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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9日至30日，“唐宋時代的身分與權力”學術工作坊暨《中外論壇》改版座談會于武漢濮錦酒店召開。本次工作坊由華中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與《中外論壇》編輯部主辦，來自十余所高校及科研單位的近三十位學者會聚東湖之濱，切磋研討，氣氛熱烈。

工作坊形式簡潔明快，華中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劉中興副院長扼要致辭后，即進入一天半的學術討論環節。與會學者圍繞“唐宋時代的身分與權力”這一主題，跨越文史，以多種角度切入，力圖呈現唐宋時代相關議題的多重面相。

一、身分、創作與話語權力

復旦大學陳尚君教授發表《唐詩在唐代下層社會之流傳》，重視敦煌吐魯番文書所藏學郎詩，長沙窯瓷器題詩與今山西東部長治地區出土的唐到宋初墓志志蓋上的題詩四宗文本，并以之探究唐詩的民間書寫與流傳，考察唐代下層社會對文人詩接受與改造的一般情況。進而指出，敦煌與湖南相距甚遠，卻都保存有相當數量相近或相似內容的詩歌。以此來看，唐代基層社會流傳著一批口耳相傳、家喻戶曉的民間詩作。

中國社會科學院劉寧研究員《韓愈碑文的造句之奇及其成因》一文，與既往研究多從詞匯角度考察韓愈文風的形成不同，著重觀察韓愈詩文的造句成就。從句法上看，韓愈“奇崛”的語言風格，并非是對先秦文言的簡單復古，其對復雜狀語、復雜動詞謂語和復雜賓語的運用，增強句子表現力的同時，亦是對散體文言新形式的重要探索。韓愈造句的奇險生新，在其元和時期創作的武將軍功碑文中體現得最為明顯，也與他同一時期的“狠重”詩風相呼應。元和削蕃的獨特政治背景與彼時的“文”“武”關系，是理解韓愈此一詩文風格的關鍵。

中南民族大學王兆鵬教授《宋代文學水準和價值認同中的話語權力》關注文人作品“向上”傳播的過程，與陳尚君教授“向下”的視角恰可參照。通過考察唐宋時文壇外部的運行機制，認為宋代詩文創作的藝術水準與價值，不由讀者大眾評判，而歸名流巨公裁定。文壇巨子與政壇顯貴皆擁有這種話語權，但前者的影響力更甚。文章為名流印可有極強的成名效應，因此后生士子極力謀求。與此相應，宋人熱衷結社、結盟的文壇風尚，亦可置于這一背景下予以考量。

中國人民大學谷曙光教授同樣關注文藝作品的話語權問題，其《曹霸的盛名與杜甫的“文藝話語權”——兼談詩史與畫史的微妙互動》一文從個案入手，考察唐宋畫史中“未入第一流”的曹霸在后世的成名史。指出杜甫對曹霸的激賞，杜詩對曹霸畫作的絕妙品題，是曹霸在后世漸享盛名的關鍵。隨著杜詩的日益經典化，杜甫在詩史上的巨大影響力向畫史滲透。從宋代開始，曹霸在畫史上的地位漸漸趨同詩史，元明以來，曹霸成為“唐代畫馬第一人”。這種“文藝話語權”的跨界和轉移，不在作者，而關系評論者的身分，從詩學話語權與畫學話語權的角力中，頗可見詩史與畫史的微妙互動。

二、漢文、分期與身分制度

臺灣大學甘懷真教授的報告《古文運動與唐中后期的身分制度》視野宏闊，內涵豐富。從商周到唐宋，由中國而及東亞，長時段鳥瞰漢文變遷史，并藉此觀察階級變動與新的身分制的成立。是文以為，漢唐間“漢文世界”的歷史表象下是多語存在的歷史實像。漢文只是最上層作為書面語的共同語，基層社會使用的語言紛繁復雜。由于包括佛教在內的諸夷教的影響，言文分離的漢文在基層受到梵語等表音文字的沖擊。隋唐建立以后，憑借強大的政治力再造漢文世界，確立儒教國家、科舉試文學、推行文書行政、排佛甚至滅佛等活動均可納入此語言運動的視野下觀察。而古文運動使得言文分離的漢文再度言文一致，重新可以承載口語；墓志銘從駢文到古文的變化，是新興士人階級的語言習慣滲入漢文的最佳例證。而出于佛教講經需求而誕生的變體漢文，也同樣使得漢文向著適合口頭宣講蛻變。

南京大學張學鋒教授以宮崎市定《從部曲走向佃戶——唐宋間社會變革的一側面》為中心，兼及其他文章，系統介紹宮崎氏對唐宋身分制演變的研究。宮崎市定的論說基于內藤湖南“唐宋變革論”展開，從《唐律》對“奴隸”“部曲”身分的不同界定和宋代佃戶生活的實態，反駁東京學派將唐視為古代，宋以后視作近世的歷史分期。宮崎以為，從唐到宋，奴隸與部曲逐漸消失，部曲逐漸從莊園中解放成為佃農，自宋代開始，佃戶成為與地主身平等的階層。從部曲到佃戶，是唐宋間的重大變革，而宋代以后廣泛存在的社會流動與“唯才是視”，更彰顯著其近世社會的特征。

中國社會科學院孟彥弘研究員發表《關于中古“身分制”的若干思考》，首先給出“身分”的定義：長期或終身從事、甚至世襲，且有特定待遇或負擔的，才可稱為“身分”；短期從事，則不可視作“身分”。進而指出，理解“身分制”的關鍵，在于理解國家（官府）與民眾的關系。“身分”的目的，一是保證“役”的征發與完成，一是賦予特權。因此，“身分制”是官府擴大執政基礎、加強社會控制的重要手段。考慮到中國古代國家（官府）勢力極為強大，從“身分制”的角度理解官民關系，其重要性或超過理解依附關系等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三、制度、學術與政治行為

華中師范大學張固也教授的報告《武則天的閨名和稱帝氛圍的營造》，辯證舊說，依據佛經注疏《護國司南鈔》引唐時古書《帝王目錄》“則天，諱華命”的記載，考明則天皇后閨名乃“武華命”，并援引《舊唐書·方伎傳》中袁天綱為武士彟妻楊氏相面的故事，推測則天皇后閨名的由來。其后，張教授結合唐人的避諱習慣，推斷則天后祖父諱“華”應當是因她本人名“華命”而建構的結果，又聯系武周后來改名“曌”，討論武氏稱帝前政治氛圍的營造。

北京大學葉煒教授《對唐代皇帝擱置行為的初步考察》一文，認為關注皇權決策的同時，亦應重視限制決策范圍的“沒有決策”，亦即“擱置”。具體到唐代，即疏奏的“不報”與“留中”。此為皇帝在直接肯否以外的另一種權力方式，是皇帝作為決策者意志的體現。通過“擱置”，皇帝將議題排除出決策討論范圍，是其處理與官僚機構矛盾、壓制大臣意見的方式之一，也是其處理君臣關系的微妙手段，體現著皇帝對官僚群體的掌控。在此基礎上，唐后期還衍生出處理藩鎮問題時采用的策略性擱置。但皇帝“擱置”的對象集中于個人上書，對機構奏議的擱置則較少；漢唐與宋明間大臣對皇帝擱置的迥異，仍有必要繼續深入探究。

華中師范大學古麗巍副教授報告的題目是《宋代樞密院承旨司：從“西院直公”到樞府屬司》。藉由梳理樞密院承旨司自中晚唐到兩宋的變化，呈現一個時代較長時間的政治演變軌跡，從而更清晰地透視時代演變的問題。此議題下，內朝與外朝、身分與權力、甚至“文”“武”之間的關系，都可以納入考量。簡而言之，自中晚唐到北宋，樞密承旨從由宦官充任，變為外朝官，且在這一變化的過程中，其遷轉路徑可以與翰林承旨相比擬；樞密承旨司也逐漸演變成能與中書門下并稱“二府”的中樞屬司，且其官員由皇帝親信擔任，這也使北宋以來，尤其是神宗朝的改制呈現一些新的變化。

南京大學童嶺教授《唐帝國的地志與七世紀的百濟——〈括地志〉百濟佚文之研究》一文提示我們發掘域外漢籍所藏“佚籍”殘卷的重要性，或可為一些以往難以解決的問題提供新的探索途徑。例如現藏日本的舊抄本《翰苑》，其“新羅”“百濟”“倭國”三目注所引《括地志》是理解隋唐東亞的重要新史料。童嶺先生指出，考察域外“佚籍”，不能忽視的是初唐對化內、化外影響力的擴大與冊封體系形成的大背景，《翰苑》所引《括地志》等關于百濟的佚文，與唐代的朝鮮半島征伐計劃關系密切。此外，還從唐初行政區劃體系與《括地志》成書過程兩個方面，對今本《括地志》何以失載百濟條目做出學理上的推測。

四、宗教、群體與世俗權力

浙江大學孫英剛教授《中古政治史上的月光童子》，從宗教與政治兩條歷史脈絡，梳理盛行于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始終與君主統治合法性密切相關的月光童子信仰。月光童子源出佛本行故事，進入中國后，與讖緯思想相融合，逐漸成為帶有讖言性質的政治宗教符號。月光童子的重要地位，根本原因在于其為轉生中土之轉輪王的前世。這一理念，使得佛教對于世俗王權的轉輪王普遍觀念落實到具體的政治操作，而月光童子信仰的核心，始終是轉輪王信仰。

華南師范大學吳羽教授的報告《晉唐道教視野中的身分問題》，主要關注六朝道教經典如何看待門戶的榮貴與貧賤，高門和皇族的宗教體驗，以及皇帝受箓及國家確定道士身份的意義。天師道經典將功過善惡與家族興衰、地位高低聯系起來，現世的門戶取決于先世的修行，上清經與《真誥》亦未超出天師舊說的范疇，而將現世貴賤與現世修道直接相聯的《靈寶經》才是真正的突破。高門與皇族的宗教體驗及其意義，要置于彼時精英階層的學術背景之下才能有更清晰的體察。皇帝受箓與國家確定道士身分，盡可能地將能與神界溝通的人掌控于國家政權之下，既能補充國家祭祀日益儀式化的不足，又可藉此對抗利用超自然勢力反對皇權的威脅，增加自己面對超自然界問題的信心。

復旦大學朱剛教授關注禪僧群體，其發表的《雅俗之間：禪宗文學的兩種面向》一文主要探討宋代禪僧群體在文學史上溝通雅俗的作用：基于禪宗的宗教屬性，一方面，為獲得世俗權力的支持，宋代禪僧不斷與士大夫文化合流，多作詩詞古文、四六疏榜，并編撰行卷與別集；另一方面，為求取更多的信眾，禪宗仍須面向更為廣大的下層民眾，故禪僧也“說參請”“演僧史”等，與通俗文藝相涉。以“禪僧詩”為代表的“雅”與以“演僧史”為代表的“俗”之間時有互動，且不約而同地浮現出南宋的“臨安高僧群”印象。

武漢大學陳曦教授系統考察宋代地域佛教的發展實況，其報告《回歸山林：宋代荊襄地區的佛教》將目光投向兩宋之際，處于宋金交戰前線卻又有大量僧人聚集的大洪山。此處非常難得地留下一組能夠構成序列的石刻材料，可以窺見佛教進入，以及佛教進入以后與皇權、與地方社會之間的互動。通過梳理材料，可以呈現宋代隨州大洪山佛教的興衰，與曹洞宗由低谷走向繁榮、又復漸衰落的過程基本同步，借此尤能反觀宗教與政治權力、地方社會的復雜關系。

五、身分、關系與墓志書寫

復旦大學唐雯教授《墓志中的父祖身分書寫》指出，唐代墓志近世書寫的材料來源是家牒。家牒不同于此前研究較多的敦煌出土的圖表式氏族譜，其內容更加豐富，不僅有姓名和歷官，還有相對完整的傳記，包括婚姻、子孫情況與葬地。家牒隨時增補，不僅補入后人的事跡，還會因為兒孫發達，而補入后來的父祖贈官。墓志基于家牒對父祖的表達，既有傳承的部分，也有自我選擇與建構的部分。在對父祖官職的重視程度上，文士家庭與武將家庭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差異。

復旦大學仇鹿鳴副教授《唐代士人家庭中的權力與身分——從蕭遇墓志談起》一文關注屢見于唐代墓志的“權厝”與“遷葬”現象。主要討論“唐人遷葬時可能遇見的困難”與“墓志中所見蕭遇的家庭關系”兩個問題。自漢至唐，墓葬外部標記物的核心一直延續，唐人墓地可視標記的幾個要素，是墓田、封土、神道碑碣、石獸與種植的樹木。除樹木與封土外，其他幾個因素皆與官品身分有關，一般人很難獲得，臨時權厝者的表墓標記更是簡易。因此，后人遷葬先人時，很容易出現找不到墓地或是找錯墓地的情況。其次，從蕭遇之父蕭晉與蕭遇本人身后合祔的故事，頗可見表面和諧的家庭中，后妻與嫡子關系的微妙張力。

首都師范大學游自勇教授發表的《身系于主——唐代奴仆的墓志書寫》，關注極為罕見的奴仆墓志。以吳孝恭、林存古、王綰三位后由主家放良的奴仆墓志為例，歸納唐代奴仆墓志的書寫特征，揭示唐人對于奴仆身分的認知。奴仆墓志多無首題，且均以主家身分起始，凸顯墓主人與主家的依附關系；志文折射時人對奴仆的期許是對主家的“忠孝”，即使身分變更，也不能忘卻作為奴仆的本分，身分地位的變更，無法改變他們曾身為奴仆的印象。不過，墓志同時也展示著時人對主家形象的期許：即一個“好”的主人至少能夠善待奴仆。

北京大學學報編輯部管琴副編審提交的論文《宋代墓志中的新學與崇觀舍法》側重墓志撰者的寫作策略，嘗試以北宋末至南宋初的墓志對新學與崇觀舍法的評價為例，從一個層面透視宋代碑志折射出的學術史與官學教育的評價問題。指出在墓志這種文體的規約之下，在對新學的貶斥以及對個人出處的評價之間，有時會形成一種有趣的張力。在撰者意志與墓志書寫“簡而有法”的原則之間，存在寫作者自覺或不自覺靠近的場域。

浙江大學吳錚強副教授《墓志書寫中富戶業儒的臨界狀態》一文，探討宋代溫州富戶的士人化。認為在富戶業儒的不同臨界狀態下，墓志對其財富有著不同的書寫模式，分別體現著書寫者對富戶業儒不同狀態的認定。隨著富戶士人化程度的加深，墓志對其評價也漸向儒家理想傾斜。而富戶的士人化是富戶在士大夫政治環境中對自身身分地位的維護與奮爭，代表著一種潛在的政治文化形態。從士人家庭到富戶，甚至到身在賤籍的奴仆，可借墓志得窺傳統史傳中不曾展開的一角。而對墓志書寫模式與書寫策略的分析，又可在探討“身分與權力”這一話題之余，拓展墓志研究本身的維度。

六、文體、身分與歷史敘述

浙江大學葉曄教授的報告《投書與示法：唐宋古文家論文書牘的發生語境》聚焦論文書牘，關注文本獨立背后的文類依賴，希望通過對投書、贄文、答書之文本間性的考察，將創作者的論文展開方式，置于唐宋社會及文學秩序的環境之中，更深入地討論唐宋古文家論文書牘的寫作機制，及其在整個古代論文書牘發展史中的意義。不僅揭示出唐宋士人文學交往的內在機制，也為唐宋文論展開的語境提供新的考察視角。

華東師范大學劉成國教授《〈弟子記〉與北宋中期儒學——以劉敞、王安石為核心的考察》一文，試圖擺脫南宋以后理學書寫所主導的線性發展脈絡，回歸北宋中期學術思想史的現場，呈現熙寧變法與理學興起前儒學的多元、張力與發展趨向。認為《弟子記》一書呈現的儒學多元化格局，與仁宗嘉祐朝寬容因循的政治氛圍互為表里，但隨著神宗即位后“大有為”目標的確立，學術的多元逐漸成為積極改革的障礙。而書中若干議論顯示的劉敞與王安石學術思想的差異，背后是宋代儒學復興中教化之儒與功利之儒兩種模式的對立，體現著對國家主導行政的不同立場。兩種儒學思想之間的對立，也為熙寧變法初士大夫階層間的分裂、對立埋下了伏筆。

上海師范大學李貴教授的報告題目是《南宋行記中的身分、社交與風景——解讀周必大〈泛舟游山錄〉》，意在提示我們注意風行于兩宋的文人行記的重要價值。行記是行旅過程的專門記錄，它敘述移動的空間，打破單一地展現某個地方的模式，將不同的空間串聯組合在一起，展現不同位置的風貌及其關系，通過對多處特定的空間位置的選擇與書寫，建構起空間移動視野中的地理想象、社會想象、身分認同和權力關系。而周必大的《泛舟游山錄》，正是這種綜合呈現的極佳案例。

復旦大學侯體健副教授的論文《江湖豈在眼：〈貴耳集〉的歷史敘述與文學趣味》重心在于對南宋張端義《貴耳集》內在價值的深入發掘。作為謫臣的張端義，對照當下追憶過往，在對現實的不滿之下追溯并建構起一個賢明有為的宋孝宗朝。因此，《貴耳集》一類筆記本質上是一種“為己之作”，當視為一種特殊的文章體制，其價值不在“補史之闕”，而在文本背后蘊藏的文人心態和書寫趣味。回歸創作生態，考察作者身分，關注修辭旨趣，或許才是認識此類筆記真正價值更準確的路徑。

華中師范大學林巖教授發表《宋季詩歌中的“邊緣人”：江湖術士、伎藝之徒與市井商人——以科舉高第士人的詩文題贈為中心》一文，以科舉高第士人的題贈詩文為中心，考察宋季詩歌中的“邊緣人”，即江湖術士、伎藝之徒與市井商人。認為宋代科舉的激烈競爭，使得士人的職業選擇不得不趨向多元化，教書先生、相士、算命先生、風水先生，乃至畫師、書鋪老板，都是士人可能的職業選擇，士人與術士之間再無嚴格的身分區隔。與科舉高第者的詩歌往還，既出于現實利益需要，同時也是這些走向社會的士人保持一定程度體面的方式。再者，宋代的江湖詩人之中，本身就有一部分江湖術士、伎藝之徒與市井商人，這也是宋代文學下移的一個表征。

在學術互動與碰撞的過程中，與會學者既認識到文史學者研究領域的各自邊界，也感受到相互對話甚至合作研究的可能性。學者之間的廣泛探討確也推動著相關議題的深入反思，例如“身分”與“身份”概念的異同，文學創作與歷史書寫之間的互動與張力等，皆引起與會學者的濃厚興趣和熱烈辯論。在閉幕式上，工作坊召集人華中師范大學林巖教授、張達志副教授除感謝與會嘉賓外，還簡要介紹了《中外論壇》（雙月刊）改版的緣起和未來的工作規劃。《中外論壇》于1991年創刊于美國紐約，2019年7月起全新改版為純學術期刊，主要涵蓋的學術領域為古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學研究，設置“專論”“譯文”“書評”“動態”四個版塊，使用繁體中文，投稿無字數限制。誠摯期待學界同仁多多支持，鼎力襄助，共同打造優質、多元的學術交流新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