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掉的人三五天會從地下破土而出，回到家中照常生活，是為變婆，但時間久了她渾身腥臭難聞，家人會將變婆和一只雞送往森林中讓她看雞，雞很快掙脫跑掉，變婆四處尋找便忘記了來時的路。孤零零被拋棄的變婆會在溪澗深谷中尋找蛤蟆、田螺之類充饑，之后會渾身長毛發生異變，有一個獵戶曾經打死了一只猛虎，在死虎的前爪上發現了一只重達八兩的銀鐲，緊緊地箍在足腕處，才知道是變婆所化。
唐代有人在嵩山遇到著白衣睡覺的人，他自訴自己與八萬二千人在月亮的陰影處修月，他們自稱是修月人，包袱中還帶著斧鑿等物及玉屑做成的飯團子。
唐代四川巴邛一個人家中有橘園，霜后在一株橘樹頂上采摘了最大的兩顆，橘中坐著兩個老人，須發皆白，皮膚紅潤，對坐著下象棋。一個老頭說：“這地方很快活，不比商山差，就是不穩妥，被人摘了下來。”
上述的“變婆”“修月人”“橘中叟”的故事就來自于最新出版的《中國妖怪故事（全集）》，但是它們卻淵源已久——“變婆”的故事見于清代的《榕江縣志》，“橘中叟”的故事則載于唐代牛僧孺《玄怪錄》、明代張岱《夜航船》。《中國妖怪故事（全集）》的作者張云在十年間從《白澤圖》《山海經》《搜神記》《博物志》等三百多部古代典籍中搜集了1080個妖怪，分為“統領”、“妖”、“精”、“鬼”、“怪”五類。
最近，澎湃新聞專訪了《中國妖怪故事（全集）》作者張云。張云多年間一直在搜集和整理古籍中的妖怪，他也寫作并出版了民國妖怪志系列《傒囊·三目之嬰》《山都·幽怨之鈴》等妖怪推理小說，以及《雙頭怪佛殺人事件》《鯨背上的少年》等作品。
《中國妖怪故事（全集）》書影
在中國失落的妖怪學
張云出生在皖北鄉村，他生活的地方如中國的許多鄉村一樣，農閑時節的橋頭、墻根邊須發皆白的老者們常會說許多奇談怪論，鄉村也總有自己的一套對于生老病死的解決之法。張云因而一直對妖怪有濃厚的興趣，很多年前，他去參加動漫展，一些年輕的孩子裝扮成各種妖怪，當張云問起一個孩子他裝扮的是什麼妖怪時，對方回答：“當然知道，這是日本的妖怪，叫姑獲鳥。我們裝扮的都是日本的妖怪。”
這個回答讓張云非常震驚，這些孩子裝扮的姑獲鳥、天狗、饕餮等明明都是中國典籍中的妖怪，而在他們眼里，這些全是日本的。張云告訴記者：“妖怪學在日本是一門顯學，經過水木茂等人的努力，成為日本文化的一張名片，也影響到了中國。”而這種在日本大行其道的妖怪風尚，在其“原產地”中國，卻失落了。
“中國目前還沒有妖怪學，針對妖怪的研究幾乎是空白，一提起妖怪，人們總習慣性地將其和封建迷信畫上等號。其實這種認識，是十分偏頗的。我們應該從民族學、文化學、人類學、歷史學、心理學、民俗學等角度重視妖怪。”張云說。
澎湃新聞：妖怪在中國的歷史其實是非常久的。
紅山玉豬龍
張云：是的，我們說“萬年妖怪”一點不為過。從早期的人類考古以及文化遺跡來看，像紅山文化、良渚文化等都出土了非常成熟的怪物的形象，比如紅山文化的玉豬龍：它有豬的嘴巴，蛇的身體，馬的鬃毛以及龍的整體形態。再往早一點，北方的一些巖畫可以追溯到一兩萬年或者幾萬年前，都用一些顏料在巖壁上刻畫出很豐富的妖怪的形象。妖怪不是離我們很遠的東西，歷朝歷代都融入當時的人們的生活。
妖怪就像一個鏡子一樣，人類的歷史、當時人們的生活和心理認知都可以被照見，這里面有很多民族學的，文化學的、人類學的、文本學的傳統，我們說也有可能會有一些糟粕的東西在里面，但是不能否定整體的它是一個中國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我覺得現在中國的老百姓，提起妖怪大家都會覺得挺有意思的，都有一個共鳴和接受度。
關于妖怪、妖怪文化的研究，不能不提到妖怪學。不過，和這麼悠久的中國妖怪的歷史相比，其實妖怪學歷史非常短。
澎湃新聞：如我們了解的，妖怪學在日本能成為顯學，但是為什麼在中國就沒有建立起來呢？
張云：“妖怪學”可以說是一個舶來品，日本是第一個在世界范圍內建立妖怪學的。最先采用“妖怪學”這個術語的，是被譽為“妖怪博士”的哲學家井上園了，他在明治十九年（1886年）創建了“不思議研究會”，次年便以“不思議室主人”的名義刊行了他的《妖怪玄談》；1891年，妖怪研究會成立，然后到全國各地講演，搜集各種怪談、怪異資料。后來包括柳田國男、水木茂等這些人，他們從民俗學的、民族心理等角度對妖怪進行研究。
日本一開始就把妖怪放在一個很高的文化的角度去推動。真正讓日本妖怪包括妖怪學在世界上打出名號的，還是小泉八云，他是西方人，在日本娶妻生子，他把日本傳統的妖怪故事寫了一本叫《怪談》的書，介紹到西方，歐美對這個非常認同，一下子把這個局面給打開了。文化界也把妖怪的地位看得很高，一些大家比如說芥川龍之介都把妖怪的內容放到他們的作品里。二戰之后，妖怪學有了一個多元化的發展，除了學術界的研究，還有動漫、影視等，是一個非常完備的體系在推動。
反觀中國這邊，新文化運動，我們開始推崇“德先生”“賽先生”，妖怪成了封建落后的代名詞。大家都在追求所謂的更加科學的、文明的東西。但其實當時也有一些人做過嘗試，比如蔡元培就曾經把日本的妖怪學的東西翻譯過來，從民俗學的角度理解妖怪和妖怪文化。蔡元培為什麼會這麼做，因為他理解妖怪、妖怪文化的可貴之處，這是中國人幾千年留下來的一筆文化寶藏，不僅僅影響了一代代的中國人，也影響了周邊的國家，比如日本，身為世界妖怪研究會會長的水木茂，都承認日本妖怪其實70%來自于中國的，有20%是來自印度的，剩下的10%才是日本本土的妖怪。但之后因為種種歷史的原因，我們一直沒有把妖怪放在一個文化傳承的層面去推進。好在是這些年，我們中國人開始關注妖怪、妖怪文化，中國民俗學會也曾經舉辦了專門的講座，文化界、影視界，都做了很多不錯的嘗試。
澎湃新聞：我們現在的妖怪學的研究可能會面臨哪些問題？
電視劇《西游記》里的白骨精
張云：現在中國妖怪學的發展，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問題，一是研究上、成果上，基本是個空白，如果連最基礎的、比如中國到底有多少妖怪也不清楚，連基本的研究的文本、著作都沒有，后續的更深入的研究就沒法進行。二是關于妖怪的定義問題。很多人都在說妖怪，但是究竟什麼可以算作妖怪？之前有人把神話里的或是一些作品里的都算入了妖怪，比如《西游記》的牛魔王和白骨精。其實，妖怪有自己的特定的定義，需要首先厘清。還有，就是有些人急功近利。尤其是近兩年，出版相關著作內容基本上是以《山海經》為主，不成系統。另外在形式上。妖怪學需要扎實的研究，比如，雖然《聊齋志異》《搜神記》等書中的故事性極強，但講述故事的方法已經不能和現代社會契合，需要將妖怪的形象用現代學手段和方法進行演繹，這個工作很少有人去做。
“《西游記》中的妖怪，不算妖怪”
我們該怎樣定義“妖怪”？“妖怪”一詞最早出現在1800多年前東晉文人干寶在《搜神記》中：“妖怪者，蓋精氣之依物者也。氣亂于中，物變于外。形神氣質，表里之用也。”長期以來，妖怪和神話、和神靈、甚至和一些靈異的現象以及天賦異稟的人混雜在一起，而中國又有“萬物有靈”的心理認定，覺得山川萬物皆有靈魂，都可為妖。
張云給妖怪的界定為“反物為妖，非常則怪”，他認為，“妖怪”一詞的內涵總結起來有一下幾個共同特點。一是怪異、反常的事物和現象，是超越當時人類思維認知的，二是這種事物或者現象有存在的依附物，這種依附物可以是山石、植物、動物、器具等實體，也可以是人的身體甚至是一種特定的符號或者稱呼，三是經過人的感官、心理所展現，出現在人類可以接觸的范圍，而不是人類無法證實存在的虛幻場所。首先，“神仙”不是妖怪。中國神靈眾多，從原始人的天神崇拜、自然崇拜到本土宗教產生出來的神尊，再到佛教等宗教傳播后出現的神靈形象均不屬于妖怪的范疇，當然，要注意一種情況，就是：原本是妖怪，但升格為神或視之為神、以神稱呼，不在此列。
其次，“異人”不是妖怪。中國歷代典籍中關于能夠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羽化成仙的異人的描述極多，此類應該排除于妖怪之外。最后，“異象”不是妖怪。典籍中記載的諸如“人生三臂”“狗兩頭”等等的眾多偶然的異象，雖怪異，但不屬于妖怪的范疇之內。
清朝五十四代天師張繼宗寫了一本書《崆峒問答》，里面有這樣的記述：“妖，人之假造為妖；精，物之性靈為精；鬼，人魂不散為鬼。”張云在寫作《中國妖怪故事》時，參考了以上的觀點，以妖、精、鬼、怪進行分類。
妖、精、鬼、怪分類
“妖的特點就是人所化，人身上發生了某種變異，或者動物以人的形象呈現，核心與人有關；精，眾人將物質里面最精華的部分稱為精，同時它跟情感的“情”是通用字，所以最精華的又能引發情感的東西就是所謂的‘物之性靈為精’。但是這里還需要一個限定，動物不以人的形象出現，而是本來的面目就是精，否則可以歸入妖；至于鬼的話，那就是不論人還是動物，只要它死后魂魄仍在作怪，那就是鬼；最后就是怪，所謂‘非常則怪’，它可以指對人們來說非常不熟悉的，之前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比如《山海經》中記錄了很多比如九頭九尾之類的，就可以稱之為怪；還有跟我們的認識有很大差別的，比如巴蛇，它首先是蛇，但是巴蛇吞象，體型巨大，這肯定跟我們認識的蛇不一樣，所以也可以歸入怪中。總體上，妖、精、鬼、怪基本可以涵蓋所有的妖怪了。”張云介紹。
澎湃新聞：你在最開始談到，《西游記》里面的妖怪不歸入你的研究范疇中，是因為《西游記》是虛構的小說作品所以不考慮嗎？
張云：妖怪的歸類是要與人類某個時段的歷史生活發生過聯系的，它不是個人虛構出來的，而是符合當時的人對于世界的認知。比如《山海經》里的妖怪就算妖怪，因為當時的人們確實認為世界就是這樣的，其中的很多包括地理上一些記載后來有的也得到驗證了，此外，它還記錄過鸚鵡和猩猩，這些都是實際存在的，只不過是當時人認知中的一個很樸素的描述。
中國記錄妖怪的典籍，記錄的是生活中聽到的怪異之事、之物，也就是說，妖怪，是來源于真實生活的。
但是《西游記》相對就是一個個人的創作，它和生活完全沒有關系，是虛構的東西，這個意義上說它和世界是割裂的。我們當然可以說它是一個非常好的文學作品，但是要把這里邊的妖怪歸入妖怪學，這還是需要考慮的。妖怪本身是要根植于歷史、生活和當時現實土壤之中的。有的筆記小說，比如《閱微草堂筆記》或是《子不語》，里面的妖怪的確可以算作妖怪學的范圍，它不是憑空創造的，大部分是聽來的，但確實當時在某個地方的流傳之中生長孕育著這麼一個東西。
澎湃新聞：我想起《聊齋志異》中記載過一個會噴水的怪物，一家人搬到一個地方，夜間老夫人看到院長一個白發老媼在邊走邊噴水，第二天在院中挖出一具被水泡的浮腫的尸體。
張元：這個怪物，我沒有收入書中。一方面因為這個妖怪沒有一個確切的名字；另一方面，這樣的情況其實非常多，就是關于尸體的形象的種種描述，這樣的如果都算在內的話數量太大了，而且它也沒有典型性。
澎湃新聞：比如西王母，她之前其實是獅子的形象，后來逐漸轉變成人，還被神化。還有狐貍、刺猬這些開始也是小妖在作怪，但在北方地區被認為是“四大仙兒”進行供奉，這樣的妖怪你就收入他們前期的形象，而不取它在后世成為神仙的狀況了？
畫像石中擁有神格的西王母
張云：如果它本身是個妖怪，后來成了神靈，我會取它妖怪的部分。比如鐘馗，傳說他原來就是一個長得很丑的書生，唐朝科舉好不容易考中了，但是因為太丑沒有被錄取，他就一頭撞死了。皇帝有天晚上夢見一個鬼在騷擾他，之后突然出現一個大鬼把小鬼除掉了，鐘馗就借機會說了這個事情，皇帝就把鐘馗畫成畫像用來辟邪了。其實他是一個人，后來魂魄不散，肯定是可以歸入“鬼”的，但是因為皇室推崇，道教的引入以及文化的流傳中，慢慢他就被當成一個神靈了。但是他原本是鬼的形態出現的，所以我也把他列進了“鬼”的范疇里。日本的水木茂先生在他的《妖怪大全》里，也收入了鐘馗，是有同樣道理的。
澎湃新聞：之前聽過一個說法，認為《酉陽雜俎》里的恐怖似乎是沒有來由的，有點克蘇魯神話的感覺；而《聊齋志異》中它總是蘊含一種教化意義，起某種道德訓誡的作用。對于這樣的說法你怎麼看？
張云：其實妖怪的發展是有一個歷程的，一開始的妖怪文化和我們現在認識的肯定是不一樣的。比如說上古時期的典籍中就記載了很多妖怪，當時黃帝東巡，在海邊遇到一個神獸叫“白澤”，它把天下11520個妖怪都告訴了皇帝，包括妖怪的名字、形象、會干什麼、怎麼去對付它而不會受傷害之類的信息，后來黃帝就讓人把這些妖怪記載并做成圖錄，以示天下，這本書，就是《白澤精怪圖》。
《白澤圖》，敦煌保留下一些殘卷，現在收藏在法國。但是它上面關于妖怪的記載就非常簡單，大部分都是一句話形式，比如：“山中大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云陽。以其名呼之即吉。”意思就是說，如果聽到山中的大樹在說話，并不是樹發出的聲音，而是一種名字叫云陽的精靈，喊它的名字，就會帶來吉祥的事情。這種記載，就是非常簡單的描述，沒有什麼故事情節，甚至形象都很簡單。
先秦時代，是妖怪、妖怪文化的醞釀和初步形成時期。這一時期的中國妖怪，體現出四個特點。一是來源上，主要來自上古傳說、英雄、大自然的奇異物種，與現實生活距離較遠；二是數量上極為龐大，為中國妖怪構建了基礎版圖，是從空白上長出來的茂密森林，后世的妖怪頂多只能選擇從空白處的縫隙中創造，或者在原有的基礎上演化；二是在形象上，這一時期的妖怪想象奇特，氣勢磅礴，半人半獸、多頭多身、吞天噬地，豐富多彩，充滿了雄渾的浪漫主義氣息；四是在表現形式上，這一時期的妖怪，往往會描述其形象、出處、名字，言簡意賅，關于妖怪的故事情節基本上沒有，或者破碎。
這一時期是中國妖怪的“命名期”，中國大多數的妖怪，誕生于此。
澎湃新聞：所以不同的時代妖怪也是經歷了一個發展歷程？
張云：對的，比如到了兩漢時期，神仙方術、陰陽五行的流行為妖怪的盛行提供了土壤，而且也受到《山海經》的影響，寫作關于妖怪的作品的體例比如地理博物的、雜記的都開始出現了。這個時候，妖怪也從剛開始的半人半獸、能力巨大的“創世紀的妖怪”更趨向于大自然了，開始把妖怪和某些著名的人物、故事聯系在一起。相對于之前而言，它的篇幅也沒有很長，但是它已經開始有一些情節了。
到了魏晉南北朝的時候，關于妖怪的記述已經相當成熟了，作品數目多，甚至達到幾百種。另外，一些牛人、大咖也紛紛親自操刀，比如張華這樣的，包括像陶淵明也寫過妖怪的東西。這些大家，本身文字水平很高，而且開始關注人們的生活，所以這個東西就更完備了。
唐朝以后，完全呈現一種井噴的狀態，各種傳奇等的體例開始出現。之前我們的老祖宗在寫短篇，相當于現在寫個140字的微博，發展到后來開始寫中長篇的，比如《枕中記》這樣的，一個妖怪的故事可以非常長而曲折，妖怪本身要開始變化。以前我們說的那種“創世紀的妖怪”，和現實生活稍微遠一些。而在這個時代，妖怪煙火氣十足，出現在人們的身邊，血肉豐滿，又和老百姓生活十分貼近。
而且唐代還有個特別好玩的事情，就是這個時候愛情相關的妖怪，比如狐精，各種植物像是花精開始出現，以前盡管也有，但是沒有唐以后這麼多。整體上，一股清新之風融進來了，所以唐朝算是一個巔峰的時期。
宋元明清開始，中國的妖怪基本就過了那個鼎盛的時候了，基本都來自于生活，來源和題材都比較單一了，基本就是“鬼狐傳”，狐貍精、女鬼、書生間的愛情故事這樣的。
澎湃新聞：我們會發現，其實雖然都是妖怪，但是有的妖怪后來就變成神了，而有的就一直是妖怪，你考慮過是什麼屬性讓有的妖怪可以最后變成神嗎？
張云：首先，它要有一個先天的優勢，一出場能力就比較強或是出身比較高，我們說早期的“創世紀的妖怪”就很容易升格為神，因為它能力非常大。如果是一個很小的妖怪，本身也沒有什麼能力就很吃虧。而且，這個能力最好能和人的需求結合起來，比如說祈福、興旺或是發財、運氣這樣的，它就容易受到人的膜拜進而升格為神；或者就是非常兇惡，也要人去膜拜然后祈禱“別來找我事”，也可以成為神仙。
澎湃新聞：我感覺到中國的很多妖怪其實都跟人類有一個互動，比如會在家宅附近作妖啊，還有很多妖怪甚至是一定程度上幫助人的。
張云：這也是我特別喜歡中國妖怪的一點，中國的很多妖怪都非常有人情味。比如我書中寫到一個“提燈小童”，就是提著燈籠的一個小孩子。故事很簡單，就是明代的時候一個姓張的老頭，有天晚上很晚才從田里回來，路上特別黑還很難走，遠遠看到一盞燈飄飄悠悠過來，走近一看是一個提著燈的小孩兒，這小孩兒說“老太爺，家里人讓我來迎你”，這個場面其實是特別溫馨的，老頭就一手扶著小孩的胳膊往前走，但是仔細打量發現這個小孩子之前并沒有見過。等到他們到了家門口有燈光的地方，老頭發現就是一把破掃帚。
中國人認為跟人生活時間久的話，器物也會沾染人的氣息，有了歲月打磨的靈性，中國人說“敝帚自珍”對吧，我覺得家里有一個用了很多年，后來沒有用處了的一個掃帚，發現晚上家里人很晚還沒回來，就自己變成小孩去迎接他，這就是一個很溫暖的妖怪的故事。其實在中國的妖怪中，大部分都是很溫情的。之前提到妖怪，中國人就覺得很恐怖害怕，其實不是這樣，在與人打交道的過程中，受傷的大部分是妖怪。當然妖怪里也有一些很兇的，最后被除掉了。但是絕大部分的妖怪，都是帶著好奇的眼神，想和人接近，盡管最后受傷的大多不是人類而是它們。
澎湃新聞：但是似乎每每出現一個妖怪我們總要找個辦法除掉這個妖怪，比如講述一個故事之后總會提到一種辦法可以“克”這個妖怪。
張云：中國妖怪很多都是這樣，比如它本體是一塊石頭，你就要把它給砸壞了，這事情之后就再也不會發生了，中國人好像很喜歡做這樣的事情。所以我剛剛說，受傷的其實大部分是妖怪。
“選擇有名有姓的妖怪”
中國的妖怪文化記錄著社會變遷先人對于世界的探索和想象，可以說是自身世界觀、價值觀和生存狀態的綜合展現。最早史官在記載歷史的時候，除了重大的歷史事件，還會將各種怪異傳說一起記錄下來，所以說志怪小說其實是和歷史記載交織在一起的。
從中國汗牛充棟的古籍中找出妖怪，則需要下很多的苦功。張云介紹，他是按照時代的順序、一本本地去翻閱典籍，“有的時候，哪怕我知道這本書里可能沒有記載妖怪，我還是要全部翻一遍，我才放心它的確沒有。所以我后面列了近三部參考文獻，其實我翻過的參考資料遠不止這些。”
澎湃新聞：我注意到你在羅列參考文獻的時候，大部分是子部的，除了志怪類作品，你還列了很多史部和集部的史料，這之中是出于什麼考慮呢？
張云：因為中國妖怪的數量龐大而且分散在各個典籍之中，也許志怪筆記小說中會有專門的記載，但是很多史書中也會有零散的記錄。
剛開始的時候，比如在上古時期，怪異之事的記載和歷史不分家。每每出現一些怪異之事，都需要通過占卜的形式去預測，政治和宗教是融合的，關于妖怪的記載和歷史記載，是融合的。但是后來隨著歷史的發展，怪異之事、之物的記載就慢慢從歷史中分離出來了，但之中還是會留下痕跡。比如二十四史中會專門有關于天災的記載。
春秋戰國時期，妖怪的記載往往零散見于各類史書、文學作品之中，如《春秋》《左氏傳》《史記》《楚辭》等等，可謂百花爭鳴，內容樸素簡潔，是當時先民對于妖怪的記錄見證。也是在這一時期，志怪小說完成了從正史中分流、逐漸獨立成長的過程。
中國歷史上有一本對中國妖怪影響很大的一本書，雖然不如《山海經》有名，但是我覺得也是很重要的。這本書叫《汲冢瑣語》，它其實是一幫盜墓賊，就是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而出，出土時十一篇，唐初就亡佚大半，如今遺文只有二十余事。它的體例和《國語》差不多，除了一些歷史、傳說之外，還記錄了占卜、占夢以及一些神怪的東西，它被稱為為“古今語怪之祖”，意義重大，明代胡應麟稱“《瑣語》博于妖”，是十分精確的評價，標志著志怪正式從傳統的史集著作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志怪書。分析《汲冢瑣語》的內容可以看出，作為志怪源頭的神話傳說、宗教傳說、地理博物傳說，都被它繼承，不僅是此類小說的集大成者，也是開創者。作為一種雜史體志怪，《汲冢瑣語》是志怪小說的開端，直接影響了《漢武故事》《蜀王本紀》《拾遺記》等后來的一系列經典著作。
澎湃新聞：正史中也有記載關于一些不好解釋的自然現象的，比如災變和讖緯部分，在我們懷疑不會出現太多妖怪的正史中，偶爾也會出現很多的所謂的“祥瑞”，比如史書記載劉邦出生的時候，就出現了異象，還比如“三足烏”等。
漢代壁畫中的三足烏
張云：這還是需要回到妖怪的核心上面，用定義去判斷它屬不屬于妖怪。我在搜集資料的時候也發現了一些你提到的這些例子，其實中國的史書記載是一方面。但是很多別的典籍里也有提到。中國不是說一個妖怪出現在一個地方，其他就沒有了。當然，這種情況也存在，但其實一般講很多書中都會談到，而且比史書的記載更為詳盡。史書中記錄的大部分是以災變的形式，比如地震、蝗災這類的，它作為一個歷史事件或是歷史警示這種出現。相對而言，當然也會有一些別的，比如某個地方的人長了兩個頭這樣的，那要問這些算妖怪嗎，肯定也不算。所以，這些記載會對妖怪提出一些補充，但是主體還是分散在志怪、筆記類、宗教類等書中。
澎湃新聞：所以其實還是需要到專門講妖怪的子部中找資料，比如說《酉陽雜俎》《閱微草堂筆記》和《聊齋志異》這樣的作品，這些專門寫妖怪的還是你重點參考的吧？
張云：是的，這些書之所以創作出來，就是因為作者本身對妖怪這種事情很感興趣，他才會專門去記載，就像我做關于妖怪的專題一樣。但是還有一個情況，這些筆記小說里記載的也不全是妖怪，可能還有一些異人在里面，各種各樣的都有。古代人認識的和我們今天說的妖怪學還是有區別的。但是對于我來講，我覺得我把這個核心的定義把握住，把分類的標準把握住，然后去分門別類放進去就可以了。
另外，我在中間也遇到一些挺好玩的事情。我一般在選擇的時候，都會選書里記載的有名有姓的妖怪，我覺得是它有一個身份，有名字，就算是有了身份證，根正苗紅，可以算是真正的而不是編出來的東西。但其中我也遇到一些記載，比如這個妖怪的記述故事特別好，形象也很好，但往往寫到后面記錄的人就留下一句話“不知其所謂何怪也”，就只能舍棄掉了。所以，我還是總體上選擇有確切名稱記載的妖怪，這樣它的身份也更明確，否則只能很可惜地放棄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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