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在易經中的意思

邵雍是宋明理學中數學派代表人物，他能夠在這方面有如此大的成就，除了天賦，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有著特殊的機遇。

邵雍的祖上本是范陽人，也即今天河北涿州人，他的父親邵古也是位讀書人，但一生無功名，也未出來任職。邵雍小的時候，家中為了避亂，遷移到了河南的林縣，12歲那年，他又跟著父親搬到了共城，就是今日的河南輝縣。在那里，邵雍開始獨自學習，也許是先天的機緣，他對古書中的《周易》最感興趣，但他的學習方法卻是典型的宋人做派，因為他不喜歡讀古書中的注疏，他曾說過這樣的話：“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始為知《易》。孟子著書，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為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邵雍編《河洛理數》七卷，明崇禎五年序刻清修板重印本，書牌

邵雍編《河洛理數》七卷，明崇禎五年序刻清修板重印本，卷首

邵雍認為，真正懂《周易》的人用不著看前人的注疏，他說孟子的文章里并沒有談到《周易》，但周易的道理卻存在文中，只是別人沒有品味出來罷了，所以他贊賞孟子是真正懂得《周易》的人。他的這種學習方法有利也有弊，利者是他有著獨立的價值判斷，弊端則是很難真正理解《易經》中的原意。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李之才，才修正了這種學習方式。

邵雍30歲時，母親去世了，他在蘇門山邊照顧父親邊讀書。他的名氣被共城縣令李之才聽到了，于是特地來到邵雍家中與之相見，二人一番對話后，李感覺到邵是個可塑之才。過了幾個月，李之才又來見邵雍，他向邵雍講解了一些易學上的觀念。他的講解讓邵雍感覺到了自己學問的不足，于是邵雍正式拜李之才為師。

在《張載》一文中，已談到《周易·先天圖》的遞傳，發明此圖者乃是五代時期的道士陳摶。陳摶把自己的發明傳給了種放，種放又傳給他的弟子穆修，而穆修又把這部秘笈傳給了李之才，而李之才也希望在自己的晚年能夠找到一位真正的傳承人，《賓退錄》卷二中有這樣一段話：“康節邵先生之學受于李挺之，而今世少知挺之者。晁以道嘗為作傳曰：⋯⋯挺之初為衛州獲嘉縣主簿，權共城令。所謂康節先生邵堯夫者，時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菜食，且躬爨以養其父。挺之叩門上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康節曰：‘簡策跡外，未有適也。’挺之曰：‘君非跡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康節謹再拜，悉受業。”李之才就是這樣找到了邵雍，他覺得這位邵雍定能將陳摶所發明的秘笈發揚光大。

邵雍撰《皇極經世》六十卷，清咸豐元年洛陽安樂窩刻本，書牌

邵雍撰《皇極經世》六十卷，清咸豐元年洛陽安樂窩刻本，卷首

雖然如此，李之才覺得還應當對邵雍進行基礎性的訓練，他先讓邵雍讀《春秋》，而后命邵雍把《周易》進行徹底研究。邵雍果不負師望，《邵康節先生外紀》卷一中說：“寫《周易》一部，貼屋壁間，日誦數十遍。”邵雍把《周易》原文抄錄下來，而后將這些散頁貼得滿墻都是，好在《周易》的原文并不長，所以他每天都能背誦幾十遍。

在這個苦讀過程中，李之才調離了共城前往他地任職。邵雍也跟著老師前往李之才新的任職地河陽，就住在州學內。《邵氏聞見錄》卷十八中記錄了邵雍在這個階段的苦讀過程：“寓州學，貧甚，以飲食易油貯燈讀書。一日有將校自京師出代者，見康節曰：‘誰苦學如秀才者！’以紙百幅、筆十枝為獻。康節辭而后受。每舉此語先夫人：‘吾少日艱難如此，當為子孫言之。’康節又嘗謂伯溫曰：‘吾早歲徒步游學，至有所立，艱戰。’”又一番苦讀，在邵雍拜師后的第六年，李之才去世了。

很窄的門面

由這些經歷可知，李之才傳授給邵雍者，乃是陳摶的思想，而陳摶屬于道家體系，邵雍學得之后又將儒家觀念融入其中，由此才開創了理學史上新的派別。

邵雍在學術上有兩大貢獻，一是他發明了許多圖釋，二是他用有規律的數字來涵蓋宇宙間的一切。關于這些圖釋的來源，他是本于陳摶的發明，但邵雍卻將其發揚光大，搞出了多個圖釋，比如有小橫圖、大橫圖、八卦方位圖、六十四卦方圖和大圓圖等等，而最為奇特者則是他的“先天象數學”。

象學和數學本是兩個概念，周敦頤畫出的《太極圖》講的是象學，而邵雍的《先天圖》更多的是數學。邵雍特別重視數字的作用，其在《觀物外篇》第六中稱：“君子于《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象起于形，數起于質，名起于言，意起于用。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數。數立則象生，象生則言彰，言彰則意顯。”即此可以看出，他認為數學是何等重要。

看到了這個匾額

邵雍所說的數學跟今日學校里這門基礎課名稱雖然相同，涵義卻差異較大。關于邵雍所謂的象數學，或者叫數學，唐明邦在《邵雍評傳》中解釋到：“邵雍的象數學，按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加一倍’的基本法則，進行數字的排列與組合，創造了不少圖式，以之囊括宇宙萬有的生成變化及其相互關系。”如此說來，他的這個遞傳方式跟今日計算機的工作原理有些相像。

邵雍為什麼如此看重“數”這個概念呢？他的兒子邵伯溫在《邵子全書》卷二中有這樣兩段解釋：“數者何也？道之運也，理之會也，陰陽之度也，萬物之紀也。明于幽而驗于明，藏于微而顯于著，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在天則為陰陽消長，在人則為治亂興衰，不能逃乎數也。”

邵伯溫在第一段中說，數字幾乎涵蓋了天下萬物。這是從自然界而言者。而他在下一段則進一步稱，天下的興亡，包括亂世與太平盛世，都能從數字中推算出來。這就是邵雍看重數學的原因。

故居中的最高建筑

那怎樣能夠表現出邵雍所言呢？邵雍對此進行了一系列演算，最為奇特者是他從宇宙的誕生一直演算出了宇宙的滅亡。這段歷史顯然太過久遠，為了能夠把這麼久遠的歷史說清楚，邵雍發明了元、會、運、世四級運算法。

按照慣常的例法，記錄歷史時段的方式基本上都是以“年”為單位，一年有12個月，而古人的一個月均為30天，同時一天有12個時辰，由此可以看出，時間上的概念是以12和30交替進位。但邵雍卻覺得這種算法僅是一年的周期，盡管過了千千萬年，也不過是重復這一年的循環，所以他覺得這種紀年方式是“小年”，他認為歷史的變化不會是一年一年完全重復者，所以他的歷法紀年要突破這種循環，于是他就發明了一種“大年”的計算方法。

新建起的祠堂

雖然說是發明，但他依然本著12和30交替進位的規律。邵雍說30年為一世，12世為一運，30運為一會，12會為一元，而這一元就是一個“大年”，后人將這種說法統稱為“元會運世”。

經過他的這種推算，一元就有129600年，而具體的推算方法，《宋元學案》卷九中記錄了他兒子邵伯溫所列出的細目：“一元象一年，十二會象十二月，三百六十運象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世象四千三百二十時也。蓋一年有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故也。《經世》一元、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是為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為《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一元在大化之間，猶一年也。自元之元更相變而至于辰之元，自元之辰更相變而至于辰之辰，而后數窮矣。窮則變，變則生，生而不窮也。《皇極經世》但著一元之數，使人伸而引之，可至于終而復始也。”

這種中文式的數字于今人讀來，顯然很不直觀，若將其轉化為阿拉伯數字，則可以有如下的表現：“每一元之數盡，即129600年滿，舊的天地毀滅，新的天地產生，這種過程循環無窮。”

新舊兩通碑

世界到了一元會怎麼樣呢？按照邵雍的說法，世界經過了129600年，就會徹底毀滅，但同時一個新的世界又誕生了。這就等于說，一個新的紀元開始了。我們今天常說某某項偉大的貢獻“開創了時代的新紀元”，我覺得這個說法的本源，應當就是來自邵雍。

那麼，新紀元又經歷了一輪循環之后會怎麼樣呢？邵雍認為宇宙是無限的，所以這129600年，會不斷地重復循環下去。在我年輕時，社會上流傳著一種名為“諾查丹瑪斯”大預言的說法，這個預言是說在某個時刻，地球會毀滅，但諾氏的預言在我讀來顯然比不過邵雍的預言，因為邵雍預言的毀滅周期遠比諾氏所言的長得多。中國人引以為傲的歷史號稱“上下五千年”，顯然這“五千年”跟“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比起來，太過渺小，看過這個數字，真的能讓人安心地活在這個世界上。

邵雍后人組成的宗親會

顯然，邵雍覺得只預言了這個世界的毀滅與重生不過癮，于是他又用數字進行了一系列的推論，算出了這個世界上動物和植物的總數。復雜的過程在這里就不說了，我僅把他的答案列在這里：289816576。世界上竟然有兩億八千多萬種動物，不知今天的生物學家們能否認可邵雍的結論，如果今天的發現沒有這麼多，那邵雍也可以解釋說有些已經滅絕了，還有一些沒有發現。

自然界的算出來了，人文界的事情邵雍當然也不能落下，在這方面他也有新的發明。他把整個歷史歸為皇、帝、王、伯（霸）四個階段，《觀物內篇》之十中稱：“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皇之王以道行功之事也。皇之伯以道行力之事也。”由這段話可知，邵雍認為“皇”是道德水準最高者，而后依次遞減。不知他的這種分法，是否跟西方的金、銀、銅、鐵時代相匹配。

高大的銅像

邵雍還有一個奇特的說法，那就是他用春、夏、秋、冬和日、月、星、辰，來比喻中國在宋代之前的各個朝代，《觀物內篇》之十中稱：“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國冬之余冽也。漢王而不足，晉伯而有余。三國伯之雄奇者也。十六國伯之叢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代伯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郡之伯，江漢之余波也。唐季諸鎮之伯，日月之余光也。后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

從這段話也可看出，邵雍認為越古的社會越優秀。這跟孔子所提倡的“復周禮”頗為相似，故侯外廬等人主編的《宋明理學》史評價到：“就歷史來說，邵雍把三皇五帝懸為典型，這標準是不易達到的。其后王與伯不斷迭起。如戰國七雄是‘冬之余冽’，到了漢、晉，又介于王、伯之間（‘漢王而不足，晉伯而有余’）。最后說，‘后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其言外之意，宋代的興起，是日出。”

邵雍還是給自己所言留下了一個光明的尾巴，否則的話，他的書必然會成為禁書，但他總體的觀念依然是：“治世少，亂世多，君子少，小人多。”（《觀物內篇》之九）

新蓋起的第三進院落

正因邵雍能如此地算出世間萬物以及個人的命運，所以他在當世就被視為了預言家，而不少歷史記載也說明了他在這方面的神奇。

從小事來說，邵雍可以預言某間房何時倒塌，比如《曲洧舊聞》卷二中稱：“溫公與堯夫水北閑步，見人家造屋，堯夫指曰：‘此三間，某年某月當自倒。’又指曰：‘此三間，某年某月為水所壞。’溫公歸，因筆此事于所著文稿之后，久而忘之。因過水北，忽省堯夫所說，視其屋，則為瓦礫之場矣。問于人，皆如堯夫言。歸考其事，亦同。”

某天，邵雍跟司馬光外出散步，看到某人在建新房，邵雍指著這處房說：在某年某月某日，這個房會自然倒塌。他又指著另外三間房說：這幾間房在某個時間里會被水所壞。等返回之后，司馬光就記下了邵雍所說的時段。多年之后，這件事司馬光就淡忘了。后來司馬光再到此處時，竟然看到了跟邵雍預言完全相符的事實。

安樂窩的正門在這里

當然，邵雍的這些預言絕不會只用于這些小事。《邵氏聞見錄》卷十八中稱：“（富）公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康節因戲之。公一日有憂色，康節問之，公曰：‘先生度某之憂安在？’康節曰：‘豈以王安石罷相，呂惠卿參知政事，惠卿兇暴過安石乎？’公曰：‘然。’康節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惠卿、安石勢利相敵，將自為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

某天，邵雍看見富弼悶悶不樂，于是問富是怎麼回事。富讓邵猜，于是邵說：你有可能正在擔憂呂惠卿接替王安石的職務后，呂會比王更兇暴。富說自己所憂者正是此事，于是邵安慰富說：王安石與呂惠卿雖然是死黨，然而他二人的關系是為了共同的利益而相互利用，而今地位的轉換肯定讓這二人成為仇敵，沒有時間再來跟你過不去。果真，過了不久，呂惠卿上臺后，立即開始攻擊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