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千秋八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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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是唐代詩歌巨擘。遠祖杜預，乃西晉名將，著有《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可謂允文允武。祖父杜審言，累官修文館直學士，與崔融、李嶠、蘇味道一起合稱“文章四友”，且成就最高，被杜甫贊為“吾祖詩冠古”。父親杜閑，曾官兗州司馬。可見杜甫家族長期以來“奉儒守官，未墜素業”。

需要說明的是，到了祖父這一代，因為能詩，杜甫家族便又形成了一個新傳統：寫詩。南宋趙蕃說：“究其所源流，蓋匪一日基。有如審言門，遂至杜拾遺。”元初王義山也說：“少陵元是誰家數，衣缽當初自審言。”家族寫詩傳統對杜甫影響很深，他在《壯游》一詩中說：“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少年杜甫文名彰著，成了不折不扣的“別人家的孩子”。長安十年困頓，政治理想雖未實現，卻使杜甫認清了社會現實，寫出了一些批評時政、諷刺權貴的詩篇。“安史之亂”爆發后，杜甫詩歌題材發生了變化，再現了動蕩流離的社會現實，具有史的認識價值，被譽為“詩史”。需要指出的是，杜甫詩歌在對社會現實書寫的同時，也是對家族詩歌傳統的發揚，清人鄭鴻評價道：“淵源家學千秋繼，不愧詩名在杜家。”

杜甫育有兩子——宗文、宗武，“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舐犢情深可見一斑。“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杜甫一生漂泊不定，貧困潦倒，沒有什麼財富傳諸兒子，況且“黃金滿籝，不如教子一經”，所以杜甫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讀書上。由于祖父杜審言與杜甫本人皆能詩，杜甫對家族詩歌傳統甚至踵事增華，發揚光大，所以他在《宗武生日》一詩中說：“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希望兒子也能詩，使家族詩歌創作傳統薪火相傳，以維護家聲不墜。能讓閱讀服務于寫詩的最佳經典文本，在杜甫看來無疑就是《昭明文選》了。《昭明文選》是中國現存的最早一部詩文總集，由梁武帝的長子蕭統組織文人編選。蕭統死后謚“昭明”，文選即由此得名。《文選》三十卷，所選文章起自周代，迄于蕭梁，以詩賦為主，旁及多種應用文類，可謂括綜百家，彌綸萬品，“撮道藝之英華，搜群言之隱賾”。唐人段成式在《酉陽雜俎》中說李白“前后三擬《文選》”，清人江湜也說：“唐朝進士科，習傳《文選》學”，由此可見唐人崇尚《文選》之一斑。受時代思潮影響，所以杜甫要求兒子“熟精《文選》理，休覓彩衣輕”，也就是須精熟《文選》，而不要追求物質享受。“《文選》理”之“理”，清人翁方綱解釋為“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是一種道德倫理。其實杜甫未必這麼狹隘，這個“理”字更應該是指詩歌創作方法、審美趣味以及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內涵。在《水閣朝霽，奉簡嚴云安》一詩中杜甫又說：“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由于杜甫一再對兒子強調要閱讀《文選》，南宋張戒在《歲寒堂詩話》中指出：“《文選》中求議論而無，求奇麗之文則多矣。子美不獨教子，其作詩乃自《文選》中來，大抵宏麗語也。”可見《文選》在某種意義上說乃是杜甫詩歌創作的武庫，黃庭堅謂杜甫作詩“無一字無來歷”，葛立方說“杜子美詩善用《文選》語”，趙次公指出杜甫“使字多出《文選》”，看來并非空穴來風。既然自己受用不盡，杜甫要求兒子把《文選》讀得滾瓜爛熟，也就不難理解了。

強調精熟《文選》，在很大程度上是杜甫對小兒子說的。綜觀杜詩，杜甫對兩個兒子的要求不盡相同。南宋劉克莊在《后村詩話》中指出，杜甫詩中“無一字及熊兒，故余疑宗文失學。”所謂熊兒，是宗文的小名。其實杜甫也不是沒有提到宗文，他曾寫過《催宗文樹雞柵》一詩，不過是催宗文干活，而不是逼他讀書。所以劉克莊又說：“長子宗文者，傳記乃不言其所終，豈竟失學，遂無聞歟？如‘樹雞柵’之類，必非精《文選》者。”杜甫在《遣興》一詩中稱贊小兒子宗武道：“驥兒好男兒。”所謂驥兒，乃是宗武的小名。宗武何以被稱贊呢？因為在杜甫眼里，宗武牙牙學語之時就“誦得老夫詩”。杜甫在《又示宗武》一詩中說：“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床。試吟青玉案，莫羨紫羅囊。假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這年宗武已經十五歲了，孔子有“十有五而志于學”之說，杜甫巴望兒子見賢思齊，學問上能登堂入室，對于兒子創作上的進步和身體上的成長，也表達了作為父親的欣喜之情。

杜甫教子，要求精熟《文選》，歷代文人對此評說不一，但基本上可以分為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杜甫教子有成效。南宋黃力敘概括道：“要知是家傳，審言以傳甫。傳之而又傳，衣缽傳宗武。”這是肯定了杜家詩歌傳統，從杜審言到杜甫再到杜宗武一脈相承，未曾斷絕。元代李昱說：“已知子可為宗武，更愿孫能繼審言。”或許兒子差強人意，但更把希望寄托在孫子身上，希望孫子像杜甫一樣，能繼承祖父的筆墨遺風。清代屈大均在示兒詩中說：“詩篇能暗誦，汝亦少陵兒。《文選》尤家學，精通及少時。”這是把自己的兒子與杜甫的兒子相比較，同時也予以了勉勵。查慎行稱“宗武學能傳杜老”，則是對宗武能繼承杜甫家學表示充分肯定。另一種意見認為，杜甫教子實屬無效，因為宗武沒有文字傳世。反過來說，宗武沒有文字傳世，就是杜甫教子無效的有力證據。蘇軾曾評價兒子蘇邁道：“傳家詩律細，已自過宗武。”這反映了蘇邁在繼承家學上勝過宗武，也表明了蘇軾對兒子有出息的欣慰之情。南宋高似孫曾說：“杜公訓兒熟精《選》理，兒豈能熟，公自熟耳。”這話說得很尖刻，對杜甫兒子雞不及鳳充滿了鄙薄與不屑。清初嵇宗孟則直言不諱地指出：“憶老杜，譽兒堪鄙。宗武詩誰紀。”因為宗武并無文字傳世，故而批評杜甫對兒子的夸耀并不可取。陳廷敬也曾說：“堪笑杜陵《文選》學，但教莫帶紫羅囊”，這是對杜甫教子勞而無功的嘲諷。

杜宗武確實沒有文字傳世，假如理解為未能克紹箕裘誠不為過。需要指出的是，造成這一現狀的原因很復雜，撇開個人資質不論，單就社會原因而言，在杜甫兒子好讀書的年齡，爆發了“安史之亂”，他們被迫和父親一起輾轉漂泊，喪失了讀書的機會。劉克莊所謂的：“驥子熊兒俱早慧，可憐失教遂紛紛”，表達的就是這種觀點。生逢亂世，人命危淺，能茍全性命于亂世就已經不錯了，焉能有別的奢求？盡管宗武并無文字傳世，但是我們不能以成敗論英雄，更不能因此否定杜甫教子的努力。孔子曾庭訓兒子：“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顏之推在《顏氏家訓·勉學》篇中說：“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蘇轍也說過“詩書教子真田宅，金玉傳家定糞灰。”可見有見識的古人，都很重視孩子的教育。當然，這種教育如果能超越狹隘的私利，上升到追求真理、見賢思齊和服務國家層面，那就更好了。

杜甫詩歌再現了一個時代的社會生活，被尊為“史詩”，與日月齊輝。作為子孫，他曾以詩歌光宗耀祖，昌大門閭；作為父親，他對兒子舐犢情深，寄予了厚望。杜甫如何教子，歷朝歷代都有人就此發表意見，是一個難得降溫的熱門話題。

孟子說，“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杜甫家本是簪纓之族，杜甫兒子卻默默無聞，似乎印證了孟子的觀點。但“詩書繼世長”是深深根植于中國人腦海里一種不滅的信念，體現了中華民族對教育的重視。正因如此，文化的薪火始終在中華大地上代代相傳。

（作者：朱美祿，系貴州財經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