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求余秋雨的<<山居筆記>>的好段摘抄
二十世紀已接近末尾，如果沒有突然的不幸事件，我們看來要成為跨世紀的一群了。
能夠橫跨兩個世紀的人在人類總體上總是少數，而能夠頭腦清醒地跨過去的人當然就更少。稱得上頭腦清醒，至少要對已逝的一個世紀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感悟吧？因此我們不能不在這繁忙的年月間，讓目光穿過街市間擁擠的肩頭，穿過百年來一臺臺已經凝固的悲劇和喜劇，一聲聲已經蒸發的低吟和高喊，直接抵達十九世紀末尾、二十世紀開端的那幾年。
在那兒，在群頭懸長辮、身著長袍馬褂的有識之士正在為中華民族如何進入二十世紀而高談闊論、奔走呼號。他們當然不滿意中國的十九世紀，在痛切地尋找中國落后的原因時，他們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而缺乏人才的原因，他們認為是科舉制度的禍害。
他們不再像前人那樣只是在文章中議論議論，而是深感時間緊迫，要求朝廷立即采取措施。慈禧太后在1901年夏天頒布上諭改革科舉考試內容，有識之士們認為科舉制度靠改革已不解決問題，遲早應該從根本上廢止。
1903年的一份奏折中說： 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于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各國。 說這些英氣勃勃的沖決性言詞的是誰？一位科舉制度的受惠者、同治年間進士張之洞，而領頭的那一位則是后來讓人不太喜歡的袁世凱。
于是大家與朝廷商量，能不能制訂一份緊湊的時間表，以后三年一次的科舉考試每次都遞減三分之一，減下來的名額加到新式學校里去，十年時間就可減完了。用十年時間來徹底消解一種延續了一千多年的制度，速度不能算慢了吧，但人們還是等不及了。
袁世凱、張之洞他們說，人才的培養不比其它，拖不得。如果現在立即廢止科舉、興辦學校，人才的出來也得等到十幾年之后；要是我們到十年后方停科舉，那麼從新式學校里培養出人才還得等二十幾年，中國等不得二十幾年了——“強鄰環伺，豈能我待”！ 這筆時間帳算得無可辯駁，朝廷也就在1905年下諭，廢除科舉。
因此不妨說，除了開頭幾年有一番匆忙的告別，整個二十世紀基本上已與科舉制度無關。 二十世紀的許多事情，都由于了結得匆忙而沒能作冷靜的總結。
科舉制度被廢止之后立即成了一堆人人唾罵的陳年垃圾，很少有人愿意再去撥弄它幾下。唾罵當然是有道理的，孩子們的課本上有《范進中舉》和《孔乙己》，各地的戲曲舞臺上有《琵琶記》和《秦香蓮》，把科舉制度的荒唐和兇殘表現得令人心悸，使二十世紀的學生和觀眾感覺到一種擺脫這種制度之后的輕松。
但是，如果讓這些優秀動人的藝術作品來替代現代人對整個科舉制度的理性判斷，顯然是太輕率了。 科舉制度在中國整整實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從隨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緊緊地伴隨著中華文明史。
科舉的直接結果，是選拔出了十萬名以上的進士，百萬名以上的舉人。這個龐大的群落，當然也會混雜不少無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體而言，卻是中國歷代官員的基本隊伍，其中包括著一大批極為出色的、有著高度文化素養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專家。
沒有他們，也就沒有了中國歷史中最重要的一些部位。 有一種曾經風行一時的說法，認為古代考上狀元的那些人沒有一個是有學問的，情況好像并非如此。
考狀元的要求過于特殊，難于讓更多的杰出人物獲得機會是事實，但狀元中畢竟有一大批諸如王維、柳公權、賀知章、張九齡、呂蒙正、張孝祥、陳亮、文天祥、楊慎、康海、翁同〔龠禾〕、張謇這樣的人物，說他們沒有學問是讓人難以置信的。這還只是說狀元，如果把范圍擴大到進士，那就會開出一份極為壯觀的人才名單來。
為了選出這些人，幾乎整個中國社會都動員起來了，而這種歷久不衰的動員也就造就了無數中國文人的獨特命運和廣大社會民眾的獨特心態，成為中華民族在群體人格上的一種內在烙印，絕不是我們一揮手就能驅散掉的。科舉制度后來積重難返的諸多毛病，其實從一開始就有人覺察到了，許多智慧的頭腦曾對此進行了反復的思考、論證、修繕、改良，其中包括我們文學界所熟知的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東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設想，這些文化大師會如此低能，任其荒唐并身體力行。
科舉制度發展到范進、孔乙己的時代確已弊多利少，然而這種歷史的銳變也是非常深刻的。銳變何以發生？有無避免的可能？一切修補的努力是怎麼失敗的？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細細品味。
二十世紀一開始就廢止了科舉，當然也就隨之廢除了它的弊端，但是它從創立之初就想承擔的社會課題，是否已經徹底解決？我怎麼一直有一種預感，這里埋藏著一些遠非過時的話題？ 在我的藏書中，有關這一課題的專著不多，很容易一本本找出來集中研讀。讀了程千帆先生的《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魯威先生的《科舉奇聞》（遼寧教育出版社）、張晉藩、邱遠猷先生的《科舉制度史話》（中華書局），特別是讀了傅璇琮先生那部藍底銀紋的厚實著作《唐代科舉與文學》（陜西人民出版社）之后，想的問題就更多了。
其中有不少問題，世紀初的有識之士來不及細想，甚至來不及發現。我們現在來彌補，有點晚，但還來得及，而且時間既久，。
2. 余秋雨《山居筆記》讀后感詳細一點
《山居筆記》是繼《文化苦旅》之后我所讀余秋雨先生的第二部文集.因為真實喜歡所以看，因為炒作的厲害所以急著看，因為它的人文氣息不可不看. 余秋雨先生的這部書從《一個王朝的背影》開始，以《歷史的暗角》結束，這本書是在2003年1月出版的，他在這本新版的自序中說他寫這本書歷時兩年有余（從92年----94年），而且犧牲是相當大的，他辭去了學院的行政職務，十分純粹地幾乎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僅僅十一篇文章卻耗費了兩年多的時間.這，并不是他的寫作效率低，而是那有股堅韌的探求精神，正是他的那種認真態度和永無止境的追求讓人心悅誠服.多年來他通過邊走邊想，有機地將寫作與考察結合在了一起，很…… 。
3.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的主要內容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的第一部散文合集，所收作品主要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歷史、文化散文，散點論述，探尋文化；另一部分是回憶散文。
一處處令人流連忘返的風景名勝與歷史古跡在它們的背后會有如此深層的涵義；而作者運其妙筆，以干凈漂亮的散文，組合，使它們成了一篇篇讓炎黃子孫驚醒的文章。 全書的主題是憑借山水風物以尋求文化靈魂和人生真諦，探索中國文化的歷史命運和中國文人的人格構成。
其中《道士塔》《陽關雪》等，是通過一個個古老的物像，描述了大漠荒荒的黃河文明的盛衰，歷史的深邃蒼涼之感見于筆端。《白發蘇州》《江南小鎮》等卻是以柔麗凄迷的小橋流水為背景，把清新婉約的江南文化和世態人情表現得形神俱佳。
《風雨天一閣》《青云譜隨想》等直接把筆觸指向文化人格和文化良知，展示出中國文人艱難的心路歷程。作者自己對《山居筆記》的概括：《山居筆記》一書的寫作，始于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歷時兩年有余。
為了寫作此書，我辭去了學院的行政職務，不再上班，因此這兩年多的時間十分純粹，幾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那麼多時間才寫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我的寫作是與考察聯在一起的，很多寫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來。
記得有一次為了核對海南島某古跡一副對聯上的兩個字，幾度函詢都得不到準確回答，只得再去了一次。這種做法如果以經濟得失來核算簡直荒誕不經，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謂“得失寸心知”。
在總體計劃上，這本書是我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訪中華文明的第二階段記述。第一階段的記述是《文化苦旅》，那本書中的我，背負著生命的困惑，去尋找一個個文化遺跡和文化現場，然后把自己的驚訝和感動告訴讀者。
但是等到走完寫完，發覺還有不少超越具體遺跡的整體性難題需要繼續探訪，例如—— 對于政治功業和文化情結的互相覬覦和生死與共； 對于文化靈魂的流放、毀滅和復蘇； 對于商業文明與中華文化的狹路相逢和擦肩而過； 對于千年科舉留給社會歷史的功績和留給群體人格的禍害； 對于稀有人格在中華文化中斷絕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 對于君子和小人這條重要界線的無處不在和難于劃分； …… 這些問題如此之大，當然不可能輕易找到答案，我能做的，只是招呼讀者用當代生命去感觸和體驗。這便構成了《山居筆記》的基本內容。
稍稍年長的讀者應該記得，這些問題在十年前公開談論并不方便。當時，哪怕是給清朝統治者以更多的正面評價，把民間金融業全面破碎的主要原因歸之于太平天國運動，或者在不設定“唯心主義”的批判前提下充分肯定朱熹，在維系社會管理和文明傳承的意義上稱贊科舉制度，都會引起不少左派批判家的警惕，更不要說打破時限大談“流放”、“小人”、“圍啄”這些很容易讓人產生現代聯想的命題了。
為此，我要再一次感謝當時敢于發表這些文章的《收獲》雜志。至于我本人的勇氣，則來自十年浩劫間對民族苦難的切身感受和反復思考。
這種思考，開始于浩劫初期可憐父輩的牢獄骨灰，延續于浩劫中期軍墾農場的漫漫苦役，深化于浩劫后期故鄉山屋的寂寞歲月，又回味于浩劫過后某些黑影的翻云覆雨。幸好一九七八年嚴冬在北京召開的一次會議改變了中國，我也隨之獲得了生存的尊嚴。
既然一切都來自于苦難，我問自己手中的筆：你還有什麼好害怕的呢？ 我只擔心災難中的思考因過于憤怒而失之于偏激，便想從考察和閱讀中獲得更廣闊的時空印證。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我注意到了海外漢學界。
那麼多高水平的專家學者早早地流落到海外各有原因，他們畢竟避過了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有充裕的時間投入研究，而研究的方法又引入了國際學術標準，在科學性、宏觀性上遠超乾嘉學派的考據水平。但在十年前，國內學術界要了解他們的研究成果十分艱難，甚至直到今天，雖有一些專著流傳到大陸，仍然不易見到那些以散篇形式發表于專業雜志間的各項具體研究。
海內外研究成果積累得比較完整的是香港，于是我總是利用前去講學的機會在那里貪婪補課。記得前不久一位曾經多次撰文批評《山居筆記》“硬傷”的先生直接給我來信，說又發現我的一處論述在國內某大學編印的資料上找不到根據。
我回信感謝他來信探討之誠，并說明那項資料早已被海外學術界嚴密論證，詳細資料存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庫房，答應下次去時復印一份送給他。香港中文大學在山上，我當時為了鉆研資料棲居一處設備簡單的集體宿舍叫曙光樓，因此有了“山居”的說法。
現在回想起來，寫作這本書的最大困難，不在立論之勇，不在跋涉之苦，也不在考證之煩，而在于要把深澀嶙峋的思考萃煉得平易可感，把玄奧細微的感觸釋放給更大的人群。這等于用手掌碾碎石塊，用體溫焐化堅冰，字字句句都要耗費難言的艱辛，而艱辛的結果卻是不能讓人感受到艱辛。
寫完這本書后，我又寫了一本人生隨筆，然后進入文化考察的又一個新階段，即驅車數萬公里逐一拜謁人類歷史上一切發生過重大影響的文明。一路歷盡危難，卻從未退縮，因為我在陌生的異國荒原上找到了返現中華文明的方位，時時校正著國內考察時的各種感悟。
我把《山居筆記》。
