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命運興衰什麼意思

作者：王虹光

在藝術欣賞領域，真正的杰作單看自身，只能感其美，卻難以得其真。唯有與藝術品所處時代相結合，才能理解其何以為杰作。在繪畫中尤如此。一幅《清明上河圖》，被解讀出無數含義，甚至剖析出“斷頭樹”“三問”等謎語，衍生出小說、影視劇乃至手機游戲，足見其內涵之豐盛入微。

然而，這些演繹都有道理嗎？恐怕更需結合歷史背景來看。

汴京、汴河與河上虹橋

歷史在《清明上河圖》上打了一個大大的問號。畫家張擇端是誰？什麼來歷？何年作畫？何人委托？所出何因？一切都是模糊的。想了解這幅畫的內在，只能透過其刻畫的北宋汴京城讀起。

汴京城是什麼樣的？中國城市發展史專家薛鳳旋教授曾花費20年時間研究《清明上河圖》，以文字史料對照畫面細節，寫就《清明上河圖：北宋繁華記憶》一書。原來一幅畫中，不僅可以解讀北宋的商貿活動和經濟、城市管理與體制、社會各界人士的生活，還可以洞察中國10世紀初的城市樣貌與北宋汴京作為新型商貿城市的營造成就。

比如僅餐飲一項，畫中便有“正店”“腳店”“茶食店”等三種，其中又分川食、南食、瓠羹、面食等專門店。張擇端以百余間樓宇、130余位人物展現的北宋汴京“吃貨”生活畫面，對于了解宋代商業發展面貌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提到汴京，不能不提汴河。汴河的疏浚是汴京繁榮穩定的動力與基石，往來船只為生活在此的王公貴族、軍戶百姓提供源源不斷的糧米與日用品。張擇端不僅畫了汴河，還認真繪制了29條船，涵蓋6種類型。方寸之間，每種類型的船身、船槳、桅桿乃至花窗、船釘，都被畫得清楚明白，名為“藝術創作”，實不輸“工程制圖”，甚至可以和沉在海底的宋代船只遺骸相互印證，為學者研究宋代造船技術提供參考。

既然有河，便有橋。張擇端精心描繪了跨越汴河的高大虹橋，橋上游人如織，橋下流水潺潺，一艘客船正要放下轉軸桅，以便從橋下鉆過。畫面生動得令人緊張——這船真的不會撞上橋嗎？無須擔心，橋下有人正在指揮“交通”。僅僅這樣一個細節，對于研究中國古代橋梁歷史的人便有相當的啟發。

張擇端是超人，能僅憑過目不忘的“照相”式記憶，將汴京街頭的無窮細節精確“復制”到紙上？我認為，張擇端繪制《清明上河圖》時，絕不是在“復制”汴京，更不是在“照搬”素材。整幅圖畫不僅包含著他有意的組織和取舍，更體現出張擇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觀察能力。比如，在城樓一角，有個閑人似在看樹，樓門露出大鼓一角。經薛教授考證，這其實包含了城樓的防火功能——“閑人”其實是瞭望崗哨，而大鼓當然是用于報警的。如果張擇端不知城樓有這等功能，怎麼會剛好畫了大鼓、還畫了哨位呢？此外，常被人提及的“斷頭柳”，也有其實用的功能——原來“砍頭”是為了讓樹往深扎根，而樹根可鞏固水岸泥土，是市政工程的一部分。如果不了解這一點，畫師自然不妨畫些桃樹、垂柳，然而洞察的生動和畫中的意趣，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

《清明上河圖》是一部包羅萬象的社會“百科全圖”，配上宋代城市、藝術、商業、技術及生活史，才能讀出它的真諦。

用界畫技法描繪人間煙火

《清明上河圖》作為史料具有突出的價值，而作為一幅畫作，其藝術水準與創造力同樣是高超的。乍看起來，這幅畫作極其寫實，風格上并不符合宋代以降備受推崇的文人意趣，題材又是街頭巷尾的日常風物、販夫走卒。與此相類的“風俗畫”在中國古代的社會地位頗低，而《清明上河圖》卻獨得萬眾推崇，原因為何？細究這一點，不妨從“界畫”二字上講起。

界畫是從晉代起逐漸風靡、至宋代達到鼎盛而從元代漸被揚棄的繪畫工藝。其技法以尺、竹為工具，墨線筆直平行，適宜表達直線條較多的人工造物，如家具、建筑、城池。相比講究寫意的文人書畫，界畫的精髓是寫實。傳聞后漢畫家趙忠義受皇命委托，繪制《關將軍起玉泉寺圖》。畫畢，皇帝竟然讓建筑工匠來檢查畫作是否準確，而工匠經過審圖，認證畫中建筑結構做法毫厘不爽，可謂是精確到了“施工圖”級別，畫師工謹嚴格的寫實水平可見一斑。

既然寫實精確，那麼被繪制的對象越復雜、越精美，表達效果就越驚人。因此，界畫特別適宜展現富麗堂皇、規整奢侈的宮廷御苑、亭臺樓閣，備受宮廷、貴族青睞。在宋徽宗時代的《宣和畫譜》中，界畫排在各類畫種的第三位，地位不可謂不高。宋徽宗本人親繪的《瑞鶴圖》，便以界畫的技法精確繪制了汴梁宣德門屋頂。幽藍夜空之下，宮門沉著而雄渾，白鶴輕盈而優雅，一重一輕、一靜一動的對比極妙，而超然縹緲的祥瑞之氣油然而生。在這一幅畫中，界畫的功夫用到了極致，用出了不動聲色的皇家氣象。

同樣的技法，宋徽宗用來描繪天降祥瑞，一般的宮廷畫師用來描繪華美樓閣，而張擇端用來描繪人間煙火——論物，有船、車、橋、井、茶樓、酒肆；論人，有乞丐、挑夫、小販、說書人……可謂包羅萬象、不一而足。從晉到宋，擅長界畫的畫師何止成千上萬，有誰會用精確的筆墨刻畫一架案板、一道井欄？那些凡俗腌臜小物，怎麼能入宮廷畫師法眼？然而張擇端看到了，認認真真地記錄了下來。

倘若他少畫了一筆車軸，一筆柳梢，沒有人會責怪他的，甚至沒有人會知道。久坐深宮高位的皇帝和縱馬疾行的官員，怎麼會知道這些老百姓日常起居的細節呢？然而張擇端細細描繪了它們。他一筆一筆、不疾不徐的平和耐心中，包含著多少對人間煙火的摯愛。這里面，或許沒有“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深思，然而，一位畫家由衷地愛著世間萬物，足以畫出令人動容的作品。

在張擇端之前，恐怕沒有畫師想到過，堂堂界畫可以這樣用；在張擇端之后，也沒有畫師成功復現這般的風土人情。這樣看來，《清明上河圖》以高超的界畫技法，抬升了風俗畫的藝術境界；以跨越階層的觀察視角，帶動了界畫題材的突破。

引發一聲聲感慨與嘆息

薛教授在《清明上河圖：北宋繁華記憶》一書中專辟章節感嘆：“真本賽過多少贗本、偽本。”按理說，既有張擇端開創在先，后世畫師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應該更能畫出同類杰作才是。然而，盡管借鑒、仿作《清明上河圖》的畫師不計其數，其中不乏仇英、趙雍、沈源等名動一時的大師，卻再沒有人如此精確地描繪出船桅、繩纜、木橋、屋宇，更別提騎驢的趕集客、坐地的攤販乞丐、歇腳的挑貨工。

為什麼只有張擇端能將一幅人間煙火細細致致、繁而不亂地描畫出來呢？我想，有張擇端這般繪畫技藝的人，或許不屑于描繪瑣碎日常、販夫走卒；而看慣人間煙火的人們，又沒有足夠的繪畫技巧與組織能力，將其落于尺牘之間。張擇端則不僅具備高超的技藝和洞察力，更有一份真摯的熱愛與超然的包容。

蔣勛老師曾經提到畫中這樣一個細節：一位官員騎著高頭大馬從城門穿過，在前呼后擁的隨從中間，回頭望了一眼坐在地上的乞丐。對此，蔣勛說：一幅畫能夠表達官員和乞丐的對視，已經足夠了不起（大意如此）。

的確，再繁華的世間也有落魄人，然而有多少畫家能在描繪華美景象時，將貧苦放入其中？張擇端做到了。細看《清明上河圖》的600余人物，有春風得意的商人，有疲勞忙碌的工匠，有落魄潦倒的書生。大戶人家里，立著書法繪就的屏風，而同樣漂亮的書法作品，也用來胡亂包裹小推車。貧與富、高與下、得勢與失勢的對立無處不在。而張擇端一視同仁地分配著筆墨，既不刻意回避，又不厚此薄彼。在這份超然之中，有著人性深處的善良和平等。而這，正是《清明上河圖》原作和仿作的區別，也是其偉大之處。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不僅得到了“神品”之譽，也引發著一聲聲感慨與嘆息。方寸之內，市井小民也有悲歡得失；放大到帝王將相、一片疆土又如何？《清明上河圖》刻畫的時代，距離之后北宋亡國不過十余年而已。此時距離北宋建國，李后主吟出“落花流水春去也”，也不過150年。張擇端以一幅畫卷道出幾家歡喜幾家愁，而世殊事異、興衰榮辱，自是古今相通。（王虹光）

來源： 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