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西文化兼通、又對近代科學技術有深刻了解的文化大師，王國維、羅振玉、陳寅恪、錢穆和吳宓等人自然不是封建迷信的信奉者和傳播者，但饒有興味的是他們卻對占卜算命一事很感興趣，吳宓甚至相當相信自己的占卜水平。對此也許不僅要看當時的時代背景，也要從這些大師的個性和心理方面尋找解釋。
(本文摘自《民國學風》，劉克敵著，九州出版社2019年10月第一版，定價：68.00元)
1910年，吳宓即將離開陜西老家赴京參加清華留美學校的入學考試，動身前他卜得一卦，得卦語云：“海波兩頭高，飛蓬駕六鰲，居中能馭使，何怕涉風濤？”當時的吳宓因年幼不能懂得此卦語的深意，直到1919年他來美國已經兩年有余，目睹西方社會的發展現狀和文化特征以及中國留學生的種種表現，才對卦語有了豁然開朗之感，意識到此卦的要點應當是“居中”二字，也即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中庸思想，而且西方古典文化也是追求這樣的處世態度，如古希臘三哲（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以中、和為教，也即西儒所謂的“在兩極端之中點，即為善，而在其極端，則為惡”。又西人有以騎馬為喻，只有居正中才不至于掉下馬來，才能駕馭馬之飛馳。吳宓感嘆地在其日記中寫道：“今天下逃墨則歸于楊，逃楊則歸于墨，各趨極端；求能權衡得當，立身正己，因應咸宜，實難之又難之事。”看來吳宓并非是出于迷信而解釋此卦，而是把它與對中西文化的比較和對人類未來命運的擔憂結合起來，把它與自己的處世態度結合起來考慮的。應該說吳宓的解釋很有道理，與他到美國后對西方文化了解加深有關，也與他在進行中西文化比較后對傳統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有關。為此吳宓還以兒時見到的一副對聯為補正：
業能養身須著意；事不干己莫勞心。
吳宓以為此聯雖然宣揚一種自私思想，但處于亂世之中，有如此修養也不失為一種處世態度。因為所謂獨善其身，看似容易，實際做到很難。能夠出淤泥而不染，白璧自保，砥柱橫流，此非絕大意愿、絕大才力不能做到。應當說，王國維和陳寅恪等人在其一生中更多采取了此種人生態度，而吳宓雖然也對此心向往之，但由于其性格使然，常常身不由己卷入世俗的紛爭之中。而且在很多情況下，吳宓是抱著“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犧牲精神從事一些世俗事務，對此恐怕也不好說他是該做還是不該做。問題是吳宓常常因此而感到痛苦，一心想擺脫而不能，這就是造成其一生悲劇（例如在愛情婚姻方面）的重要原因所在了。
不過吳宓有時顯然對于占卜事將信將疑，其中很重要一點在于其當時的心理狀態以及他所遇到的非常事變。例如1923年他的姑丈陳伯瀾去世，消息傳來，吳宓大為悲痛，因為陳伯瀾多年來對于吳宓精神上的鼓勵與指導以及學業上的指教很多，吳宓一直視他為自己的人生導師。如今姑丈突然去世，自然令吳宓內心受到重大震撼。特別是吳宓自回國后忙于結婚和籌辦《學衡》，竟未能抽出時間去拜見姑丈一次，自然內心非常內疚。也就在這種情況下，吳宓于夢中，以占卜的形式表現了其內心的不安和悲傷。據吳宓日記，陳伯瀾去世后約一月，某天正是中秋節，吳宓夜里忽然夢見自己從南京到北京去吊祭陳伯瀾，到京后才得知姑丈死后又得復生。他因此占卜得一神示，為“萬朵紅蓮禮白蓮”之句。此后夢境又多有變化，最后似乎是其姑丈由其姑母和吳宓等家人扶持來到保定之蓮花寺，眾人登上寺塔的最高層。就在這里，其姑丈口授遺囑，然后去世，則神示得以應驗。吳宓見姑丈去世，放聲大哭，終于從夢中驚醒。清醒后的吳宓才想到所謂夢中的神示之句，其實是梁啟超《飲冰室詩話》中的詩句。看來吳宓自己因姑丈逝世過于傷心，方才有此夢。
至于陳寅恪，居然對此類事也頗為精通。1937年七月27日，日軍飛機轟炸北京，并準備占領之，國民黨宋哲元將軍決意抵抗。此時吳宓、陳寅恪均在北京，對時局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命運極為擔憂。當天，吳宓以《易經》占卜，得“解”卦，其辭為：“利西南，無所往也，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卦文為：“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大概吳宓感到此卦不好理解，或者是由于此卦占的是中國的命運，因此他專門向陳寅恪請教。陳寅恪并未馬上回答，而是過了一會又打電話給吳宓，看來對此也很慎重。他告訴吳宓此是吉卦，于是吳宓才舒了一口氣，和衣而臥、靜待天命。那麼此卦是否算是吉卦呢？今天看來不能這樣認為，首先卦辭中所謂“利西南，無所往也”，不過是勉強可以解釋為他們日后均去了大西南，在西南聯大等處任教。結果是吳宓為謀生計多次四處奔波，陳寅恪更是因戰亂導致雙目失明，這樣的結局能說是吉卦麼？而且北京在此后不久即淪為敵手，吳宓、陳寅恪等被迫逃出北京，日軍不久即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又有什麼吉兆可言？不過從全民族之命運而言，中國的確最后取得了抗戰的勝利，因此說是吉卦也有道理，但那已是八年后的事了。看來只有一點可以確定，即在中華民族面臨空前危機的時刻，任何一個有愛國之心的中國人都不會漠然置之，不聞不問。為了民族存亡，他們可以運用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和方式，來為祖國分憂，也同時為的是能夠鼓勵自己。因此像陳寅恪他們即使知道占卜之類不科學，但哪怕是能借此獲得一點心理上的安慰，在那時都是非常有必要，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大概吳宓對此卦是否吉利將信將疑吧，或者因為時局發生了變化使他感到有必要再占一卦，次日他竟然又使用《易經》占卜，得“晉”卦之六二，其文為：“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此卦吳宓在日記中未言明是兇是吉，不過按照一般解釋，應當也是吉卦。吳宓卜得此卦，大概與其讀過《兒女英雄傳》有關，因為此小說中男主人公在參加科舉考試時，其父為占其能否得中，即得此卦，果然高中第三名。吳宓既在心理上希望自己卜得吉卦，又在以前對此卦有深刻印象，因此他也卜得此卦就不是偶然的了。所以說到底占卜之占得何卦以及怎樣解釋總是與占卜人的心理活動有關，它曲折地表現了占卜者的內心隱秘愿望，反映了人們對于即將到來和已經到來的事物發展之不可預測而產生的困惑及可能發生災禍的恐懼，在這一點上，一切占卜不過是一種心理測試而已。至于人們之相信與否，那是另一個問題。
對此不妨再以錢穆所經歷的一次占卜為一佐證。錢穆在其《師友雜憶》中曾記錄了抗戰期間在西南聯大蒙自文學院任教時的一次占卜經歷，不過占卜者并非錢穆而是沈有鼎，沈有鼎是著名邏輯學家、哲學家和教育家，中國邏輯學界的開拓者，居然也擅長占卜，不知這占卜和邏輯是否有密切聯系。當時錢穆和吳宓、沈有鼎等人借居在蒙自的一家已經廢棄的法國醫院，這醫院距離空軍基地不遠。不久聽說日軍可能空襲該基地，則醫院即成為危險地帶。正當眾人為是否離開猶豫不決時，沈有鼎說他可以占卜預測一下吉兇。于是某日晚上眾人請沈有鼎占卜，得卦為“節之九二”，其爻辭解為“不出門庭，兇。”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意思是即便閉門不出也有兇險，因已坐失良機，錯誤之極。眾人見此卦象大驚失色，當即決定每天早上即外出躲避空襲，至傍晚才返回住處。眾人推舉吳宓為總指揮，每天由他通知大家集體外出躲避空襲，大家也樂得聽他指揮。數日后敵機果然來轟炸，卻誤炸城中市區，空軍基地和醫院都安然無恙。不過眾人還是認為此次占卜確實靈驗，因為如果堅持不外出的話，危險畢竟很大。從常識而言，既然醫院距離空軍基地很近，已經屬于危險地帶，則白天外出躲避空襲就是必然的安全措施。至于日軍飛機是否誤炸，則屬于偶然事件，其實不好預測，但只要事先有所防范，則無論是否誤炸，都可以保證個人安全——從這個角度再說占卜準確與否已經意義不大。
再看王國維和羅振玉曾經有過的一次算命經歷。
王國維終其一生，經濟問題一直是困擾他最大者。在日本治學四年間，除了學術上受到羅振玉幫助外，大部分經濟來源也都是羅氏提供。盡管對羅氏始終心懷感激，然而王國維自覺是一“作理想上之生活”的文人，而這“理想”一旦與現實生活碰撞，往往就造成他內心強烈的“自卑感”。只要設身處地想一下，已過四十不惑之年早已是著名大學者的王國維，竟然不得不接受羅振玉的經濟幫助，其內心的屈辱和悲涼感可想而知。除了經濟狀況外，王國維身體很差也是性情憂郁的一個重要方面。例如自1916年8月至1917年末，王國維寫有詳細談及自己及家人疾病的書信多達19封，且幾乎每月必有一次疾病，且持續時間甚至長達數月才得以康復，看來王國維“體素羸弱，性復憂郁”確有根據。
正是經濟上一直窘迫加上身體欠佳，致使王國維有時對占卜之事寄予希望。那是在1920年2月7日，羅振玉致函王國維：“日來聞云汀、公雨諸人盛稱天津星者宋瞽之靈驗，因為瑩中推算，欲借此覘時局，則日者言大佳。……其推算往事，無一不吻合，則誠奇矣。”此信幾乎全篇都在議論宋瞽推命之事，且羅振玉看來深信不疑，又說命中自己“當于危險中成功，又謂七十四將長辭斯世，”卻也是相當準確，以致他不免“思之令人悚然”幾分。信末，羅氏想要替王國維也算上一卦，謂“公之生命乞開示，當為推之”。
盡管王國維并不完全相信宋瞽推命之事，但還是愿意將自己之生辰八字隨信附給羅振玉，讓他交給宋瞽，“維之八字為丁丑十月廿九日辰時”。而宋瞽算命之結果如何呢？羅振玉回函中這樣說道：“今晨訪宋日者，推公之命。言公之一生，坦坦無風波，惟命中刑克稍重，致中年以前，多有刑傷；目下之運平善，至后年以后三年，為平生最佳之運，然當投筆戎幕。……日者又謂，公每以文章名世，而命帶魁罡，故不免從事戎旃。此語公何不再質之辛木耶？素公之造，日者亦稱后年大佳……后年以后十年間可從心所欲。”
“命帶魁罡”即性格偏向耿直剛強，似與王氏之性格較為符合，但是王國維之命運卻非“坦坦無風波”之順利，而且這“后年以后十年間可從心所欲”顯然不準，因為十年未到已是形骸消亡。“惟命中刑克稍重”一句，恰恰吻合了王國維的命運。一般而言，“刑克”多屬于比較嚴重的傷病災和生死離別，而縱觀王國維一生，先是他生母病逝，接著兩個女兒和莫氏夫人也相繼離去，最后長子也撒手人寰，如此生死離別之悲慟怎能不說是“刑克稍重”。王國維曾有言道，“人之光色分五種：富貴者紅光或黃光，文人白光，余人皆灰光，若黑色則去死近”。有意思的是，他將富貴者與文人截然分立，想必也是認為文人總是不能大富大貴，只是他一直不愿認命，才有了他之后的反抗以及反抗失敗后的自殺結局。（文字由燕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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