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歷1990年十月十八生辰八字

“當你看見兩個人都流著淚，渴望擁抱對方，卻因為半個多世紀的隔閡而不敢伸出手，你就知道沒有母親愿意舍棄自己的孩子，也沒有孩子不會原諒母親。”一個尋親者說。1959年至上世紀70年代中期，江南地區遭遇大饑荒，農村近10萬子女被遺棄，大部分由南下干部中轉，送到北方各地。60年過去，“江南棄兒”的親生父母們都已年過八旬，親子相認之路，越來越艱辛。

記者/劉暢

趙淑亮的母親和兩個兒子，遠在山東的趙淑亮和二哥（后排左一）長得十分相像（張雷 攝）

“我想知道自己姓什麼”

大年初五，山東日照莒縣人魯禾把24位朋友聚攏到飯館里，免不了又聊起趙淑亮夏天尋親的事。

“他當時只當是去嘉興旅游啊！”飯館家家爆滿，魯禾的兩桌上，碰杯聲不停，一群中年人最大的60歲，最小的44歲，都操著山東方言，時而哄笑，時而嘆息，像一團忽明忽暗的影。51歲的趙淑亮不在場，卻是最令人羨慕的人。那個皺紋爬上臉的細瘦農民斂不住的笑，在他們腦海中揮之不去。2018年8月的嘉興尋親會上了電視，趙淑亮的哥哥看到他的臉和自己的父親簡直一模一樣，立刻聯系了他。他被收養的地址和生辰跟他們送孩子的信息幾乎都對得上。兩邊的人各自做了DNA檢測，回去等結果。

“那天我正在地里干活呢，晚上9點多一回家，看手機上全是電話和信息，告訴我基因匹配度在99.5%以上。”趙淑亮因為等親哥哥來看他，缺席了這場聚會，但他之后對記者講述了第一次見到親人的每個細節：看到基因匹配上的信息，他一夜未眠。加上二女兒剛考上大學，可謂是雙喜臨門。他沒想到，自己在魯南的小村莊里當了50年農民后，與600余公里外的嘉興市秀洲區新塍鎮楊家浜村聯系到一起。本想著提前偷偷看看生母，但為配合一同找到生母的其他人，他又憋了兩天，請村里人和尋親的朋友輪番吃飯，8月12日一清早坐著朋友的車，拿上給母親買的新衣服，直奔故鄉。趙淑亮的生父已去世多年，他下午到楊家浜村時，母親帶著他的哥哥被村民簇擁著，已等在村路口多時。都是瘦臉尖鼻子，母子二人卻一人說嘉興話，一人講山東話。他把年逾八旬的母親攬進懷里，母親拉他回家，攥著他的手不松開。

尋親三個月便找到失散51年的親生母親的“幸運兒”趙淑亮（張雷 攝）

“他當時流眼淚了，但也沒太激動。”魯禾是嘉興尋親會的組織者之一，比趙淑亮小兩歲，已生華發，看起來更沉穩，卻難以想見若看到自己的生身父母，該怎樣抑制情緒。在座的山東人都是從江南抱來的。1959年到1961年是“三年困難時期”，單純依賴水稻為生的江南地區遭遇饑荒，約有5萬的嬰幼兒被父母遺棄；從那時開始到70年代中期，“江南棄兒”加起來近10萬，棄兒大部分經由南下干部，被送往他們的老家——山東、河南、安徽等糧食作物更加豐富的北方地區。

“無錫宜興的呂順芳最早從2000年開始在無錫、南京、常州、江陰等棄兒多的城市辦尋親會，收到全國各地上千份資料，目前找到300多對家庭。但她曾經舉辦的尋親會都在江蘇，而浙江的嘉興、海寧作為當時糧食和經濟作物受災的重地，當時也送出了很多孩子。”魯禾找了親生父母十余年，卻尋到越來越多的同路人。“從2016年開始，嘉興那邊的人也加到我的微信群里，有些尋找自己的父母、有些尋找自己的親生兄弟，大家既是尋親人，又當志愿者。去年8月，我們與嘉興媒體一起在當地舉辦尋親會，來了上百號人。尋親會后，我們的尋親群從20多個人，一天內激增到400多人，目前還在不斷增加。”

加入尋親群的人都親如一家，魯禾同到場的尋親者講好，以后每年這個日子不用通知，大家一定來團聚，圖個相互安慰：

“別人不理解，過了五六十年，有些孫子都有了，為什麼還要找親生父母呢？”

“五六歲時，村里的小孩就罵我是‘拾’來的。我問養父母，他們說：‘對啊，小孩不都是大人從溝里撿來的嗎？’又過了兩年，我去看別人家抱養的孩子，旁人卻指著我說：‘你和他一樣。’”

魯禾的養父母比他大40歲，他上面一個姐姐，也比他大近20歲。雖是抱養，養父母也是老來得子，對他寵得不得了。他哭著回家問養父母，他們嘴上不承認，卻找嚼舌頭的家長理論，動起手來。“父親被打得頭破血流，我在旁邊看著，又心疼，又恨極了親生父母。我當時就想，非要找到他們，質問為什麼不要我，然后就不再理他們。”

在農村，棄兒們幾乎都有類似的經歷，幼時不知自己來自何方，只把養子的“真相”藏在心里。他們幾乎都像魯禾一樣，兒時養父母便已近中年，上面有數個姐姐，相繼出嫁，一個人度過了孤僻的童年。獨處讓他們總是和自己對話。魯禾記得，小時候什麼農活都干，但別人家兄弟幾個一上午就做完的活，他得一個人在地里干到晚，“那時我做夢老幻想，自己也有很多親兄弟”。

不過魯禾終究是幸運兒。他不像許多棄兒，孤寂的童年也意味著隨著年齡漸長，家道日益貧寒，魯禾上小學后便被姐姐接到縣城，從此擺脫掉鄰里的閑話，沒人再知曉他的出身。城市生活也讓他從取笑對象變成沒進過城的兒時玩伴眼中的“上等人”。

嘉興尋親會的組織者之一魯禾（張雷 攝）

但他對親生父母的怨恨卻并未減弱，這也成為他最初尋親的動力。20多歲時，魯禾得知自己是姐姐抱來的，姐姐當時在外地上大學，他就想著自己是不是從學校邊上抱的。直到他娶妻生子，看著妻子十月懷胎的苦，體會養孩子之難，他的怨恨才轉為理解。“那時候懷孩子不像現在這麼多補品，燉只老母雞都沒有，我們只能買個雞架子，燉起來補補，可想而知生我時得多困難。我不能想象誰能輕易把自己的孩子遺棄。”

棄兒心中的和解總會以各種形式到來。“抱養的孩子沒母乳，只能喝羊奶，但營養不夠得加糖，糖卻得憑票，那時都得托關系。”趙淑亮與眾不同，他在養父母家有個與他同歲的姐姐，他吃過母乳，也知道加糖的羊奶來之不易。雖然同樣兒時便從伙伴嘴里知道了身世的真相，但生活的困苦使他早早就把對親生父母的怨恨消解，玩伴的嘲笑更像是田里卷起沙子的風，雖然迷眼，但對小孩來說，來得快，忘得也快。一旦男孩長成了壯勞力，無人再有閑話，身世不過是腦后一個不甚漂亮的胎記。

尋親的“執念”加深，源于為養父母養老送終之后，他們又成了無根的人。“我想知道自己姓什麼，想告訴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從哪里來。”養父母去世后，魯禾每每看到電視里認親的節目便默默流淚，他的妻子嫌尋親麻煩，岳母卻不忍他難受，讓他向姐姐詢問真相。魯禾找到年逾七旬的姐姐，提起話頭便引來姐姐的一通慟哭，知道他不會背棄養父母這邊的親戚后，姐姐告訴了他真相，他是從嘉興毛紡廠里抱來的。

“十幾年前，我到鄉下廢棄的老宅找線索，那里連姐姐上中學的課本都完整無缺地留著。”魯禾認定親生父母遺棄時總要留些東西，課本里果然掉出一張紅紙條，卻讓他痛苦萬分。紙條正面有他的生辰八字，他知道自己身份證上的生日原是農歷的。而背面有收款人和交款人的名字，以及30元的字樣。“收款人是化名，交款人不是我的生母，卻必定與她有關。但我去嘉興查，也查無此人，也是用化名，不愿讓人找到。”

魯禾的小學同班同學王永鋒，直到40歲才知曉自己的身世，對他而言也是一種幸運（張雷 攝）

送出去，活下來

魯禾從姐姐那里得知，自己在家中排行老二，生母是奶媽。他生下來就被抱到嘉興毛紡廠里的中間人家，在那里待了20多天，被姐姐抱走，坐船又坐車地輾轉三天，落腳山東。

“當時做奶媽喂奶，一個月能掙七塊錢，看來我是生母為了有奶才生下來的。”當時更令魯禾吃驚的是，他發現中間人不光送的他自己，甚至他聚會召集的尋親者里，十余個莒縣的均出自同一位中間人之手。他是姐姐抱走的，而趙淑亮則是舅媽抱走的，尚不知還有多少人仍未出現在他們視野中。通過中間人輸送棄兒不是個例，而是普遍的模式。

“那時候我的中間人家都沒有床單，全用作嬰兒的尿布了。”魯禾口中的“中間人”是渡江戰役后，從北方到長江以南工作的黨政干部，他們的老家在山東、河南。作為連接南北的樞紐，江南地區有棄嬰，一些南下干部便通知老家的親戚、朋友來領，為他們提供住處。甚至孩子還沒出生，便已被“預訂”出。一地抱養的孩子，基本都源于同一個中間人。“目前據我了解，僅莒縣從1968年到1975年都有抱養的情況。山東人傳統觀念強，‘無后為大’，夫妻倆生了許多女兒，已難再生育時，仍想要男孩，就去找中間人。”

魯禾被直接抱到中間人家，趙淑亮卻是由中間人帶著，被從福利院抱來的。趙淑亮的哥哥記得他父親在世時，總念叨這個被自己遺棄的兒子。趙淑亮出生兩天后一早，他把孩子放進籃子，塞進寫有生辰和姓氏的紙條，從村里走一小時的路來到鎮上熱鬧的集市，趁人不注意把幼子放進暖和的商店里，躲在外面遠遠看著，不一會兒見被人抱走了，默默走回家。

不只是集市，因為怕孩子被野狗叼走，馬路邊、廁所里，凡是常有人來往的地方都是放孩子的所在。父母們知道，若沒有好心人抱走，福利院也將是孩子的“落腳點”。

“嘉興福利院那時叫救濟院，有個老阿姨專門負責把遺棄的孩子送到那里，送一個孩子一塊錢。她坐輪船來，下午送孩子來，就在救濟院里過一夜。有時候幾乎天天都有孩子送來，甚至上午、下午都有，有些連臍帶還沒斷。”1956年出生的郎解在救濟院長大，姓是救濟院的保育員按百家姓排的，名則來自被遺棄時的解放路車站。她十幾歲后就幫忙照顧嬰兒，“那時收來的孩子先送到隔壁的醫院檢查身體，給孩子起名字，到警察局上戶口。5歲以下的嬰兒房有七八十張床，輪番地過來孩子。沒斷奶的嬰兒喝兩天奶粉，就被送到周邊農村的奶媽那里”。

江南地區早在明末就有地方士紳興辦育嬰堂的傳統，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公辦救濟院里延續，連救濟的方法也大同小異。郎解記得，保育員像奶奶一樣，每個月要把鄉下寄養的孩子接回來查看胖瘦一次，很多奶媽也有自己剛出生的孩子，生怕寄養的孩子受委屈，孩子斷奶后再送回福利院來。“小孩子在一起，即使哭鬧著想家，哄哄睡一覺，過兩天也就忘了。我們是國家出錢養著，一周能有頓肉吃，一年發件新衣服，從沒受過凍、挨過餓。”

貧窮是當時遺棄孩子的主要原因。上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江南地區一般的農民家庭生到第三四個孩子就養不起了。“當時確實是困難。”趙淑亮記得生母見到他時反復向他解釋的，就是這一句話。趙淑亮出生時，他上面的三個哥哥和父母擠在一間茅草屋里，他母親只能剪下袖子做襁褓。他們能吃上圓子，卻不是糯米圓子，而是用草根、樹皮，甚至蠶糞做的。在他們村，幾乎家家都有孩子被送掉。而在遺棄趙淑亮兩年后，家里又送走了他剛出生的弟弟。

其實1968年趙淑亮出生時，江南已度過了最艱難的歲月。趙淑亮知道“三年困難時期”的歷史，卻在尋親后才明白它的影響。從他現在的家山東莒縣上官莊村到老家嘉興楊家濱村，同樣灰蒙的天里，江南的水把焦黃的地變成了蓊翁郁郁的綠，稻田間種起桑樹、養著鴨。上官莊村仍是黃土磚房，楊家濱村卻是清一色二層的小洋樓。“五六十年前不是這樣。山東在‘大躍進’的時候，除了糧食，還種著地瓜、倭瓜不用上交，平時喂豬吃的東西，人也能吃，不至于餓肚子。”但在“七分山、兩分水、一分地”的嘉興十分依賴水稻的收成，“三年困難時期”的自然因素，加之虛報的水稻又被收走，農民的日子苦不堪言。想讓孩子活命，只能送走。

“我是1961年送進的救濟院，但像我這樣在里面長大的孩子基本都有殘疾，健康的小孩待不了幾天就會有人抱走。”郎解患有小兒麻痹后遺癥，整個世界仿佛高了一截。她被送去時，并不知道當時因棄兒過多，江南各地的福利院曾向婦聯求助，周恩來親自過問，跟內蒙古要奶粉。時任內蒙古第一書記的烏蘭夫知道奶粉供應沒個頭，干脆讓把孩子接過去。于是，火車裝著3000名棄嬰分批送往大草原牧民的蒙古包里，那些嬰兒也成了“江南棄兒”“上海孤兒”名字最早的由來。

也從那時開始，北方鐵路沿途省份的人知道可以南下抱孩子。郎解記得，領養的人排著隊來，每次從院里經過都會給他們糖吃，山東、河南的人除非一個健康孩子都沒有，否則只要男孩，而上海的養父母卻堅決認為女孩長大才更貼心，“當時救濟院的孩子也不知山東有多遠，只是一淘氣，保育員就會嚇唬說，‘再鬧就讓山東人把你帶走’。”

“六七十年代是因為生活困難，七八十年代是因為計劃生育，到了90年代以后，福利院就很少見到健康的孩子了。”郎解在救濟院里發現，有些殘疾孩子的父母會裝作獻愛心，借發零食的機會，偷偷抱抱自己的孩子。80年代以后，偶有“江南棄兒”的父母來福利院尋找，但他們與孩子的法律關系已斷絕，棄兒的資料只能本人查閱，他們再也不知道孩子被送到何方了。

山東日照莒縣目前年紀最小的“江南棄兒”王順風也已44歲（張雷 攝）

艱難尋親

趙淑亮的生母在村里見到與趙淑亮同歲的孩子，總和家里人說，若四兒子在，也該這麼大了。改革開放后，家里的兒子們外出打工，又相繼做起生意，茅草屋變成磚房，又變成二層小樓。如今孩子們在城里買了房，也知道老太太的心思，連孫輩也想在網上找尋兩個失散的叔叔，“但去哪里找呢？我們只能廣托朋友打聽”。生活改善后，趙淑亮的哥哥嘗試過，幾年也遇到一個，過去看后發現長得像，但信息對不上，“也許只能依靠他們站出來”。

“要是警察能像追蹤逃犯一樣，我們的父母就都找到了。”棄兒們大多停在了原地。魯禾在尋訪中知道，很多棄兒知道自己的養子身份，并不介懷，或是仍心懷對親生父母的怨恨，不曾想過尋找。即便想要尋親，像魯禾和趙淑亮，在養父母過世前對親生父母也一無所知，他們的名字是養父母按照自家習慣取的，沒有任何暗示，身上也沒有一些親生父母遺棄前用剪子在身上劃出的記號，自己看似能區別他人的，只有幾顆紅痣。

直到養父母過世后，姐姐才告訴了魯禾一點線索，但他真找起來仍然希望渺茫。新中國成立時三四十歲的南下干部，現已基本去世。經手莒縣棄兒的中間人有兩位，其中一位已過世，他的孩子當時不到10歲，帶著棄兒們去嘉興毛紡廠的舊址，回憶父親當時在這里收留棄兒的情形，卻并不了解任何實際情況。而另一位近百歲的干部妻子仍健在，魯禾他們想去尋訪，把電話打給老人的女兒，電話另一頭的卻說：“當時太小不記事，老人住在養老院，腦子糊涂了，幾十年前送了那麼多孩子，也記不住誰是誰。”本刊記者打過去，也是如此。

“但我們中有個人被抱走后，親生父母跟養父母有往來的照片，后來養父怕孩子以后不親才斷了聯系，他們想必對那家人是有印象的。”魯禾心有不甘。他分析，養父母們當時帶在身上的“收據”金額不同，有的30元，有的300元，也許他們會有“販賣人口”的顧慮。“但他們真的多慮了，如果沒有他們，我們也活不下來。”

趙淑亮也是在養父母過世后開始尋親的。他看上去希望大些，畢竟是從福利院被抱走的。福利院里有完整的記錄，棄兒何時、由誰、自哪里撿到，以及福利院取的名字、何時送往何地，一應俱全。有此檔案，尋親的范圍可以一下縮小到鄉鎮。但五六十年過去，各地福利院保存檔案的情況各不相同，嘉興下轄的海寧市福利院雖經遷移，檔案完好無損，但嘉興福利院的檔案卻在數次搬遷中被遺棄了。線索又斷了。

身患小兒麻痹后遺癥的郎解在嘉興福利院長大，雖然她知道親生父母是誰，但彼此不相認（黃宇 攝）

認識魯禾前，趙淑亮停在了這里。希望更渺茫的魯禾卻沒放棄。11年前，當姐姐告訴他真相后，他把自己的信息放在嘉興論壇里，一有時間就點擊，讓消息置頂，終于引起當地媒體關注，將他的情況寫成報道，但之后就石沉大海。此后數年間，他自己跑到嘉興，在大街上貼尋人啟事，在出租車上登尋人廣告，仍舊沒有線索。魯禾說，他認識的人里，有每到一個地方就登尋人啟事的，也有知道自己來自哪里的福利院，就留在那個城市打工，邊掙錢、邊尋親的。“我也曾以旅游的名義帶著孩子到嘉興玩兒，跟他們說，爺爺奶奶可能就在這里。”

尋親期間，魯禾一方面希望擴大影響力，一方面卻又小心翼翼，害怕自己的身世給自己家人體制內的身份“抹黑”，讓姐姐難堪。“曾經記者的報道傳到莒縣的論壇里，家里人的信息一清二楚，姐姐看到后非常傷心。我停了兩年，后來姐姐又主動問我進展，鼓勵我去找。我不愿因尋親而傷害養父母一邊的親人，顯得不孝。”他極力避免當地媒體報道他，朋友圈里也從未發過尋親的事。

不過隨著在網上接觸到的棄兒越來越多，魯禾發現自己小學的同班同學竟也是棄兒，彼此都不知曉。線漸漸連成網，日照的棄兒們口耳相傳，尋到一起，又通過魯禾的紐帶，連接到嘉興。但魯禾記得，去年的嘉興尋親會上，有子女找父母的、父母找孩子的，也有幫著父母找兄弟的，但還是子女來得多。借著基因檢測技術，尋親會尋到了三個家庭，除了趙淑亮，都是被嘉興周邊的人抱養的。“我們是坐大巴車一起來回的，來時有說有笑，嘴上說著不掛懷，回去時女人們都繃不住，一路走一路哭。每找一次，就多一次失望。”

趙淑亮看似撞上大運，卻在回老家時看到，親生父母一方并不都像自己的家人那麼積極。“認親那天，村里人都圍著瞧。有位老爺子眼巴巴地看著羨慕，念叨著自己也送過孩子。旁邊的兒子卻說：‘找什麼找！’老人就不再說話了。”

“有些子女覺得山東這邊窮，怕攤上個窮親戚，跟他們爭財產。但怎麼可能呢？我們一把年紀，都有家有業，甚至還有定居英國的醫學博士。我們只是想知道自己祖籍在哪兒，若父母健在，愿意接受我們，我們還可以盡盡孝。若不想多聯系，我們可以就見一面，連家都不去。”棄兒們非常憤憤，即使無法在親生父母那里再度重溫親子間的愛，但他們作為受傷害的一方都站出來了，最急迫的心愿無非是對方的回應。而他們一邊不平，一邊想著自己是個例外，“可能我父母家只是還沒看到尋親的信息吧”。

魯禾仍沒有放棄，他早已不介意父母為何生下自己，也越來越多地愿意為其他棄兒搭建平臺，他和志愿者創辦了海寧市馬橋大愛公益服務站，有了正規的“據點”，又要在今年4月仍于嘉興、海寧舉辦尋親會。

他的“功績”仿佛眼見要得到上天的回報。去年尋親會后，有人聯系他，說有一個老婦人和他很像，也送過孩子，雖然老人送的是四個孩子里最小的一個，并不是老二，他也仍像趙淑亮一樣，和對方聯系、做了DNA檢測。同伴們都說一定沒問題，采完血后，他就和家人到嘉興的普陀山拜佛。去拜佛的路上，手機里傳來令人遺憾的消息。佛像前，兩個女兒只得架起哭得癱軟了的中年父親。

“我再找10年，退休了就不找啦！”魯禾明白，親生父母比他年長近30歲，希望越拖越渺茫。他聲音低下來緩緩地說：“我都想好了，若那時還找不到，就等我作古后，捧一抔嘉興的黃土埋在我的墓里，也就了了。”

（魯禾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