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命的說試婚是什麼意思

前往紐約的飛行途中，我在機艙里一直戴著新配的隱形眼鏡。長時間處在干燥的空氣里，沒想到吸附力頗強的鏡片竟然黏住了眼球，怎麼取也取不下來了。快要下飛機的時候，我在盥洗室里點了許多人工淚液才把鏡片硬剝下來，結果眼睛再也張不開了，淚水不停地流著，有一種灼熱的酸楚感。空中小姐告訴我她可以拿輪椅來推我下飛機。第一次踏上這個充滿著美國夢的自由國土竟然是坐著輪椅進入的。雖然眼睛無法睜開，周遭的人事物我仍然能清楚地覺知，我可以感覺前來迎接我的沙芃，語氣里有一種被澆了一盆冷水似的失望。我告訴他事情的來龍去脈之后，我們就驅車前往聯合國旁的U.N.Plaza 。

我的眼睛一整個星期都無法張開，沙芃十分有耐性地為我換藥，沙媽媽對我也很照顧。等我的眼睛痊愈了，能睜開來觀察周遭的情境時，才發現沙媽媽為了維持這個家和自己的形象所付出的努力有多大。U.N.Plaza 是當時紐約最昂貴的住宅大廈之一，她為了打理室內的每個角落，凡事都得自己動手做，連頭發卷子都自己上。晚上入睡前她把整頭的頭發卷好，醒來時只要稍微梳理一下就像是美容院做過的一樣。每天不論有沒有訪客，她一定把自己打扮得完好無瑕。習慣于披頭散發的我，對于上一代的紀律和耐力，只有肅然起敬的份兒了。

比較起來，從小到十二歲離開臺中，我幾乎沒看過母親做家事，她燒的飯我也沒吃過幾頓。中學六年我都是在衛理度過的，周末和放假時母親偶爾會親自下廚，前提是如果她不打麻將的話。我的父親不是父權體制下的典型人物，我的母親也不是典型的家庭主婦，因此我的基本教育與夢想里都沒有傳統角色的雛形。母親曾在集體意識的催眠下無意識地幻想過：因因將來如果能嫁個外交官或政客，就算是最優質的出路和下場了。其實她應該清楚，要她的女兒每天穿戴整齊，坐的時候腰板挺直，椅子只坐三分，客人來了還得有能耐做出一桌子的滿漢全席，大概不消多久她就會尋短見或是以離婚收場。

我的神經系統需要一個可以放松、可以邋遢的外在之家，但我更需要一個不必向世人交代或求得贊許的內心之家。我心中向往的其實是波希米亞式的另類生活，而不是達官顯要家中少奶奶式的生活。當然做這樣選擇的人必定有自己的因因果果，外人是沒有資格論斷的。一個人，尤其是女人，若想在眾說紛紜的影響下穿透種種的虛榮、投射、幻想與憧憬，充分地活出自我，可不是一朝半夕能達成的，這里面需要太多的誠實以對和勇敢的叛逆。二十歲的我顯然缺乏先見之明，但總是在事情進行的途中逐漸明白了自己的真相。

我告訴沙媽媽我想到格林尼治村去見識一下，沙媽媽考量的卻是我的安全問題。她說那兒的治安很差，有許多販毒的黑人，女孩兒不該只身前往。我只好按捺住心中的好奇與躁動，暫時坐在厚厚的天津地毯上的紅木沙發里看電視，或者陪著沙媽媽逛街辦貨，日子過得還算平靜，但心底卻有一座活火山，隨時準備爆發出炙熱的巖漿。

短暫的試婚

在U.N.Plaza 住了一段時間，沙媽媽希望我和沙芃能單獨相處，進一步地了解彼此，于是我和沙芃回到他在新澤西的住所，開始過起試婚生活。相處了沒多久我就發現沙芃也有在安全范圍之內的叛逆方式。這位太陽在獅子座的大男孩和我這名月亮在獅子座的女頑童其實有些部分是合得來的，只是他當時正窮于應付瀕臨危機的游艇事業，而我的缺乏生活實務經驗和理想主義傾向，對他來說也確實稍嫌累贅和奢侈了些，此外我心中的另類與他的主流終究是難以會合的。

某天晚上他說他要外出和律師聚餐，我說我也想去，他說談公事不方便，我還是在家自己做個TV dinner 吃吃就行了。他走后我不想吃什麼勞什子的TV dinner ，便獨自出外尋找餐廳，解決我的民生問題。沒想到一走走了兩個小時才找到一家只有三張桌子的家庭式餐廳。正在咀嚼硬得像石頭一樣的面包時，沙芃氣急敗壞地跑了進來。他說他回家發現我不見了，以為我已經離家出走，于是便打電話告知沙媽媽，沙媽媽立即打電話到臺灣告訴了母親這件事。他們三個人都認為這門婚事已經告吹，我聽到這里下意識地說道：“吹了，就吹了吧！”

多年以后我回想起來覺得人的潛意識其實是知道真相的，盡管表面都有個人的期許與幻想，心底深處卻隱約地知道什麼才是行得通的，什麼才是適合自己的選擇。一門十分被看好的婚事就這樣不了了之。沙媽媽后來找人算命，想了解一下事情究竟是怎麼回事，結果答案竟然是：完璧歸趙，游魂終婚。這上聯的“完璧”二字顯然不夠精確，倒是那“游魂”挺有意思，如果這檔事真的屬實，我們大家都應該感謝他或她才是，否則我真的不敢想象自己會替這殷實的一家人制造出什麼樣的亂局來。

初識潘阿姨

既然婚沒結成，沙芃便主張我回臺灣，他說像我這樣不切實際的女孩在冷酷的紐約一定無法存活過一個月，我說我好不容易來了，一定設法住上一年。那時我突然想起父親曾經對我說過，潘玉璞阿姨和他分手后便單獨一人前往美國念書，后來拿到了碩士學位，很順利地考進了聯合國，現在已經是統計部的主管，如果我有任何困難，找她一定能獲得幫助。于是我決定到聯合國探望這位素未謀面，曾經與父親有過姻緣的長輩。

我的腦子里只記得Y.P.Pan 幾個縮寫的英文姓名。我從聯合國的大廳一路問到統計部，終于找到了主管室。一推開門，我還以為走錯了房間──只見一張大型的西式辦公桌旁站了一位梳著髻、臉色蠟黃、一點妝也沒上、穿著十分樸素的東方老太太。她走動的時候一看就知道是曾經纏過腳又解放的改足派。我問她是不是潘玉璞阿姨，她說沒錯，我說我是胡賡年在臺灣的獨生女兒，她愣了一下，接著很灑脫地對我說：“哦！原來胡賡年還有一個女兒啊！”

我完全感覺不到潘阿姨有任何對立或不自在，她很親切地問我為什麼來紐約，我告訴她事情的原委，她專心地聽我說完話，若有所思地對我說：“你長得跟胡賡年真像！”

打從那一天起，我和潘阿姨便時常見面往來。有一回我到她的家中做客，她請了一位當時看起來像是正在追求她的東北老先生一同和我們聚餐。那位長輩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品頭論足地說道：“這孩子是水蛇腰！”我立刻捕捉到他對胡賡年的醋意。潘阿姨也感覺到了，便悄悄地對我說：“你爸爸年輕時太帥了，以后誰也看不上眼了。” 我覺得她對胡賡年并沒有任何殘留的恨意，她和我仿佛一家人似的。這位自力更生、獨立在美國闖出一片天的改足派老太太的自我實現能力與寬大的胸襟，令我深感佩服。我當時的感覺是，與其說是傳統束縛了女人的發展，倒不如說是女人心中的恐懼裹住了自己的腳。同樣是上一代的女性，一位被丈夫拋棄了之后并沒有否定自己的潛能，反而發展得如此獨立與完整，另一位卻在麻將桌上消耗了大半生的創造力。

潘阿姨知道我的婚事已經告吹，而我又不愿意立刻回臺灣，便善意地替我留心，看看同事里面有沒有人愿意讓我暫住他們家一陣子，等找到學校再搬出去。某一回在聯合國舉辦的京劇晚會上，潘阿姨為我介紹了一位她的同事凌昂先生。凌伯伯是一位表情豐富、豪邁而又大方的性情中人。凌媽媽則個子嬌小玲瓏，心性相當明爽而平和。他們有兩個寶貝兒子，全家在中南美待過很長的時間，感染了拉丁民族的生活調子。我一直喜歡嘉年華會式的松散氛圍，因此跟他們全家人很合得來。他們歡迎我暫住他們家，然后再設法入學進修。

當初是閉著眼睛進入沙家的，那個景象似乎強烈地隱喻了什麼。現在睜著眼睛搬了出來，一切都不需要多做解釋了。日后我發現我的不愛解釋時常引起別人的誤解，但是我的個性，我認為大部分人都是自有結論的，多解釋也是徒然。搬進凌家之后我打電話給母親，希望她每個月能寄些零用錢給我，我準備在紐約住一段時間。媽媽的聲音顯得非常微弱，好像整個世界都落空了，她提醒我說：“你這個孩子傻大膽，在紐約一切要小心點。”那一年里我每打一次電話，她的聲音就消沉一些，我心里很清楚紐約是不可能久居的。

也許是童年的反常經驗，也許是潛意識底層的無限性使然，小家庭的天倫之樂總令我生起一股莫名的收縮感。走在街上看到夫妻倆推著嬰兒車過街，這幅幸福美滿的畫面卻讓我覺得人本來是頂天立地的，知覺所及都是自己的世界，但是一組成小家庭，仿佛天地都不見了，只剩了二人小世界。

選自《死亡與童女之舞：胡因夢自傳》（胡因夢著，圓神出版社，199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