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洪曉文
革命者將如何奔赴光明呢？
作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先驅，李大釗1916年從日本回國參與新文化運動，1922年至1926年深入中國基層進行廣泛的社會活動，致力于傳播馬克思主義，直至1927年4月28日為革命犧牲。其間浩浩蕩蕩十余年革命征程，已經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國民眾所熟知。電影《革命者》將主線聚焦在了38歲的李大釗生命中的最后38小時，銀幕上緊張而沉重的倒計時讓這段百年前的故事更顯悲壯肅穆。
以往的人物傳記片常常是按時間順序回顧主人公從小到大的重要經歷，以平鋪直敘的方式直觀地體現人物的成長與命運轉折。這部電影則另辟蹊徑，采用非線性敘事技巧，打破時間軸結構，以李大釗個人的情緒邏輯為線索，還原這位革命先驅光輝壯烈的一生。所以我們會發現，相比其他的傳記片，這部電影的抒情色彩更為濃厚，敘事場景隨著李大釗在牢獄中的個人遭遇和回憶之間不斷切換，以跳轉的片段呈現其1916年至1927年參加革命的故事。如導演徐展雄所言，這更像是一部“史詩片”，而非單純的史實記錄。
為了讓影片的“史詩”感更濃厚，編劇還設置了許多詩化的獨白臺詞，句式鏗鏘有力，字詞朗朗上口——如李大釗在獄中的內心獨白，“我從黑暗中反叛而來，卻不屬于未來的光明之地。我的腳踏在黑暗和光明的交鋒處上，或許有一天黑暗會把我吞噬。可是為了人民，為了你們能走向光明，擁抱光明。我，我愿意去直面黑暗，因為我相信，終有一天陽光鋪滿整片中國大地，我堅信！”這樣的語言設計不僅將李大釗英勇就義之前心中不滅的理想主義精神具象化呈現，也很好地貼合了這位中國近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極高的文學素養，讓百年后的普通觀眾也能夠跨越時空，與片中的歷史人物形成強烈的情感共鳴。
可以說，這是一部選材經典而拍攝手法非典型的革命電影。與許多革命影片以當代觀察者視角講述英雄人物故事不同，《革命者》以同時代人物的角度出發，還原妻子、兒女、革命同仁、學生、各行業工人代表、平民百姓心目中的李大釗。他是常年在外奔波難得著家的丈夫，是孩子榜樣的父親，是站在最前線的革命領導者，是孜孜不倦傳道解惑的老師，是浩浩蕩蕩工人運動的組織者，是致力于為平民百姓遮風擋雨的覺醒者。影片通過各種各樣的人物和李大釗之間的交集，讓這位信仰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銀幕上的形象更加立體而飽滿。
除了抒情詩般的對白和剪輯方式外，音樂也成為了電影之外觀眾與角色共情的推動力。“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著名歌曲《國際歌》貫穿影片始終，影片對這首觀眾耳熟能詳的歌曲進行了全新運用，在不同的劇情場景里分別通過交響樂、鋼琴獨奏、獨唱、大合唱、童聲合唱等不同的形式，將革命事業之不朽、人物命運之悲壯展現得淋漓盡致。例如，獄中的李大釗看著小窗外透進來的光線，孤獨卻泰然自若地哼唱著《國際歌》的曲調；在家中招待登門請教問題的幾位北大學生時，李大釗熟練地彈奏起這首歌的鋼琴版；李大釗從容赴刑場，一眾革命志士在其犧牲前合唱《國際歌》。從獨唱到小組重唱，再到大合唱，電影對背景音樂風格的巧妙運用，正暗喻著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從星星之火發展壯大為燎原之勢。
電影以悲憫低沉的電音版《國際歌》開場，在朝氣蓬勃的童聲合唱中落幕。片末，11歲的李大釗于正在啟動的火車上與窗外的小伙伴揮手告別，“再見啦，我要去遠方！”這是童年的李大釗，也是此后千千萬萬受李大釗思想啟迪與鼓舞走上革命道路的中國青少年，李大釗生命的結局不是走向個人的犧牲，而是中國的新生機。我想，導演之所以沒有讓電影在李大釗就義的一幕戛然而止，而是倒敘回他11歲遠行的場景，或許正是因為李大釗已把點燃的革命火種交到了新一代的年輕人手中，新的故事就此開始。
青春終有時，但總有少年來，革命者永遠年輕。“吾愿吾親愛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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