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丨何安安
1月23日，是庚子年除夕的前一天。正是在這一天，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武漢宣布“封城”。迄今為止，武漢已“封城”一月有余。
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不僅牽動著每一位國人的心，更切切實實地影響著每一位國人的生活。瘟疫的肆虐，讓我們很難不去回望歷史。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人類的歷史，也是人類與瘟疫之間的斗爭史。
作為人類最為古老的敵人之一，瘟疫摧殘了曾經輝煌的古羅馬文明、瑪雅文明和印加文明，也留下了許多慘痛的歷史記憶：強大的拜占庭帝國因鼠疫而衰落，曾讓整個歐洲蒙受巨大的災難。最早被人類記錄的病毒傳染病天花，已有距今三千年以上的歷史。
回觀中國，瘟疫同樣對我們的歷史進程造成了諸多深刻的影響：瘟疫高發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有記載可查的瘟疫多達77次；即便是繁盛的唐代貞觀時期，也發生了六次瘟疫；電影《大明劫》，更是發生在明代崇禎年間瘟疫大流行的背景之下……
電影《大明劫》劇照。
瘟疫因何而起？中國古代暴發過哪些有史可查的大瘟疫？又對我們的歷史進程產生了什麼樣的深刻影響？古人如何應對瘟疫？又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中國歷史上“衛生”與“防疫”的觀念發生過哪些演變？針對這些問題，新京報記者采訪了陜西師范大學教授，隋唐史、醫療社會史學者于賡哲。
在于賡哲看來，各個時代都有各個時代不同的傳染病，比如漢代、明代、清代的鼠疫，南北朝、清代的天花，唐代的瘧疾、麻風，以及清代的真性霍亂等。與原始社會相比，進入文明時代以后，因為人口多，交流廣，傳染病開始變得越來越高發。他指出，中國古代的防疫手段大多從實踐出發，一方面，古人總結出了隔離等行之有效的方法來控制傳染病的傳播，但另一方面，中國古人對付傳染病，都是經驗的積累，不是理論的突破。
于賡哲，男，祖籍山東，1971年生于陜西咸陽。武漢大學博士、南開大學博士后 ，現任陜西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隋唐史、醫療社會史。出版有《唐代疾病、醫療史初探》《狄仁杰真相》《上官婉兒》《大唐英雄傳》《她世紀》《平衡的失敗——唐玄宗的得與失》（上下冊）《隋唐人的日常生活》《唐開國》等作品。
疾病和人一樣，也有自己的進化
新京報：這段時間發生了相當多的事情，針對這次疫情，你有沒有一些自己的觀察和建議呢？
于賡哲：一遇到疫情，就會出現一種言論。比如2003年“非典”時，就有人說怎麼可能出現新的病，這種病從來沒見過，一定是人造的。現在又出現這種言論，說這
（新冠肺炎）
是人造的武器。從疾病史的角度來說，疾病和人一樣，也有自己的進化，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疾病。即使是同一種疾病，不同的歷史階段也有不同的樣態，毒性、傳染力都不一樣，在疾病史上這是很常見的現象。
我的建議是，現在民眾要稍安勿躁。
對于整個人類史來說，隔一段時間產生一種新的疾病，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一方面，疫病會反復發作；另一方面，病毒、細菌本身也有自己的進化；再者，同樣一種疾病，比如梅毒剛開始出現時，毒性很大；但往后發展，毒性就沒有原來那麼大。現在，艾滋病也出現了這種現象。艾滋病剛開始出現時，發病周期比較短，患者患病后生命一般來說也比較短，可現在艾滋病的發病周期明顯延長，說明毒性有所下降。
所有的細菌和病毒，也包括支原體、衣原體、螺旋體等，都有一個共同的基本原則——它們的發展不是為了殺死宿主，而是為了繁衍自己，這跟人類是一樣的。一旦它們把人類都搞死了，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因此，加強感染性、降低毒性，可能是一個發展規律。
新京報：人類與疾病斗爭的歷史，似乎從人類誕生起就從未停歇過。在中國歷史上，暴發了哪些有記載的瘟疫？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于賡哲：瘟疫始終伴隨著人類的歷史，但歷史上究竟發生過哪些瘟疫，已經沒有辦法進行詳細的統計——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很多史料已經沒有了。因此，如果要說哪個朝代的瘟疫更加頻繁和嚴重，是沒有辦法回答的。
對中國歷史進程產生過重大影響的幾次瘟疫有：一次是東漢末年，從漢靈帝時期到漢獻帝時期，五次暴發大瘟疫，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自然災害，發生了干旱、農業歉收等，同時暴發了瘟疫。尤其是漢獻帝建安時期的瘟疫，當時的“建安七子”，有四個人
（徐干、陳琳、應玚、劉楨）
死于同一時期，可見死亡率有多高。
漢靈帝繡像。漢靈帝劉宏（157年，一作156年-189年5月13日），生于冀州河間國（今河北深州）。東漢第十二位皇帝（168年－189年在位），漢章帝劉炟的玄孫。
這場瘟疫造成了什麼樣的人間慘劇？曹植當時專門寫了《說疫氣》，“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家家戶戶已經慘烈到這樣一個程度。當時暴發的是什麼瘟疫？據現在的學者進行研究推測，比較大的可能性是鼠疫。
唐文宗時期，大江南北暴發的瘟疫也很多，村里十室九空，相當慘烈。還有，明朝末年暴發了一次大規模的瘟疫，也就是電影《大明劫》中所描繪的崇禎年間的大鼠疫。這場大鼠疫遍及整個大江南北，當時明朝已經非常虛弱，這件事情可以說是雪上加霜，加速了明朝的滅亡。上海交通大學的曹樹基等先生，甚至有這樣一種看法，就是明朝亡于鼠疫。
電影《大明劫》劇照。
一種瘟疫使得一個國家走向衰落，雖不能說是直接原因，但在歷史上是有的。比如說古羅馬，人們認為古羅馬的衰落，與瘧疾和鼠疫等密切相關。類似的話題，在人類歷史上屢見不鮮。在古人面臨的各種傳染病當中，毫無疑問，如果說傳染速度快，死亡率高，首推就是鼠疫。無論是歐洲中世紀的黑死病，還是中國歷史上死亡人數特別多的瘟疫，都是屬于鼠疫。
古人對付傳染病依靠經驗的積累，而非理論的突破
新京報：面對傳染性強，又會造成慘烈局面的大規模傳染病，古人會如何應對？
于賡哲：坦白地講，我們歷史上對待一般的疾病或瘟疫，可能還是有些辦法。但對于如此大規模的傳染病，還是缺乏行之有效的辦法。不僅是中國，整個世界在古代史上出現大規模瘟疫，一般都是沒有辦法的。
當然，一些醫學家會先知先覺，針對一些疾病做出準確的判斷。比如明崇禎年間的大瘟疫，吳又可寫下了《溫疫論》，在世界范圍內比較早地意識到了肺鼠疫的存在。
吳又可。電影《大明劫》劇照。
鼠疫分為兩種：一種叫腺鼠疫，主要由老鼠、跳蚤傳染給人；一種叫肺鼠疫，不需要老鼠作為媒介，直接人傳人，類似于現在的新冠肺炎，可以通過呼吸道進行傳染。吳又可率先意識到了口鼻傳染疾病的可能性，為疾病的防治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
這樣的醫學家，在古代歷史上多不多呢？不多。對付大規模的傳染病，一定需要國家強制力的介入。如果沒有國家強制力，也得有一些強制的手段。比如說在西方的歷史上，封建領主、教會，乃至行業工會都有它相對應的權力，但這在中國并不存在。對于中國古代來說，如果國家沒有強制力，僅依靠民間自發的組織來應對大規模傳染病，不可能有行之有效的方法。因此，歷史上才會有那麼多慘烈的瘟疫。
不過，從實踐出發，也有一些應對傳染病的手段，逐漸被總結出來。這不是理論先行，而是實踐先行。比如中國南方，自古以來人們都特別恐懼一種傳染病——瘴氣。東漢時期伏波將軍馬援南征交趾，軍隊在得了瘴氣以后，有十分之四五的士兵因病而死。自東漢起，瘴氣便史不絕書。
伏波將軍馬援墓，位于陜西省寶雞市扶風縣城西南伏波村。馬援（前14年-49年），字文淵。扶風郡茂陵縣（今陜西興平）人。西漢末年至東漢初年著名軍事家，東漢開國功臣之一。
瘴氣毫無疑問是一種傳染病，但究竟是什麼病？
根據現在學者研究，首先是自然科學不承認有瘴氣的存在，現代醫學認為它可能是多種南方傳染病或流行病的總稱，叫做瘴氣。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瘧疾。瘴氣雖不能說等同于惡性瘧疾，但瘴氣中最為主要的疾病之一就是惡性瘧疾。瘧疾通過蚊子攜帶瘧原蟲進行傳染，可古人并不懂這個道理——瘧疾與蚊子攜帶的瘧原蟲相關，是19世紀英國醫生在印度發現的。
但古人很聰明，具有實踐經驗。我在研究過程中發現，中國古代的南方，從秦朝到宋朝，一直有一種躲避瘴氣的方法。古人意識到，一旦城市周邊有較大面積的死水，城市就容易蒙受瘴氣。我們現在知道，死水是蚊子繁衍的最好地方，蚊子多了，自然有可能出現瘴氣。古人采取的辦法是，將城市從死水旁搬離，越遠越好。這雖然沒有任何理論依據，卻是通過實踐總結出來的好方法。
從另外一方面來講，中國古人對付傳染病，都是經驗的積累，不是理論的突破。
公共衛生體系的建立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新京報：中國歷史上“衛生”與“防疫”的觀念發生過哪些演變？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余新忠認為，作為一種帶有強制性的公共衛生舉措，檢疫制度在中國是晚清時從西方
（包括日本）
逐漸引入并推行的。在中國古代，到底有沒有相應的公共衛生防疫體系和檢疫制度呢？
于賡哲：他說的有一定道理。首先，中國古代并非完全沒有強制性防疫手段，比如在云夢睡虎地秦簡中，關于對麻風病人的隔離就是強制性的。話說回來，這跟現代公共衛生體系完全是兩回事。古代隔離制度是為政府服務的，關心的是刑徒的健康，因為刑徒是國家的勞動力。這種隔離，并非針對全社會。
現代公共衛生體系最大的特點是什麼？“衛生”這個詞，在《莊子》中就已經出現了。但在古代，“衛生”僅指衛護生命，是個人的私務。現代公共衛生體系最大的特點是強制性。
強制性來自于國家，這是一個完全近代化的結果，在西方出現也比較晚。在黑死病以后，西方才逐漸確立了強制性的公共衛生體系。后來的“西學東漸”，逐漸影響到了中國建立公共衛生體系。這個時間跨度很大，已經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標志性事件就是1910年和1911年的東北大鼠疫。
伍連德的臨時實驗室。1910年12月27日，傅家甸的這間陋屋，見證了中國醫生的第一例人體解剖。
伍連德奉清政府命令去東北防治鼠疫，在東北建立了一整套的公共衛生體系。即便如此，伍連德當時仍然遭到了東北地方士紳的強烈抨擊，稱民“不死于疫，必死于防疫”。為何如此？因為中國人自古以來都把健康視為個人私務。對于突然由國家來進行管制，因為別人得病而強制我，很多民眾都不予理解。所以，公共衛生體系的建立是一個痛苦的過程，是一個新舊文化激烈沖突的過程。
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公共衛生體系是可以不講理的。因為，公共衛生體系是人類在付出大量生命代價后才總結出來的經驗。現代化公共衛生體系，首先體現在強制性上。強制性是公共衛生體系的核心。比如說隔離就具有強制性，海關、港口的強制免疫具有強制性，疫苗本身也具有強制性。
對于中國古代來說，在瘟疫后焚燒尸體也帶有強制性。中國古人最講求孝道，人死后要入土為安。比如吳又可在防治大瘟疫的過程中要求焚燒尸體，伍連德防治東北大鼠疫焚燒了幾千具尸體，可以說舉國震驚，這些面臨著新舊文化的沖突問題，也帶有強制性。在疫情期間，個人利益和個人自由、人權等需要讓渡一部分出來，這是必須要付出的代價。
新京報：但有記載顯示，湖北出土文物《封診式》竹簡中提到過在戰國時期就有逐級報告傳染病和對可疑病例調查的制度。
于賡哲：戰國時期的逐級報告傳染病和對可疑病例調查的制度，這是當時政府內部出于對勞動力維護的角度所采取的措施，是政府對刑徒、士兵等群體重視的體現，并不針對全民。它的存在，只能證明中國古代有針對傳染病的統計、匯總、上報等制度。但它并不具備公共衛生體系的意義，并不是一種公共衛生體系，并不指向全民利益。
1975年，在湖北云夢縣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秦簡《封診式》。《封診式》共98簡，簡長25.4厘米，寬0.5厘米。簡文分25節，總計3000余字。書中大部分內容均以案例為主，以文書格式出現，具體有審訊、犯人、抓捕、自首、懲辦、勘驗等方面內容。
嚴格來說，中國古代基本沒有相應的公共醫療監測體系，沒有主動報告的制度，更不要說主動報告匯總，進行數據統計和分析。這套體系，在古代是不存在的。在遭遇瘟疫后，主要是事后報告制和緊急求援制。控制不住時，緊急向中央求援，由中央派醫生攜帶藥材前去治療；大瘟疫往往伴隨著饑荒，因此還需要撥糧、撥錢等。
古人也會隔離防疫，但儒家道德對此深惡痛絕
新京報：歷史上有記載，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出現了針對麻風病所采取的隔離措施。可以講講隔離的歷史嗎？現在有人質疑，在科技和經濟都高度發達于古代的當下，我們為什麼還要采取前人的隔離法進行防疫，隔離這種應對手段在歷史上究竟發揮了哪些作用，為何得以沿用至今？
于賡哲：隔離的歷史非常悠久，究竟起源于什麼時候，已經很難考證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先秦時期，就已有記載。比如說云夢睡虎地秦簡中就有對麻風病的審查和隔離程序。《封診式》記載吏組織醫人對某疑似麻風患者進行診斷，醫人注意到患者眉禿，牙齦萎縮，鼻腔塌壞，刺其鼻不嚏，肘膝有潰爛。其手無無汗毛。令其出聲，聲音嘶啞，醫人斷定“癘也”。如何處理呢？“城旦，鬼薪癘，何論？當遷癘遷所。”
（處以城旦，鬼薪刑罰的人得了麻風病，如何論處？應當送往麻風病人收容所。）
也就是說，中國古人很早就發現了傳染病的存在。他們把傳染病稱之為瘟疫，或者注病
（即傳染疾病）
。古人總結什麼叫作“疫”？就是病相染，病癥類似。古人發現了疾病可以人傳人，一個非常直線的思維就是，我們與患者保持距離可不可以？
從先秦時代開始，就可以看到針對麻風病人的隔離措施。在《論語》中，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故事，孔子的弟子冉耕曾患麻風病，孔子前去看望他，從窗子外握著他的手，與他講話。我們知道，儒家是最講究禮節的。老師來了，為什麼一定要隔著窗子說話呢？因為在那個年代，對于麻風病人采取的措施就是直接隔離，將冉耕隔離在屋內。即便是師生關系，也不能直接相見。
冉耕（前544-？），字伯牛，魯國人。冉耕以德行著名，與顏回、閔損并稱，為人端正，善于待人接物。
隔離的措施在古代一直都有，但中國古人經常是實踐大于理論，因此出現了一個問題。我在史料中經常看到，儒家特別是儒家士大夫，對隔離深惡痛絕。
這種深惡痛絕，并非從醫學出發，而是從儒家的道德觀角度出發。因為一旦隔離，比如說家里的老人得病，那麼兒子們不敢去照顧，把老人放在一個房子里，飲食都是拿竹竿從窗戶外給人挑過去。儒家認為，父子相隔，有悖于孝道。所以，一些儒家士大夫乃至于皇帝，紛紛對隔離表示反感。
但隔離有沒有作用？隔離肯定是有作用的。對于防治傳染病來說，要素有三點：第一，確定病源；第二，隔離；第三，治療。即便到今天，這三個要素仍然是衛生防疫的核心工作。在這種情況下，隔離當然會起到相當大的作用。所以說，古人的隔離措施，盡管可能在道德上、輿論上存在一些爭議，但毫無疑問對保護古人的身心健康是起到過一定作用的，只是我們沒有辦法量化。
于賡哲
為什麼我們到現在還要采取隔離的措施？
首先，隔離是最為快捷、高效，同時也相對廉價的一種防疫措施。盡管現在看來，隔離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多不便，也會造成一定的經濟損失。但話說回來，如果不采取隔離的措施，造成的損失恐怕要比現在大得多。
第二，現在人類還沒有厲害到可以治療所有傳染病的地步。在人類歷史上，我們只用人工手段制服過一種病毒，就是天花，而且對于天花主要采取的是疫苗。一言以蔽之，人類對于大多數病毒，還只能抗，不能消滅。因此我們現在一說到病毒，都是說“抗病毒”，而不是“治病毒”，但細菌可以消滅。以我們目前的科技水平，在不能徹底消滅病毒的情況下，隔離是最有效的手段——當然，還有現代免疫學和疫苗。在免疫學當中，中國傳統醫學做出的最大貢獻就是人痘。
很多民俗都是上古時期躲避瘟疫的經驗總結
新京報：面對疫情，中國古代有沒有之相對應的預警和防疫手段？在這其中，以皇帝、官府、士大夫為代表的官方有何表現？民眾又如何參與？
于賡哲：中國古代，比如說唐代有醫生的巡療體系，地方有醫官，叫醫博士或者醫學博士，他們會下轄十幾到二十幾個不等的醫學生，專門負責境內的巡療，防治疫病也是他們的重要工作。
宋代地方上設置有官藥局，設置有安濟坊、養濟院等慈善機構。并且唐宋都特別重視藥方知識的普及，比如唐代官方屢次修訂方書，并且用榜示等方式進行傳播。什麼叫榜示呢？就是在交通要道發布公告，表示這是國家提供的標準藥方，可以照方抓藥。宋代由于印刷術比較發達，所以宋代大規模印刷《太平圣惠方》《和劑局方》等官定的方書用來防治疫病。在醫藥方面提供了很多手段。
但我們也不要一葉障目，因為現在保存下來的古代史料大多來自于官方，或者出自于士大夫之手。實際上，在中國古代醫療方面起到最大作用的是那些默默無聞的民間醫生，而不是來自政府的醫生。
除此以外，中國古代的道觀、寺廟乃至基督教的教堂等也都廣泛從事醫療事業。比如在唐代，景教徒
（即基督徒）
就廣泛從事醫療活動，更不要說近代的耶穌會等。從這點上來說，宗教力量自古以來也是一股重要的力量。
在《冊府元龜》中可以看到，皇帝一般都是在接到地方官報告之后，派御醫到地方進行巡療，但這更多的是一種姿態。坦白來說，瘟疫主要還是依靠民眾的自我隔離和民間醫生的努力，甚至還有一些由此誕生的民間風俗，也會起到一定的防治作用。
《冊府元龜》是北宋四大部書之一，為政事歷史百科全書性質的史學類書。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趙恒命王欽若、楊億、孫奭等十八人一同編修歷代君臣事跡。采摭銓擇了經、史、《國語》、《管子》、《孟子》、《韓非子》、《淮南子》、《晏子春秋》、《呂氏春秋》、《韓詩外傳》和歷代類書、《修文殿御覽》，分類編纂。用編年體和列傳體相結合，共勒成一千一百零四門。
在發生疫情以后，
（中國古代官方）
可能會有一些常見的做法，比如有時候追責，或者皇帝下罪己詔，這些都是天人合一的產物。比如皇帝每年都會舉行大儺，這是由皇帝親自主持或者允許進行的一種國家
（祭祀）
儀式。它真的對瘟疫能夠產生治療作用嗎？不能。說白了，這是由國家主持一次跳大神。那麼，為什麼要主持？通過儀式可以使得皇帝牢牢把持住國家大祭司這樣一個權柄。它對防疫有什麼直接作用？肯定沒有。如果非得說有，可能是一種精神安慰。
每次大瘟疫都是一次巨大的傷害，造成的損失非常慘重，國家也只能在能力范圍內給予一定的輔助，減免賦稅，發放錢糧物資，還有移民——有的地方瘟疫還沒有完全散去，這種情況下，把老百姓往瘟疫比較輕的地方遷徙。
新京報：具體在民俗中有哪些體現呢？
于賡哲：比方說重陽節登高，主要目的就是躲避瘟疫。古人發現瘟疫往往發生在人口集中的平原地區，因此暴發瘟疫以后，很多古人從經驗出發，去山中躲避。因此就養成了重陽節登高的風俗。
另外，還有過年時候燃放鞭炮。鞭炮原來叫做爆竹，《荊楚歲時記》里說，“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惡鬼。”《神異經》里也提到山臊。山臊是一種鬼，能令人寒熱，讓人得病，因此燃放爆竹也是出于避疫的考慮。
《神異經》是中國古代神話志怪小說集，共一卷，四十七條。舊本題漢東方朔撰。
端午節我們為什麼要配香囊？為什麼要喝雄黃酒避邪？很多傳染病，古人總結不出正確的病因，一概稱之為“邪”。因此，配香囊、喝雄黃酒，其實是防疫思想的體現。包括立春時吃五辛盤。很多民俗都形成于實際需要，是上古時期一些躲避瘟疫的手段的總結，最后才演變成為在固定日期行使一些具有儀式感的行為。
新京報：當瘟疫降臨時，民間的社會力量在其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有一些相應的民間慈善機構參與其中嗎？
于賡哲：民間力量，一個就是剛才我提到的宗教力量。中國古代缺乏公民自治的傳統，它的自治主要體現在農村等鄉村基層社會，與西方有很大不同。
西方最早的藥典是由行業工會來制定的，就是因為在西方，行業工會不僅可以管理市場，甚至可以管理一座城。在中國古代不存在這種現象。因此中國古代的很多防疫、賑災等工作，是由地方鄉紳來組織的，這是其一；第二就是宗教團體在里邊也起到了很大作用。比如說在佛寺當中，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出現了一種機構叫做悲田養病坊，這是一個設置在佛寺中的醫院和慈善機構，它兼有兩者的特點，既有醫院的功效，可以治病，在暴發傳染病之時，還有一定的隔離作用，此外還有一點，悲田養病坊針對的是貧困人口，所以它的出現，是一種慈善機構的行為。
但悲田養病坊的出現，有時候讓國家感到惴惴不安。為什麼？因為悲田養病坊的出現意味著佛寺跟國家爭奪民心。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唐武宗毀佛的時候特地下令，要求政府接管各地的悲田養病坊。因此到了宋代的時候，養病坊一類的東西在大多數時間段內是國家行為。回到剛才的問題，中國古代是沒有公民社會的，沒有公民社會一方面是民眾自己的問題，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國古代皇權一家獨大。
新京報：在這次疫情之中，也有個別地方出現了禽流感。在中國古代也有一些牲畜方面疫情的記載嗎？
于賡哲：牛羊豬雞等也容易暴發疫情，古人也很重視，比如丙吉問牛提到的牛瘟。禽流感古人肯定沒有這種意識，但古人也意識到接觸某些鳥類可能會得病，比如鸚鵡瘴，這可能就是某種禽流感。但古人沒有病毒和細菌的觀念，只能出于直觀的感覺認為有些東西不能接觸，都是實踐經驗而已。
弼馬溫也和牲畜瘟疫有關。馬和牛對于古人來說是最為重要的兩種牲畜。一旦馬和牛得病古人就會很緊張，弼馬溫的風俗也由此而來。《齊民要術》里就講馬廄里養猴，能消百病。《本草綱目》也這樣說。拴馬樁的樁頭，往往塑一個猴像，明代趙南星《趙忠毅公文集》：“馬廄畜母猴,辟馬瘟疫,逐月有天癸流草上,馬食之永無疾病矣。”
孫悟空曾被天庭授予弼馬溫一職。左圖為電視劇《西游記》劇照。右圖為拴馬樁上的猴子。
作者丨何安安
編輯丨安也
校對丨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