分鐘內，一條未經裁剪的大毛巾，被均勻裁剪成十幾條尺寸一致的成品毛巾。幾乎同時，折邊、加標、縫紉等工序也同步完成。整個過程由機器自動化完成，沒有一名工人參與。

這條流水線，是全自動毛巾橫縫機。過去，使用人工縫紉設備每人每天縫紉1000條毛巾，而全自動毛巾橫縫機每臺每天可縫紉12000條毛巾。

高陽，中國紡織之鄉，可以年產毛巾50億條、毛毯4.5萬噸，今天全國市場上每三條毛巾，有一條產自高陽。

今天高陽市場的繁榮，離不開一代代高陽布商的努力，他們就是“高陽幫”的代表。

高陽出布商，這與當地棉花的引種歷史密切相關。

“明初，棉花種植引入河北，到明代中后期，生活艱難的高陽農戶已開始種植棉花，紡線織布。”文史專家、高陽文化館創作員史克己說。

棉花的引入，是河北古代農作物種植史上一件大事。

棉花喜溫、喜光、怕澇，在≥10℃積溫3500℃以上、≥15℃的持續日數在150天以上、最熱月氣溫＞25℃、年日照時數＞1500小時、年降水600毫米左右的平原地區最適于生長。

根據這個條件，保定定興以南的京廣鐵路沿線和石德鐵路線以南的廣大地區，都非常適宜種植棉花。在新疆引種棉花之前很長的歷史時期，河北都是“中國產棉第一省”。

高陽，正處在這片棉花適宜種植區的北部。

到明朝末年，棉紡織品已經成為高陽本地主要貿易商品。到清朝末年，高陽傳統手工土布市場已經形成。

史料記載，1900年，高陽莘橋村集市可日銷土布近千匹，縣城集市可日銷土布1200匹。以販布為生的小本商販漸多，他們收買本地土布，遠銷外鄉，僅季朗一村，就有販布獨輪小車60輛，行銷博野、趙縣等地。

冀中南棉花種植區廣大，為何高陽形成了以紡織行業為特色的商幫，并最終完成了從農業種植、家庭手工業向現代紡織產業的轉型升級？

高陽能將資源優勢變成產業優勢，與高陽紡織商人從20世紀初一次次鍥而不舍的現代化、工業化轉型有關。

2021年7月15日，高陽紡織博物館。

在這家全國唯一的縣級紡織博物館中，收藏著一架老式鐵輪織布機。

它與常見的老式織布機有些不同，織布機兩側各安裝有一個直徑大約40厘米的鐵輪。如果給鐵輪套上皮帶，再通上電，它可以自動織布。

這臺鐵輪織布機的原型，是20世紀初高陽紡織商人楊木森請技術人員仿日本的鐵輪織布機，自制的足踏式、電動式兩用鐵輪織布機，當時每臺造價40銀元。

而日本的鐵輪織布機，也是由高陽商人引入高陽的，鐵輪織布機替代了傳統的木制織布機，織出的布從窄幅土布發展到寬幅洋布，織布效率提高近10倍。

鐵輪織布機的引入和仿制，正是高陽紡織商人告別手工紡織業的嘗試。

1905年，高陽紡織商人楊木森等牽頭，建立了自己的組織——高陽商會。高陽織布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商會設在高陽縣郊南街關帝廟。商會一成立，便派人赴天津學習鐵輪織布機織造技術，并回購日式鐵輪織布機貸給城鄉織布戶，教以織法，賒給棉紗。

雖然高陽商會的成立促進了鐵輪織布機的進一步普及，布商的資本也更加集中，但和西方國家大規模機械化生產的紡織品相比，高陽紡織品仍顯得勢單力薄，在價格和產量方面均處于劣勢。

使高陽紡織產業得以進一步發展的關鍵，是高陽布商創立的一種被稱為“撒機制”的生產經營制度。

“撒機制”，指的是布商們把鐵輪織布機賒售給農民，并把機紗分發到農民家中進行生產，在回收布匹時付給農民手工費，機價從手工費中扣除。這就可以充分利用農村勞動力價格低廉的優勢，使高陽實現了鐵輪織布機的迅速推廣。

“撒機制”的普及，讓高陽布的售價遠低于進口洋布。很快，高陽布就在華北市場上挽回頹勢，重新走俏起來。

對此，時任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的吳知在1936年出版的《鄉村織布工業的一個研究》一書中評價：“高陽織布業創造了作為中國鄉村工業化模式之一的‘高陽模式’。”

“撒機制”的成功推行，讓高陽紡織業迎來興盛。

1915年至1920年，高陽布區的平面織機從5673臺增至21694臺，年銷棉紗達10萬包，產布400萬匹，營業額達2000多萬銀元。產品囊括了粗白布、細白布、電光布、褥面布、被面布、床單布、條子布、袍料以及線毯等。

中國北方許多傳統商幫的商業傳奇在“九一八”事變之后走向沒落，但高陽紡織業卻在一次次重創后，煥發新生，成為中國經濟近代化、現代化轉型一個經常被提及的例子。

改革開放后，高陽紡織業得到快速恢復和發展。但高陽紡織商人又面臨新的挑戰。

根據《2021年中國棉花產業市場前景及投資研究報告》，新疆是中國最大產棉區，2020年新疆棉花種植面積2501.9千公頃，占比78.9%，其次為河北，棉花種植面積189.2千公頃，占比6.0%。

與新疆棉相比，河北棉花產量和成本都不再具備優勢，在新的市場環境下，高陽另辟蹊徑、找準定位。

高陽選擇主打毛巾、毛毯等細分行業，做大做強，目前毛巾產量占全國產量的30%，毛毯占20%，出口額近3億美元，成為“中國毛巾毛毯名城”，河北縣域特色產業集群轉型發展的典型樣本。

市場：溝通天下的特色商品之都

辛集名花皮毛文化博物館展示皮毛制品制作工序。 （資料片）

辛集：皮毛之都

2021年9月28日，辛集國際皮革城。

“老鐵們，今天我給大家準備的是899元的皮羽絨服……”在辛集電商直播基地，一位主播在直播間忙碌著，每隔幾分鐘就要換一件衣服，為網友展出穿著效果，嫻熟地推介著自家的產品。

辛集國際皮革城，位于市區東北部，以皮革皮衣批發為主，集零售、物流配送等多功能于一體，是目前我國單體面積最大的皮革皮衣專業商場。

這一天，第二十九屆中國（辛集）國際皮革博覽會正式啟動。

地處華北平原、不畜養牛羊的辛集，之所以能成為“中國皮革皮衣之都”，是有著歷史淵源的。

辛集市區西南六七公里，一個名為木丘村的小村莊，是辛集制皮業的發祥地。

“辛集與皮毛產業相關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漢代。辛集民間流傳著‘回龍鎮上買輕裘’的說法，這個回龍鎮，就是今天的木丘村。”董培升說。

回龍鎮后來毀于滹沱河水患，當地的皮毛產業逐漸北移至廉官店（辛集在明代之前的名稱）。

但在北宋之前，辛集還只是一個地方性皮革加工地，真正推動當地皮革產業發展的，是北宋和遼在今天雄縣、霸州、徐水一帶開放邊境貿易。

三地設立了從事邊境貿易的“榷場”，它們是宋遼大宗貿易商品的主要集散地，而貿易的商品中，就包括馬、羊、駱駝等動物皮毛。

辛集距離這些“榷場”不遠，加工制作軍需的皮革護具、鞍具的工作就落在了辛集，也培育出技術熟練的皮毛匠。

除了靠近“榷場”，辛集地理位置、氣候溫度也很適合皮毛加工行業的發展。

“北方商人從關外、口外到辛集就不再往南走，因為再往南天氣潮濕，皮子容易霉變。而南方商人到此也不再往北走，否則運輸成本太高。”董培升說。

自然地理區位和市場需求，共同促進了辛集皮毛加工、集散市場的形成和壯大。

到元朝，辛集逐漸發展成全國性皮毛集散地。

明朝，廉官店與附近幾個村莊合并，改名“新集”，意為“新的集市”。清代改“新”為“辛”，“辛集”一名由此而來。

2021年6月20日，辛集，皮店街。

這條只有四百多米長、六七米寬的老街，是辛集市區老住宅區里一條尋常的街巷，幾乎看不出任何與“皮店”相關的痕跡。

但這條老街已經有數百年的歷史，曾見證了辛集皮毛業清末民國初年的繁榮興旺。

皮店、皮莊，在清代既是皮毛商人吃住的客棧，也是皮毛商品交易所。皮店、皮莊主人，是客棧老板，也是皮貨交易經紀人。

20世紀30年代，辛集皮毛原料來源已覆蓋中國北方大部分省市，如山東濟南、濟寧、臨清；河南鄭州、許昌、洛陽、開封；陜西榆林、咸陽；山西太原、大同。

當時，辛集80%的生皮毛不在本地加工制造，而是經過皮店、皮莊批發轉運、分銷全國。因此，皮店、皮莊地位舉足輕重。

“每天來自生皮毛產區的馬幫、駱駝隊、車隊絡繹不絕，在鎮周圍堆積的生皮毛簡直像一座座小山。”辛集老皮革商人孫士均曾這樣回憶。

鼎盛時期，辛集皮貨市場有大小皮貨莊70多個，皮店街上就占40多家。實力最強的三家皮貨莊“全聚皮莊”“聚泰皮莊”“袁記皮莊”占據了辛集皮毛市場60%的市場份額。

許多皮貨莊在全國多地設分莊或派出機構，他們在當地采購、儲存生皮毛，交易成功就地發貨。這很像今天很多電商平臺在各地建立倉儲基地、就近發貨的物流形式。

而且，這些分莊還是市場行情監測點。分莊以書信方式及時向總部匯報，使辛集能夠實時掌握全國各地皮毛市場的行情動態。

“‘全聚皮莊’掌柜楊瑞庭，一天就要接到全國各地數百份匯報市場行情的來信。”董培升說。

辛集不僅是北方皮毛集散市場，還有完整的皮毛生產加工體系。

清末民初，在辛集附近村莊從事皮毛加工制作的人員有5萬多人。他們分工精細，有的甚至只參與制作一兩種產品。

“比如辛集錨營村是生產鞭子的專業村，各家各戶只為鞭子鋪加工皮鞭，50根為一把，每100把為一件，捆扎打包銷往各地。”董培升說。

辛集的皮毛市場，還造就了很多技術精湛的專業技師。

“剪毛技師，一次把幾十張甚至上百張羊皮用繩子或鐵絲吊起來，懸空飛剪，速度飛快，羊毛毛茬整齊。摸羔師，用手摸摸懷胎母羊的肚子，就可以知道羊羔大小、毛長多長。”董培升說。

辛集中國皮毛加工集散中心的地位，一直從清代持續到“七七事變”之前。

當時，辛集年產毛氈60000條、毛絨3000斤、大氈鞋350000雙；年轉銷白皮（生皮子）105000件、綿羊皮和羔子皮120000件、山羊皮12000件、雜皮3000件。全國90%的皮毛業市場被辛集占據。

“七七事變”后，日本侵占河北，宣布牛羊皮及其制品為軍用物資，不準中國人經營，辛集繁榮百余年的皮毛市場隨之沉寂。

改革開放后，辛集皮毛產業獲得新生。特別在最近十余年里，辛集已經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皮革產銷基地和出口基地，正在實現由“中國皮都”向“世界皮都”的跨越式發展。

安國藥王廟建筑群。 陳震攝

安國：千年藥香

2021年7月20日，安國。

安國市城南有一座全國聞名的藥王廟。

藥王廟重檐廡殿頂的牌坊上，覆蓋著黃色琉璃瓦，三間四柱，彩飾斗拱，正中匾額上書四個描金大字“顯靈河北”。

站在廟門前，穿越千年的歷史厚重感撲面而來。

整座藥王廟由17座單體建筑組成，占地25畝，始建于東漢，北宋時期擴建，是全國現存規模最大的紀念古代醫圣的建筑群。

經歷代擴建修葺，安國藥王廟現存建筑匯集了宋、元、明、清各代建筑特點，是我國建筑史上獨具中醫藥文化風格的藝術珍品。2001年，安國藥王廟被公布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安國素有“天下第一藥市”之稱。一座藥王廟，千年藥業史。

藥王廟牌坊上“顯靈河北”四個字，講述的其實就是安國藥市古老起源的一段民間故事。

安國藥王廟中祭祀的是漢光武帝劉秀部下大將邳彤，他精于醫理，常行醫于民間，深得百姓擁戴，死后葬于安國。

相傳邳彤在宋朝“顯靈”，為宋太宗的弟弟治愈了頑疾。宋朝廷便在安國興建廟宇，廣為宣揚，紀念邳彤。四方百姓也來藥王廟祭祀祈禱，各地藥商便迎合民眾心理，來安國交易藥材。

藥王廟的香火會，就這樣逐漸演變成了藥材交易會。

自明朝永樂元年（1403年）至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200多年時間，安國逐漸成為我國長江以北重要的藥材集散市場。

明末清初，安國藥市規模不斷擴大，逐漸向全國性藥材集散地發展。全國各地藥商“千里迢迢，輪蹄輻輳，馳奔祁州（安國舊稱）”。

清朝中葉以后，安國藥市發展達到巔峰。

當時，來安國藥市參加交易的商人來自全國各地，東至沿海地區，西至陜甘新疆，南至兩廣、臺灣，北達庫倫，范圍甚至擴展到日本、朝鮮、俄羅斯、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董培升說。

作為輻射國內外的藥材市場，安國集中了種類繁多的各等級藥材，因此，國內許多知名藥店紛紛到此采購藥材。

我國中醫藥行業老字號同仁堂，就和安國保持了數百年的緊密聯系。

2021年9月16日上午，安國國際會展中心。

廣場上人頭攢動，氣氛熱烈。隨著一聲清脆的敲鑼聲，安國中藥材批發交易市場正式開市。

安國中藥材批發交易市場占地3.7萬平方米，這是安國藥材交易市場的一次提檔升級。

安國藥材市場開市，需要一項隆重的儀式，這是當地從古至今保留下來的傳統。

電視劇《大宅門》對此曾有所呈現。同仁堂供奉清宮御藥房原料藥材主要來自安國藥市，所以，在安國藥市也逐漸形成了“同仁堂不到不開市”的傳統。

這段故事，在記載同仁堂歷史的《同仁堂的故事》中曾有詳細記載：“‘同仁堂來了，開市（拉長聲音）！’一時間，藥王廟前人聲鼎沸，交易熱烈。大黃要買瓷實的，帶泡的不要；細料要做好的，下腳的不要；麝香要買懷幫杜盛興的，不怕價高，但求貨好……”

從同仁堂建店到開始向紫禁城供奉御藥這段時間，安國成為同仁堂等一大批中藥店走向輝煌的強大后盾。在最多的時候，同仁堂80%左右的原材料都是從安國進貨。

安國的藥材，能受到同仁堂等知名藥店的信任，除了原料貨真價實，還在于當地精湛的藥材加工技藝。

安國的藥材加工擁有很多獨門技藝，其“刀法”為藥業之冠。

如“百刀檳榔”，一個檳榔可切100多片，且片片均勻；“蟬翼清夏”，蠶豆大小的半夏，切片薄似蟬翼，閃閃發光；“云片鹿茸”，切片薄似絹帛，狀如云片，入口即化；“鎊制犀角”，用特制的鋼銼排刀將犀牛角切成極薄的薄片，形似刨花。

這四種刀法合稱“祁州四絕”。安國藥材切片技藝馳名四方，逐漸有了“藥不過祁州，是草不是藥”的說法。

藥市的繁榮，也促進了安國本地藥材種植業的發展。

2021年6月25日，安國中藥文化博物館。

在博物館的“中藥材標本”展區，展示的是知名的“八大祁藥”——祁菊花、祁山藥、祁紫菀、祁沙參、祁薏米、祁芥穗、祁白芷和祁花粉。

在中醫藥中，有“道地藥材”的說法，指經過中醫臨床長期應用優選出來的，產在特定地域，與其他地區所產同種中藥材相比品質和療效更好、質量穩定、具有較高知名度的中藥材。

“八大祁藥”就是典型的道地藥材。

安國種植藥材有三百多個品種，其中這八個品種，雖然全國其他地區也有種植，但產于安國的，藥材、藥性極其純正，藥效最佳，被譽為海內外藥壇上的“八顆名珠”。

安國，不僅是中藥的集散地，也是中藥的種植基地。

安國所處的自然地理環境，非常適合種植藥材。

地處太行山東麓華北平原的安國，境內地形從西北向東南略有傾斜，平均海拔僅36.2米，地勢平坦。年均氣溫12℃,平均降水量510.8毫米，無霜期190天，土地多為黏土和沙質土壤，氣候、土壤、水肥條件都適宜中藥材生長。

安國藥市雖然在“七七事變”后受到重創，但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改革開放，安國人重操祖輩舊業，開始種藥、收藥，重新做起藥商。

“我是土生土長的安國人，打我記事兒起，家家戶戶就種藥——那時候是生產隊種，供銷社統一收。我們安國人多少都懂點藥，對藥有感情。”68歲的安國藥商石玉彬回憶說。

20世紀90年代后，安國藥材交易規模不斷壯大，安國藥市再次興盛。

（采訪/河北日報記者 李冬云 王思達 朱艷冰 執筆/河北日報記者 李冬云 王思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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