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壬申丙午丙寅丙申八字

陳麥青

近數十年來，以書畫碑帖、圖書文獻為主的公私藏家，借影印技術的不斷進步，擇其精要者，化身千百，在與同好分享交流中，更顯其價值，似乎已是一個漸趨共識的思路；出版機構瞄準契機，于打造精品、滿足需求之同時，樹立品牌、提升發展，也成為一種目光長遠的追求；而研究愛好者們，則緣此受益，因珍稀資料的多見易獲，為其研討的廣泛深入，創造了更多良好的條件。如此互動，既各得其所又澤及多方，似堪稱大家喜聞樂見的理想境界。今于碑帖收藏研究興趣正濃的陳郁先生，出其珍藏與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推出“嘉樹堂藏善本碑帖叢刊”（以下簡稱“叢刊”），其踐行之意，不言而喻。而作為有緣每每承邀細賞底本原拓、相與品評交流的筆者，再閱精印佳本，似又有所得，因擇其中數事，略陳管見，用答藏家雅意，兼續平日交流之未盡者，并就正于同好方家。

一、《郙閣頌》《石門頌》及《鄭文公碑》

《郙閣頌》為漢代摩崖碑刻名品，與《石門頌》《西狹頌》并稱“漢三頌”。今“叢刊”所收之本，第八行“元功不朽”之“功”字完好，“不”字上半仍存，“朽”字尚可見筆畫殘余，與羅振玉《雪堂所藏金石文字簿錄》中所記“‘功’字筆畫尚完，半‘不’字尚存，平生所見此碑墨本，未有更先于此者”，應相頡頏，唯羅氏著錄之本,至今尚不明是否仍存,故此“叢刊”所收者，當屬目前所見傳世最善之本，尤足珍貴。冊內舊存一簽，曰：“明拓郙閣頌，次武道兄鑑藏。戊午八月壺父題。”戊午為1918年，壺父系晚清金石篆刻名家廣東李尹桑別號，而次武姓李，據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第二十輯所刊金石鑒藏名家周季木（進）《秦石軒日記》（唐雪康整理）中所記，為其妹婿。

《郙閣頌》“元功”之“功”字不損本（嘉樹堂藏）

此《郙閣頌》系淡墨拓本，雖石花漫布，而字口筆畫風神，多存其間。因憶數年之前在京中旅次，與仲威先生同觀陳郁先生所示其新獲《石門頌》，墨色石花，風貌與之仿佛。當時經二位特別指出，謂此正是摩崖碑刻早期拓本的特征之一，印象頗深。后陳郁先生又于《書法叢刊》相繼發表《石門頌摩崖早期傳拓考》《石門頌摩崖存世拓本考》兩文，其中所論有關《石門頌》之類摩崖碑拓年代的區分鑒定，除“考據字”之外，墨色和拓法亦可資參考等，排比考述，逐一為說。獲讀之下，更悉其詳。日后，還曾就其對清初顧南原（藹吉）是否見過《石門頌》原拓的疑問，又有所交流。今“叢刊”將此《石門頌》善拓一并收入印行，相信能為進一步研究此類摩崖早期諸拓，再添可資參考之本。

嘉樹堂藏《石門頌》

同樣，“叢刊”中的北魏《鄭曦下碑》，即一般通稱《鄭文公碑》者，不僅亦屬摩崖碑刻名作，且淡墨石花、看似彌漫中，字畫之渾厚遒勁，精采可見，故舊藏此冊的民國初年學者兼金石書畫名家姚茫父（華）先生，在題跋中稱其為“精渾淡雅，舊本之至佳者”。因記翁闿運先生在其《云峰諸山北魏刻石與鄭道昭》一文中，也曾專論此碑拓本鑒別，語頗精詳，值得一讀：

《鄭文公下碑》之最初拓本，“平東將軍光州刺史”句之“將”字下“寸”中直筆道完好，后拓此直右邊字口泐肥。又“不嚴之治”句之“不”字下半三筆可見，后拓泐盡。此種最舊拓本，碑面石花滿布，有的一片漫漶，全文難讀；有的雖可讀而不如后拓之字字清楚，但字畫肥大，可辨之字，筆畫沉雄厚重之氣，躍然紙上。葉昌熾《語石》云：“云峰山《鄭文公碑》，初架木時，吳退樓（云）觀察得一本，至費五十金。后來者，因臺舊貫，役省功倍，其值減至二十之一。”曾見吳氏藏本，亦滿布石花，與初拓相似，惟“將”、“不”二字損泐。吳氏活動時間，在道光、同治之際，則《下碑》最初拓本，至遲應在道光初年以前……

一般鑒別《鄭文公下碑》拓本之新舊，以“而作頌曰”句“頌”字是否完好為標準，完好者名曰“頌字本”。其實同樣頌字本，亦大有先后優劣之別。最佳者如上述吳退樓本之類，比之初拓，除少數字畫有損泐外，書法精神尚相去不遠；其最下者，則以石刻椎拓過多，碑面如磨去一層，石花大大減少，筆畫細瘦僵弱，鄭道昭書雄杰之氣盡失。

姚茫父題跋本《鄭文公碑》（嘉樹堂藏）

而前述姚茫父先生跋語中，又論及此碑“方整凝重之處，便開北齊，此未洗本字口清朗，往往可見也，又非晚近可參也”；“《下碑》《鶴銘》并是六朝大品，南北對峙于此，樞紐貫通，諸碑消息得矣。”亦皆不乏心得。

二、《天發神讖碑》

“叢刊”所收《天發神讖碑》，亦淡墨精拓，且多名家題跋，流傳有緒，堪稱善本。而冊內所見舊藏諸家鈐印中，有翁廣平二印，雖金石碑版名家張祖翼（磊盦）已在冊后跋語中拈出：“有‘廣平私印’，殆叔未所謂吳江翁海村也”，然翁氏其人以及與此碑相關諸事，似猶可一說。

嘉樹堂藏《天發神讖碑》

翁廣平（1760-1842）字海琛，一作海村，江蘇吳江人。嗜古好學，工詩古文詞。性喜藏書，手自抄錄；留意文獻，于金石碑版，尤多用心力。其《聽鶯居文鈔》卷六所載《金石集錄序》中，自述稍詳：

余平生無他好，惟于金石文字有素願焉。然恨家貧，不能多購，乃取先世所遺唐碑數十卷而展玩之。或遇書販書肆中有可以他物相易者，易之；否則典衣購之；其值重不能得者，則必錄其文字讀之。數年來所得，自三代兩漢迄于宋元，都七百卷，于是序其時代歲月與書撰人姓名為錄目；間有與史傳正其謬誤者，跋于其尾，不敢有雷同剿說之語，名曰《金石集錄》，竊比于歐陽子《集古錄》趙德父《金石錄》也。

而同書卷十三，又有《孫吳天發神讖碑跋》，其中述及：“其筆法合篆隸兩家而自成一體，頗雄偉奇怪，然不易學。且碑石尚完好，故金石家亦不甚貴重，余舊藏一撲墨本，為嘉興張叔未解元易去。丁卯歲，余至金陵，欲手拓數本，誰知其石已于三年前毀矣。蓋石在江寧府學尊經閣下，閣上藏王伯厚《玉海》板，廣文毛藻欲印《玉海》，乃集印工于閣下，印工煮飯失火，而閣與板與碑俱為焦土，毛亦因是去官，而舊拓遂價增十倍矣。”

關于翁氏所云為張叔未（廷濟）易去之《天發神讖碑》拓本，張氏《清儀閣金石題識》卷二《吳天璽紀功碑（舊拓翦本）》內，有這樣的記述：

趙晉齋魏昔歸余整幅一，宋芝山葆淳歸余褾本一，吾以方進齋歸余翦褾本與國山碑合裝者一（是本已贈黃祥圃），在京都琉璃廠肆、在郡城集街肆兩得整幅，而皆不足，皆百年以內之拓。吳江翁海村廣平歸余潘稼堂太史藏拓，完整足本，古香可愛。頃郡中友攜遺此本，如‘敷垂’字，潘藏本又儀征阮師據家藏舊本并合繁昌鮑氏舊本重摹于北湖者，皆已半蝕，王氏《金石萃編》‘敷’字且脫摹下‘寸’字，而此甚顯然可辨；‘巧’字末橫石裂文皆與‘工’字連，潘藏少細而已有裂痕，此則豪未損壞……

張氏所稱潘稼堂太史，即清初潘耒（1646-1708），字次耕，號稼堂，康熙十八年（1679）以布衣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與修《明史》。其亦吳江人，是為翁廣平前輩鄉賢，故《聽鶯居文鈔》卷二十一有《潘稼堂傳》之作。潘氏又有金石之好，其友人朱彝尊即在《潘氏家藏晉唐小楷冊跋》中，稱“次耕博訪金石文，一一裝界。得此，遂為翠墨之冠”。而另一位與潘氏同時的清初金石學家林侗（1627-1714），在其《來齋金石刻考略》卷上《天發神讖文》中更記：

丁丑仲春，予客上江幕府，撫軍陳公琳望有事江寧，予告之曰：有一紙之微，非藉節鉞之重莫能得，因囑以此碑。旬時歸，餉余二紙。越半月，江寧太守又呈六紙，悉歸于余。后過吳江，宿潘稼堂先生家，觀藏帖，語是碑。稼堂曰，予生長江南幾六十年，愿望不能得，公乃充滿篋笥若此，亟以分我。因以一紙轉遺之。

林氏所記丁丑，為康熙三十六年（1697），而張廷濟記翁廣平歸其之潘稼堂舊藏《天發神讖碑》拓本，雖未及具體年代，但很有可能即為當年林侗分贈潘氏者。因為除林氏所記之外，前引張氏跋中，謂趙晉齋、宋芝山、方進齋歸其各本，以及琉璃廠肆、郡城集街肆所得兩整幅等，“皆百年以內之拓”，倘以張氏自署作此跋之道光九年（1829）推去，最早也應是雍正八年（1730）之后、甚至還可能已是乾隆年間的拓本。如現存上海圖書館的嘉慶辛未（十六年，1811）宋芝山寄張廷濟之《天發神讖碑》，應該就是張氏所記宋氏歸其者，仲威先生《善本碑帖過眼錄（續編）》（文物出版社2017年1月）著錄為“張廷濟跋本”，經其考校，正屬雍乾之拓。而林侗分贈潘氏者，則為康熙丁丑（三十六年，1697）拓本，已越出張氏所稱“百年”之外,且至少還要更早三十多年，故張氏稱“古香可愛”，似無不可；另據張氏描述其“敷垂”二字已經半蝕等，亦可謂差近康熙拓本考據。當然，今“叢刊”所收，雖有翁氏鈐印，然未見潘耒或張廷濟舊藏之跡，是可指為曾經翁氏收藏之本，卻未必一定就是翁氏所云為張廷濟易去者。至翁氏跋語中謂碑石尚完好時，金石家不甚貴重云云，似應屬實。曾經李啟嚴、安思遠遞藏的《天發神讖碑》內，有與翁氏差不多同時的郭尚先（1785-1833）題跋，其中即記：“吳《紀功碑》三十年前甚易得，記乾隆甲寅先司馬自吳下歸，篋中攜十數紙以贈好事，當時亦不重之也。不審石既毀后，何以拓本之少乃爾。余旋里，索諸敝簏，僅得三部，又皆不完，合之僅得一完本。其殘本二以分知好，則皆球壁視之矣。”

翁氏題跋中，又憶其丁卯歲即嘉慶十二年（1807）至金陵，悉“其石已于三年前毀矣”，并記碑石焚毀之原委細末，頗為具體，而前揭上海圖書館藏《天發神讖碑》“張廷濟跋本”內，又有嘉慶十六年（1811）張氏抄錄其《清儀閣筆記》中相關記述二則，其一曰：“嘉慶乙丑十一月二日，由杭州歸，過海寧新倉里，信宿吳兔床先生拜經樓。先生云九月初在揚州遇宋芝山，語云頃江寧學宮火，《天璽碑》已化去。”其二曰：“庚午十一月十九日，吳江翁海村廣平自乍浦徒步到篁里來訪余，云戊辰鄉試時到南京，碑刻店中尚有《三段碑》，索價十金。去年到金陵，訪之肆中，雖懸數十金不可得。其碑之焚也，由教官毛藻聚印書匠于尊經閣，刷印《玉海》，打火煮飯，以致延燒，宋版漢石，盡付六丁。廣文一席，即時褫去。千百年古物，壞于此老，可嘆可嘆。”與翁氏跋中所述，基本一致，因知張氏先于嘉慶乙丑（十年，1805）十一月，從海寧吳兔床（騫）處得數月前碑石焚毀消息；至庚午（嘉慶十五年，1810）十一月，翁廣平來訪，又由翁氏相告，進一步獲悉戊辰（嘉慶十三年，1808）及嘉慶十四年（1809）金陵肆中此碑拓本索價已高且難得，以及碑石焚毀原委大略等情節，遂據以筆錄為記。

三、《崔敬邕墓志》

“叢刊”中的劉鐵云（鶚）舊藏北魏《崔敬邕墓志》，久享大名，因迄今為止，皆知該志僅有五本原拓存世，無不珍貴。有關此五本之評價，亦頗有說者，多列舉其各自特色，如現藏上海圖書館之端方舊物濃、淡墨拓拼合本，以及日本書道博物館藏淡墨拓本，因均將志主祖、父銜名按原石次序，裝裱于墓志標題之前，從而使這一特殊稀見的格式，得以保留體現。而上海圖書館藏本后所附清代王士禛致朱彝尊手札，以及費念慈、王瓘、張祖翼、端方等諸家題跋，又皆可供研究參考。再如上海朵云軒藏本后潘寧、金文淳（秋堂書錄）、戴光曾諸跋，以及南京博物院藏本之潘寧題跋，亦無不各具價值。

《崔敬邕墓志》劉鐵云本（嘉樹堂藏）

今“叢刊”所收之本，因光緒末年曾經當時藏家劉鐵云攜往日本，以珂羅版精印百本，大獲聲名；后又屢被翻印，影響更廣。其冊內附裝康熙間陳奕禧（1648-1709）庚辰（康熙三十九年，1700）題跋，雖移自他本，然作為該志出土初期相關諸事的親歷甚至親與者，陳氏此跋的價值，仍應格外重視。且此本自經劉鐵云（鶚）、王孝禹（瓘）遞藏再轉入陶北溟（祖光）之手后，世人久不獲睹，至有下落不明之說，凡欲觀賞臨習，乃至研究等，皆只能依昔日舊印。今得據原本重新精印，不僅原色原樣，且那些不見于之前印本的后增內容，無論是冊前李瑞清、褚德彝、吳昌碩諸家署簽，還是冊后陳伯陶、林紓、汪洛年、吳徵所作校碑、訪碑、讀碑各圖，以及王福庵、沈尹默題跋，乃至陶北溟在其妻所制棉布護套內的題記等，悉數展現，又為該本的鑒賞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資料。

另可附說的是，上海圖書館藏濃、淡墨拓拼合本內諸家題跋中，有費念慈乙巳（光緒三十一年，1905）一跋，實系其為拼合之前的前半部淡墨拓殘本而作，當時該殘本為劉健之所藏，故費氏跋語中曰：“建霞同年于長沙收舊書得一本，馳書告余，詫為奇遇。建霞歿，遂入市兒手中。甲辰冬轉入劉健之仁兄秘笈，惜缺失百許字。”費氏所云缺字百許，究竟是僅指該本當時已失之后半，還是包括尚存前半內亦有所缺？因取已經影印出版的上海圖書館藏拼合本及其他各本，一一互校，遂得其實：

上海圖書館藏拼合本前半淡墨拓部分第一開中，“夫人中書趙國李詵女”，缺“趙國李詵女”五字；“魏故持節龍驤將軍”，缺“魏故”二字；“督營州諸軍事”，缺“諸、軍”二字。

第二開中，“征虜將軍太中大夫臨青男”，缺“太中”二字；“博陵安平人也”，缺“也”字；“遠祖尚父”，缺“祖、尚”二字。

第四開中，“儁華茂實，以響流於京夏矣”，缺“實、以”二字；“被旨起家”，缺“起”字。

第八開中，“惠液達於逋遐”，缺“於、逋”二字。

共計缺十九字，而后半濃墨拓部分，則未見缺失。

四、《麓山寺碑》及《思古齋黃庭經蘭亭序》中的前人題跋

“叢刊”所收曾經日本三井文庫及高島義彥先生遞藏的唐李邕《麓山寺碑》趙聲伯本，與今藏蘇州博物館的景樸孫本，以及馬成名先生《海外所見善本碑帖錄》（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年6月）中著錄的美國翁萬戈先生藏本，皆屬世稱“搜”字、“闈”字未經剜挖，且碑末“別乘樂公名光”六字均可見的北宋拓中最佳者，目前所知，僅此三本，故其珍稀可貴，已毋庸贅言。惟其究竟何時流往東瀛、又如何歸入三井家等，似未見有細說者。今“叢刊”所收趙聲伯舊藏本內，存當年三井聽冰閣主人朱筆題記數則，其中就有明確記載：

三井聽冰閣藏帖，昭和六（辛未）年七月三日所得。北宋初拓麓山寺碑，天下第一本，趙聲伯舊藏，漢東羅原覺持來。

語雖簡短，卻具史料價值。倘若再稍涉與之相關者，說來話又略長。羅原覺（1891-1965）原名澤棠，字韜元，別號弢盦，廣東南海人，以文物鑒藏及研究名世，曾為廣州市市立博物院籌備委員會委員。然其亦有參與文物流轉買賣諸事，上引《麓山寺碑》內三井聽冰閣主人所記，即是一證。而香港著名掌故作家高伯雨（貞白）先生，曾在其《歐陽詢〈緣果道場舍利塔記〉》（收入氏著《聽雨樓隨筆》，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一文中，又另記一事：

抗日戰爭前六、七年，羅原覺先生游日本，有些日本收藏家拿出商務影印的歐書舍利塔記，請他設法代為購買，羅君一笑置之。后來他對我說，如果他想賺錢，不難一口答應，去汕頭找著秉湜，便可到手。羅君不為此者，以交情為重也。日前與羅君重談此事，他也深幸此物仍為國人所有。

雖高氏謂羅氏自稱慮及朋友交情，未應日人請托，但高氏記此事發生在抗戰前六、七年羅氏東游日本期間，卻恰與羅氏持《麓山寺碑》趙聲伯本往三井家的時間昭和六年（1931），基本相合，則當時日本藏家拿出歐書舍利塔記影本，托羅氏設法代購，或亦有明知其實為相關買賣中人的原因在內。羅氏于金石碑版，甚至具體到李邕所書碑刻，當屬內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何碧琪女士曾在其《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宋拓〈李思訓碑〉與嶺南學術群體》一文中介紹，該館所藏《李思訓碑》南宋拓本內，有羅氏1920至1922年的題跋及碑式圖，系其民國八年（1919）在香江某肆購得該本后所作，考校頗精，故羅氏于趙聲伯舊藏《麓山寺碑》之身價，也應十分清楚；而高伯雨先生文中那本《緣果道場舍利塔記》又屬何等何類，羅氏恐怕更心知肚明。

《麓山寺碑》“趙聲伯本”（嘉樹堂藏）三井氏題記

“叢刊”中的明拓《思古齋黃庭經蘭亭序》，為吳湖帆舊物，紙墨拓工，無不精好，且諸家題跋累累，而尤以吳氏所題居多。其中相關考訂，似可與《梅景書屋書跋》（收入梁穎編校《吳湖帆文稿》，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4年9月）中“思古齋《蘭亭》《黃庭》初拓本跋”參互并讀。冊前扉頁，有張鐘來為吳湖帆所題跋語，曰：

穎上《黃庭》《蘭亭》，自經董文敏稱揚之后，幾與定武相頡頏。定武原本不易得，得一穎上全璧，亦足自豪。原石碎于明季，欲求初拓全璧，已如鳳毛麟角。余弟荷百，喜收藏書畫，又好金石墨拓，青年不祿，散佚可惜。此本為其所藏之一，竹紙精拓，與余昔年所得舊山樓藏本，同為出井時最初所拓，彌足珍貴。今歸湖帆道兄秘笈，足見物之聚散，自有前定耳。壬申三月避難滬上，張鐘來識。

張鐘來（1881-1951）字紫東，號適盦，蘇州人，為吳湖帆姻親。擅書法，喜昆曲。其跋后所署壬申，即民國二十一年（1932），而跋中提及的其昔年所得舊山樓本，據江澄波先生《古刻名抄經眼錄》增訂本（北京聯合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6月）中著錄的“明拓《蘭亭序》”條所記，亦與吳氏有關。江先生書中記其為“顧沄題簽，張廷濟、顧沄、吳湖帆題跋”，所錄吳氏跋語曰：

丙寅人日，適盦老哥招飲迎春花館，適集寶齋持此帖與隋《張通妻陶貴墓志》拓本來，墨采騰輝，洵稱雙璧，因與適盦分購之。此冊向藏趙氏舊山樓，為穎井本最初精拓。余有一本，亦穎井舊拓本，持此相校，尤有勝于余藏本者，適盦老哥其寶之。戲呈一律求正：古井神奇穎上留，唐摹完本世難求。停云有意得云過（適盦曾藏停云本《黃庭經》，不精，汰之），落水無情逐水流。才子筆添新樂府（謂霜厓），癡人夢繞舊山樓。迎春花笑筵開日，趙璧隋珠盡底收（陶貴志歸余）。庚午新正丑簃補書。

可知當日兩人分購時，吳氏因已有穎井《蘭亭》舊拓，故讓與張氏。再據前揭《梅景書屋書跋》所收“思古齋《蘭亭》《黃庭》初拓本跋”中語，謂“乙丑冬月，假適盦藏趙氏舊山樓本校勘，墨色筆畫悉同，皆明時初拓精本，可寶也。丙寅暮春之初吳湖帆記。”又知其當初曾借張氏所得，校勘自藏。惟其記此事在“乙丑冬月”，與前引《古刻名抄經眼錄》增訂本所錄吳氏跋語中謂兩人分購在“丙寅人日”，稍有出入，此或因吳氏庚午（1930年）新正所作并補書之跋，距丙寅（1926年）暮春當時所記，已隔數年，致有記憶誤差？

盡管吳氏在丙寅暮春跋語中稱，校閱之下，其當時已有之舊拓，與張氏所得舊山樓本“皆明時初拓精本”，但至庚午新正為張氏題跋時，則改口謂“持此相校，尤有勝于余藏本者”，故稍后其更獲一本、即今“叢刊”所印之本時，又寫下了“庚午夏日得此初拓，快記”這樣的欣喜之語。而張氏于此的樂見其成之情，也盡在其為吳氏所題跋語之中。至于吳氏當年與張氏分購時所得《陶貴墓志》,似即著錄于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第八輯所刊《梅景書屋題跋記》（佘彥焱整理）者，吳氏記曰：“此原石精拓，神采煥發，逼人眉宇，洵隋志中無上上品。張君紫東藏一本，堪與伯仲，亦原石精蛻。”雖未署年月，然當年吳、張二人同遇此志時，張氏很可能已有收藏，遂歸吳氏。

由此可知，“叢刊”中這冊《思古齋黃庭經蘭亭序》，竟還承載著吳湖帆、張紫東這兩位既屬姻親、又為同好的一段金石佳緣，亦可謂難得。

《思古齋黃庭經蘭亭序》張紫東題跋（嘉樹堂藏）

其實，在兩人的金石之交中，不僅偶遇喜好相同之品時，有這樣的分購互藏，并各為題跋；更在面對興趣迥異者時，仍有直言不諱的交流探討，且友情常存。曾經“翰墨瑰寶”影印的上海圖書館藏《舊拓魏志五種》，系昔日張氏贈予吳氏者，其首頁有吳氏癸酉（民國二十二年，1933）六月一跋，即留下了這樣的佳話：

余平生最嗜石刻，又最惡六朝北刻，以其任意欹側、增減點畫、橫行荒謬，實為書學一大浩劫也。顧近數十年來，此道大行，所出志石亦不可勝計，書法之佳者，幾百不得一二，故余家拓墨幾千種而無一北刻。此雖人有嗜好之不同，究亦無多佳制耳。壬申春日，姻家適庵張君謂余曰：沙礫中也有珠玉，不可以多廢少。試檢舊拓者五種，曰李超，曰劉玉，曰王僧，曰劉懿，曰王偃以贈。余乃合裝一帙存之。斯五石皆北刻中最上乘品，細讀一過，等嚼蠟味，拓跋胡虜底鮮龍跳虎臥姿也。余之存，存張適庵之贈耳。

此外，“叢刊”所印《思古齋黃庭經蘭亭序》冊內，另有吳湖帆所記：“又見元吳炳本，有倪瓚等元人跋，同郡吳氏物，去年流出海外矣。辛未卒歲礮聲中題。”辛未為1931年，則可推知今在東京國立博物館的高島菊次郎舊藏宋拓吳炳本《蘭亭序》，其流往日本，當在1930年許。而該卷內有明代沈周題記一則，雖寥寥數語，卻具文獻史料價值。但在今人研究中，也有以“所謂沈周題跋”表示存疑者，然讀內容，沈氏述其當年過往岳家、借閱藏品之事，無論地點姓氏，皆與其早年事跡行實相符，似無由憑空編造，故仍當為有關研究者重視。筆者二十多年前赴日訪問研究期間，曾獲一睹，當時錄此沈氏題記的小紙片，幸猶存筆記本中，今再重抄附此，期得有興趣者關注：

此帖舊藏于穿山陳氏，陳氏為余內家，過必借閱。今轉手于人，又幸一見，恍如夢中。物之有靈，能不偶於流俗，宜乎惟颙之得之也。沈周。

責任編輯：鄭詩亮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