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到了一九七零年時，勢頭就弱了。開始安置被定性的一些人。那些被安置的人員統稱為“五七戰士”。父親被定性為：“出身反動家庭，歷史反革命”。其實那年父親只有三十四、五歲，是建國后，新中國培養的機械師。經過一段時間的羈押，經歷批斗、挨打，然后被放回家了,這次安置首當其沖。父親被告知：全家一起下放農村。之前的經歷已使父親膽戰心驚。于是，父親惶恐不安地說：“堅決服從，聽從上級安排”。實際上沒有商量余地，不服從也不行。然后父親又膽怯地請求說：“既然讓我去農村，就讓我回遼西老家吧！父母老了，我要回到他們身邊，請領導批準。”水利發電站革委會領導可能想，哪個地方的農村都一樣，于是答應了。并且派車遣送。
一九七零年春季某一天早晨，天剛蒙蒙亮，遼東的春天氣候還很涼，我們全家就要啟程了，在解放卡車的無蓋后箱里裝上家里的兩個衣服箱、六口人的行李、炊具，及為了回鄉后制作家具而準備的一些木材。父親、十六歲的大姐、八歲的二姐三個人，也都上了車后箱。母親和七歲的我，三歲的弟弟三個人坐在了副駕駛座位上。汽車啟動了，父親和兩個姐姐直直地站著，一只手扶著汽車后箱護欄，揮舞另一只手和送行的鄰居告別。駕駛室里，母親搖下車窗，抱起弟弟，母子三人看著窗外鄰居，和他們擺手再見，此時的母親已經淚流滿面。
汽車開動了，一路西行。那時候，哪有柏油路啊！全部是土路。汽車上下顛簸起伏，再加上風吹日曬，二姐開始暈車嘔吐，父親和大姐手忙腳亂找東西接嘔吐物，情急之下拿過來鋁制水瓢來接。二姐本來還是小孩子，由于有比她還小的妹妹和弟弟，只好拿她當大孩子來看了。二姐一會兒一吐，最后連苦膽汁都吐出來了，因為沒有盛水器具，所以不能帶水，而又不能停車找水，因此連漱口的水都沒有。坐在駕駛室的母子三人，我和弟弟還好沒有暈車。真是年幼不知愁滋味兒，一會兒看看窗外，一會兒又和母親說著什麼，而母親神情憂郁，眼睛始終流著淚，一會兒用手擦拭一下。一邊有一句沒一句地回答我和弟弟的問話。另一邊擔心著外面的二姐。同時也對未知的生活充滿迷茫和恐懼。現在高速路，走五、六個小時的路程，當年在路上走了兩天一宿，二姐只吐不進食，身體軟綿綿的，只能躺著，已經坐不起來了。
第二天下午，終于到達了老家所在村子。那時沒有電話，不能及時通知老家人。但是恰巧二叔在路邊干活，看到我們來了，騎著破舊自行車在前邊帶路，把我們領到他家。他家是遼西地區特有的圓頂四間房，西屋兩間，中間是廚房，還有一個東屋。叔叔把東屋騰出來，給了我家六口人居住。
從此，一家人更為苦難的生活開始了。一位哲人說：永遠不要相信苦難是值得的，苦難就是苦難，苦難不會帶來成功，苦難不值得追求，磨練意志是因為苦難無法躲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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