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年歷2003年日歷表全年
：肖伊緋
日本今年宣布改年號“令和”，并宣稱這一年號并非出自中國經典，而出自日本文學經典《萬葉集》，為日本歷史上首個出自本土古籍的年號。此般論調一經發布，迅即引起中國讀者熱議。有引用《禮記·經解》者，稱“令和”源出于此，原句為“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更有引用漢賦、唐詩、宋詞、元曲者，不勝枚舉。姑且拋開這日本年號究竟源出中日何方經典的爭議，不妨先去品讀近百年前著名學者錢玄同舊的一部“奇書”。這部書里就附錄有自中國唐朝以來，一直以中國年號、中國經典為仿制靈感的日本歷代年號。
錢玄同舊《中西回史日歷》（第六冊，附錄日本歷代年號，封面題字為錢玄同手跡）
錢玄同舊《中西回史日歷》（第六冊，附錄日本歷代年號，此為最后一頁）
《中西回史日歷》當年售價不菲
1927年1月6日，北平“大雪竟日”，獨坐書中的“新文化運動”健將錢玄同，身心都不那麼康健，在日記中自稱“心緒甚惡，精甚憊”。當天早晨，景山書社的社員送來了他預訂的《中西回史日歷》一書，他看至“傍晚時方出門”。
這部于1926年印制的《中西回史日歷》，一函五冊全。是書為連史紙精印線裝本，朱墨套印，開本闊大，書頁半葉長寬達30.5×22.1cm。此書為著名學者、史學家陳垣編制，交由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出版，是研究中國史學及世界史的重要工具書。由于印制精良、內容專門，此書當年售價不菲，每部售價達銀圓十六元之多。
須知，這樣的書價，在當年可不是一筆小數目。當時，一般的新文學初版書，不過幾錢一本；即使是線裝本的古典學術類著作，至多也不過三五元錢一部。再者，即以這部書的售價來與齊白石刻印的“潤例”來比較，一部書竟然也差一點就能換到三塊齊白石所刻了。不難揣測，像錢玄同這樣的專家學者，對學術用書自然有較為嚴苛的標準，能讓他花高價且還是“預訂”的書籍，一定是頗令其心儀或亟待使用的好書罷。
那麼，這究竟是一部有著怎樣內容的書，會讓錢玄同如此珍視呢？
三種歷法，每日對照
《中西回史日歷》，是一部囊括公元元年（即我國漢代漢平帝年間）至2000年，跨度達兩千年的中歷（今稱農歷或陰歷）、西歷（今稱公歷或陽歷）、回歷三種歷法之下，每日對照的大型日歷表。全書共20卷，每卷記載100年，每頁列表2年。歷表分上、下兩格，上格記載西歷紀年、中歷朝代皇帝謚號紀年和干支、回歷紀年，還有重要的歷史，如改朝換代的年月等；下格排列西歷的月、日，中歷的月、日，朔閏、冬至日，回歷的月首日，三歷對照，精密準確。
為方便由中歷查找，在每頁書邊標該頁記載的中國歷史朝代。例如要查“”的中歷月日，通過其西歷時間1919年5月4日，也就是20世紀，查書的第20卷即可——對照中歷乃八年四月初五。這樣的日期查尋，是近百年間的，還可稱常見；但如果是要想查尋數百年、上千年間的歷史發生的確切時間，要做到中西歷皆可精確對照，卻非易事了。
譬如，我國南宋丞相陸秀夫因抗元失敗，逃至新會，最后背著宋帝昺在崖門跳海陣亡的悲壯，據《宋史》記載為“至元十六年二月癸未”。查《中西回史日歷》，可以推知這一歷史的發生時間為，公元1279年3月19日，距今已740年。試想，即使是在《中西回史日歷》出版90余年之后的今天，如果沒有電子萬年歷的幫助，要想推算早至宋代以前的歷史之西歷確切時間，也絕非易事。而這樣的狀況，于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學者而言，更是難事；他們要麼是憑個人經驗做粗略推算，要麼即只能仍襲用中歷紀年，終無法精確。
解決“西歷歲首恒在中歷歲暮”問題
此外，在中西歷換算與推算中，還有一個最為明顯但又時常會遭遇的問題，即中歷歲末，往往會是西歷新年之初，這就會造成某一年如以中歷紀年，這一年往往還有數十天要延續到下一個西歷紀年之中。在確定歷史人物的生卒年時，往往就會遇到這樣的狀況；要確切得出這一人物的西歷生卒年，常常大費周章。
《中西回史日歷》的編者陳垣，在其從事一生的史學研究中，就深感這一狀況始終是困擾史學研究者的重大問題。為此，他在書前自序中開篇即語：“以前，中西歷法不同。西歷歲首恒在中歷歲暮。少者差十余日，多者差五十余日。今普通年表多只為中西年之比照，而月日闕焉。據此計年，中西歷恒有一歲之差異。”隨即，他又舉出宋學家陸九淵的卒年問題，稱“例如陸九淵之卒，在宋紹熙三年，據普通年表為西歷之一一九二年，本無誤也。然九淵之卒在十二月十四日，以西歷紀之，當為一一九三年一月十八日。”
為解決上述的早期歷史確切時間推算問題，以及“西歷歲首恒在中歷歲暮”的問題，陳垣編制一部《中西回史日歷》。歷時三四年，方告功成。應當說，《中西回史日歷》的出版，對于研究歷史，對于精確考證史實，確是一個“福音”。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學者，有這樣一部工具書列于案頭，以備不時之需，實在是非常必要的。
日本仿照中國創制使用的“年號”，被完整錄入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書中還附錄有日本歷代年號，自孝德仿照中國創制年號為“大化”(大化元年為公元645年，時為中國唐朝貞觀十九年) 以來，直至當時尚在位的第123位嘉仁的年號“大正”。“大正”之號，是以中國《》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之句，發意創制的。
大正乃明治第三子，昭和之父，在日本歷史上有著承前啟后的重要歷史地位。但他自己恐怕也想不到，日本仿照中國體制創制的、已有一千余年歷史的“年號”，會被完整系統的錄入到一位中國學者所編撰的歷法工具書中去。
當然，還有更為巧合的是，《中西回史日歷》印制的當年，即1926年年底，大正即告病逝，“大正”這一年號次年即被“昭和”所替代。總之，《中西回史日歷》附錄日本歷代年號的，在近百年前的中國學術界中并不多見，此舉不但實屬“首創”，更便于中外學者尤其是對東亞歷史格外 的研究者參照使用。
于此，也就不難理解，這部書受到錢玄同格外重視的根本原因所在了。（肖伊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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