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皇帝八字

民國以來，藏書名家輩出。倫哲如《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王佩錚《續補藏書紀事詩》以及《廣東藏書紀事詩》、《上海近代藏書紀事詩》等述之備矣。然而倫、王各家所記多敘述藏書家的生平事略及藏書名目，于各藏書家刻書方面的事跡和成就猶嫌表彰不足。其實，不少大藏書家本身就是杰出的出版家、刻書家。有鑒于此，特遴選民國以來藏書家中刻書成就卓著者，撰為小文，以窺一斑。敬祈大雅方家，不吝賜教。

之一：民國以來藏書家刻書舉隅之傅增湘

海內外書胥涉目，雙鑒已成勾狗陳。

取之博者用以約，不滯于物斯至人。

篇篇題跋妙鉤玄，過目都留副本存。

手校宋元八千卷，書魂永不散藏園。

以上是倫哲如先生在《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中吟詠傅增湘的兩首詩。他接著評論說：“江安傅沅叔先生增湘，嘗得宋元《通鑒》二部，因自題雙鑒樓。比年，南游江浙，東泛日本，海內外公私圖書館，摩不涉目。海內外之言目錄者，靡不以先生為宗。”誠如斯言，傅增湘是民國以來最著名的大藏書家，他藏書之富、校書之精，在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堪稱一代宗師。

傅增湘，字沅叔，號姜庵，別號書潛、雙鑒樓主人、清泉逸叟、長春室主人、藏園老人、藏園居士等。四川江安縣人。生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卒于1949年10月。幼年隨父定居北方，光緒十四年（1888年）應順天鄉試為舉人。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曾任直隸提學使，創辦天津北洋女子師范學堂、京師女子師范學堂。民國六年（1917年）一度出任教育總長。1919年以后專心從事收藏古籍和校勘工作。1927年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

傅增湘的藏書處名“雙鑒樓”，他的友人杭人邵章曾賦《江安傅氏雙鑒樓圖詩》。說起“雙鑒樓”，還是頗有來歷的。起因是他藏有兩部珍貴的《資治通鑒》，一部是他祖父傳下來的元刊本《資治通鑒音注》，另一部是他自己購自端方(陶齋)的宋刊本《資治通鑒》。他把這兩部宋元本合稱為“雙鑒”，以此作為藏書樓的名字。后來。他又舉債收得盛昱(伯希)舊藏的南宋淳熙十三年內府寫本《洪范政鑒》。該書桑皮玉版，玉楮朱欄。其字跡筆法清勁，有唐人遺風，且朱印累累，自宋至清，歷經七百多年，一直深鎖于歷朝內府之中，的確為人間罕見珍寶。從此，《洪范政鑒》就取代了元本《資治通鑒音注》而成為雙鑒樓的“雙鑒”之一了。

1918年，傅增湘在北京西四石老娘胡同(今西四北五條)構筑新宅。因為景仰鄉賢蘇東坡。特取蘇東坡的詩句“萬人如海一身藏”之意，命名為“藏園”。園內書齋有長春室、食字齋、池北書堂、龍龕精舍、萊娛室、抱素書屋等。

傅增湘真正有志于藏書，以此為終身職志，乃是中年以后的事。辛亥革命后，他奉派參加南北議和，在上海滯留期間，結識了著名藏書家沈曾植、楊守敬、繆荃孫等。“飫聞緒論。始知版本讎校之相資。而舊刻名鈔之足貴，遂乃刻意搜羅。”他生平購藏的第一部宋版書《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就是在這期間以百金的代價購自蘇州的。此后，他移居北京，經常留連于北京琉璃廠、隆福寺各書肆，搜奇探秘；有時又南下江浙、安徽等地訪書。遇有善本，必欲得之而后快。他的熱心收書，猶如“蟻之集膻。蛾之撲火”。民國初年正值新舊鼎革之際，不少滿族權貴、藏書故家的藏書紛紛散出。如端方“陶齋”、盛昱“郁華閣”、景廉“半畝園”、楊氏“海源閣”以及徐坊、唐翰題、吳重熹、楊守敬、繆荃孫、費念慈等藏書家的書均先后源源不斷地歸入雙鑒樓。傅增湘不僅勤于在各書肆訪求善本古籍，而且他求書另有門徑，這就是與其他藏書家以書易書。在傳世可見的傅氏書信中。就真實地反映了這一點。傅增湘與當時的許多藏書家有著廣泛的交往。他們當中有曹元忠、王雪澄、繆荃孫、吳昌綬、徐乃昌、劉承干、葉德輝、鄧邦述、蔣孟蘋、袁克文、董授經、陶蘭泉、張鈞衡、章式之、周叔弢等。他們之間經常互通有無．相互饋贈，或鄭重囑咐，或代為搜求。經過數十年孜孜不倦的苦心經營和辛勤積累，雙鑒樓的藏書無論數量之多，還是質量之高，都堪稱一時冠冕，罕見其匹。雙鑒樓藏書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數量頗多的宋元本。據統計，雙鑒樓所藏宋本（包括金本）多達一百五十種，元刊本數十種，明清精刻本、名鈔、名校本更是不計其數，總計收藏達二十萬卷以上。其價值之珍貴，難以數計。由此，傅增湘成為繼陸心源皕宋樓、丁丙八千卷樓、楊氏海源閣、瞿氏鐵琴銅劍樓清末四大家之后全國最大的藏書家。

傅增湘坐擁書城，并不是為了僅僅滿足于占有和鑒賞，而是出于對古籍特有的摯愛和校書之癖。余嘉錫先生在《藏園群書題記繼集·序》中說，傅增湘“聚書數萬卷，多宋元秘本及名鈔、精槧，聞人有異說，必從之假讀，求之未得，得之未讀，皇皇然如饑渴之于飲食。暇時輒取新舊刻本，躬身校讎，丹黃不去手，矻矻窮日夜不休。所校都一萬數千余卷”。傅氏自己也曾說過：“獨于古籍之緣，校讎之業，深嗜篤好，似挾有生以俱來，如寒之索衣，饑之思食，如無一日之可離”。“燈右讎書，研朱細讀，每日率竟千行，細楷動逾數萬，連宵徹旦，習以為常，嚴寒則十指如錐，煇暑則雙睛為瞀，強自支厲，不敢告疲”。以上文字，確是他勤奮校書的真實寫照。他一生校書一千多部。一萬六千多卷。是民國以來校勘古書最多的人。單是傅忠謨先生捐給北京圖書館的書中，注明曾經傅增湘校過的就有三百六十多部。筆者有幸得到一部傅增湘親筆校過的《三孔先生清江文集》(《豫章叢書》本)。傅氏在題記中說：“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三十卷．南陽呂氏講習堂寫本，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卷中留、學、啟三字成缺末筆，蓋呂葆中避其家諱也。前年自獨山莫氏流出。在海上見之，因假以歸。適胡氏新有此刻本，遂竭十日之力對勘一過。”在歷數刊本與舊抄本的異同之后，傅氏寫道：“壬戌三月晦日校畢自記，時近畿數百里間。三帥陳兵，殆逾十萬，禍變岌岌，旦晚可慮。而吾輩蟄居危城，為此蟲魚之學，寧非絕癡。”一位老學者蟄居危城、埋首校書的形象躍然紙上。查《藏園群書經眼錄》(中華書局版)卷十八集部七果然有著錄，茲錄之如下：“《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三十卷》清御兒呂氏影寫元刊本，九行二十二字(應為二十字)，每葉口上有‘講習堂’三字。有慶元五年四月甲戌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序。卷一、二為經父(文仲)集，卷三至十九為常父(武仲)集，卷二十至三十為毅父(平仲)集。卷首有‘保中藏書之章，朱文印。卷中‘留’字、‘啟’字均缺末筆。蓋避家諱也。鈔手是一人，絕古稚精美。鈐有莫亭父子印”。以上兩則。可以互相參照。

傅增湘不僅藏書、校書，而且還樂于刊布古書．使之化身千萬，流布人間，當年商務印書館主持人張元濟先生影印《四部叢刊》初編、續編時，就曾向傅氏借用善本書三十余種，《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也有多種取自雙鑒樓。此外．傅增湘還為同時代的學者朱祖謀、徐乃昌、董康、陶湘、吳昌綬等人刊布古籍提供底本。傅增湘一生刊印了大量的書籍。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傅氏關于目錄學、版本學方面的著述。

二、傅氏其他方面的著作。

三、影印、覆刻的古籍。

傅增湘關于目錄學、版本學方面的著述頗多。其中著名的有《雙鑒樓善本書目》四卷．1929年刊，著錄傅氏自藏善本一千二百多種。《雙鑒樓藏書續記》二卷，著錄善本五十一種，刊刻于1930年。筆者所藏系傅氏贈送著名學者孫楷第的簽名本。而且是最初印的朱墨本。《藏園群書題記初集》八卷，先是由天津《國聞周報》匯印成冊，1943年作者本人又以鉛字排印。《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六卷1938年排印本，書前有余嘉錫序。筆者所藏系傅氏贈送東莞張次溪者，并有傅氏親筆題記：“次溪張君自秣陵來訪余于藏園，談校印明實錄事，備極艱勤。聞之殊為欣慰。次溪少年好學，勤于撰述，因經敝著題記奉貽。文字弇陋，初無可觀。聊以供幾案以參考而已。沅叔傅增湘企麟軒志。”充分顯示了傅增湘獎掖后進的學者風范和虛懷若谷的博大胸懷。《藏園群書題記》初、續集連同未刊的第三集，經傅氏哲孫傅熹年先生整理．匯為一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傅增湘先生的另外兩部重要著作《藏園群書經眼錄》和《藏園訂補呂亭知見傳本書目》生前均未能殺青，都是近年來經傅熹年先生整理、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的。其中《藏園群書經眼錄》一書系由《藏園校書錄》、《藏園瞥錄》、藏園日記、雜稿等匯為十九卷，收書四千五百多種，共計百余萬言。《藏園訂補亭知見傳本書目》共補入書目八千九百五十余條，增補文字為原書的三倍中。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兩部書是近百年來目錄學、版本學方面集大成的著作。

傅氏其他方面的著作也很多，自記生平的有《藏園居士六十自述》、《藏園居士七十自述》，都是傅氏手書上版影印的。傅氏書法頗有根底，出顏入柳，剛健遒勁，沉穩中透出濃郁的書卷氣。傅氏一生不僅酷愛訪書，而且喜游名山大川。故游記方面的著作也不少。著名的有《東游別錄》，記在日本訪書見聞。《秦游日錄》、《衡廬日錄》、《淶易游記》等。有幸的是筆者所藏的一冊《秦游目錄》，乃是傅氏贈送李涵礎先生的初印本。書衣上有作者朱筆題字。書內還有作者親筆批注。

傅增湘親自影印、覆刻了大量的古籍善本。傅氏影印的善本古籍如宋本《周易正義》、《方言》、《劉賓客文集》，元本《困學紀聞》以及明本《永樂大典>兩卷等。其中宋刻孤本《周易正義》十四卷，系宋紹興十五至二十年間臨安府刊本。此書流傳有緒，原藏臨清徐氏，秘不示人。民國二十三年 (1934)傅氏以一萬余元的高價方買到手。傅增湘自己也承認，即使如明代王世貞(元美)賣一田莊而買一《漢書》的故實，也難于與他此次的豪舉相比。買到此書后，迅即影印百部，公開流傳。他在該書的題跋中寫道：“顧竊自維念，此書自端拱奏進，紹興覆雕，傳世本稀。沿及今茲，更成孤帙。若復私諸帳秘，使昔賢留貽之經訓，前代守護之遺編，將自我而沉霾，何以告古人，更何以慰來者?爰郵至東瀛，選集良工，精摹影印，板式若一。點畫無訛．紙幅標題，成存舊跡，庶與東邦覆印《書疏>聯為雙壁，且俾數百年孤行之秘籍，化為百本，流播無窮。此區區傳布之苦心，當為海內外人士所同鑒乎!”

傅增湘先生祖籍四川。雖然自幼離川，久居京津，但他思鄉之情，老而彌篤。他對于故鄉文獻和先賢著述，勤加搜儲。他花了十多年的時間，輯印成<宋代蜀文輯存》一百卷，收錄四百五十位四川鄉賢的文章二千六百余篇。真所謂是。發兩宋沉晦之文章，以存千百輩蜀賢之志事”。傅增湘先生還覆刊過‘蜀賢叢書，十二種。據傅熹年先生說，原書版片已捐贈于四川省圖書館，十年浩劫．書版已毀失無遺，故原書印本頗為稀少。筆者孤陋寡聞，僅見過其中三種，即宋本《龍川略志》、元本《道園遺稿》、《翰林珠玉》。對于這三種書，我總的印象是刊刻極為精審，用紙用墨極為講究。堪稱民國精刻本的代表作品。傅氏在《覆刻元至正本道園遺稿跋》中記錄了覆刻的經過：“余昔年得影元本于繆藝風家。蓋從士禮居藏本摹出者，喜其精湛明麗。因取原本上版，浼同年董授經大理為之督刊。刊成，以藍印本郵示，其鐫工精良，筆致疏秀。視原書纖徽畢肖，閱之爽心悅目，洵可喜也”。傅氏在《覆雕元本翰林珠玉跋》中更詳細記錄了覆刻古籍的艱辛及其一絲不茍的治學態度。跋說：“余既刻《道園遺稿》成，因思《翰林珠玉》亦為虞詩之別本，且其書罕秘，世少流傳。爰假得元刊善本．影寫以授諸梓。自乙亥開雕，凡摹繕校刻及補佚訂訛之事皆陶君心如任之，經歷三載，至今四月而始訖功，噫，可謂艱矣”。為什麼此書覆刊如此之難呢?原來，此書先假沈曾植藏本倩良工精摹上版，迨刊成校對時，才發現卷四七律缺佚六十首，卷六七絕缺佚五十首。細審實由元本脫葉所致。查繆藝風本及北京圖書館藏本亦皆缺此，知其書流傳散佚由來已久矣。無奈，乃馳書商借鐵琴銅劍樓瞿氏所藏舊抄本。及抄本郵至。仿元版字體補寫增入，而行格又不能適合。因徘徊莫決者累月。后更托請友人自日本靜嘉堂文庫影寫元本缺葉以歸，方得合成全壁。“于是積年之疑滯為之疏解，傳本之訛奪成得補完，中心愉暢者累日”。

之二：民國以來藏書家刻書舉隅之周叔弢

周叔弢先生原名明揚，后改名暹，字叔弢。以字行，晚年自號弢翁。室名寒在堂、自莊嚴堪。安徽至德(今安徽東至縣)人。生于1891年。卒于1984年。是我國近現代著名的藏書家。

作為新中國成立以后依然健在的藏書家，可以說，他是傳統意義上的藏書家中的最后一位。在他將近一個世紀的漫長人生中．他以畢生精力訪求善本古籍。收藏宏富，至精至善。晚年將全部藏書無私地捐獻給國家。他的高風亮節、愛國精神。永遠令世人深深景仰。

周叔弢先生生于一個官宦書香之家，祖父周馥曾官至兩廣總督，父親周學海曾中進士，精研醫學，有著作傳世，自幼受到傳統文化的薰陶。是《書月答問》和《呂亭知見傳本書目》兩書引導他步入版本目錄學和藏書的大門。1917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周叔弢先生以廉價收到了清代皇家書庫“天祿琳瑯”舊藏的宋本《寒山子集》，一下子激起了他以收藏善本古籍為終生職志的決心。自此以后，他矢志不移，以畢生精力搜求羅致善本古籍達4萬多冊，為保存祖國珍貴的文化遺產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要貢獻。周叔弢先生收藏古書的路子總的來說是繼承了清朝乾嘉以來季滄葦、黃丕烈等人的傳統，著重宋元明刻本和精抄精校本。但是，周叔弢先生的藏書又有自己的鮮明特色。那就是求書懸格甚高，標準特嚴，決不貪多務得，濫竽充數。據《自莊嚴堪善本書目》等錄。周叔弢先生1952年捐獻給北京圖書館宋元明刻本和抄本校本等善本精品計七百一十五種，二千六百七十一冊。其中宋本六十八種(包括蒙古刻本一種．金刻本二種)，元刻本四十三種，明刻本一百四十余種。明活字本八種。宋人和元人抄本各一種。明人抄本八十三種。毛氏汲古閣抄本十一種。黃氏士禮居校跋本四十九種。其他批校本一百多種。這五百多部至精之本，幾乎包括了自莊嚴堪藏書的全部精華。

周叔弢先生藏書，除了注重古籍的文獻價值之外，也非常重視古籍的紙墨、刻工、裝潢等諸方面的藝術欣賞價值。他積致十年求書、藏書的切身經驗，提出了一個鑒別善本古籍的五好標準。這一“五好標準”，早已膾炙人口，遺傳書林。茲抄錄如下．以供喜愛古籍的朋友們借鑒。第一, 版刻字體好，等于一個人先天體格強健；第二，紙墨印刷好，等于一個人后天營養得宜；第三，題識好，如同一個人富有才華；第四，收藏印記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第五，裝潢好，象一個人衣冠整齊。

抄校本也是周叔弢先生藏書的特點之一。周叔弢先生不僅重視宋元舊本。對于抄本(包括稿本)、校本也非常注重。

一般來說，珍貴的抄本有幾種形式：一是末曾刊刻的手稿本。包括原稿本、清稿本。周叔弢先生所藏明朱存理的手稿本《珊瑚木難》小楷極精。十分珍貴，就屬于這一類。二、所依據的刻本已失傳或屬罕見書的抄本。如周叔弢先生藏明人史臣紀抄本《貞白先生陶居文集》。此書原宋本已不存，僅賴此抄本一脈相傳。且經毛氏汲古閣收藏。又出自名家之書，其價值自然不亞于宋本了。三是著名學者的手抄本。如周叔弢先生所藏的明成化元年吳寬手抄的《山海經》，其書法摹蘇東坡。內容書法。堪稱雙絕。又如明嘉靖四十年錢谷手抄本《游志續編》。都是膾炙人口的名家抄本。四、影宋元舊刻的抄本。這類抄本不惟存宋元本的舊貌，而且藝術性極高，如周叔弢所藏清初毛氏汲古閣影宋抄本《增廣圣宋高僧詩選》、《酒邊集》等都是影抄本中的至精之品。

周叔弢先生所藏的抄校本一百數十種是頗具規模，自成系列的。除了極為罕見的宋元人抄本各一種外，明清有代表性的藏書家如吳寬、錢谷、姚咨、謝在杭、錢牧齋、錢遵王、葉石君、毛子晉、吳免床、陳仲魚、鮑廷博、黃蕘圃、顧千里、艾季言等。都可以在自莊嚴堪的書藏中找到他們的墨跡。其中僅毛氏汲古閣抄本就有十種以上。這是一批具有重要價值的珍貴資料。藏書界歷來重視“顧批黃跋”，凡有“頤批黃跋”之一者，無不視為善本。而在周叔弢先生所藏的批校本中，僅黃氏士禮居的校跋本就有五十多種。可見其藏書的美富。

1952年，他將自藏的七百多種宋元善本明清抄校本悉數捐獻國家之后，并投有停止收藏研究古籍的活動。而是把注意力轉到研究明清活字本上來。早在宋代，我國就發明了活字印刷。可惜僅見于文獻記載，無實物流傳。明、清兩代活字印刷較多，但與雕版印書相比，活字本仍是極少數。周叔弢先生經過多年的搜求竟然搜集到銅、泥、木活字本七百余種。一家藏活字本有如此之多，可說是舉國無雙。明代活字本傳世較少，他收集到明弘治碧云館木活字本《鶡冠子》、明正德華氏蘭雪堂銅活字本《春秋繁露》、明嘉靖安民銅活字本《顏魯公文集》、明建業張氏銅活字本(開元天寶遺事>以及明銅活字本《曹子建集》、《沈儉期集》、《孟浩然集》等。這些罕見的活字印本，基本上反映了明代活字印刷的概況，具有重要的文獻資料價值。清代活字印刷較明代為多。據統計有兩千多種。周叔弢先生以一人之九居然搜集到四百多種。其中包括了從康熙至民國初年的銅、木活字本。上至皇家內府，下至官刻私刻。民間書坊。各類有代表性的活字本幾乎搜羅無遺。他不惜重金，不惜氣力，以得書為快，唯恐其流入異域。直至“文革”，他才被迫停止。晚年，他將這批珍貴的活字印刷品也全部捐獻給國家。如今．這些活字本都妥善保存在天津人民圖書館里。

我國藏書之風盛于明清，故藏書家多重宋元古本，近代以來的藏書家繼承了這一傳統。但是，周叔弢先生卻不受傳統觀；念的束縛，他對清代刻本，乃至近代精刻本。非但不予鄙薄，反而給予高度的評價和重視。他說，清代刻書數量既多．質量也高。有許多特點。軟體字刻許多是名家手寫上版。刻工運刀如筆．不失原意。他所藏的清康熙三十八年顧嗣立刊《溫飛卿詩集》、康熙四十二年洞庭席氏刊《唐詩百家集》、清雍正顧氏刊《笠澤叢書》、乾隆十八年張奕樞刊《白石道人歌曲》、乾隆二十八年馮氏刊《玉溪生詩集注》等都是清代雕版印刷的代表作品。他不僅對康、雍、乾三代的清代精刻本情有獨鐘，而且對清末民初的影刻善本也倍加重視。他曾先后收藏了黎庶昌與揚守敬在日本影刻的《古逸叢書》、徐乃昌影刻的明崇禎小宛堂本《玉臺新詠》、吳昌綬雙照樓影刻《宋金元明詞四十種》等。他對于董康(授經)、陶湘(蘭泉)等人所刻的民國新善本也是有見必收，庋藏甚富。

1974年，上海書畫社(朵云軒)以元大德廣信書院《稼軒長短句》為藍本，覆刻行世。周叔弢先生早年曾藏有此書一部，如今見到這部新印古籍，刻工如此精美．不禁驚喜過望。他在一封家書中說： '昨見木刻《稼軒詞》，名為仿元，實是自成一格，寫刻殊佳。我眼饞，競費二十八元買了一部。惜紙不佳，如得佳紙佳墨，不在董刻之下也。”并且寫信給當時的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先生，詳細詢問了書手刻工姓名寫成題記，記在書上，以示表彰。

周叔弢先生晚年在注重研究明清活字本的同時，還重視清代刻工和紙張的研究。他在《吳刻古文辭類纂>一書的題跋中，詳細地論述了清代乾嘉年間金陵著名雕版刻工穆大展的生平事跡和藝術成就。他對開化紙的沿革也做過深入的研究，在他所藏清康熙顧氏秀野草堂本《溫飛卿詩集)中，曾寫一小記。茲將周叔弢先生的題記全文抄錄如下：

開花紙之名始于明代。明初江西設官局造上等紙供御用。其中有小開花(較薄)，白榜紙(較厚)等名目。陸容(菽園雜記)稱衢之常山開化人造紙為業，開花紙或以產地得名，他省沿用之。清初內府刻書用開花紙模印，雍正、乾隆兩朝尤精美。紙薄而堅，色瑩白，細膩腴潤有撫不留手之感。民間精本亦時用之。嘉道以后質漸差，流通漸稀，至于絕跡。此書是康熙印本，紙之瑩潔細潤皆遜于雍正、乾隆兩朝。非比較不能鑒別其差異，偶有所會。聊記敷語于此，他日當取清內府本以證之。1982年叔弢記，時年九十有二。

周叔弢先生作為著名的藏書家，不僅以收藏宏富、精嚴著稱于世，而且還影印刊刻了不少善本古籍。為使罕見的善本古籍得以廣泛流傳，澤被后人，周叔弢先生不惜出資影印或覆刻出來，使其化身千萬,長留人間。周叔弢先生影印的第一部書就是書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女郎魚玄機詩》。該書為南宋臨安府陳宅書籍鋪刻本。原書字體端莊，刊刻精雅，流傳數百年仍神采煥發。此書原為清黃丕烈士禮居舊藏，書中有黃丕烈、頤莼、潘奕雋跋并題詩，曹貞秀、吳嘉泰、瞿中溶、戴延介、孫延、袁廷檮、石韞玉、徐渭仁題詩，朱承爵、王苞孫、潘遵祁、盛昱題款。可謂是流傳有緒的宋刻精本。士禮居藏書散出后，民國初年，此書為藏書家袁克文(寒云)所藏，是其“后百宋一廛”中的精品。曾由袁寒云的夫人劉梅真親自影抄一部。此書有一個時期曾抵押在周叔弢先生的四弟周季木處。因為周叔弢先生與袁寒云為莫逆之交，周先生就借來原書，由個人出資，特請日本山本照相館攝影制版，然后寄到日本京都小林寫真制版所精印。紙張印刷都十分講究。印數不多，外間流傳極少。筆者曾在周氏后人處見到該影印本，字開本似較原宋本稍大，猶是毛裝。確是下真跡一等的精品。周叔弢先生還影印過一部《寒云手寫所藏宋本提要二十九種》，封面書名為江都方無隅先生(別號大方)題寫，全書收錄袁寒云庋藏的宋槧佳刻二十九種，每一種都詳錄行款、刊刻牌記，收藏印章、題跋觀款以及紙墨狀況、裝潢形式等等，且由袁寒云親自手書上版，字體雋秀流動，確實別具特色的宋本書目。茲影印《唐女郎魚玄機詩》一書提要，以饗讀者。

周叔弢先生一生刻書頗多，限于本文篇幅，以下擬擇要按照刊刻時間先后略作介紹：

1924年。歲在甲子，周叔弢先生時年三十四歲。這一年是周叔弢先生刻書最多的一年。 3月，影刻元本《廬山復教集》。封面刊記日：“甲子三月建德周氏新刊。”書后并有傅增湘的跋文。 11月，周叔弢先生校刻《屈原賦注》。封面刊記曰：“甲子十一月建德周氏校刊。” 按《屈原賦注》七卷，《通釋》二卷，《音義》二卷。據段玉裁撰《戴震年譜》，是書撰于乾隆十七年，刊于乾隆二十五年，首有盧文紹序，尾有汪鳳梧跋。本書以大義貫文旨．以訓詁明大義，盧文紹所謂““詣博而辭約，義勤而理確，”其釋義之精當遠遠超過明清諸家，為洪興祖、朱晦庵之后，最謹嚴篤實、博雅精約的《楚辭》研究著作。此書原刊本為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歙縣汪氏木疏園刊本。原書為宋體字．刊刻工整端莊，堪稱清刻上駟，惜傳本無多，難得一見。為了使鄉先輩的著述廣為流傳。周叔弢先生乃出資刊印。覆刊本刊刻極精．頗有下真跡一等之感。可惜的是這一覆刊本也流傳極稀．筆者訪求多年，未能遂愿，僅獲得殘帙《音義》二卷，以其為周氏精刊之本，亦深自珍秘，愛不釋手。

12月，影刻珍藏的宋本《寒山子詩》，封面刊記日：“景宋本寒山子詩，甲子十二月建德周氏新刊。” 早在1917年，周叔嫂先生以廉價收到清代皇家書庫“天祿琳瑯”舊藏的宋本《寒山子詩》。宋本《寒山子詩》流傳至近代僅存兩部，即此部及日本宮內廳圖書寮的另一部。據親眼見過這兩部書的傅增湘鑒定，周叔弢先生所藏一本不僅內容更齊全。而且刊刻時間也早于日本藏本，且經清內府收藏，書上鈐有“天祿琳瑯”、 “乾隆御覽之寶”、“太上皇帝之寶”、“五福五代堂寶”等璽印。初涉書林的周叔弢先生因得此書而欣喜地命名他的書齋為“拾寒堂”(后更名為“寒在堂”)以為紀念。為了使這部珍貴的典籍廣為流傳，周叔弢先生乃斥資覆刊，覆刊之本，紙墨俱佳，刊刻極精。其中有幾部以舊存開化紙模印者，更是紙自如玉。墨凝如漆，堪稱傳統印刷工藝的標本。

在一冊建德周氏影刻宋本之后，周叔弢先生題寫了如下的跋文：

此書原本楮墨精雅．其刊印時地無可考，以字體審之，當是南宋初杭州雕本。余于丁巳(1917年)十一月與宋紹興本《詩史提要》同得于天津。《詩史提要》康熙時殿本從抄本出，佚撰者名，且多增改，惜當時未取宋本校之。旋以《詩史提要》從傅沅叔丈易錢，刻《圓覺經疏抄》。因念<寒山子詩>世無善本，遂用西法攝影．付北京文楷模刻。

十月，上海涵芬樓借周叔弢先生珍藏的元本(孝經)影印，即《四部叢刊》本。封面刊記日：“丁卯十月建德周氏以所藏宋刊本屬上海涵芬樓縮印。原書版高營造尺七寸，寬四寸半。”此本《孝經》舊題宋刊，后經張政娘先生考證，乃元初義興岳氏所刊。故應定為元刊(見《自莊嚴堪善本書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 (四部叢刊)本《孝經》刊行后不久，涵芬樓又以佳紙影印《孝經》二十部，酬贈周叔弢先生。該影印本版心與《四部叢刊》大小相同，惟書用佳紙，天地闊大，印本稀少，頗可賞玩。同年，周叔弢先生還以珂羅版影印過元本《孝經》。這個印本的特點是比原本略微放大，且為彩色影印，書中原有的乾隆御璽和其他名家收藏印也都用紅色套印，非常逼真。據說該書還有用不同紙張印刷的，其中最珍貴的本子是用乾隆高麗紙印刷的。第二年．即1928年10月，周叔弢先生又將珍藏的元相臺岳氏刊本《孝經》付工影刻。封面刊記日：“景宋相臺岳氏本孝經，戊辰十月建德周氏新刊。”這是周先生第三次將該書付印，可見其對該書的珍愛。此次影刻，刻工極精，一絲不茍。筆致神韻，直逼原本。

1929年9月周叔弢先生從江都方地山(大方)先生處借得清道光石韞玉古香林刻本《九僧詩》，并影刻之。周先生并有跋文云：

已巳(1929年)九月，從大方先生借此本影刻．誤字未盡校也。

己巳十二月，少微十兄以手校本見贈。良友嘉貺．盛情可感．他日重印時當照改也。

辛未(1931年)十月，得士禮居舊藏毛氏影宋抄本《增廣圣宋高僧詩選》，其前集即《九僧詩》，因取校一過，行格字句與少微所據毛斧季抄本悉同。惟前無總目，宇帖詩只十二首，蓋當日毛斧季所傳《九僧詩》即取此書前集，另抄以行，并為增補，不復存宋本之真矣。

1930年8月，周叔弢先生影印宋書棚本《宮詞》。封面刊記日：“景宋書棚本宣和宮詞附三家宮詞，庚午八月建德周氏印二百部。”此書影印甚精，用紙裝潢，均極講究，據說還有四部是用明紙印的，其書品精雅，可與董康影印宋本《龍龕手鑒》相媲美。筆者有幸在滬上訪得一部，首葉還鈐有“自莊嚴堪”的朱文印記。

1936年7月，周叔弢先生刊印嘉興沈濤撰《十經齋遺集》，封面刊記日：“丙子歲七月建德周氏刊。” 沈濤字西雍，清浙江嘉興人，一生著述甚多，主要有《十經齋文集》、《柴辟亭詩集》、《匏廬詩話》、《說文古本考》、《常山貞石志》、《銅熨斗齋隨筆》、《交翠軒筆記》、《論語孔注辨偽》、《洛州倡和詞》、《瑟榭叢談》等，以上各書均有道光刻本，但傳本皆稀，原本難得一見。

周叔弢先生的摯友勞健(字篤文)浙江相鄉人，勞氏與嘉興沈氏有姻親關系，勞氏發愿刊刻沈氏遺著。以廣流傳。周叔弢先生出于對老友的友誼之情，乃出資刊刻了這部《十經齋遺集》。

《十經齋遺集》包括《柴辟亭詩二集》、《十經齋文二集》、《九曲漁莊詞》、《柴辟亭讀書記》、《易音補遺》、《絳云摟印拓本題辭)等，這些均為未刊稿本，此刻當為第一次刊布。由于周叔弢先生是深知古書真諦的愛書者。他之印書，不僅重其內容，也非常重視它的外觀形式．每印一書，都是當作一件工藝品而精心制作的。以《十經齋遺集》而論，該書版心差小，宋體字方嚴整飭，毫無清代晚期那種方塊字的板滯之感。筆者亦有幸得到一部原刊朱印本，該本書品寬大，還是初印毛裝本。確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刻善本。(本文寫作。承蒙周景良先生以及李國慶先生提供重要資料，謹此鳴謝)

之三：民國以來藏書家刻書舉隅之徐乃昌

漫乙盧黃甲戴錢，北江戲語費衡銓

世間盡有洪崖骨，不遇金丹不得仙

朝訪殘碑夕勘書，君家故事有新圖

衣冠全盛江南日，儒吏風流總不如

前有隨軒后隨庵，二徐焜耀天東南

海濱投老得至樂，石墨瑯書共一龕

以上是國學大師王國維為徐乃昌“隨庵勘書圖”所賦的三首詩。徐乃昌(1868—1936)字積余，號隨庵，室名積學齋。安徽南陵人。光緒十九年(1893年)舉人，歷任江蘇候補知府，淮安知府。光緒三十年(1904年)赴日考察學務。宣統三年(1911年)授江南鹽法道兼金陵關監督。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徐乃昌一生以藏書、著書、校書、刻書為業，是近代以來著名的藏書家。

徐乃昌早在青年時代就開始了藏書活動。光緒十四年(1888年)二十歲的徐乃昌在古書的淵藪——京師琉璃廠結識著名學者繆荃孫。繆荃孫是近代最著名的版本目錄學家，他參與創建了北京圖書館的前身——京師圖書館。他的版本目錄學思想對后世影響極大，他關于古書善本的標準至今還被人們奉為金科玉律．與繆荃孫訂交，使年輕的徐乃昌獲益匪淺。在與繆荃孫的交往過程中，徐乃昌大大開闊了眼界，提高了鑒藏古籍的標準，堅定了以藏書為終生職志的信心。耐他日后的藏書刻書事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徐乃昌一生藏書達五十年之久，所藏至為宏富。據說徐氏生前已將藏書志編就，然卻未見刊行。致使世人不能確知積學齋藏究竟有多少，內容究竟如何，值得慶幸的是，有幾種徐氏藏書目的稿本、鈔本流傳于世。一是鄭振鐸先生《西諦書目》著錄有《積學齋藏書記》四卷，現藏北京圖書館。二是上海圖書館藏《南陵徐氏藏書目》稿本，存一冊。所錄圖書，頗多善本。三是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藏《積學齋善本書目》及《金石拓本目錄》稿本。四是天津南開大學圖書館藏《積學齋書目》一卷。五是丁福保藏《隨庵徐氏藏書志》卷數不詳。通過上述幾種目錄，使我們可以約略知道徐乃昌藏書的大致規模和特點。

徐乃昌卒于1936年，抗日戰爭期間，徐氏藏書開始陸續散出。他的后人一度還在滬上設肆售書。南北書賈聞訊也紛紛云集滬上購求徐氏遺藏，故徐氏藏書散落世間還是比較多的。時至今日，在古籍書店或者拍賣會上還能偶然得見徐氏遺藏。筆者訪求古籍有年，曾經寓目者尚不在少數，寒齋所藏亦也數種，多為清刻精致小品。

從流傳下來的徐氏書目以及徐氏身后散落人間的古籍遺藏來看，徐乃昌的藏書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一、收藏范圍廣泛，不管是經史子集四部，還是佛經道藏、社會科學、應用技術書籍，均在徐氏收藏之列。

二、從實際出發，不專以宋元本為搜求對象，重視明清罕傳的秘本、精本。從上海圖書館藏《南陵徐氏藏書目》來看，徐氏除藏有幾冊宋版佛經零本外，并未見宋本古籍。現代藏書家黃裳先生向以藏書精雅著稱于世，他在《前塵夢影新錄》一書中著錄了許多令人艷羨的精本秘笈，而這當中，南陵徐氏舊藏的就有三十余種之多。由此可見徐氏藏書的旨趣。又如鄙藏清嘉慶本《四婦人集》，其書刻印俱佳。傳世寥寥，無疑應歸之清刻善本之列．也是南陵徐氏的舊藏。近人于蓮客于卷末有題跋一則，詳述沈氏刻書經過，并記徐氏藏書印記，亦屬書林掌故，茲錄之如下，以與讀者共賞。于跋日：

古倪園沈綺云(恕)沈十峰(慈)兄弟為松江藏書家，與黃蕘圃相友善。綺云影宋刻《魚玄機詩》、《薛濤詩》及《楊太后宮詞》為《三婦人集》，底本即假自百宋一鏖。迨綺云故后，十峰復補刊元孫蕙蘭《綠窗遺稿》附之，曰《四婦人集》。其原刻初印本今已難得。此為藏書家徐積余(乃昌)所藏，尚系初印者。后來翻刻時，即依此為底本。卷端所鈐徐乃昌馬韻芬夫婦一印亦照刊焉。三、重視收藏清人的文集和詞集，重視鄉邦文獻。在徐乃昌的藏書中，清人文集占有相當數量。據鄭振鐸先生《清代文集目錄序》和《跋》稱，清人文集雖然年代較近，但有些卻非常罕見，如欲羅致齊備，則更非易事。據說清末大藏書家繆荃孫頗重清人文集，他以一己之力收羅清集達一千種以上，然而與徐乃昌所藏清人文集相比，也還只能是相形見絀、甘拜下風，由此可見徐氏所藏清人文集之多。黃裳先生在《前塵夢影新錄》中說“積余萃畢生精力收清詞，尤著意于皖人著作。”茲列舉積學齋舊藏而見于《前塵夢影新錄》的清人詞集數種如下，以見一斑。《三百詞譜》(康熙)、《陳其年詞集》 (康熙)、《香膽詞選》(康熙)、《看蠶詞》 (雍正)、《銀藤花館詞》(嘉慶)、《生香館詞》(嘉慶)、《棲香閣詞》(道光)、《享帚樓詞鈔》(道光)等。

正由于徐氏重視清人詞集的搜集和研究，無怪乎他有刊刻《小檀欒室閨秀詞》之舉了。

四、重視金石書籍和金石拓本的收藏。清代是金石學研究最為鼎盛的時代。有清一代，金石學著作之多，超過歷代。徐乃昌生逢其時，且一生酷愛金石，收藏金石書、傳布金石學就成為徐氏一生活動事業的重要內容。據《隨庵藏器目》載，徐氏不但收藏金石書籍，而且收藏金石器物。據《隨庵藏器目》載，徐氏收藏的鐘鼎彝器等有九十多件，收藏古銅鏡數量更多。羅振玉在《小檀欒室鏡景》題簽后注曰：“積余先生藏古鏡至富，茲精拓以傳藝林。”徐氏不但收藏古器物，而且還大量收藏金石拓本。他在致友人柯昌泗的書信中，稱“敝處藏碑，積四十年之力．已得一萬三千余通”，可見其藏品之富。據稿本《南陵徐氏藏書目》，徐乃昌藏清人金石學著作頗多，其中不乏精本和罕傳之本，如：《函青閣金石記》，商城楊鐸，傳抄稿本；《金石學錄》，嘉興李遇孫，道光四年刻本；《汪本隸釋刊誤》，黃丕烈，嘉慶士禮居本；《話雨樓碑帖目錄》，吳江王楠鑒藏，道光十二年刻本；《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吳縣吳大激，美濃紙精印本；《古玉圖考》，吳縣吳大激，光緒己丑刻本，罕見；《續三十五舉》，桂馥，嘉慶八年婺源胡翔云刻本。其中《續三十五舉》一書，輾轉歸寒齋所藏。或可謂余之書緣不淺也。

同許多大藏書家一樣，徐乃昌的藏書用印很多。其藏書用印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以楷書入印，在與其他藏書家用篆文印的對比中顯得格外醒目。徐氏藏書最經常用的一方印是朱文楷書長方形印“積學齋徐乃昌藏書”。據筆者所藏所見，徐氏其他藏章還有“徐乃昌讀”，見嘉慶本《續三十五舉》；“乃昌校讀”，見萬歷本《晏子春秋》；“徐乃昌印”，見影印本《小檀欒室鏡景》；“南陵徐乃昌校勘經籍記”，見嘉慶本《古周易音訓》；“南陵徐乃昌審定善本”，見拜經樓本《陶淵明集》；“積余秘笈，識者寶之”，見康熙本《三百詞譜》；“徐乃昌馬韻芬夫婦印”，見嘉慶本《四婦人集》。據載，徐氏尚有“積學齋鎮庫”、“徐乃昌曝書記”等藏印，惜無緣寓目。

徐乃昌在藏書、刻書活動中，與同時代的許多學者、詩人、藏書家、金石家有著廣泛的交往。他們或彼此交流、評隧藏品，或賞奇析疑，砥礪學問。這樣濃厚的學術空氣和良好的人際關系，對徐乃昌學術水平的提高和事業的成功，無疑是一種極為重要的因素。據《繆荃孫年譜》、《藝風堂文漫存》、《繆督廬日記鈔》等文獻記載，徐乃昌與之交往的文人學者有陳寶琛、陳三立、葉昌熾、繆荃孫、沈曾植、褚德彝、吳昌碩、李葆恂、朱祖謀、羅振玉、王國維、傅增湘、柯昌泗等等。

徐乃昌不但是著名的藏書家，而且是一位成功的出版家。他自光緒十八年起，直至民國二十多年，即本世紀三十年代，乃昌師友的著作如宋祖謀的《杭鞠錄》、李葆恂的《無益有益齋論畫詩》、文廷式先后刻書印書近二百種。是民國藏書家中以一己之力刻書最多的人之一。

提起徐乃昌所刻書，人們不能不首先想起他覆刻的明寒山趙氏小宛堂本《玉臺新詠》。《玉臺新詠》一書，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該書版本很多。僅明刊本就有明嘉靖五云溪館活字本、明嘉靖蘭雪堂活字本、明萬歷華亭楊鑰刊本、明萬歷茅元楨刊本、明崇禎六年趙均小宛堂重刊宋本等。據有關學者研究，《玉臺新詠》現存的本子當以敦煌唐寫本殘卷為最早，現存刻本中以明五云溪館本為最早，明崇禎寒山趙氏覆宋本最接近徐陵原本。而趙氏據以覆刊的宋本今已不知尚在人間否。這樣崇禎本《玉臺新詠》就成為下宋本一等一脈單傳的佳本，自從它一問世。

即備受學者和藏書家的珍視。由于小宛堂本《玉臺新詠》當日模印無多，且歷經三百年的歲月風雨，故時至今日原刊本存世者已寥寥無幾。徐乃昌覆刻本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們重見明本乃至揣摩宋本的需要。

徐乃昌覆刻的《玉臺新詠》，摹刻工致，與明本惟妙惟肖。除了“后序”中多一行某年月“南陵徐乃昌影明崇禎吳郡寒山趙均小宛堂覆宋本重雕”外，全書幾乎一模一樣。特別是當時徐氏的一些友人如傅增湘等以乾隆舊紙模印者，更是神采煥發，下真跡一等。由于徐乃昌這個覆刻本與崇禎原本非常逼真、神似。于是就有人以此做起手腳來。他們或撤去后跋，去掉徐氏覆雕明本的痕跡，或將紙色染舊，以充明本牟利。這種以徐氏影刻本《玉臺新詠》冒充明本的現象不僅在書肆中存在，而且在已人藏圖書館而且被列為善本的圖書中也有發現。這一事實，從反面證明了徐氏本刊刻之精。

徐乃昌所刻單刊本，除了《玉臺新詠》以外，還有《徐公文集》(影宋明州本)、《永嘉四靈詩》(影毛鈔殘宋本)。這兩種憶也都摹刻甚佳，堪稱民國刻書的新善本。

除上述單刊詩書外，徐乃昌還刊刻了九部叢書。茲依年代先后，分述如下：

一、《積學齋叢書》計二十種，完成于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收錄的都是清人關于經史考證的未刊稿本。其中有著名學者金榜、孔繼涵、洪頤煊、江藩等人的著作，也包括徐乃昌自著的《南陵縣建署沿革表》一卷。

二、《小檀欒室匯刻閨秀詞》，書刊于光緒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1895—1896)。全書分為十集，每集分為十種，收錄清代女子詞集一百家(內有少量明人詞集)。另附閨秀詞鈔十六卷，補遺一卷。刊刻于清宣統元年(1909年)。

三、《齋叢書》二十一種，刊刻于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所收錄者大多是清人的考據和輯佚之作。另外包括徐氏撰輯的三種書，即《續方言又補》二卷、《后漢儒林傳補逸續增》一卷、《焦里堂先生軼文》一卷。

四、《隨庵徐氏叢書》，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刊成。收錄的十種書都是宋元舊本，影刻十分精善。其中影宋本《唐女郎魚玄機詩》、影元本《蒼崖先生金石例》、影元本《樂府新編陽春白雪》等都摹刻逼真，刀法工致，深受藏家喜愛。

五、《懷豳雜俎》叢書，刻于清光緒至宣統年問。全書十二種，既包括前人的著作如姜紹書的《瓊琚譜》，羅聘的《我信錄》、焦循的《花部農譚》，也包括徐的《云起軒詞鈔》等。當時。徐乃昌正任職江南鹽法道。道署中有“懷豳園”，故將叢書定名為《懷豳雜俎》。

六、《隨庵所著書》四種，民國四年 (1915年)匯印。收錄徐氏自著的《續方言又補》、《后漢儒林傳補逸續增》、《焦里堂先生軼文》(以上三種先已收入《齋叢書》中)和新輯的《皖詞紀勝》一種。

七、《隨庵叢書續編》，該書刊于民國五年(1916年)，所收錄的十種書都是宋元舊本，底本則是徐乃昌借自江南藏書大家——瞿氏鐵琴銅劍樓。其中包括影宋鈔本《補漢兵志》、影宋本《忘憂清樂集》、影元大德本《白虎通德論》等。

八、《宋元科舉三錄》，刊于民國十二年(1923年)，包括《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一卷(據明弘治本景刊)、《寶佑四年登科錄》一卷(據明嘉靖本影刊)、《元統元年進士錄》一卷(據元元統本影刊)。這三種底本均為徐氏自藏本，在民國影刻本中，也是質量較高的。

九、《南陵先哲遺書》，民國二十三年 (1 934年)刊成。這五種書包括《休庵前集》一卷、《后集》一卷，清人盛于斯撰，據順治五年本影刊；《史弋》二卷。清人汪楨撰，據康熙四十年影刊；《談史記十表》十卷，清人江越撰，徐克范補，據雍正影刊；《蕓莽詩集》八卷，清人劉開兆撰，據嘉慶二十年本影刊。以上五種都是徐氏南陵鄉賢的著述。

徐乃昌一生除酷愛藏書外，還酷愛金石。他收藏金石古器物和金石拓片至多。他根據自己豐富的收藏，編印了大量的金石書籍。其中有《隨庵吉金圖錄》、《小檀欒室鏡影》、《鏡影樓鉤影》、《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至圣林廟碑目》、《積余齋集拓古錢譜》、《積余齋金石拓片目錄》等。值得一提的是，徐氏影印的《隨庵吉金圖》、《小檀欒室鏡影》等書，與他刊刻的其他書一樣，無論是選紙用料，還是裝幀設計，直至印刷裝訂，每一個環節都十分講究。在民國影印本中是足以與羅振玉影印善本競相媲美的精品。

之四：民國以來藏書家刻書舉隅之陶湘

鑒古陶公有別裁，閔凌汲古共崔嵬。

開花箋紙瑩如玉，贏得藏家雅號來。

陶湘，字蘭泉，號涉園，江蘇武進人。生于清同冶十年(1871年)，卒于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享年七十歲。陶氏出身于官宦之家，早年也想走科舉仕途之路，然而屢次鄉試都鎩羽而歸。科場失意，使他只好另謀生路。辛亥以前，他先后在地方和軍隊擔任一般職務。入民國后，陶湘躋身于實業界和金融界，歷任上海、天津、山東等地紗廠經理，又任職中國銀行，為駐滬監理官及重慶、天津分行經理，交通銀行北京分行經理等。

豐厚的收入，為他日后藏書事業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陶湘三十歲左右開始收書，由于他銳意搜求，藏書事業進展神速，不數年，即得書三十萬卷。民國十八年(1929年)他五十八歲時，被聘為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專門委員，這時他已是一位收藏頗富，享有盛譽的藏書家了。

陶湘藏書，不同于一般傳統的藏書家，而有著他自己鮮明的個人特色。首先，他藏書不專重宋元古本，而是以明本及清代精刻本為搜求的日標。涉園藏書多達三十萬卷，完全無愧于藏書大家之列，但他卻能另辟蹊徑，以明本為大宗，數十年間，共收得明本一千余部。早年傅增湘與陶湘曾經有約，如果陶湘能收得明嘉靖善本一百部，傅增湘甘愿為之題“百嘉齋”匾額相贈。出人意料的是，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陶氏所收明嘉靖善本竟然超過了二百部。“百嘉齋”應改題為“皕嘉齋”才是了。

陶湘藏書的另一個特點是富于收藏閔刻套印本。套印本起源于宋元時代，現存最早的套印本實物，是元代的《金剛經》，為朱、墨雙色套印。而套印技術最為鼎盛的時代則是明代中葉以后。其中以吳興閔氏、凌氏所刻套印本最為著名。閔凌二氏所刻書，從最普通的朱墨雙色，以至于三色、四色、五色。套印本最初的同的是將前賢名家批評圈點的書，用朱、藍、紫、黃等色加以區別，做到段落分明，標識明顯，以使初學者便于誦習，易于理解。

關于閔刻套印本的始末及功用，傅增湘先生在《閔版書目序》一文中，曾有詳細的論述，茲錄之如下：

明季吳興閔齊汲創朱圣及五色套版，凌蒙初匯集諸名家詩文評批點而印行之。宋體方正，朱圣套印，或兼用黛、紫、黃各色，白紙精印，行疏暢廣，光采燦爛。書面簽題，率用細絹，朱書標名．頗為悅目。其書則群經諸子、史鈔文鈔、總集文集．下逮詞曲，旁及兵占雜藝，凡士流所習用者大率成具。其格式則欄上錄批評，行間加圈點標擲，務令詞義顯豁，段落分明，皆采擷宋元諸名家之說而草之一編。欲使學者得此，可以識途徑，便誦習，所以為初學者計，用心周至，非徒為美觀而已。數百年流布人間，稱為“閉版”。

近世侈談版刻，閔氏之書，或以為近于批尾之習，為大雅所不屑顧。諦觀之，其標點脈絡分明，使后學披覽，有引人入勝之妙。其版刻精麗，足娛老眼。而唐賢諸集，尤多源出善本，固賢于麻沙坊估遠甚。

陶湘之專意收藏閔版書，是因為受到著名學者、版本目錄學家繆荃孫的啟發。起初，舊式傳統的藏書家大都走佞宋尚元的路子。對于時代偏晚，為初學者指示門徑的套印本不屑一顧。惟獨陶湘慧眼獨具，充分認識到閔版書的藝術價值和巨大潛力。經過多年的搜求，到民國二十年(1931年)，他共收得閔、凌版套印書一百一十部一百三十七種。其中最著名的有五色版《文心雕龍》，四色版《世說新語》、三色版《古詩歸》、雙色版《花間集》、《唐詩艷逸品》等。閔版書歷來并無確數，一般來說，其總數約在一百三十部左右，陶氏所得，可謂得之十之八九，堪稱民國第一人。陶氏根據自己多年的搜求經歷和豐富的收藏，編寫了《吳興閔版書目》，為后人研究學習閔版書提供了方便。筆者有幸見到陶湘晚年親筆書寫的《萃閔堂書目》稿本。粗校一過，已刊行的(《吳興閔版書目》文字頗有異同之處。

陶湘藏書的第三個特點是收藏開化紙本書。我國歷來印書用紙種類繁多，十分講究。江山代有佳紙出，例如唐人寫經用硬黃紙，宋元刻書用麻紙，明代刻書用棉紙，清代刻書用連史紙、開化紙以及竹紙、皮紙、高麗紙、美濃紙等等，不一而足。清代初年，浙江開化生產一種色白光滑、堅韌細密的佳紙，康、雍、乾三代內府多用其印殿版書，如《御制耕織圖》、《御制避暑山莊詩》、《周易本義》等。當時一些文人學士的家刻本，其最初印本，少量用以饋贈朋友等，也多采用開化紙。如康熙本《飲水詩詞集》、《汗簡》，雍正本《笠澤叢書》、《冬心先生集》，乾隆本《春雨樓集》、《西京職官印錄》等。其實直至嘉道年間也還有人用開化紙印書，如秦氏石研齋的《隸韻》、許氏享金寶石齋的《六朝文絮》等。這些書真所謂是“紙自如玉，墨凝如漆”，開卷即令人賞心悅目。陶湘既有書淫之癖，對此自然不肯輕易放過，只要是開化紙所印書，不論何類，有見必收。他因此贏得了“陶開花”的雅號，民國以來的書林中，幾乎無人不知道這一名稱。

陶湘藏書，還以收藏毛氏汲古閣刻本而著稱。明末清初的常熟毛氏汲古閣，藏書既富，刊書又多。毛氏為收書，不惜花費重金。以千金買馬骨的精神，廣召天下人為之送書。以至當時蘇常一帶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書于毛氏”的諺語。毛氏所刻書，往往依據舊本精校精刊，其中如《屈陶合刻》、《三家宮詞》、《四唐人集》、(《說文解字》等都是膾灸人口的名書。毛氏刻書，流傳極廣。起初毛氏刻書并不為當時的藏書家所看重，及至百余年后，古書日少，新書漸古，人們的觀念也發生了變化。特別是道光年間，《汲古閣校刻書目》的刊行，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益發引起人們對汲古閣刻書的重視。于是搜求毛氏刻書，不乏其人。陶湘便是其中之一，他以三十年精力所聚，搜羅毛氏刻書五百四十多種，占毛氏全部刻書六百種的十分之九，實在難能可貴。真可謂是毛氏的千古知已了。

五、陶湘藏書還很重視清代殿版書和版畫書。清代統治者為了加強思想文化方面的統治，十分重視印刷事業。清內府(武英殿)刻書的數量之多、質量之精，都遠遠超越前代。例如清順治朝刻的(《資政要覽》、《御注孝經》，康熙朝刻的《周易折中》、《古文淵鑒》，雍正朝刊銅活字本《古今圖書集成》，乾隆朝金簡主持刊行的《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等。這些書繕寫刊刻工致，紙張遴選考究，裝訂端雅大方，寫版、印刷、選料、裝訂各個環節，無不盡善盡美，成為清代刻書的楷模，備受后世藏書家的喜愛。陶湘所藏清內府暨武英殿圖書甚多，其具體數目雖然不詳，但從其所作《清代殿版書目》、《故宮殿本書庫現存目》及其他有關著作，即可見其研究之深和收藏之富了。

陶湘收藏版畫書及藝術類圖書也是頗負盛名的。在他影印行世的《喜永軒叢書》中，可見大量的版畫如《天工開物》、《授衣廣訓》、《牧牛圖頌》、《離騷圖》、《凌煙閣功臣圖》、《無雙譜》、《避暑山莊圖詠》、《云臺二十八將圖》、《仙佛奇蹤》等等，這些都是他自己的藏品。可惜他晚年境遇不佳，不得不將大量珍貴的藝術書籍出讓以維持生計。

其中特別著名的有《程氏墨苑》(新印本)、《方氏墨譜》、《墨海》、《十竹齋箋譜》、《十竹齋印存》、《瑞世良英》等。值得欣慰的是，陶氏舊藏的新印本《程氏墨苑》、《十竹齋箋譜》、《十竹齋印存》、《方于魯集》、《毛古鷺集》等，都為鄭振鐸先生所收得。先生身后，盡歸諸公，現在都完好地保存在北京圖書館善本室中。鄭振鐸先生在(《十竹齋箋譜初集跋》一文中，寫下了他得書時的激動心情

余收集版畫書二十年，于夢寐中所不能忘者惟彩色本程君房《墨苑》，胡曰從《十竹齋箋譜》及初印本《十竹齋畫譜》等三偉著耳。去歲暑中，因某君介，從陶蘭泉氏許得彩色本《墨苑》，詫為難得奇遇!十載相思，一旦如愿以酬，喜慰之至，至于數夕不能安寢。

陶湘藏書。特別講求賞鑒藝術，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重視其藝術代表性。從上述介紹來看，他的收藏，無論是閔版套印本、開化紙本、汲古閣本、武英殿本等等，都是藝術性頗高的。具體到每一部書來說，他又無不重視其外觀、品相，務求每部書從寫版刊印到紙墨裝潢，都要盡善盡美。一書凡有斷爛破損處，他都務請能工巧匠加以修補，凡有闕篇少頁處，他都務求舊紙，倩人照原行款字體影抄補全，凡需要重新裝池的，他都不惜重金，務求全書封面完好、序跋俱全，書品精整，美觀大方而后已。傅增湘曾對“陶裝”有形象的描述：

被以磁青之箋，襲以靛布之函，包角用宣州之綾，釘冊用雙絲之線，務為整齊華煥，新若未觸。有時裝訂之錢，或過于購求之費而毫不知吝，故持書入市，一望而識為陶裝者。

陶湘不但以藏書名噪一時，而且更以刻書聞名干世。陶湘涉園刻書與他的藏書一樣，都是以“精”字著稱。如今在陶湘身后半個多世紀，他所刻書早已被后世人們目為新善本了。陶湘雖早在宣統年間就刻過書，但真正大舉從事刻書，還是在民國十一年(1922年)以后的事。民國十一年至民國二十年這十年間，陶湘刻書印書的數量極為驚人，總計約為二百五十種以上。其中主要有：

一、儒學警悟六種，民國十一年(1922年)刊。

二、百川學海一百種，民國十六年 (1927年)刊。

《儒學警悟》和《百川學海》這部書是中國叢書的鼻祖，其中保存了大量珍貴的文獻資料。陶湘藏有《儒學警悟》的明鈔本和《百川學海》的宋刊本，因以刊木付印。友人某君藏有《百川學海》的朱墨初印本，是涉園贈送傅氏藏園的禮物。盡管全書卷帙浩繁，仍然是冊冊紙精墨妙，裝潢講究，一絲不茍。

三、宋金元明本詞四十種。

此書前十七種乃仁和吳氏雙照樓刊于清宣統三年至民國六年(191 l-1917)，后二十三種自民國六年(1917年)由陶湘接手續刊，至民國十二年(1923年)完成。全書皆依宋元舊本影刊(少數系據明本或鈔本)，內容既佳，刊刻又精，無怪乎一面世，即受到人們的青睞。筆者曾經得到一部《詳注周美成詞片玉集》二冊，為初印校本，墨釘尚存，且有近代著名詞家朱祖謀(孝減)的親筆校字多處，號戔戔小冊，亦自慶幸書福不淺。

四、《營造法式》。

《營造法式》一書先有營造學社石印本流行于世。后陶湘又據宋本精校影摹上版。其書版式闊大，刊刻精雅，且有精美套色插圖多幅，確屬民國精刻本的代表作品。

五、《喜永軒叢書》三十九種。

全書分為甲、乙、丙、丁、戊五編。大多數為藝術類書，少數為文學類書，皆罕見少傳者。其中包括多種版畫書(詳目見前)，極具觀賞性。雖然是石印本，但是其印刷，裝訂、開本、版式，無一不精，遠遠超過一般的石印書。

六、《涉園墨萃》十二種。

此書于民國十八年(1929年)影印。內收《墨譜法式》、《墨經》、《墨史》、《墨法集要》、《墨海》、《鑒占齋墨藪》等十二種。是研究古墨的重要參考資料。其中套色本《鑒古齋墨藪》，色彩明艷，惟妙惟肖，可謂下真跡一等。

七、《百川書屋叢書》十六種。

《百川書屋叢書》為民國十九年(1930年)至民國二十年(1931年)陶氏影印本。其中的《程式心法三種》、《唐褚河南陰符經墨跡》、《乾隆寶譜》、《清內府藏古玉印》、《金輪精舍藏古玉印》等都是頗具藝術價值的精品，且流傳稀少，彌足珍貴。

八、《拓跋廛叢刻》十種。

該書所收均為據宋、明舊本影刊。摹印、刊刻、紙墨、裝訂均屬一流。

九、《影刊唐開成石經》。

該書刊于民國十五年(1926年)，是陶湘以“皕忍堂”的名義，代軍閥張宗呂影刻的。該書盡管卷帙浩繁，但全書從摹寫刊版到紙墨印刷，直至開本裝潢，每一個環節都一絲不茍，俱臻上乘。該書系由北京琉璃廠文楷齋雕印。

十、《影汲古閣鈔宋金詞七種》。

該書系陶湘據明毛氏汲古閣藏鈔本影刊而成。刊刻精工，亦屬善本之列。本文所附書影系著名藏書家徐乃昌舊藏。

十一、《涉園所見宋版書影》初二輯。

該擋影印于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這大概是陶氏平生刊印印的最后一部書。

初輯收宋版書二十三種，均為德化木犀軒李盛鐸木齋氏所藏。笫二輯收宋版書十七種，原書分別由番禺潘宗周、江安傅增湘，德化李木齋以及海源閣楊氏舊藏。該書是繼《留真譜》、《宋元書影》等書之后又一部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書影。

十二、《陶氏書目叢刊》十五種。

該叢刊為鉛印本，如果說上述各書體現了陶湘刻書的盡善盡美的藝術追求，而《書目叢刊》則是更多地體現了陶湘研究版本目錄學的學術成果。民國十五年(1926年)他應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傅增湘之聘，主持故宮殿版圖書的編訂工作。民國十八年(1929年)他又出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專門委員。在此期間，陶氏深入系統地調查研究了清內府刻書的歷史。撰成《清代殿本始末記》一文，并輯成《清代殿版書目》、《武英殿袖珍版書目》、《內府寫本書目》、《四庫薈要目錄》、《欽定補刻通志堂經解目錄》等多種目錄，收入《書目叢刊》之中。此外，《書目叢刊》還包括《明內府經廠本書目》、《明吳興閔板書目》、《明毛氏汲古閣刻書目錄》等，這些則體現現著陶湘對明代版刻深入研究的成果。

之五：民國以來藏書家刻書舉隅之吳興三家

說起民國間的藏書家刻書，不能不談到吳興三大藏書家——張鈞衡、蔣汝藻和劉承干。

浙江吳興，鄰近太湖，是著名的漁米之鄉。這里有著悠久而深厚的文化傳統，自古以來，有不可勝數的文學家、藝術家、藏書家誕生于這里。民國初年，這里先后崛起了張氏“適園”，蔣氏“傳書樓”，劉氏“嘉業堂”三位著名的藏書家。

張鈞衡，字石銘，號適園。張氏在吳興三家中年歲最長，他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卒于民國十六年(1927年)，享年五十五歲。張氏祖籍安徽休寧，清康熙年間才遷至浙江吳興。張氏世代經商，后以經營絲綢業及鹽業致富。張鈞衡幼年失怙，由母親撫育成人。他曾在鄉試中為舉人，一度做過兵部車駕司郎中，但終于未能走上仕途，開始了繼承祖業，經營商業的生涯。經商之余，張氏最大的嗜好就是收書。憑藉豐厚的經濟實力和他在南北各地的不懈搜求，不數年他便積書萬卷，蔚然成為東南一隅的大藏書家。張氏所藏大都淵源有自，其中不少善本精鈔來自吳騫“拜經樓”、顧沅“藝海樓”、汪士鐘“藝蕓書舍”、朱學勤“結一廬”等藏書舊家。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張鈞衡在故鄉吳興南潯鎮建成一處園林，取古書中“季鷹適志”的典故，名為“適園”。該園頗有池館亭臺之勝，其中的“六宜閣”、“擇是居”是張氏的藏書之所。張氏藏書后繼有人，張氏長子名乃熊，字芹伯，一作芹圃，能夠仰承先志，克繼家學。乃熊精于版本之學，善于度藏，適園藏書在他經營期間，頗有發展，故有出藍之譽。張氏三孫名珩，字蔥玉，別署希逸，室名“韞輝齋”，亦富收藏，為現代著名書畫鑒定家。新中國成立后，任職于中央文化部文物局。著作有《韞輝齋藏唐宋以來名畫集》、《怎樣鑒定書畫》、《木雁齋書畫賞鑒札記》(稿本)等。張氏一門三代風流儒雅，富收藏、精鑒別的事跡在近代文化史上被傳為佳話。

適園藏書有三個特點。特點之一是宋元本既多且精。據張鈞衡民國五年(1916年)(《適園藏書志》著錄。張氏有宋本五十四部，元本五十七部。二十多年后，到民國三十年(1941年)張芹圃編《芹圃善本書目》時，所藏宋本已增至八十八部，元本七十四部。張氏所藏宋本中最佳的有《東都事略》、《北山小集》、《李賀歌詩編》等。(《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乃北宋刊本，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版”的牌記。這種刊有牌記告白的宋版書極為罕見，這是我國出版物中最早的版權頁，因而十分珍貴。此書原為清怡親王明善堂舊藏，后流落東瀛，經董康購歸，又以千元代價轉讓適園。《北山小集》、《李賀歌詩編》亦為北宋刊本，乃是用宋孝宗乾道年間的舊公文紙背面刷印而成。其中不少關防朱印、官銜、人名、賬簿冊子等等均歷歷可辨。二書現藏于臺灣中央圖書館，其中(《李賀歌詩編》一書近年已由該館影印行世，人人可得而見之了。適園藏書的特點之二是特重稿本、抄本。這些稿本、抄本也都淵源有自，不少出自藏書名家吳氏“拜經樓”、張氏。小瑯環福地”、頤氏“藝海樓”等。其中不乏名家精鈔之作。在張氏所藏九百多部善本中，其稿本、抄本的數量就占了一半，可見張氏對抄本、稿本重視的程度。在張氏所藏的抄本中，最有價值的是四十四部影宋抄本，這些書下真跡一等，字體行格，一依宋本，具有很高的學術和藝術價值，足供校勘訂正明清刊本之用。適園藏書的第三個特點是所藏黃丕烈的校跋本數量最多。黃丕烈，字蕘圃，是清乾嘉以來最著名的藏書家、校勘學家。他的藏書處號“士禮居”，嘗刻有《士禮居叢書》，該叢書精校精刻、流傳稀少，后世之人皆日為善本。“士禮居”藏書甚富，所藏宋本有二百部之多，號“百宋一廛”。同時的另一位著名藏書家、校勘學家顧廣圻曾作《百宋一廛賦》以紀其事。黃氏收藏既富，鑒別又精，故一書得黃氏校跋便身價十倍。凡經黃丕烈品題校跋過的書后世成尊為善本。黃氏跋本與顧氏批校本被后世書林稱為“顧批黃跋本”。“顧批黃跋”歷來備受人們珍視，傳至民國初年，已屬鳳毛嶙角，其值幾與宋本相埒。當時藏書家如有二三十部黃跋本便足以傲視群儕了，但張氏父子經過累年辛勤搜訪，居然積黃跋本達一百零一部之多，比清末四大藏書家之一的海源閣楊氏還要多出兩部，在民國藏書家中真可謂空前絕后、首屈一指了。

張鈞衡不僅熱衷于藏書，而且還樂于刻書。早在清宣統三年(1911年)，張氏就以“國學扶輪社”的名義，排印了《張氏適園叢書初集》七種，皆清人罕傳之作。后來，他得到清末著名版本日錄學家繆荃孫的指導，刻印了《適園叢書》和《擇是居叢書》。((適園叢書)刊刻于民國二年(1913年)至民國六年(1917年)，共十二集，七十四種。所收的書大多為張氏自藏的稿本和抄本，其中很多是未刊稿本和流布不廣的抄本，因而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適園叢書》中有關金石書畫、書目題跋類的書籍為數不少，這當然與刊刻者的志趣不無關系。其中有《珊瑚木難》、《珊瑚網法書題跋》、《珊瑚網名畫題跋》、《廣川書跋》、《廣川畫跋》、《古泉山館金石題跋》、《求是齋碑錄》、《百宋一廛書錄》、《千頃堂書目》等等。《適園叢書》版片至今保存完好，近年來，文物出版社曾據舊版刷印了一部分。《擇是居叢書》共計19種，民國十五年(1926年)序刊本，大多是摹刻宋元舊本。其中有《尚書注疏》、《樂書正誤》、《唐書藝文志》、《吳郡志》、《寒山詩集》、《詩品》等。這些書都摹刻精善，紙佳墨好，至今已難得一見了。

蔣汝藻，字元采，號孟蘋，別號樂庵。生于光緒三年(1877年)，卒于1954年，享年七十七歲。蔣氏為浙江吳興人，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舉人，辛亥革命以后，歷任浙江軍政府鹽政局長、浙江鐵路公司董事等職，是浙江頗有影響的實業家。蔣氏世代嗜書，其祖父、叔祖、父親等都曾是名噪一時的藏書家。蔣氏藏書一度達數十萬卷，中經戰亂散失不少。蔣汝藻繼承先人之志，自弱冠之年即大舉購藏古籍。隨著他經營的實業不斷發達，經濟實力日增，收藏之興愈濃。在上海期間，他又得到繆荃孫、沈曾植、朱祖謀等前輩學者的指教和幫助，終于成為民國初年聲名鵲起的藏書家。

蔣氏藏書如同張鈞衡一樣，也有三個特點。一是有眾多的宋元刊本。蔣氏藏宋本八十八部、元本一百零五部，其中不乏珍籍善本，例如宋高宗紹興四年(1134年)序刊的《吳郡圖經續記》三卷，是我國現存最古的一部方志。又臺宋刊孤本《草窗韻語》六卷，是宋代著名詩人周密的詩集。此書數百年來鮮為人知，從未見于著錄。《草窗韻語》一書乃依周密手跡摹寫上版，刊刻精雅，紙潤墨香。一出世便被時人呼為“妖書”、“尤物”，葉昌熾稱其為“紙墨鮮明，刻畫奇秀，出匣如奇花四照，一座盡驚……觸手古香，令人著錄為希有奇珍也。”蔣汝藻得此寶書，興奮不已。遂將原來的藏書處。傳書堂”，改名為“密韻樓”，以示寶愛之意。此書羅振玉、董康等人先后有影印本行世。蔣氏自己也曾影刻流傳。其中初刷的紅印本、藍印本尤為受到人們的珍愛。二是名家鈔校本。在蔣氏所藏的抄校本中，較大宗的是孔子后裔曲阜孔繼涵“微波榭”的抄本三十多部，其次是黃丕烈“士禮居”的批校題跋本，也有44部之多，再其次是陸心源“十萬卷樓”進呈國子監的抄本二十多部以及明寫本《永樂大典》四冊。《永樂大典》雖然冊數不多，但它是有關《水經注》部分，史料價值甚高，備受學者矚目。蔣氏藏書的第三個特點是擁有明代寧波范氏“天一閣”窺諺優彩甥藐手錫彩參薩麓鉍易鹺黟牙一閣”是我國歷史最悠久的民間藏書樓，該樓自明嘉靖年間始建，到民國初年，已建樓四百多年。民國初年，天一閣藏書因故散出，蔣氏所得獨多，共計收有天一閣舊藏七百一十二部。貴陽陳田字松山，藏書處日“聽詩齋”，為撰《明詩紀事》，陳氏收明代詩文集頗富，后藏書散出。其中一部分經羅振玉手轉而為蔣汝藻所得，共計二百三十多部，皆為明刊善本。

蔣氏藏書也堪稱后繼有人，蔣氏三子名祖詒，字谷孫。不但能恪守家藏，還精于版本目錄之學。于四十年代末赴臺，任臺灣大學教授，嘗輯有《思適齋集外書跋輯存》一書行世。

蔣氏藏書之外，還影寫、刊刻了一些圖書。由于宋刊本原書不易獲得，歷來的藏書家就設法借來抄錄。一些精抄影寫本，無論是字體筆畫，還是行款格式，甚至收藏印記，悉照原本，絲毫不差。這種影宋抄本，不僅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而且是具很高的學術價值。許多孤本、佚本賴之一脈相傳。蔣氏不僅收藏了不少影宋抄本，還身體力行，親手影抄。如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金文集》一百一十卷，就是蔣氏花了數年功夫精心影抄而成的。蔣氏從民國十二年(1923年)起，委托董康在北京刊印《密韻樓叢書》，原計劃從所藏宋本中，精心挑選二十部影刻傳世，結果只刻了七種，就因為經濟困難，不得不中止了。后人稱這七種書為((密韻樓七種)，其具體名目是宋朱長文撰《吳郡圖經續記》三卷，魏曹植撰《曹子建文集》十卷，唐李賀撰(《歌詩編》四卷，宋周密撰《草窗韻語》六卷，宋宋伯仁撰《雪巖吟草甲卷忘機集》一卷，宋祁祥正撰(《青山集》三十卷，唐竇常等撰、褚藏言輯(《竇氏連珠集》一卷。這七種書都是北京文楷齋景宋刊本，刻工既精，紙墨又佳，堪稱民國期間雕版藝術的代表作。這些書至今已流傳稀少，被人們視為新善本了。

劉承干，字貞一，號翰怡，別署求恕居士。生于清光緒七年(1881年)，卒于1963年，享年八十三歲。劉氏祖籍浙江吳興，民國后居上海。祖劉鏞，早年家境貧寒，曾當過學徒，后以經營絲業出口致富。其父劉錦藻，清末著名學者，光緒二十年(1894年)進士，曾編纂《國朝續文獻通考》四百卷，是研究清史的重要參考書。劉承干是劉錦藻的長子，幼年出繼給叔父劉安瀾。劉承干是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貢生，后因廢麼矽，荔剔瘀荔沙荔彩緦沙_二緣釤次勿歷；專力從事實業。劉承干自三十歲起，開始大批搜購古書。由于他心既好之，又力足以應之，故書賈日日踵門求售，門庭若市。加之辛亥鼎革，社會變遷，昔日藏書大家藏品紛紛散出，給劉氏收藏提供了難得的機會。劉氏收藏，有如大海之吸納百川，短短數年，便蔚然成為藏書大家，其聲勢竟可直至陸、瞿、丁、楊清末四大藏書家了。

劉承干藏書的總數，據統計，有一萬二千四百五十部，十六萬冊，六十萬卷以上。以數目而言，可謂民國藏書家之冠。即使與當時的國家圖書館相比，也不遑多讓，用“富可敵國”四字來形容劉氏藏書，可以說毫不夸張。劉承干在上海的藏書處名“求恕齋”，因容納不下劇增的古書入藏，就在吳興故居南潯鎮小蓮莊旁，新建了一座藏書樓，以宣統皇帝頒賜的“欽若嘉業”匾額為由，命名為“嘉業堂”。嘉業堂中包括四史齋、詩萃室、希古樓、撫昔居等書齋，以及其他設施用房。該樓占地二十余畝，園內亭臺樓閣錯落，花草樹木掩映，頗具園林之勝，是民國以來規模最大的私人藏書樓。嘉業堂藏書不僅數量眾多，而且質量上佳，綜括論之，有如下特點。

一為宋元古本。劉氏嘉業堂藏有宋刊本六十五部，元刊本七十四部，宋元明三朝遞修本二十一部。這些書都是流傳有緒的善本佳刻。嘉業堂宋元古本的主要來源有莫友芝的影山草堂、繆荃孫的藝風堂以及袁克文(寒云)、費念慈(屺懷)、郭嵩燾(筠仙)等藏書故家，劉承干所藏宋本中最著名的當屬宋刊“前四史”。即蜀大字本(《史記》、白鷺書院本《漢書》、一經堂本《后漢書》和大字監本(《三國志》。此四部宋版史書堪稱劉氏藏書中的白眉，劉承干特辟專室“宋四史齋”予以收藏。為廣流傳，劉氏還斥資影刊。

二是抄校本，據(《嘉業藏書樓鈔本目》所載，劉氏藏抄校本近二千種。其中最著名的有明寫本《永樂大典》四十二冊，明代歷朝皇帝的實錄全部抄本五百冊，近三千卷，清代學者朱彝尊《五代史記注》稿本七十四卷等。這些抄校本主要來自盧氏抱經樓、吳氏拜經樓、顧氏藝海樓等藏書家。

三是明刊本。嘉業堂積歷年所得，共收明刊本二千多種。較重要的一部分是有關明代政治、經濟、邊防等資料的史書，另一部分則是六百多種明人別集。

四是方志。方志是宋代以來興起的一種史書，它薈萃地方文獻于一編，極具史料價值，是中國獨有的一類圖書。劉氏收藏的各省縣方志極多。據《嘉業藏書樓書目》、《中國地方志綜錄》等書記載，劉氏藏方志總計一千多部，在國內公私藏家中名列前茅。其中有近三十種地方志為劉氏獨有。如明成化四年浙江《四明郡志》、嘉靖三十三年的河南《滑縣志》、萬歷六年湖北《鄖陽志》等，都堪稱人間孤本。

劉承干不僅是民國以來藏書最多的人，而且也是民國期間刻書最多的幾位藏書家之一。劉承干為刊刻好宋本前四史，特聘請著名的版本目錄學家葉昌熾主持校勘工作，請當時以刻仿宋字體最著名的刻工黃岡陶子麟進行影刊。結果從民國三年 (1914年)直至民國十七年(1928年)，共用了十四年的時間才告完成。這部書無論從校勘之精審，還是刊刻之精工，堪稱嘉業堂刻書的白眉。

劉氏刊書大多以叢書形式，主要有：

一、《嘉業堂叢書》，共收書五十六種。這是劉氏最早刊刻的一部叢書。刊刻時間為民國二年(1913年)至民國十六年(1927年)。

二、(《吳興叢書》，收書六十四種。該叢書所收全部是吳興先賢的遺著。刊刻時間從民國二年(19l 3年)到民國十七年 (1928年)。

三、《求恕齋叢書》三十種，該叢書所收以清末民初文人學者的著述為主。

四、《留余草堂叢書》十種。本叢書以理學著述為主。刊刻時間從民國九年 (1920年)至民國十四年(1925年)。

五、《希古樓金石叢書》五種，民國三年(1914年)刊刻。包括劉承干自己所藏所輯的《希古樓金石萃編》。

此外，劉氏還單行刊印了一些書，如《八珍室金石補正》一百三十卷，(《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章氏遺書》、《吳興劉氏嘉業堂善本書影》(影印本)等。其中《吳興劉氏嘉業堂善本書影》一書收劉氏所藏宋元善本一百六十二部，每書收書影一頁至數頁，對于我們了解研究嘉業堂劉氏藏書頗具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