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多可悲是什麼意思

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

有恩的，死里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

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冤冤相報實非輕，分離合聚皆前定。

欲知命短問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僥幸。

看破的，遁入空門。癡迷的，枉送了性命。

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

——《紅樓夢·飛鳥各投林》

一

這篇文‬來聊聊‬尤二姐‬和‬三姐‬。在‬《紅樓夢》里‬，賈寶玉評曰：“她二人真是一對尤物，而且她們還姓尤！”

其實，尤二姐和三姐并不姓尤。

早先是尤老娘帶著她兩個“拖油瓶”改嫁到尤家的，而尤氏后來嫁給了賈珍。所以，賈蓉口中的二姨、三姨只是名義上的。

尤氏與二姐三姐既不同父，也不同母。而尤氏和邢夫人一樣既都是填房，又皆沒有兒女。故她在寧國府的地位也可想而知，賈珍賈蓉父子為非作歹，她一貫是聽之任之。

昔日，繼兒媳婦秦可卿尚在時，秦管理家務，并和賈珍私通，尤氏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這便是焦大罵的：“爬灰的爬灰”。

賈敬死后，尤老娘帶著二姐三姐來投奔賈府（可見尤家此時也敗落了），賈珍便以其協理喪事為名，讓賈蓉安頓她們母女。實則，是早就對二姐三姐垂涎欲滴了。

二姐首先被賈珍奸污了，但是賈珍靠不住，也不可能娶她，還有賈蓉在旁窺伺。不想賈璉又看上了二姐，賈蓉便攛掇叔叔娶二姐做外宅。

在賈珍父子的協助下，賈璉得償所愿，二姐也覺得“終身有靠”，母女三人便關起門來過起了小日子。

賈珍自是賊心不改，又跑來挑逗三姐。誰知三姐竟是個烈女子，一時放出手眼來，唬得珍、璉兄弟二人狼狽不堪。

從此賈珍只得敬而遠之，賈璉又因父親賈赦兩次差他去平安州辦事。所以，王熙鳳在得知此事后，趁這個空兒將二姐賺進大觀園，控制在股掌中，并大鬧寧國府。

而在這期間，三姐自刎身亡。因為，她看上的柳湘蓮因嫌棄她污穢，不愿娶她。

柳還說了句名言：你們東府（即寧國府）里除了門口那一對石獅子是干凈的，恐怕連貓兒狗兒都不干凈了！

二姐進府之后，王熙鳳機關算盡，最終擺弄死了二姐。不過，賈赦又把貼身丫鬟秋桐賞給了賈璉為妾，真可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后”。

尤二姐和三姐的命運固然可悲可嘆可憐，但也不可謂不是咎由自取。鳳姐的手段亦固然歹毒，但作為她這麼一個“脂粉隊里的英雄”，絕不容賈璉有其他女人，也是可以理解的。

況賈璉也是見一個愛一個，與二姐也是一時的歡愉罷了。這一點三姐首先看的很透徹，賈府那點事兒，姐妹二人也從興兒的口中了解的十分清楚。

但是，二姐不以為然，說好聽點叫單純善良，實際上就是抱有僥幸心理，三姐亦如是。只不過三姐一旦徹底了然，自知“一失足成千古恨”，就一劍結果了自己。

二姐偏要到那公府侯門里頭走一遭，或還期盼著從此就錦衣玉食，榮華富貴了。直至很快被殘酷的現實擊敗，再沒有任何活下去的信心了，方吞金自盡。

在我看來，也包括在三姐眼里，珍、璉的好色薄情，鳳姐的爭風吃醋這都是必然的，其結果都是可以預見的。可二姐仍舊自欺欺人，將賈璉當作好男人，還將阿鳳認作知心大姐。

其最終的結局，也就可想而知了。當然，不但二姐三姐，在中國傳統社會，大多數女人都依附男人而活，做小老婆也很正常。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身為女人就沒有任何別的選擇可言。比如鴛鴦就堅決回絕了賈赦，寧死也不做妾。

對中國人，尤其是生活在傳統社會里的女人們，她們的文化思維和行為習慣，我曾在拙作《中國人的文化屬性》里面寫道：

“我先通俗的概括為三個字：等、靠、要。但是，最后的結果得再各贅上兩個字：等不到、靠不住、要不得。”

二姐恐怕到死都沒真正明白，我這后面的九個字。三姐倒是明白了，不過也是個死。

二

曹雪芹寫尤氏姐妹，亦并非簡單的來刻畫鳳姐的毒辣，賈璉的薄情，寧府的齷齪及揭示封建制度對女人乃至人性的摧殘。

因為這些都是看得到的，都在明面上。

我認為《紅樓夢》不僅僅是一本愛情、世情、人情小說，更是一部解剖與拷問中國人文化內核的專著。

表面上看，是王熙鳳害死了尤二姐，柳湘蓮既沒眼光也無福消受三姐這個“尤物”。但阿鳳最終也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然而，我們也不能簡單的在明面上拍手稱快，慨嘆一句“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沒有誰生來是惡的，也沒有誰生來就是善的。所謂的“善惡標準”更多的是傳統的道德觀，而非客觀的是非觀。

道德觀常常是“人云亦云”，是非觀則是獨立見解。就比如最近已臭名昭著的李某迪，但同樣是因嫖娼被抓的黃某波，吃瓜群眾便滿是同情。

曹雪芹也時常在《紅樓夢》中借書中人之口，或諷刺，或抨擊這種傳統的道德觀。

比如，賈寶玉和襲人論“文死諫武死戰”那一節，我們現今讀來好像沒什麼，但在三百年前就能夠有這樣的見解，可謂振聾發聵。

就人性本身而言，也自有善與惡的兩面。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亦反復提及，如用這樣的“善惡思維”去評判人事，就好比要求一枚硬幣只有正面沒有背面一樣，可笑而低級。

前文已表，賈府就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式等級社會的濃縮版，不論是主子還是奴才，還是什麼“二層主子”，都逃不過這種等級文化的束縛和壓迫。

但尤甚者，是善惡思維及其行為模式，已滲透進了中國人的血液之中。

正如書第六十九回，三姐來給已病篤的二姐托夢，所說的：“可憐我姐妹二人都掙不出去！”可惜，二姐仍自認為“品行既虧”，黯然認命！

亦如，我在論及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相關文章中曾引用的奧威爾《1984》之精辟論斷所言：

“寡頭政治的要旨不是父傳子、子傳孫，而是堅持死者加諸生者的某種世界觀和生活方式。只要等級化結構永遠保持不變，至于是誰掌握權力并非重要。”

是故，所謂等級社會也就是互害社會，不管是王熙鳳，還是尤二姐、三姐；也不管是夏金桂還是香菱、寶蟾等人相似的人生軌跡，從文化內核的本質上講，她們皆為在這種文化思維方式下，所造就的“生存法則”之犧牲品。

不論是阿鳳面子上的爭強，還是二姐骨子里的軟弱，亦皆為這種“窩里斗”文化的“形象代言人”。

這種弱勢文化屬性的生存法則，這種扭曲與自我扭曲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數千年綿延不絕，這才是真正可怕之處。

三

曹雪芹寫《紅樓夢》有數百個人物，尤其是各色女人，講述她們的故事，且都早早預言了她們的結果，我早年讀紅樓便深覺有些宿命論的意味。

但反復讀之，再加上筆者自己也寫小說。再反復思之，這儼然超越了文學的范疇。曹公‬正是：在文化的深層結構，乃至文化屬性上提出了極深刻的質疑和反問，這便是留給讀者的深邃空間。

不僅尤二姐與三姐的悲慘命運值得深思，也好比寶黛的悲劇結局，在紫鵑、雪雁的眼里，也包括不少讀者眼里，賈寶玉就是個負心漢，林黛玉也太小性兒。實際上，并非如此。

即便是秋桐，也是一個極度被扭曲的小人物。

她比鳳姐妒忌二姐更甚，一出口就傷人。亦并非她多麼“惡”，而是在賈府這種男主皆三妻四妾的生存環境中，必然發生在她身上的事情。

曹雪芹用如椽之筆、哲學之思、建瓴之智非常具象的展現了，在這樣的“文化習俗”與道德價值觀中生存與發展的眾生相。

一言以蔽之，她們皆沒有任何積極的未來可言，所以必然非死即傷。且曹公更加清醒的意識到這樣的家族，這樣的王朝，乃至這樣的文化整體上也沒有任何可期的未來。

所以在小說當中，竟細思極恐的表現為，——賈府自始至終沒有一個新生兒落草。

尤二姐也正因“一個已成型的男胎”被胡庸醫誤診打下，成為她的催命符。須知，二姐彼時懷胎已四五個月了，這喜脈并不難斷，這也正是曹公的有意安排。

高鶚“蘭桂齊芳”的續書，將曹公的原筆原意，尤其是在解剖文化（屬性）的深度上大打折扣，這自然是封建文人的一廂情愿，固然也安排寶玉最后出家去了，也只是流于表象。

細讀《紅樓夢》就知道，不論是清虛觀的張道士，饅頭庵的靜虛，還是鐵檻寺的色空，諏“療妒方”的王一貼，哪一個是省油的燈？唯有智能兒（對秦鐘）說了句大實話：你何時助我逃離了這火坑？

綜上所述，這些對于我們后世的讀者而言，更有巨大的、現實的啟發意義。

只不過，在曹雪芹所處的清乾隆時代，不論是小說中的人物還是現世中的人們，都無法打破傳統的桎梏。

上層建筑是老大思維，底層社會是善惡思維，皆為弱勢文化（屬性）。但‬無論是爭著做老大，還是爭著當善人，其標準不是客觀評判，而是“道德價值”。

即“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其結果必然是“旱的旱死，澇的澇死”，這與一千年前杜工部所言“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也別無二致。

但這還不是最內核的邏輯，因為從古至今，甘于“用熱臉去貼冷屁股”的大有人在，可就算你不要臉了，屁股卻依然性感。

試問：在三百年后的今天，大多數女人乃至民眾的思想、行為和命運發生了什麼本質的改變了嗎？她們可以獨立自主的選擇自己的工作、婚姻和未來了嗎？

若如今還是只能質疑和反問，而后仍是自欺欺人，人云亦云，粉飾太平，那我們尚不如尤二姐和三姐，因連最后一點去死的勇氣和尊嚴，都失去了。

張鋒 辛丑深秋寫于大理古城

注：中國人的“文化屬性”之話題，在此不展開‬贅述，有興趣的讀者朋友可以參閱我的置頂文章和相關鏈接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