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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夢佬

在人的一生中,再沒有什麼能比愛與死更有詩意激情的了。同樣也可以說,在關于人的一切中,再沒有什麼能比愛與死更讓人充滿想象力的了。人們常說,愛情是人類的永恒主題,而在這一主題之中,人們在不同社會、不同時期都在以不同方式描述愛,將愛視為可以超越死亡的生命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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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蜜》(1996)劇照。

然而,我們今天卻在娛樂新聞(甚至也包括某些社會新聞)報道中對愛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信心,在生活和工作繁瑣的重負下趨于“低欲望”,對愛日漸迷茫,感到惶惑。在這個時候,我們可能會想起老一輩的愛,向往他們長相廝守。他們當然未必都是幸福的。只不過在他們的愛情里,即便彼此有巨大的性格差異,甚至存在無法忽視的性別不平等,大多也都讓步于傳統的婚姻觀念,為后者所遮蓋。但是,當我們去聽以往的愛情故事,不得不承認有的愛情不僅幸福、坦誠,并且富有激情,甚至在另一半去世后對愛和死亡實現超越,而這里的激情是對愛的熱烈投入、表達,還有記錄。

在今天的中國社會,物質財富無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富足。與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比較,除了物質財富,我們在精神世界也比過去更具縱深性和普遍性,以往只是少數知識精英、思想先鋒以及所謂“二代”才有條件經歷的激情,在今天已經為許多人所體察和渴望。可是關于愛的激情未必隨之變得普遍、變得容易。本文作者在過去幾年的閱讀中,先后讀過幾個愛情記錄,讀后感嘆“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會發現優質的愛情總是相似的”。他讀到的愛情當事人分別是萌萌(哲學家,生前執教于海南大學)、陳希米(編輯,史鐵生之妻)、徐曉(編輯、作家)。她們有著相似、相通的激情與德性,都是思想史意義上的“八十年代人”。這當然并不是懷念舊日、厚古薄今,因為恰如作者所說,“重讀這幾段愛情,只是因為他堅信我們需要像她們一樣沉思愛、實踐愛,在向死而生的時間里升華愛”。

撰文 | 張向榮

愛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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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萌(1949-2006),生前為海南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社會倫理思想研究所所長、教授、研究生導師。著有《升騰與墜落》《臨界的傾聽》《情緒與語式》《萌萌文集》等。

2006年辭世的萌萌,在她最早出版的隨筆集《升騰與墜落》(1989)中寫下一句話:“這是一個咒語般的事實:在死亡中,愛才是真實的。死亡分明是人的生存不能抹去的深闊背景,亦即,愛消失于死亡,也凸現于死亡。”(見《萌萌集》第一卷p166,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當時讀到這里,我瞬間記起了兩個難忘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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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為人》,徐曉 著, 中信出版社,2012年5月。

一則,是徐曉在她的散文《愛一個人能有多久》里記錄了丈夫病重期間她所經受的艱辛和痛苦,文筆樸實動人,特別提到了在最煎熬的時刻,她曾經“失蹤”了一個上午,并始終沒有告訴丈夫去了哪兒。直到1994年丈夫去世后,她才將去白云觀乞求手術成功這件事訴諸筆端,并坦承當時還乞求“如果手術不成功,保佑你盡快解脫。”對極具反抗精神的徐曉夫婦來說,這個舉動無疑是脆弱的,正如徐曉所承認這個舉動是一種“自我褻瀆,它將抹殺我所做過的一切”。最打動人的,是緊接著后面一段話:“事實是,你病著,我有無窮無盡的麻煩。時間、金錢、兒子的成長、我自身的向往……那時候,我們并不知道那煎熬會延續三年五年,還是十年八年……”(見《半生為人》p55,中信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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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死”活下去》,陳希米 著,湖南文藝出版社,2013年1月。

另一則,是陳希米在她的回憶錄《讓“死”活下去》的開頭,記錄了2010年最后一天,也是她丈夫生命最后一天的場景:“誰也不知道那一天會是最后一天……在你進了手術室等待做器官移植之后——事實上,已經意味著永遠沒有了你。我居然還可以跟別人大聲說話。你做得滴水不漏,最后一天離開;嘎巴死;順利捐獻器官。……我們說過無數次的死,終于來了?我終于走進了你死了的日子?”(《讓“死”活下去》p2-3,湖南文藝出版社,2013)

愛欲與死亡是思想領域里常談常鮮、魅力無窮的論題。但是,這一純粹的沉思,在這幾則經驗性的引述面前,顯得頗不合時宜。無論她們是誰,她們的丈夫又是誰,都不妨礙上述“愛人之死”的場景撲面而來的沖擊力。愛人之死無疑是一個人所有關于愛的經驗里,最粗暴最復雜的一種經驗,是愛的對象的徹底消失、永無寄托、空留回憶。這種經驗的殘酷,令哲學的沉思必須暫時退下,以避鋒芒,并追問這幾段愛人之死的經驗到底有何特殊性。

簡單來說,特殊性在于,愛對于死表現出了漫長而強大的耐受力,愛承認了死,包容了死,并超越了死。因為,死亡在這幾個文本里并不是一瞬間的事情,而是事先張揚的結局,猶如命運已定的古希臘悲劇:徐曉在婚前就知道丈夫患有疑難病癥,陳希米與輪椅上的丈夫通信十年后結婚,萌萌則幾乎從一開始就沉浸在女性、死亡與愛的思考中,并在生命的最后與病魔搏斗了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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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希米,1961年出生。1982年西北大學數學系畢業,供職出版社做編輯。圖為她與丈夫史鐵生。

死,并不是瞬間發生的事情,而是經過了無數次反思、無數次對話、無數次預演,生者甚至在愛人死后有一種如釋重負的解脫感。稍微具有生活經驗的人都能領會,這種解脫感反而是愛情存在并將繼續存在的證明,是最能打動人心的淚點。古人亦早已知道,山盟海誓的愛情固然美好,殉情共死的愛情固然悲壯,但“石壕村里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能不能經歷苦難才是愛的試金石。愛的激情,并不是字面意義上的沖動、浪漫和熾熱感,而是承受苦難的不竭力量。

徐曉在丈夫去世后曾寫道:“當死亡的事實離我越來越遙遠,而死者的存在卻離我越來越迫近的時候,我才真正懂得,關于時間,關于生命,關于死亡,關于愛,需要你付出畢生的代價去體驗,有所體驗就夠了,你甚至不要指望能把它們搞懂。”(《永遠的五月》,見《半生為人》p32)

去體驗,是關于愛和死最重要的意見。但即使不指望搞懂,也要進一步追問:萌萌、徐曉、陳希米等人與愛人之間這種愛的力量從何而來?為什麼在這里,愛的激情不是電光石火的轉瞬即逝,而是情感永無停息的脈沖?

愛的沉思

愛的激情僅僅是來自承受苦難嗎?那麼,如何定義苦難?苦難有的選嗎?古往今來,凡間的大多數愛情,從頭至尾都沒有經歷過稱得上苦難的痛苦,難道就不是真實的嗎?

苦難確實不容易定義,但有一點可以確定,它往往沒得選,被迫接受,而且你有很大的概率挺不過去。王安石寫“愿為五陵輕薄兒,生在貞觀開元時。斗雞走犬過一生,天地安危兩不知”,就可視為對苦難沒得選的感悟。中小資產階級在太平盛世里的經濟壓力、虛無孤獨、“內卷”感之類并非苦難,只是高級一點的現代性焦慮。苦難總是圍繞著人類社會最基本的需求打轉轉,有些是物質的,比如能不能吃飽飯,能不能活下去;有些是精神的,比如允不允許寫詩,可不可以公開說話。

在這樣的苦難里,愛情就不可能是風花雪月、錦上添花。首先,它是兩個人的共度艱難,不離不棄,在關鍵時刻愿意為對方犧牲。有人干脆下結論說:“愛在本質上是自我犧牲……愛的行為至少與施愛者的當下利益是沖突的,正因為它是沖突的,人們才認為施愛者做出了犧牲。”(劉再復、林崗《罪與文學》p42,中信出版社,2011)。第二,如果前一個問題解決了,愛情往往會從兩個人的關系升華到普遍的人與人的關系。一個懂得愛的人,在苦難中已經沒有理由陶醉于自己的愛情,他或者她一定會反思,憑什麼我們的愛情要經歷這樣的苦難?遭受這樣的考驗?別人是否也一樣呢?是否有某種價值、理想、真理,能夠避免讓人們遭受這種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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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與文學》,劉再復、林崗 著,中信出版社,2011年7月。

《罪與文學》里因此說道:“愛就是不說‘不’。不作拒絕,這才是愛的真義。不要拒絕不幸者,不要拒絕貧困者,不要拒絕危難中的人,不要拒絕你不相識的人,不要拒絕卑微的人,也不要拒絕你的仇敵;不要拒絕綠葉,不要拒絕小草,不要拒絕無情的木石,也不要拒絕不屬于人類的其他生靈。總之,敞開你的胸懷,盡你最大的努力,包容他們,援助他們,愛他們。”(p43)

萌萌去世后,她的丈夫追述了他與她的愛情。“1966年,萌萌17歲”,是這篇回憶錄的第一句話。萌萌當時還是武漢一所中學的學生。眾所周知,彼時的武漢情況特別復雜,釀出了許多震驚一時的大事。時代的洪流并不僅僅有意識形態,還有左翼的內部爭論,有權力斗爭,有地域分歧……用今天的眼光看,這對情侶其實都是比較單純且堅定的左翼理想主義者,因為貼了兩張主張工代會監督革委會的大字報,兩人就此被時代挾裹,入獄、被批斗并被“流放”到湖北最艱苦的大山里,同時還“陷我們的父母兄弟于災難;并使我們的知青伙伴和親戚朋友長久地生活在苦難之中”(《萌萌集》第一卷,p51)“哥哥遭迫害致死”(《萌萌集》第一卷,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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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萌集》,萌萌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16年11月。

苦難頃刻之間襲來,兩人再也無法像從前一樣見面、聊天、戀愛。但在這長達幾年的苦難里,兩人的愛情和理想主義不僅沒有絲毫動搖,反而更加堅定。萌萌在大山里堅持像男人一樣勞作,還教農婦們唱歌跳舞,甚至組織了一個讀書會,教農民們讀馬恩著作,背誦普希金的詩歌。要知道,當時他們都以為會在大山里呆一輩子的。這期間,尤其感人的一幕是,1971年的中秋節,已經一年多沒見的他倆在信箋里策劃了一次見面,遙遠的山路只容許他倆分別凌晨出發,中午在半路上見一面,呆兩三個小時就得掉頭返回(《萌萌集》第一卷,p82)。他倆被晦暗的未來和殘酷的現實所籠罩,卻依然以愛情燭照出一些溫暖,而支撐愛情的無疑是他們篤信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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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的理由》,陳嘉映 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3月。

直到多年后,洪流席卷而過,1979年萌萌考上研究生。80年代之后,這些當年的理想主義者們,大多數逐漸回歸現實,用陳嘉映的話說就是“畢業后五年十年,成了大企業家、各級領導、名作家名導名教授,留洋科學家,或著名邊緣人”(《我們這一代》,見陳嘉映《價值的理由》p96,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但萌萌依然在理想主義的支持下繼續著她的學術與思考。早在80年代她就依托《哈姆雷特》、易卜生的戲劇等關注女性,但與今天時興的女權主義不同,她更強調與男性各自發揮所長,共同追尋真理;90年代她進入語言哲學,關注漢語學術的表達,在90年代以降學界對西學的反思中,主張從語言表達的角度取得學術主體性和思想主體性,以對抗西學的沖擊;2000年以后,她進一步以“啟示與理性”為路標,展開了一段有別于友人劉小楓“經典與解釋”叢書的旅程……總之,萌萌的革命激情始終沒有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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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曉,出版人、作家。曾任光明日報出版社副總編輯,現任財新傳媒首席文化編輯。圖為徐曉與丈夫1984年攝于天壇公園。

徐曉夫婦也是一種理想主義。《半生為人》是徐曉的一部私人回憶錄,記錄了從她在70年代中期到以后的人與事,比如1974年她認識史鐵生,當時的場景令人印象深刻:

我向他傳播了不少“小道消息”,講了許多在那個年代來說要殺頭、要坐牢的話。他聽,也談,然后嚇唬我說:“你知道我是什麼人嗎?不怕我告發你?”我也嚇唬他:“這里沒證人,如果你告發,我就全推到你頭上。”(《我的朋友史鐵生》,見《半生為人》p169)

這樣的氛圍,就不難理解徐曉的這部回憶散文里,記錄最多的一定是和她同氣相求的一批人。其中,有的屬于“思想史上的失蹤者”;有的后來成為著名的詩人、作家,比如從《今天》這份中國當代文學史上著名雜志中走出來的北島、芒克等;也包括她在北島的家里認識的后來的丈夫。正是在《今天》雜志的經營與維持中,在聚攏當時尚處于邊緣地位的這批詩人作家中,在丈夫從未隱瞞但她從未介意的病痛中,他與她逐漸建立起了堅不可摧的愛情。彼時,他們的居住和收入都很局促,徐曉在書中用一句話形容她的作者們的狀態,其實也隱約概括了他倆愛情的理想主義底色:“我這個循規蹈矩的人從此知道了世界上還有這樣一種人,可以過這樣一種生活——沒有穩定的經濟來源,沒有固定的住所,在簡陋的房子里,喝最廉價的酒,做自己認為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與我》,見《半生為人》p156)

在愛情里,什麼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呢?或者說,如果愛情有“道”,那“愛情之道”能是什麼?他倆1985年結婚,丈夫在1994年去世,是本文所關注的三個愛情文本里謝幕最早的人。此后長達二十多年的歲月,斯人已逝,愛情之道逐漸被抽象出來,猶如水落石出。徐曉說:

“一個女人為愛情而活,很可能是真實的;說一個女人僅僅為某一個男人而活,一定是虛假的。一些人一生可能不止戀愛一次,但是為愛情而活的女人,每次戀愛都是同一種理想和精神的追隨;另一些人一生可能只戀愛一次,但是標榜只為某一個男人而活的女人,很可能已經泯滅了理想放棄了精神。”(《愛一個人能有多久》,見《半生為人》p58)

如此直白、簡單,這里透露的“愛情之道”并不是愛情的本體論或形而上學,僅僅是在愛中追隨理想、涵養精神。

徐曉是“50后”;萌萌略年長,1949年出生;陳希米比她倆都要小,是“60后”,沒有真正經歷過萌萌、徐曉那樣被時代所裹挾的世事。她八十年代上大學,憧憬未來、擁抱世界,熱愛文學與哲學,與同類談理想談人生談真理,屬于典型的八十年代青年大學生。八九十年代,網絡興起之前,人們常常通過手寫信箋尋找同類,在文字中探知對方的思想深度和人格廣度,這甚至成為邁入愛情乃至婚姻的前戲。希米與一個人通信十年,第一次見面后,對方說“你就是我想象的那個樣子”。后來她與這個大她十歲的人結婚了。

一旦進入恒久忍耐的日常婚姻,恐怕大多數夫婦就像魯迅筆下的涓生和子君,激情被日常生活所壓抑,愛情被瑣碎的日常所淹沒,但希米夫婦不同,他們的日常生活與那十年的通信幾乎一樣,仍然是“談理想談人生談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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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情書》(1995)劇照。

《讓“死”活下去》里,他倆對物質生活沒有太高的要求,甚至關于愛情的“故事”也不多,更多是記錄兩人在日常生活中交流思想、砥礪精神:你說過一句什麼話,我談過一個怎樣的道理;你是怎麼評價尼采的,我對卡夫卡有何種看法……諸如此類,好像這不是一段婚姻,而是讀書班。而且,他們談論的話題與人物也悄然變化、日漸深刻,從文學到哲學,從作家到哲人,從名著到前沿。在外界看來,她的丈夫從文學領域逐漸進入思想領域,其作家的身份也被思想家身份所取代。希米在其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兩人有著怎樣的精神世界,不言而喻。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說,希米對丈夫還存在著一些“崇拜”,但這其實可以視為一種欣賞,因為她的丈夫在思想上的確很獨特。

而這些,是發生在丈夫長年輪椅生涯、尿毒癥,希米自己也行走不便的日常生活中的,而且從80年代一直持續到丈夫去世的2010年。

當大眾更多知道她丈夫的名聲時,學術界也“暗地里”受惠于希米。作為出版社編審,希米曾最早參與了劉小楓“經典與解釋”叢書中的部分著作的編輯。“經典與解釋”叢書對2010年以來中國的思想、政治及青年教育的走向產生了深刻影響,并且很可能這種影響到底是什麼,還要再過一些年才能看清楚。萌萌主編“啟示與理性”,原本正是要與“經典與解釋”相頡頏。在《讓“死”活下去》里,希米透露了丈夫去世前夕,他們一同在讀劉小楓引進的施特勞斯,還爭論其中的話題,她甚至從布魯姆關于施特勞斯的描述中,“字里行間我都能看到你的影子”“我不敢說你做到了像布魯姆贊譽施特勞斯的那樣,但我分明知道那是你的崇尚,你的榜樣”(《讓“死”活下去》p98)。當然,希米可能更多是從施特勞斯身上發現了丈夫的氣質,而不是說思想的相通,但這證明了希米與丈夫時刻、同步保持著對思想的敏感,他們的婚姻、愛情在其中延續。

《讓“死”活下去》這本書與其說是紀念亡夫,不如說是沉思在丈夫死后的日子里,她該如何延續他們的日常生活,也就是延續對真理的追求。希米說:“寫,無疑是最好的一種;孤獨,無疑是最大的保障;活下去,就是熱情還在。”(p157)還說:“必須堅持寫下去,堅持寫就是堅持活”(p160)“存在,是共在。我把寫,當作你”(p161)。因此,直到書快要結束時,她還在延續他們正在討論的政治哲學話題,也就是劉小楓在當時一篇文章里寫的“哲學與人民的關系問題是第一性的,哲學首先而且本質上是政治的”,她記錄了丈夫生前的看法,“生的意義和死的后果,才是哲學的根本性關注”,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人群里只存在兩種關系,一種是兩個人的關系,一種是兩個人以上的關系,(前)一種可能是愛情,另一種必然是政治,于是政治哲學就成了第一位的了”(p167-168)

看,希米似乎并未完全贊同丈夫,也未必準確理解小楓,但她在哲學中所言說的還是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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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希米與丈夫史鐵生。

愛的真理

萌萌、徐曉、希米的愛情都走向了婚姻,但婚姻從未消解掉愛情,還滋養著愛情,并通過抵抗苦難、超越日常來升華愛情。沉思他們愛的經驗,共同點是:首先,平等地向往真理,有理想主義;其次,共同承受了生活所拋來的苦難。愛情,就是基于理想并在苦難中主動彼此犧牲。面對生活,他們都勇敢地走入風暴,不知道自己的愛情將會帶來永恒的救贖還是惹來更大的麻煩,也不知道風暴的后面是不是有更大的風暴要來。

他們幸運地挺過了風暴。其他人,有的擁有同樣的愛情,卻沒能挺過風暴;而有的似乎擁有了這樣的愛情,卻因為對風暴的恐懼而分道揚鑣。

這樣的愛情,既高山仰止,也驚心動魄。

所以問題來了:第一,這種愛情有多典型?有多普遍?有代表性嗎?第二,愛的真理與人的真理是一回事嗎?“愛智慧”在何種意義上能夠開出“愛人”?第三,當兩個人志同道合時,可以共享愛情,如果其中一個人的思想突然“轉向”了,該怎麼辦呢?

第一,萌萌、徐曉和希米的愛情雖然看似不夠普遍,說到底仍然屬于普通人的愛情,沒有“脫離群眾”。之所以顯得極為難得,主要是因為她們的時代比較特別。當代中國有三次重要的思想演進,分別發生在60-70年代、80年代和21世紀。第一次的紅色狂飆、激情爆裂,萌萌和徐曉經歷了;第二次的個體自由、慷慨激揚,三個人都經歷了;第三次的靜水流深,至少萌萌和希米都曾站在源頭。總之,她們所處的時代及所站立的位置,剝離或沖淡了我們今天所熟悉的房子、戶口、財富、彩禮、升職以及“內卷”“無欲望”等元素,因此才顯得那麼純粹,那麼不普通。

只有透過時代的濾鏡,才能發現愛情實際上是一種德性而不僅僅是私情。

說她們的愛情是普通的,是因為任何人的愛情都可以擁有這種德性,沒有誰不配擁有真愛。顯然,這不等于說,每個人的愛情都必須得經受這樣那樣的時代考驗。前番曾說,苦難往往沒得選。愛情還是應該在太平盛世里,和世俗、平庸、日常的價值觀混在一起,與柴米油鹽、磕磕絆絆攪在一起,不會因為外在的壓力而彼此防范甚至出賣,像曾經發生過的那樣。今天關注她們,目的之一是如何從世俗與日常中習得愛情的德性。

第二,“愛智慧”與“愛人”,或者說“追求真理”與“愛情”當然密切相關,“愛人”其實就是“愛智慧”的實踐。但需要明確,人既不是智慧的化身,也不是智慧的反面,一個人不需要借助靠近或離開另一個人才能抵達真理。

一種情況,例如文學戲劇里常常把“愛智慧”和“愛人”對立起來。民間,會講述“愛江山更愛美人”的故事;宗教,會弘揚為了信仰而拋家棄子的典范,就好像每個主人公都得面臨唐明皇在馬嵬坡前的抉擇似的。安德烈·紀德的著名小說《窄門》篇幅甚短,把“真理”與“愛情”的尖銳沖突描述得至為典型,女主角既追求愛情的永恒,又追求宗教信仰的極致,兩者無法同時通過“窄門”,小說寫“盡管在生活的摧殘下,每日櫛風沐雨,這愛火依然不滅”,但鑒于“你在我身邊時,讓我的心支離破碎;但遠離你時,我又不能成活”(顧琪靜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女主角終究還是選擇了信仰,放棄了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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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門》,[法] 安德烈·紀德 著,顧琪靜 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

另一種情況新聞里頗為常見,一個人因為“愛智慧”,又仰慕另一個人的學識、思想,從而去追求對方、務必得到對方,哪怕有悖公序良俗也在所不惜。詩人佩索阿的中文譯者閔雪飛對這種現象曾說過一句頗有名的話:“學術與思想從來不通過性傳播。”

這兩種情況的謬誤是一樣的,都把真理等同于人,就好像你不愛這個人,就得不到真理。而萌萌、徐曉和希米的故事里絕沒有這種情況,她們是在并肩追求理想,在“愛智慧”的同時也在“愛人”,并因為能夠“愛人”,所以還能不斷豐富對“愛智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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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萌生前看書照。

萌萌在論文里不斷思考著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的思想氣質,警惕在由男性建造的思想大廈里,男性憑借天然的話語優勢對女性形成的壓迫。徐曉在散文里雖然對丈夫極度包容和偏愛,但她說:“在任何情況下,我都沒有義務向任何人承諾忠誠,當然也包括你,忠誠不是兩性關系的前提,只是一種可能的結果。”(p57)。希米也說:“雖然我也有對智慧理性的熱情,但必須要以那個男人的重點、興趣為重點為興趣。”但同時解釋道:“但我的熱情不僅僅在我對你,而更是‘我與你’,也絕不是‘我為你’”(p66)。她們都沒有上述的兩種謬誤,而是分得清清楚楚。

徐曉和希米都提到過類似的一個細節,就是丈夫在死前,都曾表達過妻子再嫁的意思。希米說丈夫“甚至到處托孤,希望我能再‘嫁出去’”(p58);徐曉的丈夫是曾經被人問過,如果妻子有了別人能不能接受,他回答“能”。

這個細節頗有況味,乍讀和徐曉的反應一樣:“我痛恨這個回答。我覺得,與其說這是寬容,不如說這更像是一種褻瀆,對我的,也是對你的。”(p57)除了可能的“褻瀆”,還蘊含著可能的男權。但是,考慮到她們丈夫這一代人的觀念,考慮到時代,尤其是對比他們同齡男性的行為舉止,可以確定地說,這恰恰是兩位丈夫要展示對妻子獨立人格的尊重,甚至這獨立性要大于他們的愛情。不妨比較一下兩位丈夫的同齡男性。前幾年有一位政治學學者患病去世,他的一個“哲學家”朋友,名氣超大,寫下了一篇驚世駭俗的悼文,其中記錄了一些對女性和婚姻的言語,那才是真正的褻瀆。

進一步說,這個細節也恰好證明了,所愛的人并不是真理的化身,愛人死去,真理仍然存在,不妨礙對方繼續追尋。徐曉說:“我們就像兩根鐵軌,注定了永遠同行,也注定了彼此永遠對峙”(p22),此之謂也。

第三,追求真理本來就不意味著一定能得到真理,“愛智慧”的魅力在于“愛”的過程。一個人在一生中,總會經歷過思想立場的轉變,重要的是追求真理這一舉動本身,它不論立場左右,只要經過審視,只要質地純粹,充滿著反抗和奉獻精神,就不會影響到愛情的取舍。一個人理應避免以真理的名義審查伴侶,更應警惕要求愛人之間互相進行道德與所謂“真理”審查的輿論和體制。

蘇格拉底說,“未經省視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同樣,未經沉思的愛情也是不完整的,唯有沉思愛建立在何種共同理想,沉思愛必將會如何承受苦難或庸常,沉思終有一天的愛人之死,才能使這份愛在多年以后配得上理想,配得上苦難,配得上彼此的犧牲。

萌萌、徐曉和希米的愛情猶如溫暖的燭照,使前行者意識到:愛,應當成為當代人的一種德性,它日常、親密、和諧,并擁抱真理。從而使我們能夠在這個物質豐盈但分化嚴重、情欲充沛卻蒼涼守望、個性張揚又奔波于俗物的時代,努力獲得一份真理意義上的真愛,并理解自己及愛人終將到來的死亡,從而在日常生活里葆有不滅的激情。

最后,回到萌萌、徐曉和希米的文本,之所以讀者能讀到她們的愛情,并不是因為她們的愛情已經被人廣為傳頌,或是被寫入了歷史。這些文本只是回憶錄、隨筆、散文,假如萌萌生前沒有寫下《升騰與墜落》等一系列文集,假如徐曉和希米在丈夫死后沒有意愿或能力來記錄曾經的事件,這些愛情不會被呈現。

因此,在愛的經驗、愛的沉思與愛的真理之后,最為迫切的就是愛的表達,準確、詩意、優美且持續不斷的表達。在這個世界上,偉大的愛情一定有很多,只是絕大多數不為人所知。只要不是覺得“不足為外人道”,只要你愛對方,請記住要記下來,不要只記在腦海里,要寫在大地上。

封面題圖來自電影《情書》(1995)劇照。

作者 | 張向榮

編輯 | 羅東

校對 | 付春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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