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含責任與命運的意思的詞條

陸克文

美國亞洲協會會長，澳大利亞前總理

肖連兵

光明日報社國際交流合作與傳播中心秘書長

8月10日，在孟加拉國達卡機場，工作人員運送中國通過“新冠疫苗實施計劃”供應孟加拉國的新冠疫苗。新華社發

7月12日拍攝的成都發往波蘭斯瓦夫庫夫的中歐班列。新華社發

圖為中企承建的哈薩克斯坦圖爾古松水電站。新華社發

【光明國際論壇對話】

未來中美關系需是“有管控的戰略競爭”

肖連兵：尊敬的陸克文先生，作為美國亞洲協會第八任會長，請您介紹一下協會的相關情況。

陸克文：美國亞洲協會由洛克菲勒三世于1956年出資籌建，是一個全球的綜合性非政府、非營利、非黨派組織，目前在全球有13個分中心和辦公室。協會一直努力促進亞洲和世界的聯系、交流與合作，我是第一個當選為會長的“老外”。我給協會確定的新使命是：探索共享的未來。這里的未來是復數，因為未來的秩序是多元的。協會與中國有著廣泛、長久且深入的交流，不少中國的老朋友們在過去幾十年里都是協會的常客。2020年12月，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北京同美國亞洲協會舉行了視頻交流。

肖連兵：作為美國亞洲協會會長，您對中美關系的未來發展有何看法？

陸克文：今年2月，我在《外交事務》雜志上發表了署名文章《打不起的戰爭——如何避免中美沖突的災難》，在中美兩國和世界范圍內引起了廣泛反響。

如今，華盛頓和北京在很多問題上意見相左，但至少在一件事情上他們的看法是一致的：21世紀20年代，兩國之間的競爭將進入一個決定性階段。這將是險中求生的10年。無論雙方采取何種戰略，無論事態如何發展，中美戰略競爭的激烈化已不可避免。不過，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兩國仍有可能設置預防戰爭災難發生的防護欄，我稱之為“有管控的戰略競爭”聯合框架，這個框架旨在降低國家間的競爭升級為公開沖突的風險。

到這個10年結束時，中國GDP將最終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中國共產黨對此越來越有信心。西方精英可能會忽視這一里程碑事件的重要性，但中國共產黨不會。對中國來說，經濟規模從來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經濟成為世界第一，將使北京更有信心和決心，也會讓中國在與美國政府談判時更具優勢。與此同時，中國在其他方面也在繼續前進。中國政府2020年秋季公布的《2021—2035年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旨在讓中國在2035年成為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創新科技領域的領先者。北京目前還在加快國防和軍隊現代化。這些都是中美關系中至關重要的因素。

肖連兵：您怎樣看待當前的中美關系？

陸克文：美國方面必須盡快決定如何回應北京。如果美國選擇與中國進行經濟脫鉤、公開對抗，世界各國都將被迫選邊站隊，緊張局勢升級的風險將會更大。一些決策者和專家對于華盛頓和北京能否避免這種結果持懷疑態度，這是可以理解的。兩國需要考慮找到有效的框架，在預先商定的范圍內管理他們的外交關系、軍事行動和網絡活動，以最大限度地保持關系穩定，避免沖突意外升級，并為兩國關系中的競爭與合作留出空間。

“有管控的戰略競爭”將對中美雙方的安全政策和行為設立嚴格限制，但允許雙方在外交、經濟等領域進行全面和公開的競爭。這也將讓華盛頓和北京能夠通過雙邊協議和多邊論壇在某些領域開展合作。盡管這種管控框架很難構建，但這種方式仍然是可行的，尤其是在其他選擇很可能產生災難性后果的情況下。“有管控的戰略競爭”的概念基于對全球秩序的思考，具有深刻的現實主義特色。競爭雙方共同制定有限的規則，降低雙方的根本性風險，防止戰爭。在共同規則內，雙方均全力參與所有政策和領域的競爭。但如果任何一方違反共同規則，則約定終止，叢林法則的所有危險和不確定將會出現。

建立上述框架的第一步是，確定雙方必須立即采取的幾項措施，以開展實質性對話，制定雙方必須遵守的硬性限制條件。例如，雙方均不得以關鍵基礎設施為目標，進行網絡攻擊。華盛頓必須繼續嚴格遵守“一個中國”政策，尤其是要結束特朗普政府時期挑釁性且不必要的對臺北的高層訪問。在南海，美國及其盟友要減少其行動次數。而北京方面也會采取一些相應的行動。即便雙方就這些規定達成一致，但是各方也得接受另一方仍會努力在不超過限制的情況下最大化自身優勢的做法。比如，在外商投資市場、技術市場、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他們仍是競爭對手。

肖連兵：在后疫情時代，中美之間還有哪些合作的空間？

陸克文：雖然中美兩國之間的競爭不斷加劇，但雙方在某些關鍵領域仍有合作的空間，以及合作的必要性。除合作應對氣候變化外，中美兩國還可以在朝鮮核問題和伊朗核協議方面進行合作；可以在印太地區采取一系列建立信任的措施，如協調應對災難和完成人道主義任務；可以合作提升全球金融穩定，特別是同意重新安排受疫情嚴重影響的發展中國家的債務；還可以共同建立一個更好的系統，在各發展中國家分銷新冠疫苗。當然，雙方可以合作的領域遠不止于此。

所有合作項目背后的戰略依據都是一樣的：對于中美兩國來說，在“有管控的戰略競爭”共同框架內運作，一定比完全沒有規則要好。該框架需要由兩國領導人指定的高層代表進行談判，只有這種直接高層對話才能就雙方均須遵守的硬性限制條件達成共識。一旦發生違規，將由上述人士負責聯絡事宜，并負責處理違規事件造成的后果。

隨著時間的推移，雙方或許能建立起最低程度的戰略信任。雙方也可能會發現，持續合作應對共同面臨的全球問題（如應對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好處，開始影響兩國關系中其他競爭更激烈甚至有沖突的方面。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是異想天開。我只能邀請這些人提出更好的方案。目前，中美兩國均在摸索、嘗試，看看能否找到一種模式，在接下來危險的10年里管理兩國關系。除非兩國就上述管控達成基本協定，否則兩國關系將會不可控。

肖連兵：衡量“有管控的戰略競爭”有效性的標準是什麼？

陸克文：如果到2030年，中美兩國仍未在臺灣問題上發生軍事危機或沖突，或者未發生實質的破壞性強大的網絡攻擊，這就是一個成功的標志。如果中美兩國達成協定，禁止發動各種形式的機器人戰爭，如果中美兩國立即攜手采取行動，配合世界衛生組織，防止下一波疫情出現，這些都是明確成功的標志。但最重要的成功標志或許是，中美兩國在充滿活力的開放市場上競爭，努力爭取全球支持各自制度提供的思想、價值觀和問題解決方法。孰優孰劣，我們拭目以待。

“有管控的戰略競爭”將突顯這兩個大國的優勢，同時考驗兩者的劣勢。競爭的中文，來自《莊子》中的“并逐為競，對辯為爭”。中美在進行雙邊競爭，在進行多邊競爭，這會是新常態。關鍵是，大家一起設定競爭的規則，然后在共同的規則里公平競爭，制度更優者勝。

應對氣候變化，世界欠中國一個感謝

肖連兵：您提到中美合作應對氣候變化，我們也看到中美在上海的相關聯合聲明。

陸克文：在清華大學110年校慶期間，我受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先生的邀請，在清華氣候大講堂發表了演講，題目就是《至關重要的中美合作應對氣候變化》。中國近期希望在全球氣候行動中發揮領導作用的愿景，可以追溯到2014年，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統就氣候變化問題發表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聯合聲明。從那時起，中國就表現出在世界舞臺上展示自己氣候成就的堅定決心，而應對氣候變化也越來越成為中國國際形象的一個重要亮點。

習近平主席2020年9月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的講話中宣布，中國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標志著又一個全新的里程碑。中國通過這一宣示向世界表明，它已不再滿足于成為國際應對氣候行動的參與者。在北京眼中，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領導力已如開弓之箭。換言之，無論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采取何種措施，應對氣候問題都是中國的優先目標。這標志著圍繞中國應對氣候問題領導力的地緣政治格局進入了一個重要的新時代。

肖連兵：您如何評價中國提出的“生態文明”？

陸克文：習近平主席將其納入中國共產黨的核心詞匯庫，并使其成為“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一大支柱。人們注意到，這與西方傳統的環保主義概念是有所區分的。在生態文明理念中，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是協調統一的。習近平在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時就指出環境保護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

到目前為止，國內形勢和需求一直是中國環境保護穩步向前發展的核心驅動因素。2015年和2016年，中國展開了密集的生態環境改革工作，包括把生態文明理念寫入“十三五”規劃，并將其與“中國夢”和“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對接。中國多次強調，應對氣候變化不是別人要我們做，而是我們自己要做，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內在需要，也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擔當。中國的生態文明愿景也是中國在2015年提交的國家自主貢獻方案中的核心思想，這是中國在《巴黎協定》下作出的第一個承諾。這有助于說明，為什麼就在以退出《巴黎協定》為綱領當選美國總統的特朗普就職前幾天，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發表重要講話，釋放出中國將堅定支持《巴黎協定》的信號。習近平主席當時的表態，意義不容小覷。如果中國針鋒相對選擇利用特朗普當年6月正式退出《巴黎協定》的契機，在氣候義務上混淆視聽，甚至同樣尋求完全退出《巴黎協定》，那麼《巴黎協定》不可能像今天一樣完整。為此，世界欠中國一個感謝。

成為應對氣候問題領導者是中國的國際機遇

肖連兵：您對中國提出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有什麼見解？

陸克文：世界進入了中國具有應對氣候變化領導力的新時代。習近平主席在2020年9月宣布，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自2014年11月與奧巴馬總統達成聯合聲明和2017年1月達沃斯重要演講以來，這一宣示是習近平主席關于氣候變化問題最重要的一次講話。

中國現在面臨的挑戰，是面對國際社會如何達到其為自己設定的新的氣候標準。換句話說，中國將越來越與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主要經濟體一起接受評判。對中國來說，尤其要考慮到更廣泛的雙邊關系所面臨的挑戰，這意味著與美國合作，重建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建立的氣候變化合作關系，符合中美兩國的利益，而拜登總統以及他任命的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在創建這一關系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這是因為，從拜登總統的角度來看，如果不推動中國作出更多的努力，任何應對氣候變化的嘗試本質上都是有局限性的。而從北京的角度來看，合作關系將有助于打消美國試圖迫使中國做出更多讓步的念頭，包括針對中國國內煤炭使用和“一帶一路”倡議方面的動作，以及可能實施的邊境碳稅政策等。通過一個新的、包含有針對性互惠措施的“可管控的戰略競爭”，在中美兩國整體關系仍然緊張的情況下，應對氣候變化合作可以實現。事實上，應對氣候變化可以有效防止全面“脫鉤”的局面，并為中美及中國與其他西方國家搭建合作的橋梁。這要求中國采取一套高度成熟的戰略。

肖連兵：您對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所做努力的前景如何看？

陸克文：理想的情況是，中國、美國、歐盟以及其他G7經濟體一道承諾在預期內達到目標。很少有像中國政府這樣愿意開展有效和集中的長期規劃。20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的慶祝活動為北京提供了一個合適的時間節點。紀念《巴黎協定》5周年為中國提供了進一步展現中國立場的絕佳機會，中國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將其長期低碳發展戰略正式交存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中國還要準備好在短期內完成更多的減排工作，包括在2022年聯合國格拉斯哥氣候大會召開前提交新的國家自主貢獻方案。當然，中國碳中和愿景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將更直接取決于中國當前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所采取的經濟措施。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決策，將日益被放到與美國以及其他國家同等的背景之下進行評判。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圍繞2030年國家自主貢獻方案，以及如何落實碳中和愿景，中國所作的決定將是最清晰的指標。

中國為推動應對氣候變化議題所做出的努力和成效有目共睹。中國是否能成為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領導者，將是中國的一個關鍵的國際機遇，也是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一個歷史機遇。一個更加具有雄心的低碳目標，將能夠提升中國經濟、改善中國環境，并更有效地加強中國的能源安全。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體現了世界主義精神

肖連兵：您目前在研究什麼課題？

陸克文：不瞞您說，我正在牛津大學讀博士，論文的題目是習近平的世界觀，主要希望理解中國對于未來世界秩序的設想，以及未來世界秩序發展的可能方向。

肖連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重大理念，您對此有什麼見解？

陸克文：我于2017年在上海參加第七屆世界中國學論壇的時候，就開始研究和解讀這個題目。當時我說，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一種遙遠的理想主義，這里面體現了中國的遠見和長期主義思維，關切全球共同利益及共同價值，并以此為基礎來改善現有的國際秩序。過去幾年我們看到，民粹主義在世界范圍內興起，成為當下國際政治和政策的主要推力之一。特朗普時期愚蠢的貿易戰、貿易保護主義就是一個例證。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全球秩序的愿景，體現了世界主義的精神。

我們談到的應對氣候變化，還有我們正在經歷的新冠肺炎疫情，包括我們可能會再次面對的全球經濟和債務危機，這些都超越國界，需要全世界聯合起來，一起努力解決這些我們共同面對的問題。解決好這些問題，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

肖連兵：欣聞您的新書《不畏》已在中國出版，您寫這本記錄您生涯的書，出發點是什麼？

陸克文：這是我寫給中國青年的書，希望鼓勵中國的青年做更好的自己，為國家和世界作出自己的貢獻。這本書是一封鼓勵信，寫給那些未來可能考慮投身公共服務事業，卻又對自己的信仰、能力和公共服務意識不那麼確信的人們。這本書希望提供一個認識自我、知行合一的思維框架與行動指南：從審視你的價值，到探索你的愛好，再到尋找和實現你的人生使命。這本書也講述了一個農民的孩子如何一步步成長為澳大利亞國家總理的故事。這里面有顛沛，有背叛，有無助；也有篤定，有真愛，還有無畏的精神。你們可能知道，因為聽了媽媽的話，我自幼學習中文，學習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后來成為駐華使館的外交官、商業咨詢顧問、省政府秘書長、國會議員、外交部長、國家總理，現在是一位“老干部”和國際公民。一路走來，中國一直是我人生的一條主線。

肖連兵：您寫此書與您在中國的經歷有關，請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陸克文：我第一次到中國是在1984年。后來，我還去上海做了一段時間的代理總領事。記得我第一次與汪道涵市長見面，是在上海大廈餐敘。汪市長說，上海的改革開放已經落后全國。他告訴我們，鄧小平很想看到上海的發展，他還請我們“國際友人”多多幫助上海的發展。5年后，我再回到上海的時候，朱镕基市長宴請我們。在宴會上，上海市政府宣布要成立浦東經濟開發區。當時我們看窗外，黃浦江對岸什麼都沒有。我當時想，他肯定在做夢！今天再看浦東，只用了30年，這個“中國夢”已經實現了。

后來到中國的時候，我看到北京舉辦奧運會，上海舉辦世博會，杭州舉辦G20峰會。我在成都看到綠色能源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在廣州看到創新的生態設計小鎮，在深圳看到世界級的科技中心，也在重慶、武漢、西安、昆明、貴陽、福州等地，看到中國經濟繼續發展的潛力。我看到，中國的經濟總量世界第二，中國貿易額世界第一，人民幣也開始成為國際貨幣，中國經濟對世界的貢獻和影響越來越大。我看到，環境保護和應對氣候變化成為越來越重要的議題。我看到，社會公平和可持續發展成為越來越主流的看法。中國還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成立了亞投行。中國對于聯合國和國際多邊機構的支持越來越大，對國際社會承擔的責任越來越大，對地區和全球治理的影響也越來越大。

與此同時，新的技術革命很有可能重塑社會經濟契約，新的地緣政治很有可能重塑國際秩序格局。這個過程可能會持續一代人的時間，而一個崛起的中國正處在這一切的中心。所以我一直認為，中國需要了解世界的年青一代，這有助于中國走向世界舞臺中心；世界需要了解中國的年青一代，這有助于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年青一代是中國的未來，也是世界的未來，所以我要寫這本書給中國的青年。（感謝錢鏡先生對本文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