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森批八字婚姻夫星

解夢佬 2023年12月04日 01:29

同日寇死戰卻不敢面對妻子的玻璃丈夫：抗戰空軍英雄的愛情與婚姻

本文作者為煩惱的愛，主編為薩沙，如果轉載請務必注明

1934年，夜，一位身姿窈窕的年輕女郎站在杭州火車站的月臺上，女郎只露出一張側臉，卻是高額隆準，眉如遠山、面如朗月，她那雙灰藍色的眼睛正遙望著遠處的萬家燈火。

從她的眼中，你能看到她無限的留戀這里，那是因為這里有她的孩子、丈夫，有她的家。但是今天，她卻不得不要離開這里，離開她心愛的人，離開她的骨肉，離開她曾經以為會生活一輩子的小屋。這個異國他鄉的女郎正是抗戰空軍最著名的英雄高志航的妻子——嘉利亞。在火車即將起航的最后一聲汽笛聲中，嘉利亞帶著無限的深情和眷戀，踏入了車廂，她永遠地離開了高志航，離開了中國——這個她的愛情之地。

高志航與嘉利亞的相識，還是在高志航在東北空軍任職期間，他在一次到黑龍江執行任務時，無意中結識了嘉利亞。嘉利亞是一名白俄流亡貴族，由于高志航和嘉利亞均會法語，因此兩人交流毫無障礙，兩人很快便墜入愛河，并私定終身。

高志航的家庭是一個教會家庭，而嘉利亞卻是一名異教徒。起初高志航父母并不接受這個兒媳婦，根本不讓她進門，最后由于嘉利亞已經有了身孕，只得勉強同意了這門婚事。高志航的大女兒高麗良多年后曾回憶說：“爸爸和媽媽相愛后，他們表達愛情的方式簡單直接，熱情浪漫，在當時的農村，大多人是接受不了的，尤其是思想封建的奶奶。為了融入爸爸的大家庭，媽媽不再穿高跟鞋，學會穿中式衣服，而且還學會說東北話。但是，無論媽媽怎麼努力，奶奶都不太喜歡她。”

高志航與嘉利亞婚后彼此感情很好，但根據《陸海空軍軍人婚姻規定》和《陸海空軍及外交人員與外籍婦女結婚限制辦法》等相關規定，空軍軍官不得與外籍女子結婚，因此他面臨著要麼離開部隊，要麼與妻子離婚的選擇。在這條禁令面前，高志航起初表面上同意離婚，但暗地里卻在市郊租了一間房子，將妻子和小女兒高友良藏在了那里。但不久，他租房藏妻的事被當局知曉，并對高志航下達了最后“通牒”。

高志航明白，在自己的心中，飛行至高無上，但是愛情與家庭同樣也很重要，他做不出這麼殘酷的決定。嘉利亞也明白他的心思，知道他不愿意與自己分開。但是此時此刻，為了愛情，為了所愛的人，最后總得要做出一個決定。

為了不讓高志航為難，嘉利亞最終選擇了離婚。嘉利亞與高志航離婚后，沒過多久便離開了中國，嘉利亞在給高志航的信中寫到：“我知道你一生的志愿，你還是選擇飛行吧，否則你會悔恨終生，后悔一輩子的，國仇家恨不是兒女事情可以湔雪的，別為我操心。兩個女兒，大女兒在沈陽有姑姑照顧，小的在你那里有婆婆愛護，我也毋須牽掛。”兩人此后再也未曾見過面，但是書信的往來卻依舊不斷。

只是從此山水不相逢，只念舊人長與短。

高志航離婚后，在一次學校組織的向空軍英雄獻花的活動中結識了上海英語專科學校的校花葉蓉然女士，后又經人介紹兩人得以進一步認識。作為校花的葉蓉然女士端莊、美麗、大方，高志航很快便忘記了嘉利亞，陷入了與葉蓉然女士的熱戀中。

曾任臺灣空軍總司令的賴名湯，此時在空軍驅逐機第一隊擔任隊員，而隊長正是高志航，他曾回憶道：“他（指高志航）每逢周五必飛上海，以便周六與星期天跟女朋友相會。”這里的女朋友正是葉蓉然女士。1935年，高志航與葉蓉然在杭州聚興園舉行婚禮，兩人婚后育有張（高）耀漢、張（高）憶春一子一女。但由于性格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兩人婚后感情其實很一般。

從來只聞新人笑，哪里識得舊人哭。

而另一位空軍四大天王之一的劉粹剛，在愛情與婚姻上也與他的老師高志航有著相似之處。劉粹剛與高志航同為東北人，他與后來的妻子許希麟認識時，還只是一名航校的飛行學員。1933年的一個假日，劉粹剛在杭州車站候車返校時，突然在月臺上發現了一個氣質脫俗的女孩，隨后的幾次休假中，他又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再度遇見了那個女孩。

劉粹剛被她深深地吸引住了，認定她就是今后要陪伴他一生的人，于是想盡辦法打聽到了那個女孩的名字和聯系方式。原來這個讓劉粹剛魂牽夢繞的女孩名叫許希麟，自幼出生在一個富裕家庭，由于其排行長女，父母對她期望甚高，從小弟妹就不稱呼“大姐”，而是喚她“大阿哥”。許希麟也像男孩子一樣爭氣，年僅18歲的她已是臨平小學的校長。

這樣一個優秀的女孩，身邊的追求者自然眾多。而劉粹剛并無過人之處，許希麟最初根本沒有正眼看他，對劉粹剛給她寫的情書也從來沒有回復過。

劉粹剛并不氣餒，接連寫了一百多封情書，還常常使用老師高志航教給他的飛行員追女孩子的獨門秘籍——時常在飛行練習時飛到許希麟任教的小學上空，用以吸引那個美麗身影的注意。最終，在劉粹剛的堅持追求下，許希麟那顆堅冰一樣的心終于被他火熱般的感情所融化。

許希麟的父親在見過劉粹剛后，曾說：“粹剛這個年輕人的確不錯，我和他幾次談話，覺得他對事情觀察敏銳又有見地，人誠懇，對你又一往情深，只是他的職業太危險了，一個空軍飛行員…”許希麟聽后，只是笑了笑，從酒杯中沾了點酒，在桌面上堅定地下：“生死有命，富貴在天。”

正當劉粹剛和許希麟籌備婚禮之際，空軍高層發布了一條命令，要求飛行員必須年滿28歲才能結婚。

而此時的劉粹剛只有23歲，但為了愛情，劉粹剛仍然決定即便坐監獄也要和許希麟結婚。劉粹剛鋼鐵般的成婚意志，逼得高志航大隊長也只好避走上海（隊員違背命令，隊長也須連帶受處分）。所幸，此事并無任何高層追究。

高志航與劉粹剛遇到的結婚禁令并不相同，高志航遇到的空軍軍官不得與外籍女子結婚的禁令，其實并不光包含空軍，而是涵蓋了三軍的所有軍官，而劉粹剛遇到的飛行員必須年滿28歲才能結婚的規定則是空軍內部規定。

但是必須年滿28歲才能結婚的規定在空軍內部其實并未嚴格執行，這是因為一來民國時期戶籍人員信息管理無法做到規范完善，也沒有相應有效的查驗機制，不少飛行員其實在學飛前就已經成婚；二來全面抗戰很快就爆發，在一切事務均以“抗戰第一”的口號下，這種無關緊要的禁令也就成了一紙空談。

但抗戰爆發后，仍然有很多飛行員不愿過早的結婚，其中最主要的有兩個原因。

一是懷有“國難未除何以為家”的報國精神，二是因為他們作為飛行員，都深深地了解空軍作戰的危險程度，不愿連累自己的家庭，讓愛人悲傷欲絕。

著名的抗戰空軍英雄陳懷民就因為怕婚姻家庭影響自己作戰，而婉拒了母親讓他盡早覓一女友先訂婚的要求。

他這樣回答母親說：“我正在作戰，如有愛人，定要減少勇氣，此事仍需暫緩。”

空軍名宿羅英德將軍回憶，他與同學鄭少愚、樂以琴和沈崇誨4人曾約定“30歲前，莫談戀愛，事業無一點基礎，決不成家。”這4人確實做到了這一點，只是除了羅英德外，其余3人均未成婚便已殉國。

這其中最令人惋惜的是鄭少愚。鄭少愚時任中國空軍頭號王牌第四大隊大隊長、空軍驅逐總隊總隊附，兼中美空軍聯合指揮部副指揮官，身受國民黨高層器重。他明面是國民黨黨員，其實卻是中共地下黨員，直接接受周恩來、葉劍英的領導。

為了抗戰事業和黨的需要，他毅然將結婚年齡推遲到了30歲。1941年底，經著名空軍記者、勵志社干事劉毅夫、白希仲夫婦介紹，鄭少愚與年輕美麗、端正大方的吳亞倫女士在成都舉行了訂婚儀式，并約定1942年5月舉行正式婚禮，鄭少愚的入黨介紹人，兼單線聯系人胡春蒲也應邀與眾多空軍同仁一起參加了訂婚儀式。

吳亞倫女士，陜西西安人，閨出名門，時年僅18歲，其父留學德國學習炮兵工程，曾任金陵（南京）要塞上校指揮官，并輔導過蔣經國學習德文和德國軍事歷史。其兄也在空軍任職，為空軍官校醫務科科長兼衡陽空軍總站醫務課課長。

鄭少愚的官方登記出生年月為1914年，但經他出生地四川達州渠縣黨史辦多方考證，他的真實出生年月為1911年。也就是說當1942年鄭少愚舉行正式婚禮時，他已年滿30周歲。1942年4月，鄭少愚隨第四大隊前往印度卡拉奇，接收美制P-43A-1“共和”戰機。

1942年4月22日，鄭少愚駕駛一架P-43A-1戰機，從印度回國途經澤波爾上空時，飛機發動機故障，漏油起火墜地，鄭少愚不幸殉國，而此時距他舉行正式婚禮的時間僅剩不足一個月。鄭少愚殉國時，其機艙后部還裝有其特意為新娘準備的白色婚紗和其他結婚用品。

鄭少愚殉國后，由于其此前一直沒有交往過女友，當時家里的父母怕他找不到女朋友，為了給他傳宗接代，還曾特意從兄弟的子女中過繼了一子一女給他。

鄭少愚犧牲后，劉毅夫夫婦深感愧對吳亞倫，為了不耽誤她的婚姻，深思熟慮后，他們快刀斬亂麻，僅一個月后便介紹時任空軍芷江總站站長羅中揚與其認識。

羅中揚曾歷任空軍第4隊隊員、空軍軍士學校飛行教官、溫江總站總站附、第5路司令部第2科科長，也是一位空軍中層軍官，但早已不再飛行，進了“保險庫”，也就大大降低了戰爭中犧牲的可能性。

經歷了鄭少愚空中殉國的事件后，羅中揚工作的安全性也就成為了劉毅夫夫婦為吳亞倫招婿的一個重要因素。

兩人第一次見面后，羅中揚便求婚成功，不到半月時間，1942年5月12日，兩人便在重慶冠生園舉行了訂婚儀式。

我不知此時吳亞倫小姐又是一種怎樣的心情呢，1942年5月，也正是她與鄭少愚所預定舉行正式婚禮的時間。只是時間未變，但已物是人非。

1942年12月4日，羅中揚與吳亞倫在芷江總站群力堂舉行正式婚禮。

飛行員們雖然是那個時代的天子驕子，但是他們的工作確實是非常危險的。

在飛行中有可能一個微小的細節，就能決定飛行員的生死，但飛行員仍然是女孩子們競相追逐的目標。

在紀錄影片《沖天》中，曾任美軍陸航第14航空隊23大隊75中隊準尉飛行員的陳炳靖坦言道：“很多女孩子不懂得飛行員的危險，她們只看到飛行員身體好、學歷高，不曉得他隨時會死的。”

但總有些家庭是知道飛行員工作的危險性，空軍官校10期驅逐組畢業的喬無遏，23歲那年認識了18歲的湯心德，兩人此后成為了男女朋友。

每當喬無遏擊落一架日機時便會給在重慶美豐銀行任職的湯心德發去一封電報，兩人書信不斷，感情很快便升溫。

但是湯心德的母親卻認為不可以結婚。

因為飛行員去打仗，不知道會不會回來，湯心德也認為等抗戰結束以后再說結婚的事。

所幸，雖然遭遇多次危機，甚至出現喬無遏的戰機被擊落后跳傘到日占區的情況，但他仍迎來了最終的抗戰勝利。

1945年，兩人在南京正式結為夫妻。

雖然法律上明確了空軍飛行員不得與外籍人士結婚，但卻對與少數民族結婚沒有限制。然而，據傳蔣介石曾有手令稱：飛行員不能、不準與邊疆女子結婚。（這里的邊疆特指新疆）。

然而，少數空軍飛行員仍然迎娶了新疆少數民族的小姐，這在伊寧教導總隊中尤為明顯。1939年8月，空軍在新疆伊寧成立了教導總隊，用以培訓空軍官校和士校的飛行學員掌握俄制戰機的飛行技巧。當時的伊寧風氣非常開放，尤其是那些白俄和混血姑娘（當時的新疆共有14個民族，這些白俄人和混血兒被內地稱其為“歸化族”），她們像追星一樣的追逐著初到伊寧的空軍飛行員們。

時任空軍士校三期學員的郭烽明曾回憶到伊寧教導總隊前，驅逐隊長雍沛曾告訴他們說：“你們要調到一個很好的北方去，那里伙食可以吃的好，天氣好，白俄女孩子好，混血兒也愛僚起克（俄語：飛行員）。”

飛行員初入新疆時，因為當時的新疆督辦盛世才親蘇，教導總隊曾特意告誡飛行員們要注意言行，與當地居民來往，要特別注意安全。

但隨著1942年盛世才全面倒向中央政府，飛行員們的行動也就一步一步地放開，因此不少飛行員不顧蔣介石的禁令與當地的小姐相識約會，包括教導總隊教官余平想在內的多名空軍人士均迎娶了維吾爾族的小姐為妻。

但也有人因這個禁令而結束了一段邊疆情緣。1943年3月，空軍官校10期驅逐科畢業的霍樹文奉調伊寧教導總隊擔任空軍士校1至3期的第一中隊飛行教官。在離開伊寧前3個月，經其他教官的女友介紹，認識了中俄混血的小學教師李春仙（俄名：拉雅），因蔣介石的禁令，兩人最終分手。

但這位李小姐仍對其念念不忘，分手后，霍樹文還曾接到過15封李春仙給他的信，最后一封信中寫道：“外部慌亂，夜間傳來槍聲，伊犁發生了暴動。”此后再未聯系到這位李小姐。

很多人認為空軍飛行員一個個都是“天之驕子”，那麼他們的另一半也應該都是名門閨秀。這話也對，也不對。

名門閨秀嫁給空軍飛行員的確實不少，比如王牌飛行員臧錫蘭的妻子羅筱云女士，她的父親是首批留美學生，麻省理工學院造船專業博士，曾任航委會參事。前文提及的劉粹剛和的夫人許希麟、羅中揚的夫人吳亞倫等都是名門閨秀。

但很多飛行員的妻子仍然是出生普通家庭，比如空軍官校10期轟炸科畢業的羅家俊，駐防成都時認識了剛高中畢業、年僅19歲的楊靜華女士。

當時羅家俊已滿29歲，兩人1944年在成都結婚，楊靜華婚后成為了一名幼稚園的老師。

同為空軍官校10期轟炸科畢業的張熙倫，在航校畢業前經長輩介紹與同村的邢淑英訂婚。邢淑英從小就讀當地教會學校，父親在當地擔任教職，兩家人離的很近，是一門門當戶對的親事。

當1940年3月，張熙倫航校畢業的消息傳回已淪陷的山東老家，他的母親決定將已訂婚的準媳婦邢淑英送到成都與他完婚。

當時要到成都去，邢淑英需要由淪陷區穿越作戰區，才能到達大后方，一路上的艱難險困，絕非言語能夠訴說。

邢淑英從小由父親教會騎馬，因此他的大哥為其準備了馬匹，與她同行一段路后，大哥說只能送到這里，接著由母親接著送她。為防日軍欺侮，邢淑英女扮男裝，沿途母女倆裝成祖孫，又送了一程。

之后的路就全靠她自己，走完陸路，又沿著長江走水路，在歷經千辛萬苦后，終于在成都見到了張熙倫。1941年8月17日，兩人在同學與戰友的祝福下，完成了簡單又隆重的婚禮。

很少有人知道，飛行員的太太們其實很多都是從事醫務工作的護士。

飛行工作是最危險的，飛行員受傷后在醫院接受護士的悉心照顧，一來二去大家熟悉了，慢慢也就產生感情了，所以很多飛行員的結婚對象都是曾照顧過自己的護士。

時任第四大隊22中隊分隊長的龔業悌，在1940年9月13日璧山空戰中身負重傷，被送往空軍醫院救治。

在時任護士長聶夔君的悉心照料下，兩人漸漸產生了感情，最終在1941年喜結連理。

空軍官校10期驅逐科畢業的陸干，抗戰時期一直未交往女朋友。

直到1945年底經同學的妹妹介紹，認識了在北平鐵路醫院擔任護士的張菊友，兩人與次年3月30日在北平結婚。

前文提及的霍樹文，在與伊寧女友李春仙分手后，回到內地，最終選擇了沈劍華女士。

沈劍華就讀于國立貴陽醫學院公共衛生教育系，抗戰勝利后與霍樹文在杭州中國飯店成婚，婚后任職于上海虹口海軍第六醫院。

空軍官校12期驅逐科畢業的張聚陽，在畢業后被派往美國接受美式飛行訓練。他在赴美受訓時途經香港，因在街上見義勇為抓小偷，手指受傷，到一所教會醫院治傷，認識了護士長葉紹祥。雖然張聚陽僅過境在香港停留了一個星期，但卻給葉紹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分手時張聚陽留下了駐地的地址，便前往美國受訓了。

日軍占領香港后，葉紹祥不得不回到廣州老家。他的父親在清明節掃墓時，因為沒有給日本軍人敬禮，被日軍揮了一記耳光，非常氣憤。

此時，父親見時局緊張，力勸當時23歲的葉紹祥結婚嫁人。姐姐問她心中是否已經有了對象，她這才說出認識一位28歲的飛行員，父親于是叫她與張聚陽聯系，她寫信到張聚陽留下的成都地址，信到達時，正好張聚陽在美國受訓完畢，剛從印度接收飛機飛回成都。于是葉紹祥千里赴成都與張聚陽相見，最終在烽火中結為連理。

飛行員的工作是最危險的，因此這些飛行員的太太們都比喻自己的丈夫是“玻璃丈夫”，隨時會破碎。丈夫的每一次飛行，都會讓妻子無盡的牽掛。

空軍英雄王殿弼的夫人馬必惠女士曾回憶，當時，每一場空戰過后，正在聊天或串門的太太們，只要遠遠看到有大卡車往眷舍的方向開來時，都會不約而同地走回自己的家，關起門來，靜靜地坐在那里。

不久，大卡車停下，院子內響起節奏短促的軍靴聲，步步扣人心弦，然后就是一連串駭人驚魂的叩門聲，砰！砰！砰！凡是被造訪的房間，就代表先生已經受傷、失蹤或陣亡。眷屬應門后，來訪的政工人員一聲不響，也不肯透露任何訊息，只是迅速地幫忙收拾行李，然后帶著眷屬乘車而去。這些眷屬要嘛遷回娘家，或者是搬到空軍所安排的地方。馬必惠有兩次聽到腳步聲停下，但又不確定是在自己的門口還是隔壁，那種瞬間降臨的焦慮是外人無法想象的。

隔天大家見面又一如往昔，對于已遷走的鄰居，也不會有再多的討論。生活照舊過著，只是不知道何時這種令人心碎的經歷會降臨在自己身上。

大多數遷走的眷屬，從此就失去了音訊。

曾任抗戰空軍空運隊大隊長，在空軍中大名鼎鼎的衣復恩曾回憶：“每次有飛機失事，空軍太太都跑來機場等消息。這些年輕的太太們大多新婚不久，日日夜夜擔驚受怕；飛機凌空絕塵，太太們的腎上腺指數也急劇爬升，一直要到機輪著陸，舒張壓和收縮壓才能安定下來。”

“最可怕的是類似俄羅斯輪盤賭博式的等待。兩機出任務，一機生還，那種在基地等待答案揭曉的煎熬，瑛華（衣復恩的太太）就嘗過這種苦頭。非身歷其境者，很難體會個中滋味。”

“舉一例而言，1944年6月11日，汪正中少尉和美國籍的唐納德.基菲（Donald Keefe）分隊長，分別駕機飛赴長沙投彈，聽說一機中彈墜毀。由于汪正中初出茅廬，而唐納德為老資格飛行員，大家都替汪正中捏了一把冷汗，所有隊員和家屬都在基地等消息。最后，遠看飛機降落，滑到停機線，推開玻璃窗，眼尖的人大叫一聲：是中國人！幾家歡喜幾家愁，那種滋味，你一生永遠忘不了，也不會愿意嘗試。”

曾任中美混合團第一大隊三中隊飛行員的張義聲多年后曾回憶道：“那些先期回國作戰的留美同學，幾乎個個都討了老婆。駐扎桂林二塘機場和四川梁山機場時，看著他們的老婆每天仰望天際線，希望與絕望交織，我心里難受啊。返航時間一到，女人們就聚集在停機坪旁邊，望眼欲穿，一架、兩架、三架……數啊數。如果返航機數少了，有飛機沒回來，那些美麗的女人表情就像是頭上懸著一把大刀，只等著最后砍下來，讓旁邊看的人心里面一陣陣疼得仿佛鈍刀子在割。聽著家屬宿舍里時不時傳出呼天搶地的號哭，我害怕，不敢處對象。我怕害得人家年紀輕輕就成為寡婦啊！”

“我有一個同學更慘，在成都空戰中殉國，老婆已有身孕。那個兒子生下來連父親的模樣都沒見過，二十多年后，仍然被作為國民黨的孝子賢孫遭到批斗。”

“不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不結婚，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想法。2中隊的竺培風，駐扎梁山機場時與我相識，跟我同歲，還不是抗戰勝利后才結婚。”

竺培風的母親蔣瑞連是蔣介石的親姐姐，他從小就和蔣緯國一起生活、學習。留學英國獲得劍橋大學土木工程學士學位，返國后考入空軍官校16期，赴美學習歸國后進入第一大隊2中隊，任少尉飛行員。

抗戰結束后，改飛運輸機，1945年底與楊森將軍的三女兒結為夫妻，1948年1月12日，因飛機故障，在鄭州附近殉職。

相比竺培風，張義聲是幸運的。抗戰勝利后，他轉入航校任教。1946年春節，他榮歸故里，與同鄉的首富劉哲群家的女公子劉素心訂婚。此時的張義聲已年滿29歲，而劉素心也已28歲，兩人都是標標準準的剩男剩女。

劉素心小時候在家里讀私塾，后來她的父親發現世道變了，私塾出來的孩子，沒學歷、沒文憑，連中學都進不去。于是十一二歲的劉素心才走進學堂，從小學一年級讀起。

1939年，22歲的她考入被譽為“東亞第一”的華西協和大學牙醫學院，由于父親不愿意她從事牙醫職業，一年后她轉入經濟系。由于日機的轟炸，此后劉素心又休學一年，直到抗戰勝利時才大學畢業。

此后，她進入后來的四川醫學院附屬醫院財務科工作，因為這個關系，1952年，張義聲也到了醫院門診部當了一名收費員，1977年退休，2015年在成都“歸隊”。

張義聲說：“比起別人來，我幸運多了。川醫這個地方，水深得很。大家都忙于抓那些藏得深、有影響力的大人物，我這種浮在水面上的小小毛毛蟲，又一貫夾著尾巴做人，就放過了，沒受太多苦。”

張義聲是幸運的，與妻子一起白頭到老。而和他一起的那些飛行員，有些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陪伴在妻兒身邊了。很多的飛行員陣亡后，因為他們的妻子大多年輕，條件也很好，不少人不久就重新嫁人了。雖然是重新嫁人，但仍有部分選擇了再次嫁給飛行員，而這些飛行員很多都是自己丈夫的同學和戰友。

王牌飛行員劉粹剛殉國時，他的夫人許希麟年僅23歲，他們還未生育小孩。許希麟曾吞36枚銅板企圖自殺殉情，所幸被搶救回來。

直到30歲那年，才在時任空軍第五路司令王叔銘以及劉粹剛生前好友的簇擁下，與廣西空軍出身的唐健如先生共結連理。

空軍官校11期驅逐科畢業的薛鳳翥，1943年5月27日駕駛P-40E戰機在執行炸射任務時不幸被日高射炮擊中殉國，留下了遺孀馬琴仙和遺腹子薛昆明。

1945年，馬琴仙改嫁給薛鳳翥的同學，空軍官校11期轟炸科畢業的馮步海，薛昆明也改名為馮以張。

多年后，馮以張回憶其母親當時見前夫未歸時的心情：“當時我生父是第四大隊22中隊飛行員，飛機摔下去的地方是日本占領區，當時報失蹤，四大隊的太太們哄我媽媽說游擊隊已經去營救了，過一陣子會回來；半年后才正式發喪，公布死亡。”

而馬琴仙再婚后仍需面對相同的情境，每當馮步海飛行出任務時，她都帶著小孩在戰情室聽飛行報告，等到電話回報說馮步海的飛機降落了，她才回家。飛機還沒落地，她不敢回家。馮以張說：“因為她受過一次創痛，不希望再發生相同的事；那時有一種說法，飛得越好，犧牲越早，因為飛得好，你的長官隊長有重要任務的時候一定挑你，我的生父就是個例子。”

“我母親居住在成都機場旁邊的眷村時，眷村太太們有一個共同的經驗，早上8點鐘”會聽到飛機起飛的隆隆聲，等到快中午的時候，如果是編隊回來，那就沒事，如果聽到的是零零散散回來，一架飛機的聲音回來了，隔了一陣子再一架飛機回來，那就慘了，一定有飛機回不來了，被打下來了。”這種對于飛機起降聲音的敏感度，是每位飛行員眷屬都有的痛苦經驗。正如一位飛行員的妻子在記錄片《沖天》中哭述：“作為飛行員的眷屬，這種感覺真的不是人受的！”

并不是每一位陣亡飛行員的妻子都會改嫁，有些獨守一生，還有些則選擇了自殺殉情，追隨自己的丈夫、愛人而去。

1937年10月15日，空軍第七大隊12隊少尉飛行員惲逸安駕機執行轟炸任務，返航時，飛機不幸撞山墜毀，23歲的惲逸安不幸遇難。

惲逸安的未婚妻是畢業于上海大同大學外語系的唐三才，兩人原定抗戰勝利時成婚，惲逸安犧牲后，唐三才悲痛欲絕，最終立誓終身不嫁。

1939年2月5日，第八大隊10隊隊長劉福洪率4架美制V-11戰機轟炸山西運城機場，途中1架因故障墜毀在甘肅甘谷，另3架順利完成任務。可惜在返航途中由于V-11戰機的發動機超溫爆炸，劉福洪及其機組成員不幸殉難。他新婚僅一個月的妻子陳影凡服毒殉情，被搶救活轉后，又于2月16日以手槍自殺殉情，年僅20歲。

60年后，周潤發和吳倩蓮在朱家鼎導演的“鐵達時”手表廣告中，再一次演繹了劉福洪與陳影凡的愛情故事。

1941年8月11日，日軍20架零戰、9架一式陸攻襲擊成都。我無名大隊僅有的4架伊—153和第四大隊2架伊—153面對數倍于己的敵人，毫無畏懼地起飛迎敵。混戰中，我無名大隊3機和四大隊1機被擊落，4人殉國，其中就包括無名大隊29中隊分隊長黃榮發中尉。

黃榮發在學習飛行前曾有兩個愿望，一是進入大學深造，第二是覓得一個可為終身伴侶的女友。為此他準備到香港求學，但到了廣州后，他聽人說上海的學校多，可能找到女友的機會比香港還多，于是他便進入了復旦大學附中學習，畢業后又考入杭州國立藝術專門學校音樂系學習。

隨著中日局勢的日趨緊張，黃榮發最終放棄了自己的兩個愿望，選擇了棄筆從戎，考入航校8期驅逐科，成為了一名飛行員。此后，他一直戰斗在對日第一線，直到在一次休假期間爬峨眉山散心時，遇到了楊全芳小姐，情投意合的兩人很快墜入愛河。

黃榮發的女友楊全芳就讀華西協和大學經濟系，聽聞噩耗后，于16日在無名大隊飛行員宿舍用找到的一把手槍自盡殉情。

楊全芳自盡殉情后，航委會為紀念黃榮發與楊全芳的忠貞節烈，特準將兩人于1942年3月29日，合葬于成都北郊空軍烈士墓。

1941年《中國的空軍》雜志曾連續三期刊登黃榮發的英雄事跡以及他和女友的感人愛情，甚至當黃榮發犧牲5年之后，《中國的空軍》雜志還在其1946年第89期上以《陰影》為標題，再次撰文宣傳了兩人的忠貞節烈。

在這次空戰中，第四大隊21中隊的歐陽鼎中尉也不幸殉國，他的未婚妻剛從貴陽護理專科學院畢業，專程趕到成都，準備在下月與歐陽鼎舉行婚禮。

聞此噩耗，痛不欲生，幸好官校9期的同學全力加以勸慰照顧，并將她安置到成都四圣祠醫院工作，這才避免了楊全芳的悲劇再現。

1940年2月，一個星月無光的夜晚。上海中山路徐家匯火車站旁的一片荒地上，一位身穿金紅色羊毛內衣，外披一件馬皮大衣的美麗女子，正面無懼色的對她身后的劊子手說：“幫幫忙，打得準一些，別把我弄得一塌糊涂。”

三聲槍響后，兩中頭部一中胸脯，她應聲倒地，在這寒冷之夜香消玉殞。60多年后，她的故事被改編成電影，而她的名字也讓億萬國人所熟知，她就是為刺殺大漢奸丁默邨而不幸被捕犧牲的鄭蘋如。

鄭蘋如的事跡很多朋友都已知曉，筆者在此就不累述，但鄭蘋如的真實身份卻長久以來都是一個迷。

直到2015年臺灣“軍情局”內部刊物《情報典型人物》中，才首次證實了鄭蘋如中統情報員的身份。著名學者鄭振鐸先生曾以《一個女間諜》為題撰文哀悼鄭蘋如“為了祖國，她壯烈的死去！比死在沙場上還要壯烈！”

鄭蘋如的弟弟鄭海澄畢業于日本名古屋飛行學校，抗戰爆發后，他返回中國考入空軍官校第11期驅逐科，畢業后又多次參戰。1944年1月19日，鄭海澄因飛機故障，不幸殉國。鄭蘋如的父親，畢業于日本東京法政大學，抗戰期間堅決支持兒女抗日，拒絕了日偽的拉攏誘惑，最終于1943年因病去世。

鄭蘋如母親雖然是一名日本人，但她也堅決支持兒女們抗日，抗戰勝利后又堅決向高等法院起訴丁默邨，最終讓這個大漢奸伏法。

鄭蘋如一家可謂滿門忠烈。

少為人知的是，鄭蘋如的未婚夫也是一名空軍飛行員，他就是畢業于中央航校二期的王漢勛。

王漢勛在抗戰爆發后歷任第九大隊26隊隊長、第五大隊副大隊長、第十一大隊大隊長、驅逐總隊附總隊長、空運隊隊長等職，曾參加包括1939年11月4日，擊斃日海航“轟炸之王”奧田喜久司大佐等多次重要戰斗。是一名能駕駛各型飛機的多面手。

鄭蘋如與王漢勛結識于上海大同大學校長的一次聚會上，兩人很快便墜入了愛河。

鄭蘋如親昵地稱王漢勛為“大熊”。

兩人還互贈照片，并在照片后簽名：“送給我最最親愛的人——蘋如”“最最親愛的漢勛——你的蘋如”。

1939年兩人曾計劃到香港結婚，但由于抗戰形勢日益嚴峻，最終決定抗戰勝利之時再結婚。

鄭蘋如犧牲時，王漢勛并不知曉。

直到兩年后的1941年，鄭蘋如的妹妹才告知王漢勛，鄭蘋如“病故”的消息。不知真相的王漢勛在得到這一噩耗后，痛心地說：“我不要她死，寧可她別戀，也希望她好好活著。”兩年后，王漢勛與一名姚姓女子結婚。

1944年8月7日，王漢勛駕機向固守衡陽的守軍投送補給品，因天氣驟變，他所駕運輸機在芷江附近撞山失事，不幸殉國。

如果說鄭蘋如和王漢勛的愛情故事少有人知的話，那麼張大飛與齊邦媛的愛情故事就是人盡皆知。

張大飛在眾多的空軍英雄和烈士中并不引人注目，因為空軍中有太多的英雄、奧運明星、達官貴人和社會名流的子女，和他們在一起的張大飛，更像是一名路人甲，但是架不住他有一位作家女友，《巨流河》這本書讓成千上萬的國人知道了張大飛這個名字。

1945年5月18日，張大飛駕駛的P-40戰機被日機擊中，不幸殉國。他倒在了黎明前的那一刻，永遠的離開了他深愛的齊邦媛，以及他的妻子和女兒。對，齊邦媛并不是他的妻子，張大飛的妻子是一位與他同年的中學老師朱鴻影女士。

張大飛因為43年的那次受傷，第一次切身體會到了空軍飛行員作戰的危險程度，也意識到了他無法保證能帶給齊邦媛想要的幸福生活；也正因為這次受傷，讓從桂林特意趕來照顧他的朱鴻影真正地感動到了張大飛，最后的結局是張大飛與朱鴻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而與齊邦媛斷絕了通信聯系。

有些人一轉身，就是一輩子。

我無法評判張大飛的所作所為，正如我無法評判上文中吳亞倫的所作所為一樣，因為我們沒有身在那個時代，更無法感受到當事人的切身體會。

但是齊邦媛知道自己在張大飛心中的位置，明白張大飛至死都深愛著自己，而正是因為愛不起，張大飛才選擇了放手，所以她并不計較張大飛已婚并育有一女這個事實，所以在《巨流河》中，記述張大飛的文字遠超她日后的丈夫羅裕昌。

正如張大飛在給齊邦媛哥哥的最后一封信中所寫的那樣：“這些年中，我一直告訴自己，只能是兄妹情，否則，我死了會害她，我活著也是害她。這些年來我們走著多麼不同的道路，我這些年只會升空作戰，全神貫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詩書之間，正朝著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這必死之身，怎能對她說“我愛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