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
《龍門縣令元府君夫人羅氏墓志銘》，全稱《大唐故朝議郎行絳州龍門縣令上護軍元府君夫人羅氏墓志銘并序》（以下簡稱《羅氏墓志》），是2020年夏天由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秦都咸陽城考古隊在西安西咸新區秦漢新城發掘出土的。2020年11月13日上午，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通過新聞媒體正式向社會各界公布了它的基本情況（《新京報》記者蕭舒妍《顏真卿早年墓志真跡亮相，系首次經考古出土》）。由于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特別發布這方墓志的著眼點是墓志上題署的“書人”（就是拿著毛筆最初寫出石頭碑志上刻出的字跡那個人）是唐代大書法家顏真卿，所以當即引起了社會公眾的廣泛關注，一時間議論紛紛，世人關注的焦點，即墓志所書字體在顏真卿書法演變史上的地位問題。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辛德勇就《羅氏墓志》涉及的紀時方式和墓志書人等問題撰寫長文，限于篇幅，編輯分篇處理，現標題為編者所擬。本文內容圍繞《羅氏墓志》涉及的紀時方式展開，述及墓志所書的“天寶”年號及此之前唐玄宗的幾個年號問題。
我在這里所說的《羅氏墓志》所表述的紀時方式，有這樣兩條：一是“以天寶五載景戌律中姑洗日在胃建壬辰癸丑朔丁巳土滿……遘疾薨于義寧里之私第”，一是“以天寶六載丁亥律應夾鐘日在奎建癸卯丁未朔己酉土破遷合于元府君舊塋”，即前一條記述的是卒日，后一條記錄的是葬日。
乍看這兩條紀時文字的內容，很多人都可能一頭霧水，搞不清這寫的究竟是些什麼鬼話；即使是看起來似乎很好懂的“天寶五載”“天寶六載”這兩個年份，真要較真兒來，恐怕也沒什麼人能夠說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之所以要在這里著重向大家講述這兩條紀事所涉及的天文歷法知識，首先是因為它的紀時形式很特殊，其所涉及的天文歷法知識之多，即使是在唐人墓志當中也相當罕見，因而可以同時介紹很多相關的知識；其次也想一并探究這一紀時內容中的年號與天文歷法意義上的年歲稱謂問題，以期同大家一道，更加全面、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國古代的紀時形式。
為了更好地理解這里具體涉及的天文歷法知識，讓我把話說遠一點，先從“天寶五載”和“天寶六載”這兩個年份說起。
大家都知道，“天寶”是唐玄宗的年號，這似乎用不著在這里做什麼特別的說明，但年號本是中國古代紀時制度中的一項核心內容，特別是“天寶五載”和“天寶六載”這兩個表述年份的“載”字，還與人們熟知的“年”字不同，對它的由來更需要做出適當的闡釋，而若是不對這個年號稍加解釋，更是不易說清這個“載”字的來歷。
事情稍顯麻煩的是，若想說明白“天寶”這個年號，還需要從“開元”以至“先天”這兩個更早的年號說起。我在這里只是想向大家講述一些基礎性的知識。
“先天”是唐玄宗的第一個年號。這“先天”倆字兒的寓意，我沒有見過大唐王朝官方的說明，但自從漢武帝創制年號這一紀年形式時起，它就是一個具有高度政治象征意義的符號；在一些特別時期，更與當時的政治形勢和在位帝君的政治意圖具有直接關聯。審度唐玄宗所處的局面，“先天”這一年號就應該具有特別的政治意味——更準確地說是寄寓著李隆基攘奪權位的意圖。
日本至今還沿用著年號，而且每個新年號一啟用，同時也告訴子民這年號是怎麼選的——也就是清楚說明新年號是出自什麼經典，譬如剛剛行用的“令和”，出自日本經典《萬葉集》。中國古代皇帝的年號，雖然大多沒有做這樣的說明，但日本的做法是跟中國學的，要找，也大多能夠找到出處；至少有很大一部分也是這樣出自古代某一通行的經典。
《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周易》
按照我的推測，“先天”這個年號，應該是出自《易經》。《易·乾卦·文言》述云：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李唐在奪得天下后，指令孔穎達等人撰著的《周易正義》，以為這段話的旨意在于“明九五爻辭”（《周易正義》卷二），那麼，所謂“九五爻辭”是什麼呢？妙極了，是“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民國時期傅增湘影印宋刻單疏本《周易正義》
曹魏時人王弼注釋這段爻辭的文義說：
不行不躍而在乎天，非飛如何？故曰“飛龍”也。龍德在天，則大人之路亨也。夫位以德興，德以位敘，以至德而處盛位，萬物之覩，不亦宜乎？
孔穎達等在《周易正義》中先是針對《周易·乾卦》的“九五爻辭”解釋說：
九五陽氣，盛至于天，故云“飛龍在天”。此自然之象，猶若圣人有龍德，飛騰而居天位，德備天下，為萬物所瞻覩，故天下利見此居王位之大人。
接下來，又針對《易·乾卦·文言》內容進一步闡釋說：
此論大人之德無所不合。廣言所合之事，“與天地合其德”者，莊氏云謂覆載也；“與日月合其明”者，謂照臨也；“與四時合其序”者，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類也；“與鬼神合其吉兇”者，若福善禍淫也。“先天而天弗違”者，若在天時之先行事，天乃在后不違。是天合大人也。（《周易正義》卷二）
羅羅嗦嗦地這麼多話，歸納為實實在在的意旨，也就一句——該著某人搶先一步當皇帝了，這是天意！
我理解，這就是“先天”這個年號所體現的象征意義。那麼，大家一定要問，皇帝本來就是個父業子承的世襲崗位，在玄宗李隆基即位之前，唐朝廟號睿宗的皇帝李旦，就是他的親爹，那還煞有介事地弄這種德備天下、龍飛天上的景干啥？
爹確實是自己的爹，可他這個老爹活得好好的，直到四年之后的開元四年夏天才去世。其實正因為李隆基是在這種情況下即位稱帝的，所以才需要用“先天”這個年號來顯示其即位做皇帝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李隆基登基上位成為李家天子的過程，并不那麼順暢平易，實際上是前后兩次威力相加，連武搶，帶文奪，好不容易才攘取的天下。
所謂武搶，是指他在景龍四年中宗李顯去世之際利用禁軍發動政變，殺死韋后、安樂公主、武延秀和上官婉兒，把老爹李旦推上帝位；文奪，則是指李隆基在延和元年七月迫使乃父把帝位“內禪”給他，直接南面群臣做天子。
這武搶文奪的目的本來是一致的，也是一貫的，就是搶奪下來天下自己做皇帝，先推上去老爹不過是一個過渡，做做樣子而已。因為睿宗李旦是高宗和武則天的兒子，在武氏革唐建周之前還承繼乃兄李顯之后短暫做過幾年名義上的皇帝，因而與明火執仗地搶龍椅坐相比，不如按照兄終弟及的套路先把老爹推到臺面上去。那樣的話，吃相太難看。
于是，李隆基便在武搶下來兩年之后，緊跟著，來了一場文奪，逼迫睿宗以所謂“內禪”的形式，把帝位讓給自己，而睿宗李旦自己則以“太上皇帝”的身份了其余生去了。對于他們李家來說，這已是成熟的套路，當年李世民就是這樣逼迫高祖李淵“內禪”的。習慣成自然，臣民們看著也像模像樣的。當然大家太習以為常了也會帶來壞處，后來李隆基的寶貝兒子李亨、也就是后來的唐肅宗如法炮制，讓他這位玄宗皇帝也去品嘗做“太上皇”的滋味，就讓有苦說不出來了。
了解這樣的背景，就不難理解，《易經》中“先天而天弗違”云云這番話語，正可以給李隆基先于正常繼位次序的搶班奪權行徑披上件冠冕堂皇的外衣。
這樣的推論，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但禪讓這種把戲，并不是他李隆基頭一回玩兒，“內禪”是禪，“外禪”也是禪。東漢末年曹丕逼迫漢獻帝“禪位”之際，司馬懿等曾上書勸進，即有文曰：
殿下踐阼，至德廣被，格于上下，天人感應，符瑞并臻，考之舊史，未有若今日之盛。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天時已至而猶謙讓者，舜、禹所不為也。故生民蒙救濟之惠，羣類受育長之施。今八方颙颙，大小注望，皇天乃眷，神人同謀。十分而九以委質，義過周文，所謂過恭也。（《三國志》卷二《文帝紀》裴松之注引《獻帝傳》）
試看文中“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云云這些話，正是引述《易經》上述內容，兩相印證，豈不信乎！豈不信乎！
“先天”這一年號如此，接下來的“開元”同樣與時政密切相關。
唐玄宗在先天元年即位之后，并沒有能夠馬上掌控全部朝政。原因，出在武則天的身上。簡單地說，從武周宣布建立，一直持續到唐玄宗初年，事實上存在著一個以李氏居虛名而以武氏掌實權的“李武政權”，而這個“李武政權”的結束，是以太平公主的覆滅為標志的。
太平公主是武則天的女兒，也是唐睿宗的妹妹，用現在的話講，可以說是唐玄宗李隆基的親姑姑。在李隆基發動政變以清除韋后、安樂公主一派人物的行動中，太平公主與之結成同盟，助力殊多。但也正因為如此，在政變成功以后，太平公主便試圖像武則天那樣左右朝政，這實際上也就是繼續延續“李武政權”。結果，是唐玄宗李隆基在先天二年七月發兵，殺掉太平公主，這才徹底掌握全部朝政（黃永年《說李武政權》，文載作者文集《唐代史事考釋》）。“李武政權”徹底覆滅，也就意味著重又光復李家天下。
如此看待這一段歷史，會讓我們想到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李唐王朝的開國皇帝高祖李淵。你開國，我復國，功業相侔，行為也就可以仿效。唐朝開國之初，在李淵治下，鑄造了中國古代貨幣史上著名的“開元通寶”。這“開元”二字，顯然是指大唐王朝開辟了一個歷史的新紀元，這就如同漢武帝把自己定立的第一個年號名為“建元”。在這一背景下看待唐玄宗的第二個年號“開元”，其涵義也就一目了然了——即重開大唐新紀元。
唐“開元通寶”錢
若是我們再來關注一下唐玄宗改元“開元”的具體時間和在改元之前加上的“開元神武皇帝”這一尊號，就更能看出這次改元具有針對現實的迫切意義，從而也就能夠更加清晰地顯現出來“開元”年號這種特殊的政治寓意。
自從漢武帝創建年號紀年制度時起，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實行翌年改元法，即或新君登基即位始立自己的年號，或舊君改用新號，一般都是從下一年開始的時候啟用這新的年號。我理解，這是本自儒門經學家“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的說法（漢·何休《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卷六文公九年）。其事實基礎，是年號紀年制度創立之前實行的“君王在位年數紀年法”，即一位君王只有一個紀年序列，史書紀事，要把舊君的紀年持續到其去位這一年的年底，新君即使是在舊君去位這一年的年中已經即位，他的紀年也要從下一年開始數起。李唐王朝前期的太宗、高宗在改元貞觀和永徽時就都是如此。只是在武后預政時期以至建周以后，亦即在所謂“李武政權”統治時期，才出于穩定政治局面的原因，常常不再遵循這一常規。
當初在逼迫老爹睿宗李旦退位的時候，李隆基就為了凸顯自己的權位而在即位的八月當即改元為“先天”（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一〇玄宗先天二年八月甲辰）。現在，唐玄宗在七月誅殺太平公主之后，本來已身在皇帝位上，可竟然急不可耐地連一個月都不能等了，連他自己也說是“未洎簡辰練日”（宋·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卷四《改元開元元年大赦天下制》），也就是顧不得甄選一個符合常規的黃道吉日了，就在先天二年年底的十二月初一，匆忙改元（《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這更顯出他打出“開元”這一年號的迫切性。
唐玄宗誅除太平公主這個強勁對手之后，于八九月間緊鑼密鼓地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人事調動。接下來，便在十月癸卯，“講武于驪山之下，征兵二十萬，旌旗連亙五十余里。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于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跪于馬前諫曰：‘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以其制軍禮不肅故也”。這“講武”同現在所說的閱兵以至軍事演習頗有些相像，而唐玄宗此番舉動的目的，不過是“欲立威”而已（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一〇玄宗先天二年），即刻意在軍中立威，并用以震懾群臣。從另一角度看，這又同武王伐商之前觀兵于盟津的做法有些相似，即一方面通過“畢立賞罰，以定其功”來整肅軍隊（《史記》卷四《周本紀》），同時也是用以檢驗自己在軍中的權威和掌控軍兵的能力。
通過此舉懾服天下之后，接下來，在十一月，唐玄宗復“加尊號為開元神武皇帝”（《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所謂“尊號”跟帝王死去后由后嗣和臣子們議定的“謚號”不同，是他活著的時候自己給自己冠加的美名——盡管在表面形式上是應從臣下的強烈請求才很不好意思地不得不戴到頭上的大帽子。
先是厲兵秣馬，耀武揚威；再繼之以峨冠巍冕，驅使萬民屈膝膜拜。一武一文，交替互用。至此，李隆基已經全面樹立起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威，一片嶄新的天地就在他的面前展開。現在再也不是什麼先天、后天的事兒了，他就是萬民頭頂那一片唯一的青天，是他李隆基才使大唐又重獲生機，因而他也就有資格以皇朝再造者的身份昭告天下——大唐王朝正告別武氏的蔭翳而展開一個全新的紀元！
所謂“昭告天下”，茲事體大，往往需要神圣的權威和足以讓天下匍匐的形式。現在我們大家做事兒，常常提到一句成語——盡人事，聽天命。唐玄宗李隆基是堂堂天子，自然不會像平民一樣束手無策，靜待天命，他可以自己伸手去“領”。怎麼辦？這事兒簡單得很，改用一個新的年號，重新領受一次想要的天命就是了。須知自從漢武帝創制年號紀年制度時起，年號就是天授君權的神圣象征，因而更易舊年號、啟用新年號，乃意味著除舊布新，與民更始，再膺天命。
于是，唐玄宗李隆基便以改行新元多形式，向天下子民宣示了他的這一心志：
朕聞……居天下之尊者☐大，體其大以照臨；成天下之務者至公，順其公以康濟。故能稽昌歷，考元符，通于神祇，格于上下。鴻名不可以深拒，盛典不可以固違，斯豈在予而狥于物也。朕以菲德，丕承圣訓，掃除攙搶，保衛宗稷。內問安以承志，外聽理以推誠。始自朝廷，納之以軌物；加于蠻貊，洎之以聲教。令跂行喙飲，含齒戴發，去其夭札，蠲其疵癘，每□兢于紫座，寧自貴于黃屋。而凡我群辟，顧斯兆庶，以為人謀協從，天意欽若。王者人所歸也，帝者天之號也。歸之者以德，號之者以功。然號以功成，則功不可以不表；歸以德厚，則德不可以不勵。朕猥屬與能之運，遂忘沖讓之私。……是用發揮景命，受茲禮冊。（宋·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卷四《改元開元元年大赦天下制》）
文縐縐地講了這麼大一篇話，簡單概括一下，就是他李隆基的豐功厚德，不可不表，故需要施以盛典來為其播揚鴻名，其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改用“開元”這個業已冠加在他頭上的美號來做新的年號——這樣就能彰顯出他的曠世偉業了。
我們雖然在上述唐玄宗改元“開元”的詔書里沒有看到他直接表述“開元”這一年號的政治寓意，但此前在武則天改元“載初”的詔書里卻清楚寫有“開元配永，肇自陽來之旦”這樣的話（宋·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卷四《改元載初敕》）。須知武則天正式宣布革唐建周雖然是在改元“載初”十一個月后（與此同時改元“天授”），但載初改元并不僅僅是改元而已，還改易了歲首，即依從所謂周制改建寅為建子，以當時行用的“永昌元年十一月為載初元年正月，十二月為臘月，改舊正月為一月”（《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本紀》），這實質上是更具有神圣意義的國家根本制度大變革，亦即改易李家正朔為武氏正朔，其象征意義，乃“若云天時之改耳”（清·凌曙《春秋公羊禮疏》卷一一哀公十四年）。武則天是通過載初改元來“表明軌物，以章靈命之符”（宋·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卷四《改元載初敕》），亦即昭告天下，武氏行將正式取代李氏，興周廢唐，這同樣是在開辟一個新的紀元。結合這一史事來分析唐玄宗開元改元多實際意義，可謂前行后效，如出一轍，因而我也就更有理由相信自己的判斷。
講到這里，大家一定想問，這麼好的年號，就一直用下去不是很好麼？怎麼后來又改成了我們在這方《羅氏墓志》里看到的“天寶”這一年號了呢？
這需要讓我們再放開一些眼光，看一看年號的更改在歷史上主要發揮的是哪些作用——當然我在這里談的是同一君主在位期間改易年號的做法。
漢武帝創制年號紀年制度之前，一直實行所謂“君王在位年數紀年法”。采用這種紀年方式，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一位君王只有一個紀年序列，年數由小到大一直順序排列下去，這可以概括為“有年數而無年號”（《宋書》卷一四《禮志》一），亦可謂“一以貫之”。但一個在位的君王改變正在行用的紀元而改行新的紀元，是早在年號紀年制度創立之前就出現過的情況。最開始出現的對這種一般性規則的改變，是同唐玄宗開元改元一樣的政治原因，即魏惠王和秦惠文王因改侯稱王而更改現行的“侯年”成為“王年”，以示業已成王成霸（別詳拙著《建元與改元》上篇《重說中國古代以年號紀年的啟用時間》）。因而這種改元的緣由，可以概括為政治原因，或者說是為了實現某種特定的政治目的而改元。
同樣，也是在年號紀年制度創立之前，我們就看到了在位君王改行新元的另外一項比較普遍的原因——即為君王個人祈福延壽。這一點，從秦始皇創立皇帝治國制度之后第一位于在位期間改行新元的皇帝、即漢文帝另啟新元的目的中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漢文帝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人主延壽”（《史記》卷二八《封禪書》）。當然，圣壽無疆，皇圖永固，本是家天下時代護持江山社稷安穩的重要保障，君王的人事也可以說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項大事，甚至是比什麼都更重要的頭等大事。
關于這次改元的前因后緣，比較全面、也比較系統的記載，見于《舊唐書·禮儀志》：
開元二十九年正月己丑（案《舊唐書·玄宗紀》載同事作“丁丑”，是月癸未朔，無丁丑日，《舊唐書·玄宗紀》訛），詔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一所，并置崇玄學。其生徒令習《道德經》及《莊子》、《列子》、《文子》等，每年準明經例舉送。至閏四月，玄宗夢京師城南山趾有天尊之像，求得之于盩厔樓觀之間。（《舊唐書》卷二四《禮儀志》四）
這“玄元皇帝”乃是“太上玄元皇帝”的略稱，是唐高宗在乾封元年二月給老子尊加的名號（《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蓋李氏皇族一向奉老子為始祖，故有此稱謂。不過李唐王朝對老子的制度化尊崇應該是從高宗時期開始發起而在玄宗時期達到興盛的（宋·王溥《唐會要》卷五〇《尊崇道教》），例如科舉考試“加試貢士《老子》策”，即以《老子》入試，就是從高宗永徽二年開始的（《新唐書》卷四四《選舉志》上）。現在，唐玄宗在高宗皇帝的基礎上，又是在各地普遍立廟設學，又是以《道德經》等道經開科選士，顯然是要大幅度提高對道教的尊崇。日有所思，才能夜有所夢，而且夢境比現實往往會更超前一些，唐玄宗一下子竟然夢到了道教至高神天尊的神像，離得還不太遠，就在國都長安城南的終南山腳下。派人一找，證明夢還很準，一下子就在終南山腳下的“盩厔樓觀之間”地帶找到了。
不過對這次求得“天尊之像”的具體時間和過程，司馬光《資治通鑒》的記載要比《舊唐書·禮儀志》更準確、也更具體一些：
（開元二十九年春正月）庚子，……上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上遣使求得之于盩厔樓觀山間。夏，閏四月，迎置興慶宮。五月，命畫玄元真容，分置諸州開元觀。（[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一四）
在這一年五月，為老子神像的降臨，唐玄宗還另外發有制書，部署相關事宜：
頃因假寐，忽夢真容。既覺之后，昭然以睹，瞻奉踰時，殊相自然，與夢相協。謂密降仙府，永鎮人寰。告我以無疆之休，德音在聽；表我以非常之慶，靈貺有期。乃昊穹幽贊，宗社儲祉，豈朕虛薄，能致茲事？若使寢☐，乃乖祗敬。宜令所司，即寫真容，分送諸道采訪使，令當道州轉送開元觀安置。所在道士女冠等皆具威儀法事迎候。像到，七日夜設齋行道，仍各賜錢用充齋慶之費。自今以后，常令講習道經，以暢微旨。所置道學，須倍加敦勸，使有成益。是知真理深遠，弘之在人；不有激揚，何以勵俗？諸色人有能明《道德經》及《莊子》、《列子》、《文子》者，委所由長官訪擇，具以名聞。朕當親試，別加甄獎。（宋·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卷一一三《玄元皇帝臨降制》）
上述三處記載相互結合，可以進一步明確如下兩點：第一，《舊唐書·禮儀志》所謂“天尊”像，實際上指的就是老子的像；第二，《舊唐書·禮儀志》記述的時間，應該是朝廷把這尊神像迎入興慶宮的時間，這樣理解，《舊唐書·禮儀志》和《資治通鑒》的記載也就不存在矛盾了。需要指出的是，開元二十九年正月己丑為初七，庚子為十八這一天，那麼，老子托夢給唐玄宗，距離唐玄宗宣布立廟設學并開科選士以尊崇道教，前后不過十一天時間，從而也就更容易看清這兩件事情之間的內在聯系。
于是，唐玄宗李隆基就在第二年大年初一這一天，頒布詔書，宣告改元：
時令贊發生之德，靈符葉紀年之稱。考彼前載，斯為大猷。惟烈祖玄元皇帝，天寶錫慶，象帝之先。垂裕后人，重光五圣。自朕嗣守丕業，洎三十年，……思弘善貸，用廣滋育。尊道寶而建元，錫玄風于不宰，……改開元三十年為天寶元年。（宋·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卷四《改元天寶赦》）
結合《舊唐書·禮儀志》的記載，不難理解，這里所說的“天寶”和“道寶”，指的都是剛剛得到的老子神像，這尊老子神像，就是唐玄宗改元天寶的直接原因，或者說是形式上的原因。
唐玄宗剛剛發起尊崇道教的造神運動，就夢到了這樣的奇跡，而且還真找到了這夢境中的景象！這實在是太過神奇了，神奇得無法讓人相信這會是自然發生的事情——這事兒只有刻意“創造”才能造得出來！
道理很簡單，唐玄宗喜好這個，下邊的人就曲意迎合上意來討好他。李隆基整天琢磨這道教的事兒，走火入魔，見神見鬼地晚上夢到些什麼并不足為怪，即宋人范祖禹所說“人之有夢也，蓋亦誠之形而心之神也”（[宋]范祖禹《唐鑒》卷五），但下邊的人竟然在夢境中的地方找到這座天尊神像，這當然是有人裝神弄鬼制作的假象。
關于唐玄宗在開元天寶之際崇信道教的情況，協助司馬光撰著《資治通鑒》的范祖禹曾做過很好的論述。
按照范祖禹的論述，第一，唐玄宗搞這一套，是因為“開元之末，明皇怠于庶政，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故感而見夢，亦其誠之形也。自是以后，言祥瑞者眾而迂怪之語日聞，謟諛成風，奸宄得志，而天下之理亂矣”。第二，“孟子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明皇崇老喜仙，故其大臣諛，小臣欺，蓋度其可為而為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賞以勸之，則小人孰不欲為奸罔哉”（宋·范祖禹《唐鑒》卷五）！
當然，在這樣的風氣下，尊崇道教的行為，搞得也越來越盛，在《舊唐書·禮儀志》里就對唐玄宗接下來的崇道行為有比較完備的記載。跟我們談論的主題關系最為密切的，是下面這條紀事：
天寶元年正月癸丑，陳王府參軍田同秀稱于京永昌街空中見玄元皇帝，以“天下太平，圣壽無疆”之言傳于玄宗。（《舊唐書》卷二四《禮儀志》四）
唐玄宗惑于方士之言而求仙自然是想要長生不老，天寶剛剛改元這位田同秀參軍編造的老子傳言，更清楚點出了“圣壽無疆”這個主題——其實唐玄宗在那篇迎接老子神像降臨的制書里所說“告我以無疆之休”的“德音”，講的也就是這個意思！可見唐玄宗改元“天寶”，同當年漢文帝為企求“人主延壽”而改行新元的目的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須知這位田同秀參軍鼓搗出來的花樣，還不止于此，他在老子“天尊”神像之外，還另外一件寶貝：
天寶元年正月七日（德勇案：癸丑為初七），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于丹鳳門之通衢，告賜靈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就函谷故關令尹喜臺西得之。于是置玄元皇帝廟于大寧坊西南角，東都置于積善坊臨淄舊邸。廟初成，命工人于太白山砥石為玄元皇帝圣容，又采白石為玄宗圣容，侍立于玄元皇帝之右，衣以王者袞冕之服。（宋·王溥《唐會要》卷五〇《尊崇道教》）
這丹鳳門是唐長安大明宮前面的正門，《舊唐書·禮儀志》所說“永昌街”就是永昌坊東側正對著丹鳳門那條大街，也就是所謂“丹鳳門之通衢”（[宋]宋敏求《長安志》卷八），所以二者所說是同一回事兒，只是《唐會要》的記載與之略有參差且更為周詳一些。由于函谷關旁所謂“尹喜之故宅”是在桃林縣，朝廷又為此“改桃林為靈寶縣”（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六河南道陜州），還整出一首《得寶歌》弄一幫子婦人來獻唱，“三郎當殿坐，看唱得寶歌”（《舊唐書》卷一〇五《韋堅傳》。附案：《舊唐書·韋堅傳》誤系桃林得寶事于開元二十九年，很容易給人以緣此始改元“天寶”的錯誤印象）。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宗命人雕出自己的白石人像，侍立于老子像旁，這也就更進一步彰顯了其得道成仙的欲望與天寶改元的根本緣由。清人王夫之嘗謂“唐政之不終者凡三：貞觀也，開元也，元和也，而天寶與開元，其治亂相差為尤懸絕”（清·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二二），從這樣的大局著眼，唐玄宗天寶改元，也可以說是其心態、行為發生轉折性變化的一項重要標志，對朝政的影響相當重大。
責任編輯：于淑娟
校對：張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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