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通”是《易經》的靈魂
《易經》以陰陽為基因，以八卦為象體，以六十四卦為系統。而陰陽的不同組合形成了八卦，八卦的不同演變形成了六十四卦，所以陰陽是《易經》系統賴
以形成的基因。陰與陽是一物兩體，是對立面的統一體。《易經》既然以陰陽為基因，那麼“變”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其中了，正所謂“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兇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天地萬物以陰陽之道生生不息，變化無窮。從根本上說，大自然的運動變化，是《易經》的變性的藍本。《易經》系統的內在變化是客觀規律的反映。
《易經》的變性雖然繁雜，但又是有規可尋的。如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既濟未濟等共三十二對陰爻陽爻完全相反卦的策數相加之和均等于三百六十，相當于一年的天數。從卦序系列的義理來看，僅以上經三十卦而論，從《乾》《坤》《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泰》《否》共十二卦，其間經過混蒙、開發、動亂之變而后達到安定興旺、繁榮之變，《易經》之變在邏輯上反映出它和歷史之變的統一性，從而給人以深刻的啟示。
《易經》的變通，就是強調人們要順應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機警靈活，不拘常規地運用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使自己永遠處于一種恰當有利的位置。而“變通者，趣時者也。”趣向合宜的時機變通為最好。
“趣時”是《易經》的脈搏
《易經》中所論及的“時”，不僅僅是時間的延續，還包含著客觀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和方向，以及達到某一關節點時境況綜合的抽象，即“宜於時通，利以處窮。”《荀子·修身》蘊含著時間的推移、時勢的演化、時境的變遷和時宜的把握。
趣時，就是對時勢的認識，對時機的把握，對時變的感受，對時行的覺悟。“時”不是死的，而是活的。“趣”同樣要靈活，要體現人的主觀能動性。通常人們處理事物的方式有兩種，去探求，去把握，叫順之；被動適應，叫由之。由之不是不好，得看什麼時候，分什麼事情。我們還是要強調“趣”的主動性、自覺性，也強調要做有心人，培養自己對“時”的感覺，通過積累和凝聚，讓這種感覺成為隨機應變，“承天而時行”的悟性。
對趣時本身的把握應該是辯證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深刻地理解與時偕行，我們就會發現，其根本精神在于追求一種既適應時代發展趨勢，又適得事理之宜的理想境界，在于自覺遵循天道、地道、人道運行的規律。與時偕行，就需要看準時機，把握事物演進變化的規律，靈動自如，昂揚健行，生生不息。同時，與時偕行不僅意味著要跟上時代的步伐、不落伍于時代，而且也意味著不要“豪邁地”超越時代。在這變動不居的世界上，人們期待的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那一刻。那一刻，便是我們與時偕行的“時”。“違時不進”的保守主義，“超時而進”的激進主義，都不是“與時偕行”的準確詮釋。在時的把握與動作上，“過”與“不及”都不行。
在歷史潮流跌宕涌進的過程中，始終能夠“與時偕行”，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常“時”與“勢”往往相一致，體現出“天人合一”的和諧感、秩序感，如《易經》所說:“順乎天而應乎人”。孫中山把這叫做“順乎世界之潮流，適乎人群之需要”。但也會出現時勢潮流與人群需要的矛盾，形成“時”的悖論，特別是一個社會要發生革命性變化的時候，“其時之義大矣哉”。這樣大的“時”到來之際，就需要整合，并因勢利導，不是等待不動作，而是從微動開始，循序漸進。
宇宙的演化，社會的變遷，生命的遺傳，都處在變化之中，充滿著不確定性，即偶然性。命運就是這種偶然性。從《易經》對“趣時”的理解和闡釋上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命雖不可改，運卻可以轉。把握了時運，也就是把握了命運。這里的“時”，是按照天道人事運行的大規律，各種事物勾連互動、各種因素相互影響而形成的“時”。時中蘊勢、時中含機，勢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機便成熟了，就可以變，也必然變，于是就應該動，不動就會錯過機會。
“道莫盛于趣時”。那麼，如何把握時機？《易經》認為，要想很好地把握時，就要多在“知幾”上下功夫。
“知幾”是《易經》的神智
“幾”是什麼呢？通俗一點說，就是苗頭，兆頭，講的是事物的精微深奧之處。它啟示我們，天下的事都有一個開始，如果我們能在混沌不清的太易之時，或在氣之未分的太初之時，或在形之未成的太始之時，或在質之未定的太素之時就辨察，及時發現并研究細微征象，便可能因勢利導，逢兇化吉。在混沌不清的太易之時就悟知，則是先知、是神智；在氣之未分的太初之時就感知，則是睿智；在形之未成的太始之時就察知，則是慧智；在質之未定的太素之時認知，則是明智；萬事已成定局卻死而不知，則是無智。
《易經》特別強調“知幾”的功夫。《易經》認為天大的壞事都有一個開始，如果你能及早辨察，及時地發現并研究細微的征象，就有可能避免。若“由辯之不早辯之”則結果正好相反。《易經》還認為好事也是這樣，關鍵看你是否能及時早辨察，及時地發現并研究細微的征象，若能，就能夠成就大事業，就能夠無需著急，萬物速成，不用費力，事半功倍。這叫“知幾，其神乎”！也就是說，知道了“幾”，知道了這個苗頭和兆頭，就能夠達到很“神”的程度。因為“幾”是“動之微”，是“吉兇之先見者”，是吉兇最先表現的那個地方。我們很多人都是在吉兇已經非常明顯的時候，才能夠判斷它，而“知幾”的人能在吉兇剛剛開始表現的時候，剛剛開始露頭的時候，或者吉兇還沒有表現出來，而有苗頭的時候，就知道了。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結論中說過:“坐在指揮臺上，如果什麼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臺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桿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并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毛澤東這段話的實質就是要求領導者有把握“知幾”的智慧。
“圣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易經》里面的這段話講的是什麼意思？“深”，就是“深奧”，高深而不易理解；“幾”，就是苗頭、兆頭。而“深”與“幾”的最大的特點，就是隱含著一個“神”，也就是隱秘深奧，變化莫測。所以，需要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地研究。
“研幾’就是研究事物的精微之處。研究事物的精微之處就是研究事物的“變通”之兆和“趣時”之奧。《易經》“研幾”的方法難以窮盡，但是，對立統一、循序變化、物極必反、變通、違背等方法則是“研幾”常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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