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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科右后旗四方臺子(科右前旗察爾森鎮寶河屯),駐扎了歸張學良管轄的屯墾軍,屬三團兵備防地。

這天清晨,三團團部西側的一條大路上,形色匆匆地過去4人,這4人不僅騎馬,而且馱載了許多行裝,形跡十分可疑。

正在操場上進行軍事訓練的三團一營三連官兵,第一時間發現了這4個可疑的人,并報告給了營長陸鴻勛。

彼時,屯墾軍的駐地屬于禁地,不允許隨意出入。所以,這4人的出現就顯得特別詭異,尤其是他們在炎熱的夏季,卻穿著棉衣棉褲,更惹人生疑。

營長陸鴻勛沒有遲疑,命令連長寧文龍帶兵將4人扣留審查。沒想到的是,這4個打扮成中國農民模樣的人嘴硬得很,無論士兵如何問話,都不肯作答。

官兵們只好直接進行搜查,這一搜不要緊,竟然搜到了讓人吃驚的軍用物品。其中包含了日文軍用地圖、中文軍用地圖,地圖上面有許多用鉛筆勾畫過的痕跡,顯然是在實地走訪之后,對地圖上的謬誤有所修正和備注。

除此之外,還有曬藍紙俄文地圖、三八式馬槍和南部式手槍、望遠鏡、繪圖板、方圓形羅盤針等等,其中有三個表冊最引人注目,其中的內容囊括了興安區農墾軍的兵力部署、將校姓名、官兵數量、槍炮種類、駐防地點等等信息,無一不是屯墾軍的軍事機密。

這些數據映入眼簾的那一刻,農墾軍官兵立刻知道此事不一般,面前的這4個人很可能是間諜。

時任第三團團長的關玉衡,當時正帶著騎兵大隊赴突泉剿匪,途中接到副團長派來的副官趙衡的飛馬傳報。關玉衡聞報后,深感事情重大,未做停留,連夜率隊趕回團部。

起初,關玉衡審訊4人,對方以語言不通為由,拒不回答問題。不料,農墾軍中精通外語和方言,很快就在第一輪審訊中,有了突破。

這4個人當中,有兩名日本人,一名俄羅斯人,一名蒙古族人。

為首的日本人名為中村震太郎,是一名現役日本陸軍大尉,是他們的頭目。另一名日本人名為井杉延太郎,曾為騎兵預備曹長,如今已經退役,靠經營一家名為昂榮的旅館為生,此次是受中村震太郎委托,一起從事間諜活動。

至于那位俄羅斯人,曾為洮南二龍索口煤礦(萬寶煤礦)的采礦師,被人稱為“戈礦師”,由于他懂日、蒙、漢語,被中村震太郎看中,找他來做自己間諜行動的譯員。

最后一人是一個蒙古族人,老家是扎賚特旗,名為劉文茂。這個人的身份是旗札薩克巴布扎布的女婿。扎賚特旗巴公爺派他給中村震太郎做向導,并不是僅僅為了錢,他希望借此機會拉近和日本人的關系,在日本實施侵略時,趁機掌控興安區。

除了中村震太郎以外的三人紛紛如實交代犯罪事實,只有中村震太郎本人頑固不化,抱有僥幸心理,始終不承認自己的間諜身份,百般狡辯。

中村震太郎有一副中上等身材,有著職業軍人的特殊氣質,在他的右手,因為長期持槍,在虎口處布滿了老繭,這也是識破他的間諜身份的重要證據之一。

中村震太郎受審時,身著深灰色棉衣棉褲,夏天穿棉衣看似怪異,其實是他利用棉衣作掩護,暗中將許多重要的文件藏在了棉衣內,意圖躲避盤查。

但他的“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舉動,根本無法蒙蔽充滿智慧的中國人,很快就被官兵們發現了其中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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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著俄式皮制夾克,頭戴三耳火車頭式革制皮帽的中村震太郎,眼睛上掛了一副墨鏡,即便是受審,仍然十分狂妄。

審訊過程中,中村震太郎拒不配合,關玉衡改用日語審問后,他才出示了自己的“日本帝國東京農業學會會員中村震太郎”的名片,并極力表明自己是一個農學家,并非間諜。

中村震太郎的拙劣表演,在同為職業軍人的關玉衡眼中,根本不值一提,關玉衡在仔細觀察中,已經發現了他多處破綻,軍人的氣質、握槍的老繭、犀利的眼神等等,無一不在說明他根本不是什麼農學家,而是一個訓練有素的間諜。

關玉衡不理會中村震太郎的謊言,直接問他:“你來我們東北執行什麼任務?目的是什麼?”

中村震太郎開始還狡辯:“考察農業,研究農業發展問題!”

關玉衡早料到他會如此抵賴,大喝道:“胡說!考察農業,為什麼到我們的軍事駐地搞情報?”

中村震太郎面對關玉衡的質問無言以對,重新沉默起來,閉口不言,妄圖以這種方式拖延時間。

即便中村震太郎的間諜身份已經鐵證如山,但他卻并不害怕,而且十分狂妄。在第二次審訊時,他竟然在鐵的事實面前撒起了潑,突然對前來讓他簽字的士兵揮拳,又與后續趕來制止他的士兵們進行格斗。

關玉衡對中村震太郎的狂妄忍無可忍,就在他與眾人廝打成一片之際,關玉衡拍案而起,抽出戰刀架在中村震太郎的脖子上,就要手刃了他。中村震太郎見狀大驚,囂張氣焰得到收斂,乖乖供認了自己的間諜罪行。

中村震太郎明明已是階下囚,為何還敢如此囂張?因為他心中有倚仗,根本沒把農墾軍的官兵放在眼里,他認為屯墾軍官兵不敢傷害自己。

那麼,他的依仗究竟是什麼呢?歸根結底,其實還是當時日本強大的國力,他膽敢有恃無恐地進入農墾軍駐地搞情報,正基于此。

彼時,日本人侵華之心不死,試圖通過張作霖取得更多的在華利益,但張作霖根本不吃這一套,不愿意做日本人的傀儡,并試圖借助列強之間的關系博弈,擺脫日本人的控制。

日本人見狀,立刻就急了,一手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將張作霖給暗殺了。日本人此舉在當時造成了極壞的影響,受到了各方的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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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張學良子承父業,掌控了東北軍。日本人希望將張學良發展成自己在滿蒙利益的代言人,卻沒想到,張學良繼承了父親張作霖的遺志,以民族大義為先,依然不愿成為日本人的傀儡,不僅不幫助日本人在滿蒙發展勢力,反而“急謀富國強兵之道”,為軍隊謀取一個休養生息的機會,設立興安屯墾區,并建立了墾農軍,同時成立興安區屯墾公署。東北炮兵軍軍長鄒作華被任命為屯墾軍司令兼屯墾督辦。

墾農軍下轄3個團,第一團駐索倫,第二團駐科右前旗葛根廟,第三團駐科右后旗鎮國公府。

關玉衡任第三團的團長,駐扎地為科右后旗鎮國公府(察爾森鎮)。他在此地的任務主要有兩個,一個是開荒種地,另一個是剿匪戍邊。所以,屯墾軍其實一支全副武裝,極具戰斗力的隊伍,任務重,意義大,成為日本人侵華之前,有必要摸清底細的一股軍事力量。

東北軍對日本的野心早有防備,為預防有人覬覦農墾軍,東北長官公署早早地照會駐沈陽各領事館:

“興安區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深林密,惟恐保護不周,謝絕參觀游歷!凡外國人要求入區者一律不發護照!”

言外之意,興安區乃是屯墾軍禁區,有不顧約束,擅入禁區者,安全自負。除了日本領事館對此無動于衷外,其余駐沈陽的各領事館,紛紛表示知曉。由此可見,日本覬覦興安區之心久矣,中村震太郎潛入屯墾軍禁區從事間諜行動也是早有預謀。

其實,中村震太郎潛入屯墾軍禁區被捉這次,已經是他第二次到興安區刺探軍情了。早在1931年初,他就潛入過一次,不過那一次潛入并沒有什麼收獲,草草的結束了。

中村震太郎,原名叫“麗太郎”,入伍以后才改名“震太郎”。他的家族屬于鐵道的官宦世家,其父中村是公曾經在大連擔任過日本“滿鐵”總裁。

因為家里的條件好,出身也正,他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是日本士官學校12期生,畢業于“陸大”的測繪系,這也為他日后成為潛入屯墾軍禁區做間諜埋下了伏筆。

1931年初,時任日軍參謀本部情報科陸軍大尉的中村震太郎,奉命前往東北執行任務。

中村震太郎從東京出發,乘船直抵大連,第一件事便是拜謁他的父親中村是公。父子二人此次會面,身為父親的中村是公,為了兒子的前途可謂煞費苦心,他為了迎合日本軍國主義,命中村震太郎為日本人提供一份《入侵滿蒙方案》,并為兒子此行鋪好了路。

中村是公與中村震太郎做了一次長時間的促膝長談,將此事的一些關鍵處進行強調,他對兒子的談話中,主要安排了如下兩點:

第一,此行事關重大,必須要先去沈陽面見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見面之后,一定要做到這八個字,“面授機宜,求其保護!”

第二,此行雖然兇險,但不必太過擔心,放膽去干即可,即使被擒也不要緊,關東軍完全可以將他要出來,但在此之前,切記不要激怒滿蒙軍人。至于護照那些事情也不用他管,哈、沈領事館會為他辦妥。

中村震太郎將父親的話深深記在心里,轉而帶著使命離開,即刻啟程去沈陽,按照父親的規劃,抵達沈陽后,首先面見日本的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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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賢二這個人很壞,他是繼青木宣純和坂西利八郎之后,在中國從事間諜活動的又一個特務頭子,也可以稱之為日本在中國第三代特務頭子,他做的壞事數不勝數,后來建立的偽滿洲國便是他在幕后參與操作。

當中村震太郎來到他的面前,為了達成自己建立偽滿洲國和策劃華北自治的險惡目的,他交給了中村震太郎兩個任務:

第一,他命令中村震太郎提供給他一份《入侵滿蒙方案》,這份方案不能是閉門造車,需要他親自踏查興安區,取得真實準確的相關數據。

第二,土肥原賢二命中村震太郎在前往興安區采集數據的時候,同時策反東蒙古各旗王公。

中村震太郎本就深受父親的思想影響,此時又得到土肥原賢二的肯定和支持,更加有恃無恐,與土肥原賢二分開不久,便途經齊齊哈爾沿綽爾河來到扎賚特旗王府,實施策反行動。

隨后,又利用洮索鐵路來到終點站葛根廟,準備繼續進行策反行動,但他的異常行為被興安區屯墾軍注意到,“中村私入興安屯墾軍禁區”一事被得知,他的任何行動都被監視,屯墾軍的高效行動給了中村震太郎很大壓力,他懾于屯墾軍防范之嚴密,不敢再有進一步行動,草草結束了第一次潛入興安區的間諜行動,倉皇逃回沈陽。

中村震太郎的第一次潛入興安區的間諜行動,就這樣無疾而終。然而興安區屯墾軍給他帶來的威懾,顯然沒能壓制住他的野心,返回以后的中村震太郎,不僅不吸取教訓,反而變本加厲,準備再次潛入興安區。

這一次,在日本駐哈爾濱領事館的要求下,中村震太郎以“日本農學家”的身份拿到了游歷考察護照,并在遼寧省交涉署的“辦事處”,取得一個“農業考察團”的通行證。

然而,這些證件并不能讓中村震太郎在興安區肆無忌憚,因為他并未取得興安區屯墾公署的簽證,也沒得到興安區屯墾軍司令部批準,依然屬于“私入興安區屯墾軍禁區”的范疇。

所以,中村震太郎第二次潛入興安區屯墾軍禁區從事間諜行動,屯墾軍將其逮捕,于情于理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尤其是東北長官公署已經有言在先,照會過各個駐沈陽領事館。

但是有一點,中村震太郎的父親中村是公說得很對,他即便被抓,關東軍也會將他要走,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關玉衡等人捉了中村震太郎等四人以后,特意聚集到一起,開了一次研討如何處置他們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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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到日本間諜,而且鐵證如山,本是一件沒什麼可商榷的事情,但問題在于,弱國無外交,此事一旦宣揚出去,則關東軍勢必要介入,屆時日本人將中村震太郎等人要回,丟了面子事小,被日本得了興安區屯墾軍相關的“兵要地志”事大。

捉拿日本間諜本是大功一件,此刻反成了“燙手的山芋”,會議上各種說法都有,眾人一時間拿不定主意,這畢竟是一件牽涉甚廣的大事,容不得有半點差池。

就在眾人嘈雜未定之際,副團長董平輿與一營長陸鴻勛提出一個驚破天的建議,他們認為這四名間諜不能公開處置,否則結果顯而易見,定然是要被關東軍索回,屆時興安區屯墾軍機要數據盡失,于國不利,當果斷將這隊以日本大尉中村震太郎為首的四人間諜秘密處決,以絕后患。

此言一出,在座的眾位皆驚,秘密處決日本大尉,這可是“捅破天”的大事,但出于對國家利益的保護,又是不得不為之事。身為東北軍官的關玉衡,聽完他們的建議,當即拍板決定秘密處決:

“第三連連長寧文龍、第四連連長王秉義,把中村震太郎等4名間諜犯一并槍決!”

身為日本大尉的中村震太郎,可能做夢也沒想到,居然遇到這麼一位中國的東北軍官,根本無懼日本關東軍的威懾,于午夜時分,將他們四人帶到察爾森后山坡,秘密處決,同時將他們重要的間諜物證留存,其余物品,包含馬匹、尸體、行李在內,全部焚毀滅跡。

關玉衡在事后將知情者聚集在一起,宣布了保守軍事機密的《約法八章》,確保無人泄密,將此事永遠地隱藏下去,即便是關東軍找麻煩,也沒有任何證據。

關玉衡做完善后工作,依然保持了職業軍人的素質,次日清晨,親自趕往興安區屯墾公署,向上級報告了自己處理中村震太郎等人的結果,并將相關罪證委托東北軍長官公署的苑崇谷團長呈送張學良。

關玉衡雖然行事果斷,但對此事也有擔心,他的擔心主要來自于張學良對此事的態度,畢竟處決日本大尉這件事牽連甚廣,如果被日本人知曉此事,日本很可能借題發揮,做出什麼事情來都不好說。

直到張學良的批復來到關玉衡手中,他一顆心才真正放下,張學良的電令核心僅有八字:“妥善滅跡,作好保密。”

顯然,關玉衡的做法,得到了張學良的肯定和支持。隨后,關玉衡對知情者再次開會重申,秘密處決日本大尉一事,泄密者當以軍法論處!

按理說,關玉衡將此事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又得到了張學良的支持,未來即便有人追問此事,只要一口否認即可。令人萬萬沒想到的是,在日本特務川島芳子等人的追查之下,秘密處決日本間諜的事件還是百密一疏,因為一塊手表的出現而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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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中村震太郎此次潛入興安區進行間諜活動,在事先就已經與日本的片倉衷太尉有約定,在間諜行動結束后,會在指定的時間和地點見面。

但是指定的時間已經過了,片倉衷太尉在王爺廟左等右等不見中村震太郎,知道事情出現變故,立刻向關東軍特務百武中佐進行了報告,百武給片倉衷的答復是,“不惜一切代價,不擇手段秘密查明情況。”

至此,尋找失蹤的中村大尉成為一件極其緊要的事務,包含日本哈爾濱特務機關、關東軍司令部、洮南的滿鐵公所在內的日本組織都積極派人參與到搜尋中村大尉的行動中,搜尋范圍覆蓋了齊齊哈爾、海拉爾、滿洲里、洮南等地,卻因為關玉衡等人處置得當,始終一無所獲。

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不滿調查結果,決定親自深入興安區進行調查,結果依然一無所獲。

就在中村震太郎等人被東北軍官關玉衡秘密處決后一個月左右,齊齊哈爾朝日旅館(日本間諜設立的秘密據點)的老板鈴木,上報一個重要消息:時任東北駐吉林、黑龍江的修筑鐵路大員王翼先,在光顧風塵女子的時候,不慎泄露了中村等四人被屯墾軍秘密處決的消息,并聲稱屯墾軍第三團三連司務長李德保手中有一塊屬于中村的手表。

土肥原賢二這個日本特務頭子,素來喜歡將自己的情報機構偽裝成特殊場所,這一次成功利用這樣的場所,獲得了重要情報。

這個情報他非常重視,在得到消息以后,沒有輕舉妄動,而是即刻調回正在天津執行任務的川島芳子,讓她接手調查此事,并要求務必取得中村遺失的手表。

號稱“東洋魔女”的川島芳子是有名的特務,長相貌美卻擁有蛇蝎心腸,辦事素來以狠辣著稱,作惡多端。此次她接受任務以后,立即制定了誘捕王翼先和李德保的計劃。

她派人告訴王翼先和李德保,有一位朝鮮的金姑娘,從南滿帶來一些“白貨”想低價出手,因為時間緊急,如果他手頭不寬裕,也可以拿其他物品抵押,等貨物出手再付給她錢款。

王翼先和李德保均是好色貪利之人,得此消息早失了智,馬不停蹄地趕到朝日旅館,本就急功近利的二人,被日本特務裝扮的女子迎進屋內,在美女的接待下,更沒了半點防備。

川島芳子假扮的朝鮮金姑娘對李德保提起抵押一事,李德保被川島芳子的美色所迷惑,身無長物的他,立刻將一塊手表的抵押契票取出交給她。

川島芳子接過契票仔細觀看,確認這張契票抵押之物正是中村的那塊“三道梁”手表后,臉色立刻變得嚴厲起來,對李德保厲聲說道:“你知道我是誰嗎,我是川島芳子!”

李德保見剛才還千嬌百媚的“金姑娘”,此刻卻一臉殺氣地自稱“川島芳子”,大驚失色,他自然知道川島芳子的名號,自知不是她的對手,轉身就想逃走。

川島芳子等人早有準備,已經有人堵住了離開的路,李德保見狀,知道自己逃跑無望,只好轉身跪在川島芳子的面前不停地磕頭,乞求留他一條生路,并在川島芳子的逼問下,說出了整個的事情經過。

原來,當初審訊中村震太郎的時候,與他發生了肢體沖突,在這個過程中,中村震太郎將他佩戴的一塊手表甩了出去,掉落在門后,因為當時的場面很混亂,這個細節被忽視。關玉衡的司務長李德保,正好在此時前來送夜宵,發現了這塊手表,趁亂將手表撿起來,據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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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震太郎的這塊手表很特殊,是一塊日軍軍官專用的“三道梁”手表,很容易辨認,李德保平時好色亂賭,拿到手表后被錢迷住了心竅,竟然不顧后果,將這塊“三道梁”手表拿到大興當鋪抵押換錢,隨后就直奔洮南府翠花樓消費去了。

川島芳子聽李德保說完事情發生的經過,從中得知了那塊“三道梁”手表的下落,對李德保立刻起了殺心,但是她沒有選擇槍殺李德保,而是佯裝要放他走的樣子先穩住他,又送了他兩包銀元和一杯果酒,唯利是圖的李德保見到銀元,以為自己因禍得福,對川島芳子遞來的果酒絲毫不防備,一飲而盡,他又哪里知道,那杯果酒是一杯毒酒,他喝完不一會兒,就毒發身亡了。

川島芳子隨后憑契票拿到那塊原屬于中村震太郎的“三道梁”手表,日本陸軍總部則以此作為證物,悍然捏造事實,卻隱諱了中村震太郎等人的間諜罪行,口口聲聲說中村震太郎一行人當時攜帶了鴉片和海洛因,在興安區被關玉衡官兵殺人越貨。

他們胡編亂造全無底線,在各大媒體報紙上捏造事實,制造輿論,給張學良施壓,要求他將關玉衡等人槍決抵償,并賠償損失。

日本陸軍總部在《關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難聲明》中捏造事實:“帝國陸軍大尉中村震太郎在滿洲被張學良部隊劓鼻割耳,切斷四肢,悲慘遇害,這是帝國陸軍和日本的奇恥大辱。”

盡管東北長官公署早已照會過各個駐沈陽領事館,興安區為禁區,私入無法保證安全。而且中村震太郎一行人在禁區從事間諜活動,證據確鑿,即便處決也是有理有據。

然而,弱國無外交,盡管是非曲直再清楚不過,日本陸軍總部卻依然可以顛倒是非黑白,全然沒有底線,局勢越來越險峻,張學良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張學良與日本方面溝通的過程中,對方屢次大言不慚,聲稱處理不當,會以武力解決,并提出四點要求:

一、由東北地方長官臧式毅和榮臻向關東軍司令官以最嚴肅的形式道歉;

二、對中村及井杉延太郎賠償100442萬日元;

三、對屯墾軍團長關玉衡以下責任者處以嚴刑;

四、保證解除對日本人到洮南地區事實上之封鎖。

面對日本提出的無理要求,張學良十分生氣,但也不愿意因此將事態擴大,經過商議,決定暫時拖延時間,避免激化矛盾,榮臻參謀長又委派東北炮兵重炮旅旅長王致中,大張旗鼓的前去興安區“拿辦”關玉衡,實則是去找關玉衡商量解決辦法。

王致中的意思是,不可擴大事態是前提,然后可以做兩個選擇,一個是將關玉衡送到蘇聯,暫避風頭;另一個是關玉衡帶上證明中村犯下間諜罪的證據,前往沈陽找日本人談判。

關玉衡當即表示拒絕出國避風頭,他說:“日本間諜到我防地偵察破壞,我處死他們沒罪,好漢做事好漢當,我做了死的準備!”

關玉衡秘密抵達沈陽后,暫住憲兵副司令李香甫私宅中,當時已經是9月中旬左右。

雙方就中村間諜一事談判過程中,日本駐沈陽領事林久治郎,面對中村犯下間諜罪的罪證啞口無言,聲稱“事關軍部,得回去請訓”,談判終止。后來恢復談判,又提了許多無理要求,但在鐵證面前,依然占不到任何便宜,大有惱羞成怒的跡象。

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悍然炮擊北大營,發動“九一八”事變,日本人對于所謂的“中村事件”根本無意談判,皆是為制造矛盾,尋找借口發動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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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關玉衡和李香甫扮成紳士躲過日本兵的搜查,徒步來到皇姑屯乘火車直達北平面見張學良。

幾天后,關玉衡在張學良的官邸見到他,張學良見到這位昔日的同窗,滿臉笑意地說:“你還跑出來了。”關玉衡聞言,說道:“對不起您,誤了大事!”

張學良是明白人,深知日本關東軍的野心,即便是關玉衡秘殺日本大尉的事情沒有因為一塊手表而泄密,日本關東軍也會尋其他理由發動戰爭,他安慰關玉衡道:

60多個外交案件,你這是個小案件,沒什麼。

關玉衡聽到張學良的話,心中大為寬慰,事后張學良給了他一些錢,讓他在北平過上安穩日子。

關玉衡是幸運的,但不是每一個人都有他的運氣,日本關東軍入侵東北以后,立即下了通緝令通緝關玉衡,關玉衡的父親年事已高,聞訊承受不住壓力,擔驚受怕而死。翌年,關玉衡的四弟關瑞符飽受日本侵略者折磨后,被釘死在南江沿的火磨樓上;關玉衡的二妹夫在獄中被折磨死;關玉衡的母親因整日痛哭,導致雙目失明,患病臥床。

關玉衡本是嫉惡如仇的熱血男兒,知曉這些悲痛的消息以后,再也不愿意留在北平,毅然重返東北,加入抗日斗爭。

1965年,關玉衡病逝,享年68歲。

關玉衡被周恩來親切地稱為“愛國軍官”!他憑借一腔熱血,怒斬敵酋,雖然隱秘最終泄露,被敵人知曉,卻在面臨生死之際,依然不愿意向敵人的淫威低頭,絕不出國避風頭,毅然手持鐵證迎難而上,令人敬佩!

身處亂世卻贏得平穩生活的關玉衡,沒有貪圖安逸,而是重燃熱血,帶著與入侵者的國恨家仇,重返戰斗前線,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給敵人有力的回擊,保家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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