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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學者論陰陽春秋戰國時的陰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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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衍曾在稷下活動,而且在當時聲勢最為顯赫。稷下是當時一切重要學派活動的非常集中的地方,所以有必要談一下稷下學者們對陰陽五行的看法。

戰國時期,統治齊國的陳氏家族做了一件非常有歷史意義的亊,在齊國都城臨淄稷下之地開創了一個相當于現在國家級社會科學院的高等學府,史稱稷下學。一時學者云集,司馬談所說的陰陽、儒、法、名、墨、道德六家在當時的代表人物紛紛來此,蔚為大觀。

稷下學的設立始于齊桓公陳午,而貫穿于此后齊國的全部歷史。齊威王時,曾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于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戰國策•齊策》)這種鼓勵民主言論的做法,為稷下學的興盛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政治、社會條件。在齊威王和齊宣王交替時期,稷下學曾一度衰落;宣、湣時期,由于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而且士的地位很高,于是天下賢士畢集。齊湣王晚期,稷下學者四散他去,到齊襄王復國之后,稷下學又隨之恢夏,但已難現往日盛況。

據現在人們所掌握的材料,稷下學者有孟子、荀卿、公孫固、魯仲連等儒家人物;宋妍、兒說、田巴、尹文等名家人物;慎到等法家人物;鄒衍、鄒奭等陰陽家人物;淳于髡、田駢、接予、環淵等道家人物;此外還有一些難以歸為那-家的—些游說之士。當然,這黽的分類只是相對而言,只是標明稷下學荇思想主旨之紛繁復雜。

除鄒衍外,稷下學矜論述陰陽五行的似乎頗多。稷下黃老之學的集成之作《管子》中,《幼官》、《幼官圖》及《五行》諸篇都提到五行思想;《四時》、《五行》諸篇都提陰陽思想,據《荀子•非十二子》,孟子也提到五行說。這里先談一談《管子》中的陰陽五行觀念;然后考察一下思孟五行觀。

《管子》中論及陰陽五行的言論,主要見于《幼宮》、《幼官圖》、《輕重已》、《四時》、《五行》等篇。要言之,一方面是認為陰陽是天地萬物的最根本的道理,原理或總原則,用來說明自然界的普遍聯系,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四時》);另一方面是認為通乎陰陽二氣,就能書天地。萬物有極,然后有德,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于民,通于陰氣所以事地也。因此國家政務應順乎陰陽而合于四時,否則就會得禍;而五行就是正天時之具。簡單說來,就是如何依據陰陽五行而處理國家事務,這種觀點在《呂氏春秋》的《月令》等篇中得到詳細的論述,所以也有人認為《月令》出于《管子》。不過,《管子》中的陰陽五行說還是很膚淺的。

孟子也稷下呆過,當然他混得很不如意。孟子在稷下的時間在鄒衍之前,據說他已講五行,但現存的《孟子》中沒有對五行的解釋。說孟子接著他的老師子思(一說孟子的老師是子思的弟子)講五行的是在鄒衍之后也在稷下混過的荀子,荀子講子思案往造舊說,謂之五行。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非十二子》)后來孟子也跟著講,以為仲尼等可能會因為這而為后世所重。但是,《孟子》中無對五行的解釋,傳說為子思所作的《中庸》中也沒有。考慮到荀子在稷下曾三為祭酒,有人認為荀老先生可能是誤把鄒衍當成了孟子。這種可能性不大。荀子在稷下活動的時間雖然靠后,但是也不會距孟子、鄒衍的活動時間很長,還不至于以訛傳訛。當然,《非十二子》中沒有提到鄒衍,確實也有點奇怪,說把鄒衍之說視為孟子之言的可能性也有。思孟五行說失傳,后世注解《荀子》的人大都沒有切確根據地把荀子所批判的五行看作仁、義、禮、智、信五常。這里姑存其說,留作參考。

總而言之,從種種跡象上看,稷下學者講論陰陽五行的,而且持肯定態度的,不止鄒衍一人,想來陰陽五行在當時是很有影響的觀念。隨著歲月更迭,陰陽五行的影響越來越大,在秦統一全國前夕,秦相呂不韋召集賓客作《呂氏春秋》遂以陰陽五行為基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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