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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不濟是什麼意思

解夢佬

《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有一句哪吒的臺詞是:“去他個鳥命!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決定!”也常聽人說“命中注定”“命運不濟”,這個“命運”到底是什麼呢?

從詞源上分析,“命運”一詞最初并不是合起來使用的,而是分為“命”和“運”。現代意義上的“命運”含義是從“命”體現出來的。而“命”的最初含義與“令”有關,即“命令”,后來才逐漸有了“生命”“天命”之類的含義。

許慎《說文解字》:“命,使也。從口,從令。”由此可見,“命”是一個會意字,從口從令,表示用口發布命令。即其本義為:指派;發號。朱駿聲按:“在事為令,在言為命,散文則通,對文則別。令當訓使也,命當訓號也。”

即“命”與“令”義近,單獨而言,二者意思相近,但二者對舉則有差異:“令”著重于“事”,而“命”著重于“言”。如《左傳·隱公元年》:“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

由于“命運”與“生命、性命”息息相關,故而“生命”義的出現為后來的“命運”義奠定了相應的基礎。如《論語》:“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此時的“命”已有了“生命”的含義。

隨著歷史的發展,后來逐漸出現了我們所說的“命運、天命”的含義。如《論語·雍也》:“亡之,命矣夫!”《論語·為政》:“五十而知天命。”

命運不濟是什麼意思

《了凡四訓》古籍樣本

從最初用于記載“占卜卜辭”的甲骨文的出現可見當時的人們就已經有了“算命”的意識,那時人們的觀念都是“命由天定”,即所謂的“命定論”觀點。而隨著時代的發展,人的主體性逐漸體現出來,也就隨之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人定論”觀點,袁了凡先生的《了凡四訓》就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

《了凡四訓》又名《命自我立》,是中國明朝袁了凡先生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和畢生學問與修養,為教育自己的子孫而作的家訓。全書共分為“立命之學”“改過之法”“積善之方”和“謙德之效”四個部分,即所謂“四訓”。

信命不由命

袁了凡先生最初也與很多人一樣,是非常信命的。他相信“命由天定”,自己一生的命運早已被上天注定,所以個人只需按照上天的“安排”進行則罷,而無需做過多不必要的掙扎,因為你掙扎也是無用。而這一切都源于先生在慈云寺所遇到的一位姓孔的老者。

本已遵從母命“棄舉業學醫”的他,在遇到孔公之后又聽從其所推算的“命數”,重新踏上了讀書之路。而根據試驗,孔公為其推算的每一次“命數”都一一得到了驗證。甚至于每次考試的名次,都與孔公所推算的完全相符。

“自此以后,凡遇考校,其名數先后,皆不出孔公所懸定者。”

唯一讓袁了凡先生對孔公有所懷疑的一次是孔公推算了袁了凡先生做廩生所應領的米要到九十一石五斗的時候才能出貢。結果袁先生吃到七十一石米的時候,得到學臺屠宗師批準補了貢生。

“獨算余食廩米九十-石五斗當出貢;及食米七十余石,屠宗師即批準補貢,余竊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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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譯本《了凡四訓》

不曾想到后來又被另一位學臺楊宗師駁回了補貢生一事。再到后來殷秋溟宗師看見袁了凡先生在考場中的“備卷”,為之可惜,于是吩咐縣官,準其補了貢生。經過此番波折,又多吃了一段時間廩米,而巧的是,加起來剛好是孔公之前所推算的九十一石五斗。

“后,果為署印楊公所駁,直至丁卯年,殷秋溟宗師見余場中備卷,嘆日:五策,即五篇奏議也,豈可使博洽淹貫之儒,老于窗下乎!遂依縣申文準貢,連前食米計之,實九十一石五斗也。”

如此一來,使得袁了凡先生更加相信一個人的功名浮沉都是命中注定,而或早或晚也都有一定的時候,所以便看淡一切,無欲無求了。

“余因此益信進退有命,遲速有時,澹然無求矣。”

直到后來,拜訪云谷禪師才得以點化,禪師告知“命由自己作,福由自己求。”于是一番交談,袁了凡先生從禪師那里得到了孔公所推算命數的破解之法——“盡情改刷:務要積德,務要包荒,務要和愛,務要惜精神。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后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

得到云谷禪師的點化以后,袁了凡先生開始按照禪師之說一一踐行——“誓行善事三千”。而這“了凡”一號也正源于此——“蓋悟立命之說,而不欲落凡夫窠臼也”。直至次年禮部考科舉,孔公推算該第三,而了凡先生考了第一,方顯現出孔公之推算開始不靈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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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了凡先生訪云谷禪師雕像

“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矣。”——孔先生未曾算中了凡先生會考中舉人,而了凡先生卻考中了。這讓了凡先生更加相信云谷禪師所說的“命運是可以改造的”。

求福改命有方法

按照云谷禪師所說的“常行善事”,后來連孔公所推算的了凡先生“命里無子”也不靈驗了;孔公還算出了凡先生五十三歲時有災難,而了凡先生竟然到了六十九歲依然無恙。這讓本來信“命”的了凡先生更加堅信了“命定能改”的原則。

“書日:天難諶,命靡常。又云:惟命不于常,皆非誑語。吾于是而知,凡稱禍福自己求之者,乃圣賢之言。若謂禍福惟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

而這求福改命之法也是有據可循的,首要之術便是“改過”——“務要日日知非,日日改過”。即首先最重要的一點便是“改過”——改正自己的過失,每天都要知道自己的過失,天天都要改掉自己的過失。

“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即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為因循二字,耽擱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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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傳)袁了凡先生畫像

而改過之措講究“三心”——“羞恥心、畏懼心、勇猛心”。具體而言,所謂“羞恥心”,則是不要自欺欺人,私下做出不應該做的事情,還以為沒人知道;所謂“畏懼心”,則是須知“舉頭三尺有神明”,當時常存著一顆戒慎恐懼之心;所謂“勇猛心”,則是有過之后要立馬改過,奮然振作,不用遲疑,無需等待。

具備了這“三心”之后,“有從事上改者,有從理上改者,有從心上改者”三種工夫——“工夫不同,效驗亦異”。

除了要善于改過,還要積善。改過是為了把今生的過失改掉,使自己的“好命”不至于淪為“壞命”,從而達到“求福”的目的;而積善則是為了把“壞命”變成“好命”,即所謂“改命”。

“積善”之要便是要分清善惡:有益于人是善;有益于己是惡。分清善惡之后還需明白這“善”的真假、直曲、陰陽、是非、偏正、半滿、大小、難易。

具體而言,所謂“真假”者:利公則為真,利私則為假;由心而發是真,照例而做是假;為善不求報為真,企圖有所得為假。所謂“直曲”者:濟世之心為直,媚世之心為曲;愛人之心為直,憤世之心為曲;敬人之心為直,玩世之心為曲。所謂“陰陽”者:為善而人不知則為陰,為善而人知之則為陽。所謂“是非”者:所為雖善,流傳以害人,則似善而非善;所行非善,流傳以濟人,則非善而實善。(與之類似如非義之義、非禮之禮、非信之信、非慈之慈者皆當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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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了凡先生雕像

所謂“偏正”者:善者為正,惡者為偏;以善心而行惡事者為“正中偏”,以惡心反成善事者為“偏中正”。所謂“半滿”者:物薄而心切,則二文也為滿;物厚卻情假,雖千金也為半。心存善念為后人,只一件事也為滿。行善而不念,任意一件也為滿;為善記心間,勤勉終身也只半。所謂“大小”者:志在天下,善雖少而大;利于己身,善雖多卻小。所謂“難易”者:有財有勢立德易,易而不為是自棄;沒錢沒勢作福難,難而能為更可貴。

“求福改命”之機要則為“改過”與“積善”,“改過”有從事實上改、從道理上改與從心念上改三個不同層次的方法,其中最上乘者是為“修心”,即從心念上改。而“積善”則需在分清“善惡”之后更要明白真善、假善,直善、曲善,陰善、陽善,是善、非善,偏善、正善,半善、滿善,大善、小善,難善、易善。若要“求福改命”當知“改過”與“積善”二者缺一不可。

謙卑德行生良效

“改過、積善”是就個人而言,以個人為主體;而人活于世,當與人交往,人與人之間交往最好的做人方法便是“謙卑”。個人能夠謙卑,便能于社會得到廣泛的支持與信任;而懂得謙卑,便更知道要從各個方面要求自己進步。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故謙之一卦,六爻皆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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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譯本《了凡四訓》內容

袁了凡先生講述了自己的一些親身見聞來驗證他的這一觀點——“予屢同諸公應試,每見寒士將達,必有一段謙光可掬。”

辛未年,袁了凡先生去京城會試,同行者共十人,只有丁敬宇年齡最小且非常謙虛,便告訴同行人,丁敬宇此行必中。因為只有謙虛的人可以承受福報。同行之人中,誠實厚道,不搶人前者唯敬宇;恭敬順承,小心謙畏者唯敬宇;受辱不答,聞謗不辯者唯敬宇。一個人能做到敬宇這般,就是天地鬼神也都會保佑他。待到放榜之日,敬宇果然考中。

山東冠縣的趙裕峰未滿二十便中了舉人,后來考會試卻多次不中。其父為嘉善三尹,他隨父親一同上任,因仰慕錢明吾的學問遂拿自己文章見之,明吾卻把他的文章抹掉了。而裕峰不但沒有發火,反而心服口服迅速改了自己的文章。到了第二年,裕峰便考中了。

“每一個貧寒的讀書人將要發達考中的時候,身上都會透露出謙和之氣。”——由此可見,謙卑的德行于人而言非常重要,謙虛可以為人帶來福報,使寒門之子發達。所謂“滿招損,謙受益”,滿懷傲氣之人必定沒有遠大的器量,即使發達了也不會長久地享受福報。

同時,謙虛之人會學習別人的好處,別人有善行便會照著學,那麼得到的善行也就會無窮無盡了,這對于進德修業的人而言必不可少,尤為重要。

“況謙則受教有地,而取善無窮,尤修業者所必不可少者也。”

命運不濟是什麼意思

袁了凡先生深夜寫作的雕像

《了凡四訓》是袁了凡先生回顧自己一生的總結,是用以教育子孫后代的誡子家訓。袁了凡先生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告知世人命運是可以改造的,同時也為世人傳遞了改造命運的方法,最后還結合身邊之人的經歷告誡世人應當常懷謙卑之心,方能為己造福。以此勉勵世人應當奮發向上,勇于改過,恒久行善以及謙虛謹慎。

作為一部文學作品,《了凡四訓》同時還有著深刻的道德教化作用。它是一部充滿積極意義的正能量著作,其“正能量”不在于空喊口號,而在于它對人們的具體行為具有指導性的意義,是一本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法論書籍。它雖是明代所著之書,但放置今日依然深含積極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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