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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夢佬 2023年11月28日 18:45

本文系“雪域老兵吧”作者陳永原創，未經同意，嚴禁轉載！

如果有人問我：什麼時候是你人生最美好的時光？我會自豪地回答：是我在西藏邊防測繪的那一段時光！

西藏高原的經歷，一直是我揮之不去的記憶，不僅是因為這片號稱“世界第三極”的地方所擁有的雪山草原、藍天白云，更有我年輕時曾在那里攀山越嶺、爬冰臥雪付出的艱苦拼搏，以至于近半個世紀過去后，當年戰斗生活歲月的點點滴滴仍然在我的記憶中是那樣的清晰。這里記述的就是那個歲月的一些難以忘懷的經歷。

西藏吉隆縣

在吉隆邊防的日子

1971年3月，我隨部隊進藏執行戰備測繪任務，來到了西藏吉隆縣，我們的測區分布在該縣東起吉隆溝，西至貢當區的廣大地區，面積約1600多平方公里，測區南面是中國一一尼泊爾邊境線。剛當兵入伍時，我們被分配到成都軍區司令部系統，隨即被卡車拉到廣漢縣連山鎮中學駐訓，幾個月后，我們到了灌縣水利學校，聽說是為等待將要從西藏出來的西藏軍區測繪大隊。后來，聽從西藏出來的老兵講，部隊里的七十二行，最苦的就要算西藏的測繪兵，爬雪山、住帳篷，去工作的地方都是人跡罕至的高山峽谷或荒山野嶺。進藏后，對當新兵時就聽說的這些事情有了切身的體會。

我們進入測區后，汽車順著吉隆縣公路向吉隆溝進發，這條溝內的公路約93公里，從海拔4300多米，一直沿著吉隆河往下走，穿越平坦的高地，直通吉隆區的宗嘎鎮。吉隆溝是一條又深又長的溝，這條溝基本上是筆直的，就像一個巨大的犁鏵沿南北方向瞬時切開，溝兩側的山坡就是其翻開的巖漿土石堆砌而成，其邊沿至今還保持著鋒利的刃，遠遠望去，這條溝卷曲的底層，猙獰的地貌，處處顯露出山體的桀驁不訓。越往南走，山的起伏越大，植被漸漸多了起來，光禿禿的山包變成了茂密的森林，好像是冰火兩重天的感覺。大約一個小時，我們小組的車在河邊一個河灘上停下來，在河灘上搭起了帳篷。第一個晚上就是在吉隆河的河灘上露營。入夜，山谷里的氣溫下降了許多，白天還感到很熱的天氣，晚上穿著皮大衣也覺得很冷。那天晚上該有我一班崗，一人一個小時，我是排在半夜里。我自小從來沒有在這種荒涼寒冷的環境下站崗，當時心里還很害怕。但看看小組其他人都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輪流站崗，我只好硬著頭皮上崗了。我端著沖鋒槍。把子彈推上膛，瞪大了眼睛盯著四周的動靜。我突然感到，我這樣站崗其實是很危險的，因為在明亮的月光下，哨兵在沒有任何物體對身體隱蔽遮擋時。我的身體和動作都會是一目了然的，如果有土匪來襲擾，首先就可以毫不費勁地先看到我并對我采取行動，然后對整個小組人員的生命帶來嚴重的威脅。于是，我找了周邊一塊大點的石頭，趴在石板灘上一動不動。這一晚上的站崗情景讓我終身難忘。

第二天天亮后，組長讓我帶著小組一名藏族戰士丹增到周邊去插旗，我們扛著測旗向組長交待的方向走去。插旗是開展測繪的基礎工作之一。一般進入測區后，要根據圖幅中已有的大地控制點成果，選擇在被測繪對象的周邊選擇高大獨立的目標進行觀測，以推算圖幅中另外的座標控制點。這一步工作就像蓋房子，要先把主骨架搭起來。我和丹增從營地越過公路，向東北方向走去。我們從早上一直走到中午，炎熱的天氣使我身上穿的棉衣都被汗水打濕透了，于是，我們找了一個地方坐下來休息。丹增是一位從咸陽民族學院畢業的工農兵大學生，雖然讀了幾年書，但絲毫沒有改變他火爆的性格。他問我：“插旗的地方還有多遠？”我掏出地圖看了看，說就在附近了。休息后，我們又朝前方走去，我們翻過了一道山梁又一道山梁，走得渾身筋疲力盡，等到達地點，我發現，這個山頭根本不是我們要插旗的地方，原來我們把方向走錯了，必須折返回去向西前進。想到任務在身，我們不敢停留。我正在十分懊惱之時，丹增對我大發雷霆起來。他說他不走了，大罵我帶的什麼路？讓他白走了這麼多的空路。我一氣之下就和他大吵起來。丹增的情緒一下壞到了極點，他抄起沖鋒槍，“嘩啦”一聲把槍機拉開并把子彈推上了膛，對著我大吼道：“老子今天把你槍斃了！”這時，現場只有我們兩個人，他的槍口離我身體的距離只有5-6米遠，我這時想：他的情緒一旦失控，指頭一扣，一排子彈非把我的胸口打成螞蜂窩不可。和他對峙的我，心中不免一陣陣緊張。我決定不再和丹增爭吵了，主動承認了自己工作經驗不足，把方向弄錯了，下次不再發生這種走偏方向的事了，于是，我們兩人在現場和解，又朝著相反的工作地點走去，終于在天黑前完成了任務回到駐地。晚上，我躺在帳篷里，想起白天這件事的經歷，心里還一陣后怕。我們繼續往南前進，來到了吉隆區所在的宗嘎村，這里距中國一一尼泊爾邊境出口只有十多公里，第48號界樁就在這個區。吉隆區的地面高程比吉隆縣約低2000多米，但村莊周邊的山很高，山下是密密的原始森林，綠樹成蔭，田里還插著水稻秧，很有內地江南的感覺，但山頂上卻覆蓋著厚厚的白雪，一片北國風光，千里冰封的感覺。雖然風景這樣美麗獨特，但對測繪工作者來說，這是最讓人頭疼的測區。因為這種測區受地形地貌決定，比高大，氣候變化無常，我們的戰友都說：我們寧愿在西藏阿里地區那種海拔高、比高小、空氣稀薄的測區作業，攤上眼前這種測區，實再是由于搞地面立體攝影測量才攤上了，我們地攝中隊只能啃這種平板儀中隊啃不動的“硬骨頭”地形。

那段時間天氣時好時壞，還好，對我們上山擺基線，插旗觀測都沒有帶來大的影響，但危險仍然時時存在。有一天，我們小組在溝里一個道班上休息，約摸上午九點多鐘，突然對面雪山上傳來一陣陣“轟隆隆”的巨響聲，我們沖出屋子，只見吉隆河對面的山上白煙籠罩，一會兒，一排排積雪從山上傾瀉下來，勢不可擋，一個老戰士吼起來：“雪崩了！”我站的地方和雪崩的地點不到一公里，憑肉眼對積雪的滾落看得很清楚，只見積雪從山上像水一樣沖下來，許多樹木，泥土被雪推動著砸到吉隆河里，不可阻擋。看到這里，我們大喊萬幸，因為當天天氣不好，小組沒有按預定計劃到對面山上作業，否則，必然葬身在這場雪崩中。

吉隆區遠眺攝于1971年3月

檸村的日子

在吉隆測區里，檸村處于測區的西部，是一個離吉隆縣最遠，離中尼邊境最近的行政村，我們當年叫它娘村。檸村在半山腰上，因是邊防六團一個連隊的駐地，我們抵進邊境測繪，必須住在這里。我們的任務，是以檸村為中心，完成周邊50公里范圍內的地形地物的攝影測繪和兵要地志的調查。檸村周邊的山非常大，出行全靠步行，運輸也全靠馬匹和牦牛，這里其實是一片無人居住的地區，離外界最近的貢當區，走山路也有60多公里。檸村這里的山勢很怪，山高不說，山上光突突的，整個山頂風化嚴重，峰刃凸立，非常陡峭，象刀劈出來似的，活像一只只禿鷹，給我們開展測繪工作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由于檸村附近沒有大地控制點，要從山那邊作控制點把座標和高程傳導到山這邊來，就必須在山頂上做1--2個控制點才能作業，但這座山上全是懸崖峭壁．要做控制點就要想法爬到山頂上去插旗和觀測。小組決定，要想方設法爬到山上去，為了完成這個任務，我和另外幾位戰友背上觀測儀器，帶著旗桿和測旗往山上爬去，檸村邊防點的同志們聽說我們要去怕村后那座山，都感到非常吃驚，說：“這座山從來就沒有人上去過，只有巖羊才能上去。”我們說：“為了完成任務，再難也要想辦法上去！”那些天，我們在仔細觀察了山勢地形后，決定把一面測旗插在樟村到檸村的路口上，還有一面旗要插在檸村上方的山頂上。這面旗從檸村正面上山是根本沒有辦法上去的，我們就從檸村以南繞行3公里多，然后順著一個緩坡往上爬。然后，我們用被包帶套在山上的石頭上，一點一點地往上走。山上的風化現象非常嚴重，碎石很多，走一步也要往下退半步，鞋子里一會兒就裝滿了泥土，我們終于爬上了山頂的脊梁上，又艱難行進了一公里多到達作業位置，等作業完成后，我們己找不到原路返回了。這時，我們的眼前有一條深溝通往山下，我們想，順著這條溝滑下去，也許就可以到達山腳下，這樣可以節約很多時間，但這條溝的底部有否懸崖我們無法預測，從這里下去是有很大風險的，但我們懷著一種“車到山前必有路”的僥幸心理，還是決定一試。溝里有許多積雪，還有大大小小的石頭，我們意識到其實這樣很危險，因為如下滑速度不能控制住，人一旦失去重心，就可能身體翻斜，同時，我們還攜帶著觀測儀器和槍支，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就可能墜入山腳，甚至被摔死。但時間己不允許我們再作選擇，看看時間已晚，天黑后如果我們還在山上，不僅寒冷，也沒有吃喝，于是我們決定還是冒險從溝里下山。抱著儀器，屁股坐在溝里往下滑。我們用手往下撥，讓身體慢慢地往下墜，由于溝底很陡，我們的身體越滑越快，經過一個小時小心翼翼的下滑，我們從海拔5000多米的山頂下降到了3000米的山溝里。就在我們已經能看見山腳地面時，一個新的情況發生。原來，這條溝在離地面還有30多米高的一處懸崖上止住了，流沙和碎石從這里滑下山，堆積成一個很大的斜坡，我們都傻眼了。這時的我們根本不可能原路返回山上另擇下山的道路，眼前就是萬丈懸崖也要憋著下去。我們在半山上轉了半天，決定沿著懸崖用繩子吊下去，我們當時沒有專門的攀巖繩索和工具，只有腿上的綁帶可以利用。我們都解下綁帶，一節一節的接起來，把它固定在山上的大石頭上，人就抓住這根繩子一個一個下去，我是最后一個下，小組觀測的腳架沒有繩子可以拴起來背在身上了，就只好把它扔下山去，結果把腳架的一個腿尖也摔斷了。因前面的人把繩子拉斯了，我拉著繩子往下降到最后3米多高時，就只有往下跳了。一不小心，人就滾到斜坡下，一直滾了十多米才停下來。我這時才發現，我的棉褲在石頭上摩擦，屁股上都磨穿了，渾身上下，干一塊，濕一塊，到處都是泥土，活像個叫花子。等我們的人全部下山后，天已快黑了，我們收拾好儀器裝備，踏上了返回檸村的路。我們沿著山路，走了一個多小時約七、八公里，終于在天黑前回到了檸村。

檸村離中國一一尼泊爾邊境只有幾公里遠，周邊是一個典型的無人區，方圓幾十公里內，除了只能看見零星的幾個放牧的邊民外，幾乎看不到其他人員，邊民從尼泊爾境內進入中國境內或相反走，檸村都是一條必經之路，據邊防連隊的戰士講，這里的敵情還是很復雜嚴重的，主要是境內的一些叛亂分子大多會從這條小路外逃，有的叛亂分子還會攜帶武器。為了保護我們作業的安全，防止不測事件的發生，邊防連隊一般都要在我們外出時派出護測武裝人員，我們進入檸村后，也一直保持著高度的警惕。戰士們給我們講了一件真實的故事：

有一年國慶前夕，連隊為了慶祝節日，殺了一口自己養的肥豬，炊事班在打理豬身時，為了省事，把豬腸子取出來丟到操場邊的垃圾堆里，這時，有一個頭發蓬亂、衣衫破爛、渾身上下臟的連臉也看不清的藏族老百姓來到垃圾堆前，只見他揀起這些腸子，把腸子里的糞便捋一捋，就用藏刀切著吃起來。戰士們上前告訴他這是部隊營區，讓他趕快離開，但這位老百姓像沒聽見似的，仍然狼吞虎咽地吃著腸子。戰士們覺得奇怪，他的樣子不像是個普通的邊民，就叫來班長。這時他突然開口，用標準的漢語說：“我要見你們的領導。”班長把這個人帶到連部，他從懷里掏出一個證件給連長看了，第二天，連長派專人把他護送到了團部。后來，戰士們打聽到，這個人是我軍情報機關派到印度邊境的秘密潛伏人員回國了，為了不暴露身份，就以這樣的形式回到國內。這個故事更增添了我們對檸村的神秘感。有一次，為了搶早上的好天氣作業，我們小組趕著牦牛到離檸村20多公里遠的山口扎營等天氣，在山口上我們支起了兩頂高山簡易小帳篷住了下來。為了應付不測，我們在帳篷睡覺沒有脫衣服，也沒有鉆到鴨絨睡袋里，而是和衣躺在地上，懷里還抱著子彈上了膛的沖鋒槍。山口上的風很大，氣溫降到了零度以下，冷得大家睡不著，就緊緊靠在一起打個噸，慢慢才睡去。第二天清晨，天還沒有亮，帳篷突然劇烈的抖動起來，越來越厲害，一會兒就塌下來了。我被倒下來的帳篷壓醒了，我大呼一聲：“有情況！”我把沖鋒槍槍拴拉開，把子彈推上膛，一個鷂子翻身，頭鉆出帳篷，槍口一下伸出來指向帳篷外，原來是一只牦牛隊過路山口，因我們的帳篷繩子攔住了它的去路，它使勁地想把繩子頂開，結果鬧了一場虛驚。其實，我們在邊境地區作業，這種警惕性是來自于對敵社情的復雜程度所決定的。我們進藏不久，在拉薩西藏革命紀念館參觀過一個展覽，說的是1959年西藏邊巴縣叛亂，一隊叛匪清晨時偷襲了武漢軍區測繪隊一個小組，叛匪們用砍刀把帳篷砍倒，然后把埋在帳篷里的解放軍全部殺害，其中有一位懷孕的女軍人是被叛匪最后拉出帳篷砍成兩段的。這個展覽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們的帳篷倒下來的一霎那間，我的第一感覺就是可能碰上土匪了，必須快速出槍自衛，保護自己。加上我們小組的帳篷是搭在山口上，從邊境進來的小路必然要經過這里，我們必須有高度的警惕性才行。除了敵情外，檸村附近還會有一些害人的野獸出沒，聽配屬我們小組的民工講，檸村附近有人看見過人熊，很可怕，如果運氣不好，碰上了這種兇狠狡猾的野獸，弄不好還會傷人啊！在山口等天氣期間，還有一件事讓我終身不忘。由于天氣不好，拖延了我們在山口駐扎的時間，我們組按預定計劃準備的壓縮餅干和蔬菜罐頭都吃完了，只剩下了幾個豬肉罐頭，為了維持大家的體力，組長張安國就帶領我們到山口下的森林里去找能吃的蘑菇，以能做一頓晚飯。他是一位1966年入伍的老兵，進藏前就一直在西藏作業，野外生存能為比起我們這些才進藏的新兵來講要強好多倍。他告訴我們，原始森林里的蘑菇是很好的山珍，但采摘時要找那些不好看的摘，那些花花綠綠的、顏色很鮮艷的、樣子怪怪的蘑菇一般都有毒，不可食用。按照張組長的指點，我們各自拿著一個麻袋分頭去找。我看見在密林中有一個小喇嘛廟，就推門進去，里面的菩薩批著紅色的伽沙，酥油燈點了很多盞，但一個喇嘛也沒看見。

我發現點燈的燈盞做的十分粗糙，但紋飾很好看，材質也是錚亮錚亮的。在菩薩面前，有一個金黃色的小碗，碗壁很薄很亮，十分精美，我判斷這是一只用黃金打造的供奉菩薩的碗，看到這只碗，我卻毫無動隱測之心的不好念頭，因為我們出測前進行的群眾紀律教育和民族地區宗教政策的教育深入人心，我對這些珍貴的物品連碰都沒有碰一下就退出了寺廟。但這次我進入這個喇嘛廟是我們的一個意外的收獲，因為在這片森林中，這座廟可以作為一個重要的兵要地志點放進未來繪制的地圖中標示出來，可以作為一個重要方位物，這在軍用地圖上是有重要標示作用的，我把這座廟的長寬高資料做了估測記錄。

出了喇嘛廟，我回到森林里，這里彌漫著森林的陰冷潮濕的氣味，很容易就看見樹木下生長著很多的蘑菇，此時，我也記不住組長講的采摘蘑菇的要慮，一把一把地往袋子里裝。約摸半個小時的時間，我就揀了半麻袋。記得當天晚上，我們大家把揀回來的蘑菇重新分揀了一次，用山泉水把它洗凈，用洗臉盆把水燒開，把這些新鮮的蘑菇煮熟，又開了兩個我們平時舍不得吃的豬肉罐頭，煮成了一大盆香噴噴的大肉蘑菇菜，那頓晚餐，我們沒有別的食物吃，每個人都美美地飽餐了這一頓山珍野味，這個味道以后再也沒有能比過它的了。

在檸村的日子里，我們有許多難忘的事情。我們和護測小分隊曾一起到中國一一尼泊爾邊境線的山頭拍攝地貌，休息時和他們一起分享我們從內地帶來的蔬菜罐頭和菠籮水果罐頭，這些食品，對當時的邊防連隊的戰士來講，是平時不容易吃到的，有個戰士說：這些食品要是天天都能吃就好了。還有個戰士突發奇想：“以后要是能發明一種自動加熱的食品罐頭，在罐頭的底部裝一個拉火裝置，手一拉，底部自動用燃料加熱，這樣，冬天巡邏就能吃到鮮美的熱口味了。”我很贊同地說：“以后說不定這個罐頭會生產出來的！”其實，當時我們小組進入貢當測區后，由于一直吃不上新鮮蔬菜，身體缺乏維生素，我們許多人的嘴角都潰爛了，能吃到新鮮蔬菜是比吃肉罐頭還愜意的事，為了補充維生素，我們就用臘肉和當地老百姓換他們自種的新鮮小白菜，價碼是一斤臘肉換一斤小白菜，現在來看，這對老百姓來講也絕對是一個可以考慮的交換行為。我們還用香煙向牧民交換牦牛奶，8角錢一條的“經濟牌”香煙可以換一桶約10斤奶。在那時，邊境的牧民是不接受人民幣的，唯一可行的就是以物易物。牧民最喜歡的交換商品就是紅色包裝盒的香煙或者是鹽巴，經濟煙雖然只有8分錢一包，但包裝是紅色的，和4角4分一包的中華牌“香煙包裝顏色一樣，當地牧民也不知好壞，所以這種香煙就成了我們當時手中物美價廉的交換品，邊境的牧民能換到這種香煙，自然也是樂不可支。但不知怎的，我們在牧民家里，他們讓我喝酥油茶，我實再是喝不下去，甚至是聞著味道就想嘔吐。我們組在高山草場蹲守作業時，沒有肉吃，有人就到草地上去挖一種叫雪豬的動物來吃，這種動物像大老鼠一樣，在高山草甸帶是靠吃草和植物根莖存活，它很會打地洞，遇到不測，在草地上很快可以用強健的前肢挖個洞逃走，我們小組有經驗的老兵，會判斷它的洞出口會開在哪里，雪豬一進洞，人在后面跟著挖，另一些人在另一頭也同時開挖，這樣，雪豬自然就被我們“生擒”。雪豬的肉很嫩，用醬油燒出來的紅燒雪豬肉醬紅醬紅的，晶亮晶亮的，端上來時，我卻一口都不敢吃，因為也有些老兵說，這種動物肉吃了后，20年以后會得麻風病。但小組也有些被沒吃肉焯得慌的人說：我們只管解決現在的嘴饞，20年以后再說吧！

離開檸村時，我們小組在靠近中國一一尼泊爾邊境地區的測繪任務已近尾聲，為了感謝駐檸村邊防連隊的官兵對我們工作的支持和幫助，我們把帶進測區但沒有吃完的香腸、臘肉和蔬菜罐頭等一批食品都留該了他們。我們心里很清楚，我們小組到這里來作業，艱苦生活是一陣子的事，當我們的任務完成后，我們可以回到拉薩去休整，那畢竟是一個省會大城市啊！但我們的這些戰友，長年堅守在這個條件十分艱苦、人煙罕至的邊防點，除了巡邏放哨，連報紙都很少看上，和外界的唯一聯系手段就是電臺。我們能夠做到的就是留下這一點吃得東西，但這是我們對戰友們的一片心意。邊防連隊的干部和戰士們對我們的離去依依不舍，他們那天在食堂里特意加了幾個肉菜，還摘了一些自己種的新鮮小白菜燒了一個湯，這種新鮮蔬菜在我們看來比肉還珍貴啊！大家一起會了一個開心的餐。那一天，我們感到就像在內地過年一樣溫暖和開心。

吉隆縣——吉隆區公路及河灘

兩進兩出貢當區

貢當區是吉隆縣下轄的一個區，位于縣境西南部，現轄貢當、康北、汝、樟四個村委會，是一個以農為主的半耕半牧區，轄區面積有987平方公里，只有800多人口，與尼泊爾僅一山之隔。該區建立于1961年，初建時叫南扎爾區，1963年改名貢當區，1987年后也許人口少的原因又改為貢當鄉。從吉隆縣到這個區，當年汽車要繞行到昌果、經強拉山口才能到達，公路距離約220多公里。其實，在地圖上看，吉隆縣到貢當區的直線距離只有百把公里，騎馬或步行1--2天也可以從吉隆縣到達貢當，但我們聽邊防部隊的同志說，步道只是一條牦牛走的路，翻山越嶺很難走，也不安全，部隊人員很少走過。公路雖然遠一些，但還是比人和馬走得快，人也安全，所以，當時這條公路是貢當區聯系外界唯一的路。我們小組在吉隆執行戰備測繪任務期間，貢當區是邊防六團三營營部所在地，這也就成為我們小組進出測區的中轉地。

初到貢當區是我們小組在完成了吉隆溝的測繪任務后，約在1971午4、5月間，我們乘運輸車前往貢當區。一路上，我們發現測區的地形地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吉隆溝時，到處是原始森林、古樹參天、山高林密、云遮霧障，但車越往貢當區走，這里和吉隆溝完全是兩種生態環境，這里沿途的山上連草都沒有，到處光禿禿的，顯得很荒涼，汽車在昌果大草原行駛途中，我們看見一望無邊的草原上不時有一群野馬在奔馳。跟隨我組轉運的中隊楊先元副指導員，是一個“老西藏”了，槍法很好，他就在昌果草原用小組配備的英式步槍（作為打獵使用）打了一只野馬，汽車在昌果兵站停宿時，他讓兵站的戰士把野馬剝皮取肉，做成像臘肉那樣一條一條的，抹上鹽巴，說風干后可以在測區當食品吃。記得那天晚上，我們把這些馬肉和兵站的同志一起會了一次餐，我是第一次吃野馬肉，當時感到味道其實并不好，肉吃在嘴里有一種酸酸的感覺，而且肉質很粗糙，我并不感到好吃。

車過強拉山時，我們聽到日喀則軍分區汽車獨立營的駕駛員給我們講了一個發生在這條公路上的故事。強拉山口是從吉隆縣邊防六團團部向三營部隊補給運輸的重要通道，貢當區駐軍的軍械軍需給養物資除少數特殊情況要用馬匹、牦牛抄近道運到檸村外，基本上都是通過這條路送到貢當區的，這條路當時是駐寄中尼邊境地區邊防部隊的生命補給線。1959年平定叛亂期間，當地有一股民族叛亂武裝，曾在強拉山口設伏，對往貢當區運輸軍需給養的部隊車隊進行了伏擊，使軍需物資全部被搶，汽車被燒毀，車隊的駕駛員除一人逃脫外，其余人員全部犧牲。那位幸免于難地戰士，一路小跑幾十公里，把這個不幸的消息報告了駐守貢當區的邊防三營，等部隊趕到出事現場，這股叛匪已經逃之天天了。聽了這個真實的故事，我們更加感到在這一片地區加速完善軍用地圖測繪的重要性。

我們小組在貢當區住在三營營部，當年，這個營區十分簡陋和破爛，所有的營房都是用附近的土打成土坯磚砌起來的，營區里平了一個籃球場，用幾根圓木釘成籃球架，生活用水是打的井水，還修了一個食堂，一個馬圈。當時的營部沒有配備汽車，營首長下部隊，都是騎馬，和外界聯系的唯一現代化條件就是架設在營部的電臺，它隨時保持著與團部和檸村連部的聯系。

從我到達吉隆縣的第一天起，不知怎的，我的心里就有一種凄涼感，準確地說，是一種失落感。到達貢當區后，這種情感就更加強烈了。其實，這種心情都是源自我對父親的一種深深的感情，父親在淮海戰役中攻打平故堆要點，率領全營浴血奮戰，身負重傷，到醫院住了近3個月的院療傷，傷愈后被任命為第二野戰軍18軍54師162團副團長，這個團就是后來我來到的吉隆縣的邊防六團，在進軍貴州的行軍途中，父親被蟻蟲叮咬得了嚴重的黑熱病，貴陽解放后，不是被送到了一家條件較好的教會醫院救治，也許就病死在行軍途中了，盡管他在162團任職的時間不長，但這畢竟是父親當年指揮過的部隊啊！后來父親在住院療病期間，部隊繼續前進，直插到貴州畢節再到四川敘永和樂山，1950年又進軍去了西藏，父親自此離開了他的部隊。20年后，我執行戰備測繪任務來到西藏邊防，看到了這支部隊駐守在這樣偏遠艱苦的地區，由野戰軍變成了駐守西藏邊防的地方部隊，這心里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啊！貢當區的三營營部，雖然通公路，但沒有電，營部晚上照明都是用的蠟燭。這里的老戰士告訴我們，從內地到西藏當兵，一車就被拉到了貢當區，復員時連團部都沒有去過，更沒有機會見到團里的首長了。我想，在營部當兵的都是這種感覺，那些在基層連隊當兵的戰士就連到營部來出差的機會可能也沒有，心里面對父親原來部隊的現狀感到十分的失落。

貢當區雖然偏遠貧窮，但這里的山上有許多巖羊，這是西藏高原特有的一種野生動物，它以高山上的植物為食，善于奔跑，特別是在懸崖峭壁上攀爬奔走，唯一得天敵就是天上的老鷹。許多年來，這里的藏族老百姓不吃也不打獵這種野生動物，所以我們在來貢當區的路上看到有特別多的巖羊，它們看到我們也露出不屑一顧的樣子。記得我們到貢當區那天，也是中隊的楊副指導員，看見懸崖峭壁上有一只巖羊在駐足觀望我們這些遠方來的不速之客，楊先元副指導員抄起英式步槍，“砰”的一聲，就把那只駐足在山上的巖羊打得滾下山來這只巖羊足足有60多斤重。我們到營區外采來很多野蔥，燒了水，和好面，美美地吃了一頓野蔥羊肉水餃，在當時那種凄涼的環境下，也有這樣些許的快樂，增添了生活的樂趣。這次打牙祭，我還有一大收獲，就是我學會了包餃子這門手藝，后來，我們到珠峰去執行拍攝任務，我這手藝還受到解放軍畫報社記者的夸獎，他夸我因包餃子快，形狀還好看。其實，這包餃子的手藝最初就是在貢當區學會的。

第二天，我們和貢當區政府的領導聯系上了，區長特地趕到小組來看望我們，并商量民工及馬匹的配屬等工作。區領導在財力十分有限的情況下，為了保證我們的戰備測繪任務，給我們抽調了5-6個略懂漢語的藏族老百姓，還有20多匹馬匹和牦牛。區長說馬料我們可以不付錢，由區政府幫助解決，但我們不同意，部隊執行任務，不能給老百姓增加困難，租馬費用、馬料和民工的工錢我們應按當地標準一次性付給老百姓。一番爭執后，我們堅持按照部隊的紀律和民族地區的政策嚴格辦事，使區長和在場的村干部很受感動。我們在和這位區長的交談中，了解到了這位區長的不平凡身世。其實，他原是北京大學的畢業生，“文化大革命”中主動要求到了西藏，被委派到這個最偏遠、最基層的政府，為了安心在這里工作，他娶了當地一個藏族姑娘成了家，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藏族人”。我望著他那張被高原紫外線曬得黝黑的臉，心里泛起一陣陣的佩服和感動。幾天后，我們小組的同志們和配屬的民工一起，趕著那些馱著糧食、作業儀器等物資的馬匹和牦牛，踏上了去檸村的路。

第二次到貢當區來，是我們小組在檸村完成任務以后，全組撤回了貢當區。第二次回到貢當是一種完成任務收測回家的感覺，歷經了幾個月的艱苦野外生活，我們對艱苦生活的承受力比剛來測區時完全是一個程度上的提升，也許此時我們已經習慣了野外的艱苦生活，這次回到貢當，我的心里感到是一種進了“福窩”的感覺，多好啊！我們在野外是睡帳篷，有時甚至睡在露天的草地上、山頭上。回來后可以住在營房里了，有了木頭床了；在野外是吃干糧、喝山水，回來可以吃到炊事班做的熱氣騰騰的飯菜了；在野外，我們去觀測、攝影，全部是背著儀器走路，現在我們再往拉薩走，就可以坐汽車了，心里真有一種幸運的感覺。此時的我，對邊防六團那種凄楚的感覺也變成了一種崇敬的感覺。這支光榮的部隊，全國解放后就駐守在這里，雖然條件艱苦，但這幾百公里的邊界線如果沒人守，誰來保衛這一塊祖國的疆土呢？我們在三營一位戰士的帶領下去瞻仰了營區附近的烈士陵園。這里安葬著當年在強拉山口被叛匪打伏擊犧牲的戰士們，還有因生病犧牲在這里的戰士，這些戰士死后沒有把自己的遺骨送回老家去，永遠地留在了這片靜靜的高山上，陪伴著他們的戰友守護著祖國的邊防線。

當我隨小組撤離貢當區返回拉薩時，我想：也許我這一輩子再也不會有機會到這里來了，但我在這一片國境線上對測繪兵艱苦生活的體驗，對父親曾指揮的部隊的眷戀，對這里有趣生活的回憶，是我一輩子也難以忘記的。我在貢當區三營部休整期間，洗印和整理了一些在測區的地形地貌照片，我當時想，得等我有時間回家探親時，一定要把這里的故事和照片告訴我父親，讓他了解他當年帶領的部隊在西藏吉隆邊防的情況。直到1973年春節我回家探親時，終于有機會讓父親看了這些照片，他一句話也沒有說，但我看得出，他其實心里有許多想說的話。

進藏途中 1971年2月攝于格爾木

下篇：里龍溝的一百天

1972年初春，我隨該小組來到西藏米林縣里龍區里龍溝執行戰備測繪任務，在那里度過了難忘的一百天。

據說米林的里龍區古時候是西藏宗教的一處勝地，“里龍”藏語意為“神仙出沒的地方”，亦可譯為“宗教第一路”或 “天堂第一路”。因此，里龍區在米林縣的幾個區鄉中，是宗教文化和人文底蘊較深厚的一個區鄉，而它境內的自然風光，亦毫無遜色，更有一種幽境不為人知的美。但用測繪兵的話來講： “越美的地方就越是可怕。”

這個測區不論是地形條件還是氣候條件對于我們來說都是一個更加嚴峻的考驗，這是比1971年我們所到的吉隆溝更加危險、更加艱苦的作業地區。出發前，我們對工作地區的有關資料進行了初步接觸，這個測區位于米林縣境內，北抵雅魯藏布江南，南面是喜馬拉雅山脈的中國一一印度“麥克瑪洪線”印方實際控制區，圖幅面積1600平方公里內除了兩個邊防點和一個行政區級單位以外，把農牧人口全算上也就是五、六百人，幾乎就是一個“無人區”。里龍區在林（芝）澤（當）公路邊（即現在的306省道），從里龍區向南直接走進里龍溝，溝里有一條叫里龍曲的河流，湍急洶涌的河水從中印麥克瑪洪線山脈分水線方向匯流過來，直奔雅魯藏布江。這條河很有特點，下游的河水平滑如鏡，兩邊溪岸上擁簇的松林和灌叢，在水中投下深深的綠影；而穿透云隙刺白的天光，在水中折射出鱗鱗波芒。但中、上游的峽谷地帶，河道狹窄曲折，巖崖底崢嶸森森，溪灘上亂石嶙峋，水勢湍急，暢流而下，喧聲如雷，或撞擊在礁石、巖壁，或因落差而傾瀉，激迸有如小龍噴珠吐玉。逆河而上，可以直接走到中印“麥克瑪洪線”印度實際控制區。此外，我們待測的圖幅內從東到西有仲沙、玉松等四條大溝，把圖幅內的山脈分割成八大塊，每條溝的兩側都是大雪山，山頭終年覆蓋積雪。山下是原始森林和高山草甸帶，山頭上卻是終年積雪，氣候變化無常。從山腳到山頭，似乎可以經歷從夏天到冬天的全部感受。面對這樣的地形地貌，采用常規的平板儀測繪方法作業所根本無法勝任的，同時，在邊境敏感地區更不能進行航拍，唯一的辦法就是用剛引進到我軍的地面立體測量的辦法了，我們深感小組肩負的責任重大，同時也在心里犯嘀咕，一旦進入這樣的測區，工作怎樣才能開展起來？

其實，我對到這樣艱苦危險的測區去工作是有思想準備的。出測前，我被調離原第二測繪組，調任為中隊第四測繪組副組長（作業單位編制，相當于副排長），中隊指導員楊執富找我談了話，說這是組織對我的一個考驗，因為我在出測前已向中隊黨支部遞交了入黨申請書，盡管當時我的年齡還差半年才滿十八歲。楊指導員說：“你們組今年的測區不光地形復雜，氣候多變，而且測區里直通印軍實際控制區，敵社情都很復雜，你們工作中的困難肯定不少，黨支部把你從別的組放到這個組來，就是希望你和大家一道克服困難，完成任務，希望你在工作中接受組織的考驗！”我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配合組長完成任務，以實陳行動早日加入黨組織。楊指導員還說：“不要怕，我會每隔一段時間就到小組來看看。”就這樣，我們小組和一個專門做大地控制點的兄弟小組一道，坐了兩天的汽車，從拉薩出發來到了指定的測區。

收測后小組部分同志在貢當三營營部的合影，后排左一是普布次仁同志

到珠穆朗瑪峰拍攝

我們小組在完成了1971年的測繪任務后，回撤到吉隆縣邊防六團團部，和其它小組等珠穆朗瑪峰照待返回拉薩的車輛，這時中隊部接到大隊首長的命令，要求我組重返吉隆溝并隨后開至珠穆朗瑪峰，配合《解放軍畫報社》記者拍攝一組反映高原測繪兵生活工作的專題照片，我們沒有來得及洗去收測的征塵，又隨記者出發了。原來，我們所在的測繪大隊是原西藏軍區第42測繪大隊，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組建以來，一直在西藏邊境地區執行戰備測繪任務，涌現出了一大批艱苦奮斗的先進人物，有的干部戰士還因工作犧牲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還有許多老同志因公致傷、致殘、致病，為填補祖國西藏邊防的測繪空白區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為了反映這樣一個默默無聞的英雄群體，《解放軍畫報社》和西藏軍區宣傳部聯合成立了專題報道組，深入到邊防一線實地拍攝，上級決定以我們小組為主來擔任這一光榮角色的任務。

我至今還記得當年解放軍畫報社的攝影記者叫楊明輝，貴州籍人，西藏軍區政治部宣傳部的攝影干事叫劉鐵生，我們小組跟隨記者一路行軍，在曾經作業過的吉隆溝里完成了拍攝，又驅車從定日縣向珠穆朗瑪峰進發。

從定日縣到珠峰山腳下大約有102公里，當時只有一條極為簡易的公路通達，據說這條路還是幾年前國家組織第一次攀登珠穆朗瑪峰時修建的臨時公路，后來這條路因雨雪和泥石流侵蝕破壞，加之無人進行維修養護，有很多地段連公路的影子都看不見了，好在我們乘坐的是四輪加離驅動的解放牌卡車，越野性能超好，沒有路的地方它也能行進，如不小心被陷進泥潭里，這車還能依靠自己的動力爬出來。我們邊找路邊走，有的地段還要用工具挖低填平，遇到小河要到河里推車，就這樣，我們足足走了兩天多，車終于開到了珠穆朗瑪峰腳下，我們的宿營地就在原中國登山隊設立的大本營原址上。我們搭好帳篷，天也開始黑了。

珠峰的夜晚是十分美麗的，月亮的光芒反射到高大的珠峰山體上，又反射到大地上，整個地面泛起一片白色的光芒，象白天一樣明亮，甚至亮到了可以借著這個光看清書上的文字，可以在帳篷里不點蠟燭而看清周邊的人的面孔，剛到珠峰的第一個晚上，看到如此美麗的自然景觀，我們大家都興奮的睡不著覺，紛紛走出帳篷，席地而坐，我們當時就是離月球最近的人，看著好像就在眼前的珠峰山體，看著明亮的月亮，說說笑笑到很晚很晚。記得當時一位護測部隊的戰士在月光下對我們夸下海口說：“到了珠峰跟前看珠峰，也就是這麼回事兒，我跑都跑得上去。”我們說他的牛吹大了，他說：“明天我跑給你們看看！”

隨后幾天里，我們小組隨記者從大本營前往珠峰山腳下的中絨布冰川，這個巨大的冰川橫臥在珠峰的腳下，經過千萬年氣候的沉淀，冰川發育很好，冰塔林區足足有幾十個球場大小，冰塔林的高度有的竟高達數百米，像座小山峰，進入了這個冰川，就像進入到了一個冰雪的童話世界。

這里的冰川，形態豐富，有塔林、山洞、瀑布、冰場等多種形狀，有的洞穴的面積有上百平方米大，晶瑩剔透，恰似一座水晶宮。我們在冰川里，根據測繪工作的特點，模擬了許多爬雪山、宿營、行軍的動作，記者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畫面。在一個冰塔林前，記者要求我們做一個向雪峰攀登的造型，我們小組有幾個戰士先爬上去作了幾個造型，記者照完一組像，但對畫面總是有一種不滿意卻說不出毛病在哪的想法，此時，我在記者旁邊站著，記者流露出的表情我領會到了，我也在幫他思考怎樣讓畫面更加生動。突然，我靈機一動，向楊明輝記者提議，我拿上一面紅旗，爬到塔林的最上方去，把紅旗再亮出來，“畫面上有一面紅旗會很生動的。”楊記者當即覺得這個想法可以試一下，于是，他讓我拿著紅旗進入了構圖的畫面，并且把它照了下來。后來，這幅經我提議的畫面處理被正式采用了，我手持的那面紅旗，清晰地出現在這張照片上，整個畫面顯得非常生動。

在珠峰執行拍攝任務總共用了七天，我們有機會多次深入到珠峰的腹地，還爬到了6800多米的山腰上。當年，我到珠峰時才17歲，背著50多斤的測繪作業裝備和武器彈藥，但我走路爬山都很快，連口大氣也不會喘，但護測的那位說可以跑上珠峰的戰士，人到了6300多米時就已經累得走不動了，結果，他的槍還是我們小組的人輪流幫他背著，他后來說再也不敢大話珠峰了在珠峰期間，我們還到距珠峰20多公里遠的絨布寺去了，從這座寺廟對著珠峰照了，從這里遠看珠峰，也有一種說不出的美。在這段時間里，我們還包了兩頓餃子改善生活，楊明輝記者手把手教我們包餃子，我包餃子的手藝，起源于貢當，提高于珠峰。

1971年10月中旬，在完成對吉隆區的戰備測繪任務和珠峰的拍攝任務后，我隨小組返回了拉薩，

暫住在拉薩西郊的哲蚌寺，開始了收測后的一段有趣的寺廟生活。

小組部分人員在吉隆溝的合影

在勘察地形時險些被摔死

運輸我們小組的車輛在里龍區一停下來，我們就被眼前的高山峽谷驚呆了，這些山和吉隆縣的山有很大的不同，山勢起伏綿延，山的比高很大，我們站立的地面應該在海拔2900-3000米左右，但面前的山的比高一般都有1000-2500米左右的高差，這里的山，站在山腳下根本看不到頂，也不知道山頂在哪里，進入我們視野的，全部都是原始森林，還被一團團云霧纏繞，顯得十分的神秘。我們拿出老地圖與現場地形大體對比了一下，因這些圖是多年前繪制出版的，標示的很多地形地貌和我們看見得都合不起來，我們說，這種地圖都是憑著感覺畫的“神仙圖”，要是在戰場上，靠這樣的地圖指揮打仗非吃大虧不可。為了制定可行的工作計劃，我們決定先上到里龍區溝口的一個叫I一1的大地控制點上去察看地形，擇機開展攝影拍攝。這個大地點在圖上標示的海拔高程是5300多米，距里龍區直線距離約2公里，比高約2400多米。根據一般經驗，爬這樣的山約需要7-8個小時。找們計劃爬上山后，如當天不能開展工作，就在山上的工作點住上一夜，第二天完成任務后再下山。第二天凌晨四點多鐘，我們草草地吃了點飯就背上儀器設備和行李就上山了。出門時，帳篷外冷風“嗖嗖”的刮著穿著棉衣還覺得很冷，在黑呼呼的夜色里，上山的路根本看不見，我們打著手電筒，用指北針標示了方向，就沿著山脊向山上爬去。山腳下的灌木林很厚，前面的人用砍刀邊砍樹枝邊喊著話，讓大家不要掉隊，走一會兒就清點一下人數，就這樣招呼著爬到天發亮了。清晨時，我們爬到一個山坡上停下腳來休息，小組的好幾個人都發現身上的軍裝都被密密的樹枝掛破了，我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大約出發兩個小時爬了200多米高，但抬頭一看，上面的路還不知道有多遠，在這種原始森林里穿行，如果沒有爬出森林區，你根本無法預測大地控制點離我們還有多遠，更可怕的結果是，地圖上標的有一個大地點，但“神仙圖”上的信息出現錯誤，這樣的攀爬就完全是徒勞了。喘過氣，我們不敢耽誤，又背起東西往山上爬，直到中午1點多鐘，我們終于發現，身邊的樹林越來越稀少，腳下也開始出現白色的積雪，我們分析很快就要到達雪線位置了，也許再爬一陣子，我們就可以看到山頭了。這時，全組已爬了近九個小時山，體力消耗已經很大了，我的棉衣里面被汗水全部浸濕了，人一停下來，被山上的雪風一吹，感到一股冰涼。說實話，當時真不想再挪動一步，因為我們從來也沒育爬過這樣的高山，真正是感到走不動了。

我們當時感覺老地圖上標示的大地點的地形可距離和我們實際走的路完全不吻合，圖上標的只有一個山頭，但爬上來一看，頭項上又有一個山頭，等爬過這個山頭，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山頭，好像這個山頭就是在變魔術，就沒有一個止境，而且越往上爬，山脊就越陡，路也越來越窄，在往前走，山脊就變成只有一個人的寬度了，其中我們碰上了幾處懸崖陡坡，好在還可以從旁邊繞過去，總算沒有擋住我們上山的路，但我們上山的速度也顯著地放慢了，一直到下午四點多鐘，我們還是沒有爬出這片樹林區。這時，前面的戰士發現，山脊上的路在一處峭壁前一下子就斷了，只見這處峭壁大約有5-6米高，峭壁左右全部是高達30多米的懸崖，旁邊沒有任何地方可以繞開了。我們商量，肯定是我們上山的路走錯了。這時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尋機強行通過。二是原路撤回宿營地，重新尋找上山的路。我們坐在懸崖下想了半天，大家都不想放棄今天的辛苦，還是想冒險一試。我們想，只要有一個人先上去，再用繩索把儀器設備和人吊上去，就免去了往返上下的懊惱，雖然這樣危險一點，也比來回攀爬累得死去活來好的多。大家主意已定，我們決定冒險上山。我是小組副組長，遇到這種情沉，我說我先上，大家就為我做好保護。我背著一個裝有地面立體壁上攀爬，攝影儀的方箱子，緊了緊背帶，在大家的保護下就第一個往峭壁上爬去。在往上爬時，我根本不敢往山下看，下面是30多米高的接近80度的陡崖，這個懸崖的下部接觸到的地面是一堆由松土層堆積的斜坡，再直往幾百米高的山腳下伸去。我發現正面峭壁根本不能上，就朝右側斜著挪動了幾步，試圖從右側稍緩一點的石壁爬上去。此時的我，身體己轉到了側面山壁上，我的手當時抓著一根像大姆指粗細的小樹枝，全身的重量就是右腳踩著的一塊伸出來的石頭上，突然，我感覺到腳下的石頭松動了一下，我意識到這塊石頭承受不了我身體和儀器的重量，此時，我下意識地大喊了一聲：“不好了！我要掉下去了！”我當時心里很明白，這塊石頭馬上就要垮下去了，我將會連人帶儀器墜下山崖，后果不堪設想。就在我身體往下滑墜的一剎那間，說時遲，那時快，站在山崖邊的我們小組的藏族戰士普布次仁一個箭步沖過來，用腳頂了一下我背上的箱子，順勢把我拉扯到山脊上，我被他的力氣拽過來，狠狠地摔倒在山脊狹小的地上，我當時嚇得臉色慘白，連話也說不出來，但我心里很明白，普布次仁這個動作如果再遲疑1—2秒，我這條命就徹底“洗白”了。

廖華林組長趕過來，他也嚇得楞了半天說不出話來。這事讓大家都很后怕，經過慎重的思考，我們放棄了當天的上山計劃。在那天晚上的小結會上，我以小組副組長和事故當事人的名義作了檢討：我們剛到達測區在地形不熟悉的情況下就急于上山開展工作，不但消耗了十多個小時的爬山體力后連大地點在哪兒都沒看見，還差一點出了嚴重大事故，問題就出在急于求成上，必須好好吸取教訓，經過討論，我們決定改變工作方法，要在這樣的高山密林環境下作業，一是要找當地的老百姓做向導，二是要重視做好安全保護措施，絕不能蠻干亂干。同時，我們根據山上積雪很厚的情況，決定先進里龍溝里去，從溝里向溝外伸展開展作業，把溝口的工作向后推遲一個月左右，這樣，山上的積雪可以融化一些，以減少上山的困難。

事實證明，我們這種對工作方案的調整，是完全必要的。不久后，我們聽說在我組鄰近作業的一個兄弟小組，在攀爬高山峽谷時，配屬該組的步兵11師33團特務連的一位戰士墜崖不幸犧牲，我們更加感到我們面對的測區真是艱險無比，一定要高度重視安全措施的落實，還要真有一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才能啃得下這塊“硬骨頭”。幾十年后，每當我想到這件事，心里還有幾分后怕。

記得我于1971年1月29日進藏前探家時，父母在重慶解放碑紅色造反商店（現重慶百貨大樓）專門為我買了一塊價值420元的瑞士25占摩凡陀自動日歷表，讓我到西藏工作時佩戴。當時，這種手表是在重慶的商店里能夠買到的最好外國品牌和最貴價格的手表了。臨行時，我母親特意叮囑我說：“你在西藏爬山時，如果手表不小心掉到山下了，你一定不要去撿了，就算了！”說來也巧，那次出事時，我手上就戴著這塊手表。我真不敢想，如果真的掉到懸崖下去了，別說是這塊手表，就是我的生命都撿不起來了，更難想的是，我身上背著的那臺從德國進口的貴重測繪儀器在全軍的測繪部隊中也就是我們中隊才有幾臺，這種儀器如果“報銷”了，當年的戰備測繪任務也就“泡湯”了，后果真是不敢設想，如果當時不是普布次仁戰友救了我，這一切就都會成為現實，我這一輩子也感謝救了我一命的這位藏族戰士。后來，我被調到大隊機關工作，下連隊時還常常去看看他，一年多后我因家庭變故離開了測繪大隊，隨后我們失去了聯系。后來我一直在尋找他，但只是聽說他后來調到西藏曲水縣武裝部當了部長，但一直沒有再聯系上他了。

在桑格爾桑坡橋東面雪山上作業

住在里龍溝的艱苦日子

里龍溝的溝口，就座落在林（芝）一一澤（當）公路（現為省道306線）邊的里龍區，這條溝向南延伸經過莫洛、桑格爾桑坡、一邊通到塔馬墩方向，一邊通往朗貢方向。莫洛和桑格爾桑坡這兩個點都是邊防部隊的駐扎點，除塔馬墩外，分別都有部隊值守，整條溝全長約90多公里。塔馬墩在往前行幾公里，就是中印麥克瑪洪線印度的實際控制區了，這條溝除了里龍區、莫洛及附近朗貢村等村莊外，幾乎就是一個無人區，溝里有一條騾馬走的小道，基本上都是沿著河邊走的，路面沒有什麼修整，基本是馬幫和人的腳踩出來的，沿途經過原始森林、陡峭的山坡，還有幾個小牧場，有的地段很滑很難走，但就是這樣的路，溝內部隊的給養和交通全靠這條小路。我們小組的測繪作業就是沿著這條路展開的，來來回回走了很多次。這條路上的風景其實非常美麗，里龍曲的流水清澈透明，嘩嘩流淌，沿途的原始森林，植物茂盛，松樹有的直徑要3-4個人才能抱過來，自然倒覆的樹干，經過數十年、數百年的風吹雨打，樹干上長滿青苔、野藤，森林里到處鋪滿了腐木、樹葉混合而成的腐質物，在空氣中散發出一種特有的清香。走出森林，在天空晴朗時，可以看見湛藍的天空中，披著白雪的一座座雪峰閃閃發光，在內地根本就看不到這樣原始生態的自然風光。但當在時，我們天天走在這條路上，天天看到這些景色，慢慢也不覺得這里有多麼美麗了，這里雖然偏僻荒涼，但絕對是一個神奇美麗的好地方。

剛到里龍區時，我們聽說這里的敵社情很復雜，1962年10月，中印兩國在邊境地區爆發了一次戰爭，塔馬墩緊靠麥克瑪洪線，就處于東部戰場的地盤里。曾有這樣一件真事，這個區的副區長是一位藏族干部，他平時對解放軍表現的特別熱情，但他不準他夫人與解放軍接觸，甚至和漢人說說話也不行。區里有人反映，這位副區長還經常在晚上打他夫人，有時還能聽見慘叫聲，其原因都是他夫人和漢族人說了話。大家很納悶，為什麼他會這樣做呢？后來，有一隊解放軍執行任務住在區政府的院子里，深夜站崗的部隊哨兵有幾次隱約聽見了電臺發報聲，這事引起了有關部門的注意，來現場查道，并要求部隊注意動向，提高警惕，但這個微弱的電臺發報聲隨之就消失了。幾個月后，有部隊調防從里龍溝口過往，一個深夜，院子里的電臺發報聲又響起來了，部隊的哨兵在上廁所時偶然發現了這個發報人就是這個副區長。當公安機關去抓他時，他已經不知去向了。后來據說，邊防部隊當時封鎖了通往境外的口，并設了伏，終于把這個企圖出境的副區長抓住，經查，他是一個長期潛伏在我國邊境地區的境外間諜分子。這件事告訴我們，在這條溝里工作時，一定要提高警惕。有關部門的同志還提醒我們，邊境地區有的老百姓是兩頭送情報，兩頭收錢得好處，真可謂是“白天是人，晚上是鬼”。我們小組是住在區政府的院子里，自己搭了兩項帳篷，我們吸取教訓，晚上睡覺時都要放兩個哨兵，畢竟這里是邊境地區啊！

里龍溝不僅敵社情復雜，而且測區條件極為艱苦，遠遠超過了1971年我們在吉隆縣作業的艱苦程度和困難。一是氣候多變，晴天很少，由于地處森林亞熱帶氣候，受高山峽谷氣流的影響，我們測區的山頭常年被雪霧籠罩著，往往山下出太陽，山上下雨雪，溫差很大，山下穿單衣，山上卻要穿棉衣，對搞地面立體攝影測量的人來講，山再高可以爬上去，但山頭亮不出來，什麼也干不成。測區的山頭往往只在清晨8時以前能亮出來一會兒，時間最長也就是一個小時，隨即山頭就被云霧遮擋住了，為了抓住早上這一會兒的好天氣開展工作我們往往是頭一天就算好天氣上山去等，用測繪兵的話來講就是到山上去當“山代王”。所以，我們常常要到雪山上去蹲守，有時甚至是爬了一天的山，但第二天山頭因天氣不好沒有亮出來，只能懷著懊惱的心情下山去再擇機上山等天氣，給我們作業帶來很大的困難。二是山的比高很大。我們測區地處喜馬拉雅山北面，全部在邊境地區的高山峽谷間，從山下到山上的比高有2000多米以上，山谷里是湍急的河流，我們要穿過原始森林區，高山草甸帶區，一直要爬到山頭或雪線以上山脊的永久積雪區才能開展沒有遮擋的攝影作業，上山往往要爬7-8個小時才能到積雪區的山脊或山頭上作業，沿途要穿密林，背著幾十斤的測繪儀器，還要攀懸崖，一趟下來，人累得像散了架一樣。三是作業后勤保障條件差，由于經常要在雪山上過夜，我們大家都不愿意吃壓縮干糧，而是喜歡用吃過的鐵皮罐頭盒裝一些飯菜，一桶約可以裝2斤飯菜，再裝在挎包里背上山，到了山上，我們那一帶的雪山上生長有許多的野杜鵑樹，杜鵑樹生長在樹林與積雪帶結合的山坡上，耐寒，含油脂，易燃，用一根火柴和幾張紙就可以點燃，而且山風還不容易把火吹滅，我們利用杜鵑樹的特點，在山上就撇下這種樹的樹枝生火加熱帶上山的飯，吃起來覺得很香。山上沒有睡覺的地方，我們利用地形，有時睡在山壁底下，如遇到下雪，就找能遮擋雪的山洞，實再沒有地方，就爬到樹上坐在樹杈上呆一晚上。我們測繪隊有許多老戰士，就是在這種極為艱苦惡劣的工作條件下，因沒有熱飯吃得了嚴重的胃病，因為山上潮濕陰冷得了關節炎。在里龍溝里，有兩件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有一次，我們上山攝像，在爬山的半途中天氣突然變壞，下起了大雪，我們經歷了千辛萬苦，好不容易已經爬到了雪山上，很快就要到達工作的指定位置了，我們都不愿意下山，決定在山上呆一晚上，但當天我們上山只穿著身上一件棉衣，帶著一件雨衣，山上因為沒有避風處，呼呼吹的大風根本點不燃火，也不能烤火取暖。晚上，山上的溫度下降到零度以下，積雪已經沒到我們的小腿處，我們每一個人就分別找一株杜鵑樹或松樹，爬到樹上去坐在樹枝上，就靠一件雨衣在雪山上過了一夜。那一晚上把我們都凍得極為難受，但我們靠毅力終于挺過來了。第二天清晨，雪停了，對面被攝物的山頭亮出來了，我們抓緊那個寶貴的時間，完成了基線測量和拍攝任務。還有一次，我們爬到里龍I一1大地控制點作業，在山上等天氣時也是遇上了下大雪，我們和民工找了一個絕壁邊，在那里稍微能擋住迎面吹來的雪風，配屬我們的民工燒了一團篝火，我們圍坐在火邊取暖，我們用森林中一種叫杜鵑樹的植物，來燒火，這種樹身上含油脂，我們從山上砍下來丟到篝火里，火苗燒的吁呼的響。晚上吃飯時，民工看我們帶上山的飯很少，就把隨身帶的干肉切一些下來，放在火上烤一下，再用藏刀切成大拇指大小的肉分給大家吃。民工把肉遞到我跟前，也切給我了一塊，我看這塊肉還是紅的，沒有烤熟，還是生的，但肚子餓了，放進嘴里吃什麼都是香的，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嘗了生肉的滋味。入夜，山上的風越刮越大，雪也越下越大，氣溫也越來越低，我們就把火燒大，圍著火坐著，這時的感覺是前胸和臉很燙很熱，背后被寒風吹著，又感到很冷很冷。半夜，我突然被疼醒了，原來，人犯困打盹睡著后，左腳不小心伸到篝火堆里去了，大火把我腳上穿的解放膠鞋前面燒穿了，前腳趾上還燙起了一個大血泡。第二天早晨，我在雪山上穿著這雙爛鞋子直到完成任務，但由于腳趾頭一直浸在冰冷的積雪里，后來腳趾發了炎，又紅又腫，我是柱著棍子下山的。這種情況對我們來說已是家常便飯，我們的衣服經常被雨雪淋得透濕，一雙解放膠鞋一個月就可以磨爛，餓了啃一點軍用壓縮干糧，渴了就在雪山上捧起積雪吃，在河谷里就喝河里的水，在這種極為艱苦的工作環境中，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嚴峻的考驗。我們小組有一個從四川郫縣入伍的干部子弟薛志敏，有一天在雪山上作業時手凍僵了，他大哭起來，他說實在受不了這種生活，這個兵不想當了。我勸他說：“我們比紅軍強啊，紅軍爬雪山，過草地，這和我們測繪兵一樣，但他們后面還有敵人要打紅軍，我們沒有，我們比紅軍好多了！”后來，這件事被中隊楊指導員知道了，他到小組表揚我說：“同為干部子弟，有這種吃苦精神，好樣的！”其實，當時我還僅僅是一個不滿十八歲的青年，這種吃苦精神，完全源自于想到父輩們的榜樣，是他們那種精神，成為我在西藏高原爬冰臥雪的精神力量。

我們小組從里龍區往溝里走20多公里就是莫洛，在這個村子里有我們邊防部隊的一個點，莫洛這里的地形比較開闊、平坦，是一個交通樞紐，一條路是向南通往桑格爾桑坡，另一條路向西，通往邦莫咀再分別可到朗格拉山口和孜貢拉山口。莫洛的地理位置很重要，我們在莫洛一帶作業時就住在邊防點里，碰上過好幾次附近山上有人打信號彈的情況，為此，連隊還緊急出動過好幾次，但到周邊村莊查找，都沒有發現重大情況。我們小組圖幅中有兩個大地控制點都在英洛附近，分別是里邦I一2和尼瑪邦嘎，但這些大地點都建在海拔6000米左右的雪山上，我們在連隊操場上用望遠鏡能清楚看見這兩個大地點的位置，其中，里邦I一2是建在一座拔海5800多米的大雪山上，大地控制點的海拔高程是4622米，這座山是整個測區海拔高度和比高高度最大的雪山。我們和兄弟小組在莫洛進行的短暫的工作會合，經過全力合作，終于拿下了莫洛附近的這些山頭，幾十年后，我在清理資料時，意外發現了我和戰友王長青同志（照片坐地記錄者）當年在里邦I一2大地點進行觀測工作時的實照。

那年4月間，里龍溝里碰上連綿的陰雨，我們的外業工作不得不暫時停下來，我們小組當時正在號稱“天下第一坡”的桑格爾桑坡，這個邊防點是里龍溝里離中印麥克瑪洪線印度實際控制區最近的一個邊防點。桑格爾桑坡傳說文成公主進藏路過此地，遇到一伙強盜，強盜們搶劫了財物后走到這座山坡時，突然刮起來一陣狂風，掀起漫天沙土石塊很快就將他們埋入地下，當地百姓因而稱之為“脾氣古怪的山坡”。其實，據考證，文成公主進藏根本沒有經過這里，僅僅是一個沒有史實根據的傳說而己，但桑格爾桑坡地質氣候條件復雜，多風、多雨雪、多泥石流，倒是不爭之實。人們把對大自然的敬畏通過編一個美麗的傳說表達出來，把美好的愿望寄托在他們尊敬熱愛的文成公主身上，也是可以理解的。據介紹，這個邊防點原來是駐在再往東南方向約5-6公里遠的塔馬墩，據說因規避山上常出現的泥石流，邊防點就從塔馬墩后撤到這里。桑格爾桑坡當時的條件十分艱苦，部隊住的營房都是用木板搭建的，只有一排木板房，這里沒有通水、電，部隊的生活用電是用汽油發點機在晚上發電解決照明的，吃水就是到營房下邊擔里龍曲的河水，不過，這些來自喜馬拉雅山的雪水很干凈環保，生喝也不用擔心鬧肚子疼。這里的營房緊靠高山密林，兩邊的山很窄，終年也難見太陽，陰暗潮濕。部隊的給養全部靠馬幫從里龍區的小道馱進來。桑格爾桑坡這個點是中印麥克瑪洪線印度實際控制區朗貢方向進入中國實際控制區的必經之路，當年，30多個戰士在這里和外界的聯系就是靠收音機，一個月次能看到一次報紙。我們小組到達后，邊防點的戰士們在河對岸一塊空地上為我們平出一小塊地，我們的帳篷和邊防點的木板房隔河相望。他們看到從拉薩來的戰友們，增添了山里的入氣，他們顯得非常熱情和高興。

在等天氣的那段日子里，我們不能上山作業，就先到塔馬墩邊防點的舊址去查看，戰士們為了保護我們的安全，帶領著我們一同前往。那天，我們都攜帶著武器，還帶著設備和照相機前往塔馬墩，經過3個多小時的行軍，塔馬墩的營房出現在我們的眼前，我們很興奮，但護測的戰士們告訴我們，塔馬墩已長期沒有住人，印軍的巡邏人員有時也會到這個點上去，有時甚至可能有叛匪人員在這里短期的居住，這里實際上是一個無人管理的設施，進去時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有意外情況。于是，我們在離塔馬墩還有百把米遠的地方停下來，分成幾個戰斗小組，全部子彈上膛，用戰斗小組的隊形，手指不離扳機，亦步亦趨，小心翼翼地走進了塔馬墩。我們搜察了一圈，確認買有情況，我們才開始拍照和進行兵要地志調查工作。我們看到，塔馬墩邊防點雖然已后撤到桑格爾桑坡多年了，但由于沒有道路，這個邊防點的許多設施設備當時都無法搬走，像廚房的鍋灶、宿舍的鐵架子床、甚至烤火用的一塊塊柴火、喂馬的一包包飼料，我們問戰士們這些東西以后怎樣處置，戰士們風趣的說：“這里要常過來巡邏，碰到天氣不好，這里還可以烤火做飯呀！”從塔馬墩再往前走幾公里就是中印麥克瑪洪線印度實際控制區了，我們從里龍區走到這里，就無法再往前行了。

桑格爾桑坡邊防點的文化生活非常單調，平時就是能聽聽收音機的新聞節目，能幾個月看一場電影就是非常奢侈的文化享受了。我記得在那里等天氣時，恰逢營部給邊防點送來一部16毫米的《英雄兒女》故事片，因連續下雨，電影片無法回傳，就暫留在邊防點，于是，邊防點上的戰士們每天晚上就在食堂里放映這部片子，觀看電影的觀眾除了邊防點的二三十人以外，其余的就是我們全組的同志了，就這樣，這部電影一連放映了一個多星期，我們小組的同志沒有上山，就天天到邊防點去看這部片子，我一點也不感到厭倦，反而越看越愛看。說實話，這部根據著名作家巴金《團圓》小說改編，由長春電影制片廠田方、劉尚嫻主演的電影，我參軍前就看過很多次，電影情節深情感人，但能在西藏邊防這樣反復觀看，我覺得還真是一種精神上很大的享受，看多了，這部電影的許多臺詞我至今都都能背誦下來。

我們小組的炊事員叫李進寶，甘肅靜寧縣人，和我同期入伍，年齡長我十歲，小組考慮到他文化低，年齡大，就讓他做炊事員工作。桑格爾桑坡沒有新鮮蔬菜，我們頓頓都是吃的都是從里龍區拉進來的土豆，品種有土豆片炒豬肉罐頭、土豆絲炒豬肉罐頭、土豆片煮湯放豬肉罐油油。我們吃的水都是里龍曲的河水，邊防點的做飯條件比我們好一些，做飯在室內，不用淋雨，還有饅頭吃，他們有時給我們送來一些饅頭，但我們還是嚷著要自己做，李進寶好在是北方人，參軍前已組建了家庭，做飯還能對付著吃。我到野外工作，深山密林里穿行是家常便飯，衣服臟的快，掛爛的也多，因我年紀小，縫縫補補一點不會，每當衣服臟了爛了，李進寶就幫我收拾好，記得有一次，我的褲子屁股上磨爛了，第二天還要外出，我想湊合著穿一下，就睡覺了。一覺醒來，我發現李進寶正坐在我的腳邊，借著蠟燭光正幫我縫著褲子，我的心里當時感到熱呼呼的。雖然那段時間的生活非常艱苦，但現在回想起來，真是一種難得的人生經歷。

在桑格爾桑坡橋東面雪山上作業

堆米村錯失了發財機會

堆米村是測區位于雅魯藏布江以北的一個小村莊，按照工作計劃，我們要從這里爬上一座海拔5033.4米的約多大地點上去設立一條攝影基線，完成對測區當面的攝影。1972年5月底，我們小組從里龍區出發，到渡口乘坐羊皮筏子渡過了江，到江對岸的堆米村住了下來。我們小組有一個配屬民工叫頓珠，他的家就是堆米村的人，他熱情地把我們請到他家做客，還拿出了一桶自己釀的青稞酒招待我們。頓珠家釀的青稞酒喝起來很清淡，就像內地人吃的醒糟水，我在測區呆了3個多月了，這種帶有甜味的青稞酒喝起來感到很爽口，除了端著大碗一連喝了3大碗，還覺得不解饞，又用軍用水壺灌了一壺，準備第二天帶上山去喝。

幾個月來，頓珠和我們相出久了，產生了感情，他試探地問我們小組一位叫薛志敏的戰士是否有家室，這個戰士是四川郫縣人，干部子弟，長得細皮嫩肉，個子高高的，雖是一對單眼皮，但模樣很招人喜歡。頓珠的意思是，他有一個女兒，想給她找一個漢人嫁了。頓珠說，誰和他的女兒結婚，他就會送給他一大群牛羊和一大片土地。原來，頓珠是當地的一個小頭人，很有財產的。薛志敏和頓珠開起了玩笑，頓珠信以為真。趕緊把女兒叫出來讓大家看看。這位女孩子被高原紫外線曬得黝黑的臉蛋兩邊有兩片紅云，大大的眼睛，瓜子臉，苗條高挑的身材，真是一位活脫脫的藏族美女。頓珠說，如果愿意，他可以在收測后就舉辦婚禮，還要為女兒蓋上一幢新房子相送。我們看到這個玩笑開大了，就告訴頓珠這是一個玩笑，因為部隊有紀律，更何況我們是在執行任務，頓珠似乎明白了，就又勸大家喝起青稞酒來。第二天早上，我們帶上儀器裝備，向這座高山牧場爬去。經過八個小時的爬山，在下午四點多鐘到達了指定的位置。這時天氣一下轉壞，天空下起了大雨，山頭被濃霧包裹住，什麼也看不出去了。我們早有在山上過夜的準備，于是，搭好帳篷，就在山上宿營了。

這場雨一直下了三天，一刻也沒有停下來，我們就躲在帳篷里睡覺、看書，聽收音機，實再無趣了，就唱上一首歌曲，山上光禿禿的，沒有一顆樹，我們不能做飯，就吃壓縮餅干，我們山上度過了最無聊得三天。第四天清晨，天還沒亮，我鉆到帳篷外解手，看到雨己停了，山頭的霧已經退去了，天空中的星星露了出來，周圍的山頭、山腳下的堆米村、雅魯藏布江都露出了影子，天上還有很多星星，這些特征都預示著天亮后會是一個好天氣，我們高山攝影就是需要這樣的天氣。我沒有睡意了，跑到離帳篷十多米遠的一個草坪上解大便。蹲下去的那個地方因下雨很濕，我挪了一個干一點的地方，無意中，發現在我的身旁有幾株像蟲草一樣的草，是一顆土灰色的獨苗，我漫不經心地把它從地上拔出來，這時，我發現，手上的這顆草簡直就不是一顆普通的草，而是一顆蟲草。我當時不敢相信，在雅魯藏布江畔的這片高山牧場的草地上還會碰到珍稀貴重的蟲草。此前，我們小組在里龍溝作業，聽老百姓講，這一帶測區的山里零星分布有三七、靈芝、還有蟲草等，但我們在雅魯藏布江南的原始森林里什麼也沒有發現。后來，小組轉移測區先后又到了仲莎溝、玉松溝，溝里有大片的森林和沼澤地，我原來想，這里可能是生長三七和天麻的好地方，但一直到作業結束，我在這幾條溝里仍然是什麼也沒有發現，原以為這一次外業作業是空手而歸了，沒想到就在眼前，不經意卻發現了蟲草這種名貴藥材，真令我十分驚喜，心想：天亮后或許會碰到更多的這種的蟲草。

天亮了，組長叫醒了大家，為了搶好天氣工作，我們背著儀器就出了帳篷，向山頭走去。當我們出了帳篷走了不遠，大家都被眼前的現象驚呆了，只見我們帳篷周圍的山坡上，到處都生長著蟲草的苗，嵌在草甸帶的草中，稍微細細一看，一片一片的。我們都停下了腳步，順手挖了起來。其實，這種蟲草苗是很好挖的，山坡上的土質比較松軟，只要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草苗，輕輕往上一提，蟲草就挖出來了，一顆顆蟲草，一會兒就挖了好多根，我們的帳篷離山頭攝像點大約有300-400米遠，要到達指定的位置估計最多也就是半個小時的時間，但這一路上，我們一邊走，一邊挖蟲草，組長著急的喊到：“大家抓緊上山，不要耽誤了天氣！”我們也不好一個勁埋頭挖蟲草，就加快了步子，但碰到蟲草還是舍不得放棄了。就這樣，我的口袋里裝滿了蟲草，又用手帕來包。一路上，足足挖了有3-4兩新鮮蟲草。我事后想，要是一上山就發現了蟲草，把那幾天最無聊得時間利用起來，說不定這片高山草甸帶的蟲草我們小組每人都可以挖上一麻袋，如果是這樣，我們就都發財了，由于要上山工作，我們不能在山坡上因挖蟲草費時太長影響工作，只好放棄了眼前的成片的蟲草，趕到山上搶天氣去了。工作完后，已是下午5點半鐘了，我們匆匆收拾行裝就下山了。

我在當年的工作筆記上是這樣記錄這一次工作的有關情況的：“4AB33基線攝影方向向南，采用輔助端點法，AB兩站大約相隔1100公尺，a角=89。17' 11”，AB站之高差±3。34 7。在B站上輔（助）基（線）擺設大約47公尺左右，采用引點B33。”

“4AB33主要是向江南的山頭、溝底大面積縱深攝影，B站BR偏至三組的圖幅，A站AL偏至田興溝里面的雪山，4AB33屬重要基線之一。”

“本基線設在約多大地點下，大約要爬8個小時左右。”

后來，我把這次在山上意外挖到的蟲草帶回家送給了父親，母親問我這些貴重藥材是在哪里買的，我把情況告訴了母親。我得意的說：“這些都是在測區的草場上意外發現的，如果早一點發現，就不是用兩來計量了，而是用公斤，甚至可能是麻袋來計量了。”至今，我對這個地方還有深刻的印象，過去曾想過如果有機會再去看一看，如果當地的藏族老百姓還不知道利用這種藥材，那我只要去呆上幾天，就能用麻袋來裝蟲草了。這種經歷真是太神奇了，比起當年我們和藏族老百姓開玩笑談婚論嫁得到牛馬土地來還要賺得到更多的錢啊！

歡送中國科學院蘭州所教員合影攝于新繁鎮公園

收測了

1972年6月初，我們在堆米生產隊東北面的布喀木大地控制點上（海拔高程4539.5米），完成了對江南地貌地物的最后一次攝像后，我們小組的外業測繪任務就全部結束了。這一年的戰備測繪外業作業，我們在里龍溝作業整整一百天，據工作筆記記錄，當年在測區共布設攝影基線34條，完成圖幅面積約1600多平方公里。在艱苦惡劣的自然環境下，我們小組每一個人都經受了嚴酷的考驗。2月底出測前，我曾向中隊黨支部莊嚴地遞交了入黨申請書，我希望黨組織在艱苦環境中對我進行考察，在外業作業期間，中隊楊智富指導員曾到我們組檢查工作，鼓勵我用實際行動接受黨組織的考驗。收測這一天，我在想，我們用完成任務的實際行動向黨支部交了一份考卷了。

小組奉命到甲格（地名）集中，由于沒有汽車來接運，我們要從里龍區步行30多公里才能到達。那一天，我們頂著火熱的太陽，趕著馱著行李物資的馬匹走在公路上，出測以來，大家幾個月都沒有洗過澡，個個身上都有一股難聞的體臭味，外業生活的摸爬滾打，軍裝已經破爛不堪，連紅色的領章也變成了烏紅發黑的顏色，在領子兩邊己看不出來了，特別是補在我的褲子屁股上的那塊大補丁已經脫線了，那張爛布掉在屁股上，隨著走路的節奏被風吹得前后晃動著，大家開玩笑地說：“你的屁股上真像有一面旗幟在飄揚！”沿途有幾輛車從我們身邊經過，我們招手想搭幾個人，少走一段路，但車子可能沒看清我們這些人到底是什麼身份，一輛也沒有停下來。等我們走到甲格，進入步兵33團的營區大門，我們一眼就在團部的宣傳欄上看到了上一年我們小組隨《解放軍畫報》社記者到珠峰拍攝的專題照片，那一張張彩色照片記載了測繪兵在西藏高原的光榮歲月和精神風貌。33團的許多戰士們都圍上來向我們表示祝賀，那天我的心里充滿了驕傲，當時別提有多高興了，3個多月的辛苦和疲勞在我的心底里一下蕩然無存了。

事后我才知道，我們小組在珠峰拍攝的照片，分別刊發在1972年3月號和5月號的《解放軍畫報》相《人民畫報》后，遠在千里之外的父母，在并不知道我們配屬記者拍照這件事情的情況下，母親從家里訂閱的《解放軍畫報》上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形象，并用鋼筆寫下我的名字給父親看。一直等到我1973年回家探親時，母親拿出畫報問我，才從我這里得到了證實。我當時想：真是知子莫如母啊！

不幸的是，我們后來聽說，曾在珠峰為我們拍攝的楊明輝記者，于1972年再次從成都赴西藏執行采訪任務時，在川藏線上車輛不幸失控，所乘吉普車墜入了深谷的大渡河里，后來連遺體都沒有找到，我們為他的不幸遇難深感心情悲痛。

回到拉薩后，經過短期休整，我們測繪大隊進藏部隊奉命撤回內地，中隊黨支部決定安排我和幾位老同志乘坐卡車押運物資到西寧，其余同志都分乘幾輛大面包車到西寧。我清楚，押車走就是吃住都在卡車上，兩千多公里的青藏公路，當時起碼要跑一個多星期，會有許多的困難，中隊領導征求我的意見，我說：“服從組織安排！”楊指導員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說：“希望你接受組織的考驗！”我明白組織對我這種工作安排的意圖，把我放在最艱苦的測區，又讓我承擔最苦的工作，這對我一個積極要求入黨的青年來講，就是黨組織對我的考驗。1972年8月31日，我被所在中隊黨支部委員會研究同意吸收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我的入黨介紹人分別是我1971年和1972年所在小組的組長張安國和廖華林。我1972年所在的第四測繪小組也被部隊黨委批準榮記了集體三等功一次。

吉隆邊防六團團部遠眺

爬山先爬文化山

高原測繪兵，也可以說就是爬山的技術兵，走進測繪隊，聽老戰士講的最多的就是關于山的生活。我們中隊原來是搞平板儀測繪的，根據任務要求，要轉變從事地面立體攝影測量的作業，這是我軍測繪部隊中當時唯一的一支從事地面立體攝影測量的中隊。

地面立體攝影測量就是把一種專用的攝影機安置在地面固定的測站上向測區目地物攝影立體像對，然后在室內利用立體測量儀器進行測量和等高線勾繪，由于攝像機所在的站點位置可以用普通測量方法測定，還可以人工把攝像機的光軸安置成理想位置，所以這種方式取得的照片，和人們在地面上的觀察習慣是一致的，比較容易判讀，同時，它比航空攝影更易于組織、更經濟靈活，在陡峭的山區和不易抵達的比高大的雪山高峰施行比例尺大于1：25000的軍用地形圖測繪，既很方便，精度也能保證。可以說，航測和平板儀測量的某些不足之處恰為其特長。據說，我們中隊就是為了完成西藏邊境東部地區的地圖空白，專門到西藏的高山峽谷從事平板儀中隊無法施測的地區所成立的。

我們參軍那年接觸這種攝影時，據說，這門技術起源于蘇聯，上世紀六十年代末，被中國科學院蘭州冰川凍土沙漠研究所引入到找國，并采用這種技術方法率先繪制出了珠穆朗瑪峰地區的精密地形圖。我們中隊的任務是：經過短培訓，初步掌握地面立體攝影測量技術并形成作業能力，承擔起西藏邊境地區高山峽谷、冰川雪山的測量任務。

面對這門當時剛引進的測繪技術，我們中隊干部戰士中除了指導員李井泉和副中隊長陳太昌分別是解放軍測繪學院畢業的大學本科和專科生，其它人基本上全部是初中及以下的文化程度。我入伍時剛邁進中學，“復課鬧革命”的年代幾乎沒有學到什麼東西，實際上就是一個小學畢業的文化水平。對能否學到這門技術，我心存畏難情緒，沒有底氣。為了學習掌握這門技術，部隊除了安排有實踐經驗干部擔任教學工作，還聯系中國科學院蘭冰川凍土沙漠研究所派了3個專職教員到我們中隊教學。

我還清楚記得第一門課的課堂是在灌縣（現四川都江堰市）都江堰的飛沙堰安瀾橋旁。

1970年3月19日，新兵營營長曹恩福給我們上了第一堂業務訓練課。我們全中隊人員都坐在河灘上，曹營長指著對面二王廟背后的山梁，講解了地形的基本知識，如分水線、河水線、山頭、鞍部、山腳、山谷、山坡、山峰、懸崖、絕壁等一系列的基本概念。林成憲教員給我們講了地圖上如省界、國界、鐵路、公路、獨立樹、煙囪、涼亭、居民地等地形、地物、地貌的符號。

如果說，我們對地形地貌地物及地圖符號的對比理解和記憶，但學習從1970年12月進入到對地面立體攝影測量的理論知識學習階段，我們感到了面前橫亙著一座大山，攔住了我們的路。

地面立體攝影測量理論涉及最多的是三角函數中正切余切、正弦余弦的知識，座標計算中涉及到正負數、對數表的查取及誤差修正、手搖計算器的操作及計算尺的使用，對于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我來說，這些知識完全是空白點，來自中科院冰川所的王一謀教員是武漢測繪學院“文革”前畢業的本科生，他給我們講的第一堂理論課是象限理論及正負數計算，其中講到，當座標值處于第II象限時，X為正，Y為負，當座標值處于第III象限時，X、Y都為負時，在計算時就要運用正負數，由于我沒有學過初中的數學，對正負數一點不懂，王教員講的計算就～點不會，第一次上課什麼也聽不懂，我當時心里很著急。課堂上，王教員要求我把這一部分知識好好補習一下，但補習又找不到老師，也找不到書籍，我就找到我們中隊的一位68年的老兵，他是高中生，文化基礎好，我從他那里，整理了幾句正負數的計算口訣，我還記得的幾句是“當兩數不同時為正或負時，加負等于減正，減正等于加負……”我腦子反映慢，就反復背誦這些口訣，對正負數的概念用了很長一段時間來消化，再找來一些練習題，經過反復理解和計算，終于把正負數計算這一關闖過去了。我也是用同樣的辦法，比別人多花更多的時間，來彌補自己文化基礎差的缺陷，在老同志的幫助下，逐步學會掌握了對數表、計算尺和“飛魚牌”手搖計算機的使用。

基礎理論的學習，涉及到文化基礎底子打得是否牢固，我們在學習中，更多的不是在課堂上，而是在執行任務的艱苦功作的環境中。1971年，我們小組在吉隆縣測區執行戰備測繪任務，中科院冰川所的陳建明教員跟隨我們在吉隆溝一帶執行任務的兩個組，一邊結合業務實踐深入開展學習，一邊指導我組業務工作的開展。我記得陳教員當時已快40歲了，他除了白天和我們一起爬山作業外，晚上還抽出時間給我們講操作理論。地面立體攝影測量確定地面的位置，相當于在基線兩端作前方交會的情況，基線的長短與確定的地面點點位有密切的關系，所以基線的長度和位置是野外作業的主要問題。我們在學習理論時，記得有一個測區基線條數布置的估算公式：

（河谷長度×河谷寬度）÷圖幅內平均最大攝影豎距=河谷長度÷測區基線的概略平均長度

從理論上講，基線長比基線短精度高，根據計算，4倍基線長以內不能繪圖，20倍基線長度以外不能繪圖，在1：50000的地形圖上，基線長度從125--1125米時，最近繪圖距離約2.5公里，最遠繪圖距離約22公里，按經驗，基線在400米左右時效果最好。但陳教員在具體工作時，反復要求我們要從實際出發，對基線的布設和長度，不要簡單套用公式來制定我們的工作計劃。在實際操作時，陳教員在攝影站點的選擇上一絲不茍。有一次，我們上山后A站布置站點后，他讓我們把B站點的腳架拿到對面山上布設，架好后經實測，垂直角高于10度，他打手勢要我們把點位往下移動，重新布設，我們就扛起腳架往山下走，直到達到要求才讓重新架設B站點的腳架。他說：我讓你們走了一些冤枉路，爬了一些冤枉山，但可以保證兩點的鏡位差，可以保證作業的精度，這樣，內業畫圖時就不會出現一些困難。陳教員就是用類似這樣的工作實例來給我們講解攝影站點選擇的要求。我們測區內，已有的大地控制點少，怎樣保證作業點的交會精度，中科院的教員帶領我們上山，教給我們經緯儀作業的要領，特別是怎樣用解析平面控制辦法，用后方交會或側方交會辦法，把座標傳導到其它攝影站點和測定檢查點，講解攝影作業時的天氣、時間、成像及操作要求，手把手教我們在工作實踐中掌握地面攝影測量的技術要領。

我們學習地面立體攝影測量技術，要求不僅從外業拍攝、基線架設、暗室干板洗印及保管處理，還涉及到內業加密、制圖等，這是一套完整的技術，在中國科學院冰川所，這些專業都是分由不同的專業技術人員掌握的，但我們部隊的技術人員，由于人手有限，要求我們能全面學習掌握，必須要下很大的功夫。從1973年8月到1974年底，我又在西藏外業工作的基礎上，在教員的指導下開始學習內業繪圖技術。由于我的文化程度很低，我要求自己先不求自制圖理論上能全部弄懂，起碼在實際操作上能基本過關，并能把工作應付走。制圖的基本功是能用肉眼分開看像對的照片并能看出立體效果，我開始看不出這種效果，就反復訓練，平時一有空就拿著像對照片，左眼看左手，右眼看右手，終于達到了看立體的效果。隨著內業工作的展開，在中科院教員的指導下，我們從學習安裝1318立體繪圖儀開始，初步掌握了制圖儀器的使用性能。我的字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好好練過，字寫得很差，為了適應制圖工作的需要，領導要求我們制圖人員要能寫一手好字，教員要求我們利用業余時間練習寫字。教員王一謀鋼筆字寫得端莊清秀，毛筆字寫得隸書也很有功力，他教我們寫仿宋體，還叫我們寫隸書，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在學習訓練之余就跟著王教員學，一有空就練習。我現在寫的仿宋體和隸書體都是那個時候跟老師學的，我體會到，字真是練與不練大不一樣，年輕時打下的功底，一輩子也走不了形。

我們內業作業是處理我們中隊1972年度的外業成果，在工作中，陳建明教員教我們處理內外方位元素誤差，圖幅中死角地帶地形的處理等較高難度的技術問題，到1973年底中科院教員完成教學任務撤走時，我們中隊已經基本能夠獨立完成地面立體攝影測量的內外業工作。我們學習地攝技術，要求不僅從拍攝、基線選擇與架設、暗室干板洗印及保管等外業技術，還涉及到內業儀器安裝條試、操作使用等內業技術，這是一套完整的技術知識，作為一個能掌握全套技木的人來講，在中科院冰川所都是工作多年的高級工程師，連大學本科畢業生也只能打打幫手，但我們要在較短的時間里掌握全套技術，非要下很大的功夫。從1971年初到1974年底這幾年的時間里，我都在西藏和內地工作實踐中學習和掌握著這門技術，由于文化程度有限，我要求自己先不求從理論上能全部弄懂，起碼在實際操作上能基本過關，并能把工作應付走。從1971年2月我隨部隊入藏測繪后，在干中學習，用2年的時間基本全面掌握了地面立體攝影測量外業的全部工作內容和要求，并升任了作業組的副組長。從1973年到1974年，隨著內業工作的展開，在中科院老師的幫助下，經過兩年的工作實踐，我們逐步把書面知識轉化為工作的經驗，1974年我已經開始獨立開展工作，并被提升為地面立體攝影測量技術員，我這個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土包子”變成了一個能拍攝和在專業儀器上繪制軍用地形圖的技術人員，為消滅西藏邊防地圖空白區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1982年11月29日，我原所在的成都軍區第一測繪大隊被中央軍委命名為“丈量世界屋脊的英雄測繪大隊”。命令說：“該大隊自組建以來，大隊官兵始終遵循著“走到、問清、測準、繪實”的八字方針，出色地完成了珠峰測量、邊界勘界、導彈及衛星發射、青藏高原新一代數字化地圖等測繪保障任務，研制的20多項科技成果在全軍獲獎。為國防建設做出了突出貢獻。”在這個大隊的光榮戰斗歷史上有24位戰友光榮犧牲，79位戰友因公致殘，其中，僅我知道的就有：八中隊副組長普布同志1975年為配合中國科考隊對珠穆朗瑪峰的重力高程測量，在嚴寒情況下，為取得準確觀測數據，摘下手套工作，被嚴重凍傷截掉右手手指；7中隊北京籍戰士門震旺同志1975年7月14日14時在阿里地區扎達沙讓地區執行任務時失蹤；來自北京市的9中隊6組戰士胡成德同志在阿里地區作業突遇雪崩光榮犧牲，還有2名戰士凍傷；還有一位配屬我們5中隊三組測繪的步兵第1 1師33團特務連戰士在攀爬高山時被摔下山犧牲；配屬10中隊護測的新疆軍區某部兩位戰士，在邊境地區插旗誤入我國民兵設立的伏擊圈被誤擊光榮犧牲；我本人也在1972年2月在米林縣里龍溝攀登雪山時差一點“光榮”了。我在中國——尼泊爾邊境線吉隆段、中印麥克瑪洪線東線朗縣——米林段留下了工作的足跡，親手測繪了吉隆縣、朗縣、米林縣里龍區、南伊溝等區域的1:50000的軍用地形圖約3000多平方公里。

當年我在測繪大隊搞文學創作時曾寫過一首名為《測繪兵之歌》的詩，這首詩的開頭有這樣幾句：“奔騰的河川千條萬道，起伏的山巒連綿不斷，測繪兵為祖國奔走四方，紅色的腳印撒遍山川......”

是的，在西藏邊防兩個年頭的測繪經歷始終強烈的震撼著我的心扉，這種震撼，不僅來自于自然環境的廻異與艱難，更來自于我和我的戰友們對祖國事業的無比忠誠。這種忠誠不同于藏族老百姓通過“長磕頭”的方式，不同于他們通過那些掛在樹上、江畔、山脊、房頂的五顏六色隨風飄動的經幡所表現的對佛的虔誠，而我們始終是放在心中的保衛祖國邊防安全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是刻印在我們腦海中那種“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氣概，那是一種發自心底的精神力量，足以激勵著年輕的我們年復一年的去爬冰臥雪，去風餐露宿，去戰勝種種常人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去經歷苦與樂、生與死的考驗，甚至獻出寶貴的生命也在所不惜。這種精神，對于常人是無法用金錢和物質利益來購買的，即使是佛祖也會為之動容的。有人說，我們要去執行任務的測區都是“生命的危險區”，但即使是這樣，我們這些十幾二十歲的年輕戰士還是要在那里渲染著生命的頑強，面對與外界重重阻隔的漫漫雪山群峰，置身在“一天度四季，全年備冬裝”、空氣稀薄，太陽輻射強烈的極其艱苦的自然環境中，每天工作的艱難無疑都是懸在我們頭上的一把利劍，但越是工作艱難，越會凝聚起我們心中的堅強，越會使我們對完成任務產生異乎尋常的渴求，越會對祖國的利益產生格外的忠誠，信仰的力量是無窮的。我和測繪大隊許多上個世紀60—70年代入伍的戰友們一起，用自己的汗水和青春，為填補祖國西藏邊防第一代地圖空白區，為保衛和建設西藏邊疆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成為我的人生中最為寶貴和值得回憶的一段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